薇蕨集-读上海一百三十一号的《文学》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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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去年十月从上海到北京以后,只觉得生趣萧条,麻木性的忧郁症,日甚一日,近来除了和几个知心的朋友,讲几句不相干的笑话时,脸上的筋肉,有些宽弛紧张的变化外,什么感情也没有,什么思想也没有。尤其是天气很热的现在,晚上不能睡觉,白天不能吃饭,天天只是懒惰无为,在树荫下对了一块大冰在这里消磨时日。近几个月来,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给我的信,总有一大堆了,我到今日,还没有写过一封覆信。不相识的朋友们,我想一定在那里怨我,说我摆臭架子。不过我说:“朋友们,你们别怨我吧!我连自家南方家里的女人小孩,一别数月,到如今还没有给她们只言片语,我实在是因为消沉到了极顶,懒得动手,并不是在摆什么架子呀,请你们恕我,……恕我。”相识的朋友们,我想起来更觉得十分对不起。前几天从上海转来一封老同学的信,信里竟问我究竟是死了呢,还是依然活着。别的人却不必说,就说张资平吧,我同他在日本火车站上吃了一次夜饭别后,到而今将及三载,非但长信不通,就是年头年尾,连一张贺圣诞新年的明片也不曾写过。沫若仿吾去年送我上船到北京来以后,我只发了三四次的信给他们,其中除了一二封专讲金钱琐事的通信之外,好像有一二封信在周报上登载过了。其后沫若去日本,仿吾往广东,我到今日还没有一封信寄给他们。

    我做的东西,总是拖泥带水,好像醉汉谈天,弄不明白,实是恨事。在作这篇杂谈之先,本想简单明了的说几句话,但是拿起笔来,又写入了叉路,罪过罪过。

    总之,“像这样的坠入了麻木状态中的我,对于近来国内的刊物,什么也不看”的这一句话,是使萌发上面那一段冗长的空话的引力。所以从头说起,再来说一句“……我对于近来国内的刊物,什么也不看。”前几天有几个青年朋友,上我这里来,说到沫若,他们问我:“近来文学研究会又在攻击你们,你看见了没有?”我当时只笑了一笑说:“他们真有兴致。”他们又问我:“你当时的那种勇气,何以没有了呢?”我因为前一晚刚看了《打渔杀家》,所以学了须生的喉音说给他们听说:“老夫壮日,听到打架二字,犹如小孩子穿新鞋,如今是老了,不打架了!”惹得他们一场大笑。过了几天,又有一位朋友送了几张上海的《文学》来,我才知道这一次的打架,系自一位姓梁的攻击沫若仿吾之文学,而文后又由《文学》的编者加上了些连讥带讽的按语。若在二三年前,怕我看了这段按语,就要做一篇很刻薄的文章来骂骂这个编者,但是现在心灰意颓,连紧要的书札都不愿意答覆,更哪里有心思来做这闹意气的文字。并且近年来因为要吃饭的原因,在社会上混了几年,对于这编者的不得不加这几句按语的苦衷,也很能了解,所以看完之后,也不过点头微笑了一笑。今天又有一位朋友寄了一张一百三十一号的《文学》来给我,我看了沫若的通信和那编者的不晓是按语呢还是宣言(?),一边起了一种对沫若的不可抑遏的怀旧之情,一边我想劝劝《文学》的十二个编者——究竟这十二个编者是谁,我现在也不明白——不必这样的动气。人生五十年,好快活懒惰便落得快活懒惰,天气很热,何必这样的动气呢?沫若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素来不喜欢含糊影射,这一点是他在《创造》季刊、周报上屡次说过的。他所揭发的一般编辑者的罪状,并不是专为你们而发,请你们不必那样生气。至于要他举出事实来证明,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身攻击,举发阴私,是上海的一般新闻记者中的败类想敲人家竹杠时的行为,沫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素以忠厚待人,像这样的新闻记者的败类的行为,他是决不干的。君子爱人以德,你们十二位君子难道一定要沫若把事实举出来,教他变成一个败类么?说到借刀杀人一层,我想这事情的确是有的,打鼓骂曹——我很喜欢听戏,所以不知不觉就要用出戏台上的典故来,请你们不要笑我的趣味粗俗——的那位先生,不是被曹操借刀杀了么?你们辩明说,这一回姓梁的并不是你们借的刀,我也很愿意相信。不过后面你们说姓梁的是仿吾沫若的好友,这未免太可怜了。因为果你们所说,那么姓梁的要变成一个卖朋友的奸人,这事太对姓梁的不起,我不得不为他声明一句。我在上海和沫若仿吾同住的时候,来访我们的青年朋友虽则很多,但从来没有过梁君。梁君也许于我北来之后,去访问过他们,所以我要为梁君说明,沫若仿吾和他的交情有没有原不敢断说,但即使有交情也一定不很深的。《通信》按语的末了一段说的仙人寓言,我非常佩服,实在我们的过失,是自己不知道的居多,譬如沈雁冰君郑振铎君若知道自家的错处,那么就不会印出这许多翻译来了。譬如我若知道自家的错处,那么那些浅薄无聊的,黑幕派不像黑幕派,颓废派不像颓废派的小说也不会做了。我前一月和王剑三君讨论翻译的时候,记得还说过一句话:“错误是常事”,我们不是菩萨,谁也免不了过失,不过小心一点,可免掉太逸常轨的过失罢了。但是像我近来的生活状态,若再拖握下去,恐怕连小小的过失都可以免掉,因为什么文章也不做,什么话也不讲,只是关门坐在家里,除非是天上来的奇祸,可以惹上我的身来,此外恐怕什么过失,都可以减少。

    最后我还要劝劝《文学》的十二位编者,不要那么着急,沫若仿吾并不是坏人。啊啊!我在这样的写这篇文字,沫若!不晓得你是睡在箱崎海岸的草舍里呢还是飘泊在东京大阪?仿吾:你总该睡了吧,现在鸡正叫着哩!

    七月二十五日午前四时

    (原载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晨报副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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