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情系中原：千呼万唤“使”出来
高昌郡、高昌国的兴起过程与中原政权的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虽隔万里之遥，但高昌国无论在外交上还是文化上都与中原政权具有天然的内在关联。
阚氏高昌的时候，因迫于北方柔然的强大势力，高昌国未能沟通中原。高车王杀掉阚首归兄弟，立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国王，张氏左右于高车，也没有自主的“外交权”。496年，高昌国人杀掉了张孟明，以马儒为王。马氏政权感受到了所在“国际环境”较为险恶，因此主动向北魏请求举国内徙。北魏同意接纳他们，但仅仅愿意在伊吾地区（今哈密）割地五百里给马儒及其臣民居住，高昌与北魏互遣使节相互迎接，准备迁居。就在这个时候，高昌国内却因此引发了一场动乱，国人杀掉了马儒并拥立长史麴嘉为王。
麴嘉即位之后，高昌国并未因易国主而使“国际环境”改变，仍需臣服于柔然，后来，柔然国主被高车人杀掉，麴嘉又得臣服于高车。高车迁徙前部胡人居住于焉耆之地，但嚈哒人又来破灭焉耆，前部胡人四处分散，难以自立，向麴嘉求救，麴嘉派遣次子为焉耆王，作为前部胡人之国主。基于高车、嚈哒的强大压力，高昌国仍无以安然自立。再者，为了迎合北魏，也为了安定国内的“内徙派”，麴嘉需要表现出一定的“外交姿态”。所以，在508年的时候，麴嘉派遣大臣出使北魏，再次向北魏请求内徙，并求兵迎援。北魏一度派兵至伊吾迎麴嘉臣民，但因错过日期而无果。其后，麴嘉多次派遣使者朝贡于北魏，北魏朝廷盛情招待使者，但内徙之事终未成行。
高昌国不仅仅与北魏有交往，也曾遣使朝贡于南朝梁。梁武帝大同年间（公元535－公元546年），麴坚遣使向梁朝敬献“鸣盐枕、蒲桃、良马、氍毹等物”。
在前文中，我们讲述过麴伯雅、麴文泰父子与隋唐的交往。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有事于恒岳”，一路西行，当行至张掖的时候，麴伯雅前往觐见。同时，伊吾的吐屯设等人向隋炀帝献西域数千里之地，炀帝大喜，在行宫中大宴麴伯雅、吐屯设等人。611年，麴伯雅、麴文泰父子陪同西突厥处罗可汗去朝贡，后又随隋炀帝至辽东。612年，隋炀帝将宗室女宇文氏华容公主嫁给了麴伯雅。
唐高祖武德二年，即619年，麴伯雅去世，麴文泰派遣使者向唐廷告哀，唐高祖派遣使臣前往高昌国凭吊。624年，麴文泰向唐廷献拂菻狗，这种狗出自拂菻国（东罗马帝国），性情聪慧，能够曳马衔灯。唐太宗即位之后，麴文泰又向唐朝朝贡玄狐裘，唐太宗赐予文泰之妻花钿（贴于脸上的一种花饰）。此时，麴文泰尚与唐朝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只要西域诸国有所动静，他就向唐朝奏报。630年，麴文泰亲自来向唐太宗朝贡，唐朝赐予高昌国较多物品，并将李姓赐予其妻宇文氏，封她为常乐公主。
按常理，这样的交往无疑会增强双边的友好关系，但是，就在两年后，焉耆要重开交通要道大碛路，麴文泰大怒，与焉耆交恶，派兵袭掠焉耆。638年，高昌国更是连同处月、处密（西突厥的两个属部）共同攻陷了焉耆的五座城池。唐太宗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640年，发大兵于高昌，高昌国灭亡。
这样一个小王国的诞生和成长过程始终伴随着周边强大势力的干涉，这样的一种境遇也决定了她必须努力搞好外交，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但麴文泰未能意识到这一点，高昌国由于他的短视而覆亡。
高昌国一直有远交内地政权的传统，其实，沟通内地只是其外交政策的一方面，她也不得不努力处理好与柔然、高车、突厥等异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其近两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这样的尴尬似乎早就决定了她的命运。
二、“高昌吉利”：匪夷所思的高昌货币
欧亚大陆自古以来就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从来就不是完全隔绝开的。
作为吐鲁番盆地上的城邦国家，高昌仅仅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沧海一粟，但位居东西交通要道上的她，毕竟见证了那个时代东西方世界互通有无的过程。中国盛产丝绸产品，古代的行商经过长途的跋涉，络绎不绝地将大量的丝织品带到了地中海沿岸。地中海地区夏季高温少雨，丝织衣物正符合人们的需要，故而来自中国的丝织衣物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一度价比黄金。嚈哒人灭亡了贵霜帝国，攻破了波斯，最终俘获了波斯的国王。波斯王国以大量的金、银币向嚈哒人缴纳巨额赎金和贡赋。如此，嚈哒人凭借其强权，垄断了东西方的丝绸贸易。
嚈哒人势力强盛之时，正值北魏统一北方、南朝统治者偏安江表之时。嚈哒人通过丝绸之路与北魏直接进行丝绸贸易。南北对立的局面也未阻断嚈哒人与南朝进行贸易。嚈哒人从西北地区进入中国后，从现今的青海、四川地区绕行至南朝，从而与南朝发生贸易往来。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大量的罗马金币、萨珊波斯银币被带至中国。金币作为东罗马帝国的铸币之一，上面雕刻有罗马皇帝的半身像和胜利女神尼开的画像，而萨珊波斯银币则在正反面分别印有国王的半身像和火祆教的圣火坛及左右祭司。
历史学家们在西域多个地方都发现了上述的银币和金币，除了高昌故地，还包括于阗、疏勒、龟兹、焉耆等地。在高昌王国，市场上以萨珊波斯银币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以麻布作为低档次的实物辅币。古人在为死者下葬的时候，会在墓地中用文字对死者的陪葬品进行记载，这些记载的文字被称为“随葬衣物疏”，一般都被书写在纸上。这些纸张中有一部分曾是官府文书，由于吐鲁番盆地纸张匮乏，一些用过的官府文书被回收再利用于墓地中，或做纸帽、纸鞋，或用来写衣物疏，这是高昌王国的一种较为典型的陪葬方式。在高昌故地的墓地中，我们会发现，高昌王国的人们就是用东罗马金币和萨珊波斯银币作为陪葬品的。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和文物情况来看，在麴氏高昌时期，东罗马金币和萨珊波斯银币已经非常普及和流行，几乎被用于一切经济活动中，包括纳税、商贸、租赁、雇佣、买卖等，都用银钱进行结算。同时，金币也用于馈赠活动，也被富有者用来制造首饰或用于寺院佛像金衣的制作。
通过对吐鲁番文书的解读可以发现，麴氏高昌时期，物价主要以银钱计算，绢帛等实物退居到次要的地位，并不像十六国时期以丝织品作为主要的货币形态。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唐朝平定高昌设置西州之后，没有革除当地以银钱为本位的货币制度，银钱与铜钱、练帛一样，可以作为流通货币来使用。在高昌国，人们用“钱”来指代银钱，用“文”来计算商品的价格，银钱的购买力很高，一文钱可以买一斤铁或是一根木料、一只半羊腿。由于金属货币的币值相对较为稳定，于是，我们可以根据文书中人们留下的各种契约，大致计算出不同时期、不同商品的价格涨跌情况，让我们知道了高昌老百姓日常所需的柴米油盐的价格变化。
在七世纪中叶以后的高昌地区墓地中，就很难见到曾经作为高昌国货币的波斯银币了。这一方面因为波斯亡国，银钱的来源因此枯竭；另一方面，随着唐朝实力的增强，钱币和练帛并行的货币制度逐渐在高昌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再者，受到利益的驱使，大量的银钱在实际的流通中遭到剪边、穿孔，不法分子用剪凿下来的银屑另行熔铸，逐渐降低了银币的品质，使银币的实际价值贬损，最终受到铜钱和练帛的冲击而渐渐退出市场。
高昌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自古以来就充满着诸多的谜团，上文中谈到的东罗马金币和萨珊波斯银币在高昌国的流通似乎已表现出这样的神秘性。在与钱币相关的实物中，一种刻有“高昌吉利”字样的钱币就引起了诸多专家和学者的探讨和争论，关于它的铸造时间、用途、含义等，至今尚无定论。这枚钱币为何能够带来这么多的关注呢？虽然我们并不能完全知道这枚钱币的方方面面，但可从人们对这枚钱币的讨论中，看出这个小王国其实并不简单，她也并不孑然孤独。
所谓的“高昌吉利”钱币，是指在吐鲁番盆地的古代墓地中发现的镌刻着“高昌吉利”字样的钱币，圆形方孔，隶书字体方正，顺时旋读呈现“高昌吉利”字样，一般重量在12.5克左右，直径约2.6厘米，厚度约0.38厘米。而一般中原地区的铸币重量只有2－4克。显然，这种钱币比中原地区的金属铸币要厚重得多。这种钱币主要是铜币，但也有少量的银质币。
古代的钱币，要么作为市场上的流通货币，要么用作表达攘灾和祈愿的厌胜钱，也有可能是作为纪念币使用。那么，“高昌吉利”币是在什么时候铸造的呢？它作为厌胜钱还是流通货币呢？如果作为厌胜钱，是为了什么重大事件而祝福或祈愿呢？如果作为流通货币，它又为什么未能在考古材料中得到验证呢……
首先，关于这种钱币是什么时候铸造的，学术界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由北魏制造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由隋、唐王朝铸造的，另有认为是五代十国或高昌回鹘时期铸造的。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的搜集，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将其铸造年代定位于麴氏高昌王国的后期，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枚钱币在当时是作为纪念和祝福之用的厌胜钱。
高昌王国作为吐鲁番盆地中的一个汉族政权，汉文化在高昌得到了弘扬和发展。在出土发掘中，曾发现了鲁公问礼于孔子的图画。高昌吉利钱币上的“吉利”二字在汉语中代表着吉祥、喜庆，隐含着人们的祝福。如果该钱币的铸造者确实是从汉语中选择这个词语的，那么认为它代表着吉庆的说法是说得通的。既然它代表着吉庆，必定是在高昌王国发生重大的、值得纪念的事件之后才铸造的。联系高昌王国的历史，至少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值得高昌国的臣民予以庆祝，一件事是麴伯雅陪同隋炀帝游历河西，又至东都洛阳，隋朝王室将宗室女华容公主嫁给他；另一件事是麴文泰率使团朝拜唐王朝，唐太宗赐国姓给麴文泰之妻，并封她为公主。
这样一个小王国能够相继受到两大中原王朝的宠信，高昌国的国民怎能不据此而铸币庆祝？具体的铸造时间可能会在麴伯雅觐见隋炀帝之后，也可能是在麴文泰朝见唐太宗之后。这样的解释，也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高昌国，作为偏居于吐鲁番盆地东部的一个小王国，她值得纪念的欢乐并非源于自身，而是来自于中原王朝的认可，这也可以让我们隐隐体味到她那多舛的命运和坎坷的历程。
另外一些学者则对高昌吉利钱币上的“吉利”二字进行了不同的考证和解释。地处吐鲁番盆地的高昌王国势单力薄，她的命运往往由周边政权来决定，除了向中原王朝称臣，高昌王国还曾臣属于西突厥。高昌发生“义和政变”之后，麴伯雅、麴文泰即在大臣张雄的护卫之下逃至西突厥，背井离乡，最终也是在西突厥的支持之下才平定了国内叛乱。鉴于高昌国与西突厥的重要联系，有学者认为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因为突厥语中的ilik或ilig一般为汉译为“颉利”或“劼利发”，意思为“王”，“高昌吉利”即为高昌王的含义。
进一步分析称，该钱币应该是在高昌国政局较稳的麴文泰时期铸造的，也是麴文泰“延寿改革”的一项内容，铸造高昌吉利钱币之举，既符合突厥所授“劼利发”的官职，又可向唐王朝交代，看上去还具有祈福、祝愿之意，还可以此方式独立称王。麴文泰通过这样一种打擦边球的方法来自称为王，也是出于一种无奈，这样的解读更让我们感受到麴氏高昌王国尴尬的处境。
对上述的阐释，也有学者加以反对，认为突厥汗国给高昌王的官称是“希利发、陂利发”，而不是“颉利发”，“希利、陂利”和“吉利”没有谐音关系。“颉利发”是突厥语。“颉利发”之外尚有“俟利发”、“颉利吐发”、“颉利调发”、“希利发”、“陂利发”和“伊利克”等多种汉文异写，“高昌吉利”钱币名文中的“吉利”和突厥特权阶级喜欢采用宗系的名号“颉利”，毫不相干。当然，这样的解释也是一种猜测。
高昌王国既然长期使用金银币作为流通货币，同时还有其他的实物辅币，并不需要专门铸造这样质地极为厚重的“高昌吉利”钱币作为流通货币，况且，人们在高昌故地的城址和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墓地中也没有大量发现这种钱币，高昌吉利钱币的流通数量显然不及萨珊银币。再说，钱币形制显然模仿中原钱币，中原地区用于流通的货币上一般都刻有“通宝”之类的字样，即使同时代的隋唐时期也印有“五铢”之字样，而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高昌国，并没有在这枚钱币上显现出这样的特征。这或许都可说明高昌吉利钱币的铸造并不是为了市场流通，而只是借此表达某种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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