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几位散文作家到边防某部采风说起。
我们来到这里，半个月过去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生活在大城市，经常苦于纷繁的俗务和杂沓的应酬，剥啄的叩门声，清脆的电话响，镇日间不绝于耳；回到家里，又会淹没在饭馆的卡拉ＯＫ、小贩的沿街叫卖、广告车的往复喧腾的噪音狂潮里。现在，它们总算被一股脑儿地抛掷在千里之外，称得上是“轮蹄不到红尘远，一枕烟波梦也清”了。
绵延无尽的一带连山，像凌空壁立的屏风一般，遮蔽了长风，也遮蔽了人们的视野，使这一原本就甚为偏僻的小镇，更显得与世隔绝了。山的阳面，是一处莽莽苍苍的林茂粮丰、水草肥美的原野，一道清澈的山溪，傍着一条新近筑成的沙石路，笔直地伸向远方，把这片绿锦缎般的茫茫碧野齐崭崭地切割成两半。左面，丛林掩映中的营房大院被一列长长的红砖墙包围起来；右边，翠苇森森，簇拥着一潭清澈的湖水，朝朝暮暮，镜子般地面对着万里晴空，没有波澜，没有污染，给人一种亲切、自然、澄净、安详的感觉。而晨兴、入夜响彻营房内外的嘹亮的号角却在明确地提示人们，这里生活着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这里的自然同样是人化的自然。
此刻，我们刚刚从湖畔游泳归来，一起聚在院里的凉亭下聊天。忽然一辆军用卡车开进院里，“嘎”地一声停了下来，一位五十岁上下的中年妇女从驾驶楼里钻出，向司机道过谢后，便径直走了过来。她那修长的身姿，文静的气质，一副透着几丝忧郁的眼神，引起了文友们的注目，大家同时都起身让座。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位客人是专程前来与我会面的。
三天前，我曾接到一封寄自山西朔州的快信，署名姜敬妤。信写得很简单，开板就说：“我总算找到了您，哎，天涯苦觅，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她要马上起程前来，叮嘱我一定要等见上一面再离开这里。
文友们就着信的内容做了种种猜测。有的认为，她是我的一个失散了多年的亲属；而素有“关东才女”之誉的白凌则歪着小脑壳，煞有介事地说：看来，她是老兄的早年女友，旧影依依，前情未忘，所以才不惮山长水远，要来这天之涯地之角，重温宿梦，畅叙离情。不管大家怎么说，我自己却心中有数，觉得这不过是一场误会。
此时，大家已经悄然散去，凉亭里只留下我们两个人。听说我已经收读了信件，她眼睛刷地一亮，笑着解释：“都怪我太匆忙，急着把信发出，就是怕拖延了日期您收不到。结果，话也没说明白，让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心里嘀咕，莫说当时，就是现在，我也还是处于蒙昧状态。便说：“从信址得知，您是晋北人，我呢，世居辽河之滨，我们过去既无一面之识，又从来没有过任何联系。恐怕是搞错了。这种误会，十五年前我经历过一次，那时我在省委机关工作。当时收到一封由天津《散文》月刊编辑部转来的信，寄信人是南方某城市的一位女教师。1937年她的胞兄与一家人失散，四十余年杳无踪影。一天，她看到《散文》上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竟与其胞兄的完全相同，欣喜之余，就给编辑部写信，请求帮助与作者联系。作者是我，编辑部就把信转过来了。结果，竟是一场由同名同姓造成的误会。”
停了一下，我接上说，生活中这类巧合致误的事原是很多的，不足为怪，只是千里迢迢，历尽艰辛赶来，却扑个空，未免太亏了您。看着她那瘦削的身躯和由于连日奔波而略显疲倦的神色，我竟有些过意不去了。尽管我也知道，过错并非由我造成。
敬妤一改开始时的激动，现在却异常平静，不动声色地听着，看得出她是在仔细地端详着我。这时才莞尔一笑，还是那么娴静：“没有错。怎么会错呢？”像是向对方申明，又似在自言自语。说着，从提包里珍重地取出一张四寸大的黑白照片，双手递了过来。接过一看，竟是四十年前我和一位名叫颜亦尊的上司的合影，不由得“啊！”了一声：“快告诉我，老颜现在哪里？”
不料，这一追问竟惹得她伤心地啜泣起来。“在哪里？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以问作答，她继续呜咽着，直到白凌跑过来招呼我们吃晚饭。
小白像发现了外星人的秘密一般，惊奇诡异地观察着眼前这一男一女，心里在证实着她预先织就的那张“罗曼蒂克之网”。而我，一边走着一边也在琢磨：她是老颜的什么人呢？当然不是妻子——老颜的妻子我熟悉，姓何，矮个儿，年纪也比她大。可是，那种深情，那张照片……
席间，客人总算恢复了常态，几个青年文友围拢过来，开着善意、亲切、谑而不虐的玩笑，她都大方、得体地应酬着。白凌知道我晚饭后还要接受附近一家报社的记者采访，便说，“晚上，大姐住在我那里。你们都暂告休息。”背朝着客人，向我扮了一副鬼脸。
由于闷葫芦还没有揭开，我显得心事重重，晚上的“记者问”也没有答好。记者以为是疲倦所致，提议明天再谈。我正巴不得颁下这道赦令，便匆匆离开，径直跑到白凌的房间。显然，她们已经谈了许多，而且，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我已经从“罗曼蒂克之网”中被解脱出来。小白也不再耍怪态了，惊世骇俗的悲喜剧告吹，“大导演”英雄没了用武之地，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斜倚着墙，歪在床上。这边，我和敬妤开始了竟夜之谈。
敬妤说：“1957年‘反右’，老颜可能有些言论。”
“情况是这样，”我插嘴说，“他大学毕业后，先是在中学教书，后来调进机关来办县报。我的经历与他相似。那时，机关里工农干部占绝对多数，大学生是凤毛麟角，我们都酷爱文学，气味相投，共同语言比较多。喜欢在一起谈论晏几道、李清照的词，欣赏中外的名曲，读些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而颇不满于报社主编的不学无术却妒贤嫉能、妄自尊大。
“老颜当时是副主编，笔头子硬，小有名气，主编怕他取而代之，便到处制造舆论，说他的坏话。其实，老颜一身清正，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的，无非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十足’，‘目无组织，骄傲自负’等。可是，说归说，工作却又离不开他。不久‘反右’就开始了，这位主编总算找到了发难的机会，于是，首先起来揭发老颜的‘反党言论’。”
现已回到原来的话头，我请敬妤接着讲。敬妤说：
“还是您讲，您是当事人，最有发言权。”
于是，我便接着讲下去：
我记得，有天晚上，主编特意把我找到家里，先是夸我年少有才，具备发展前途，接着，把话锋一转，色厉辞严地告诫说：“你眼前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不同颜亦尊撕开面皮，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的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片“山雨欲来”的紧张气势。
果然，第二天就召开了批斗大会。几个“右派分子”面对着群众，站在长条板凳上。会议由主编主持，他扫视了一下会场，看我躲在后面，便轻轻地摆了摆手，示意我到前排就坐。我只好硬着头皮在前面找个空隙坐下。会议开始后，主持人首先领着大家喊了一通口号，叫作“杀威风”、“打态度”，然后，就喝令颜亦尊交代反党罪行。老颜昂头说道：“我十六岁就投身革命，拎着脑袋找共产党，怎么现在变成反党了？笑话！”
主编弄得很尴尬，便以凌厉的目光盯住我，点名叫我起来揭发：大右派颜亦尊是怎样腐蚀青年的，他都放过什么毒。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慌忙站起，嗫嚅地说，老颜只是爱好文学，我们常在一起讨论李清照、欧阳修……主编厉声喝道：“谁让你讲这些？要揭发反党言论，反党的言行！”我摇了摇头，说“我没听到什么”。会议卡了壳，泄了气，便不了了之地散了。
“后来呢？”敬妤紧着问了一句。
我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给老颜拼凑了一些“反党”言行，并以态度恶劣，抗拒运动，给他定性为“极右”，以后就不知下落了。当年冬天，我也被下放农村改造锻炼，两年后做了异地安排。
小白看敬妤有些倦怠，便下地将毛巾用冷水浸过，递给她擦了脸，又给我续了杯茶水。敬妤建议到外面散散步，走着谈。白凌立刻拍手响应。我看了看表，这时刚好是十二点一刻。
营房大门上了锁，三人便在宽阔的教练场上，踏着清凉的月光闲步着。月色浸润着整个大地，远山近树，旷野平畴，千般万象都涂上一层银灰色。天空没有一片云，清泠泠的，透明而洁净，令人感到无限的高远。近处的虫吟，远地的蛙鼓，一迭连声地喧嚣着，军营的夏夜却益发显得宁静。
敬妤接上前面的话题，低沉地说：
“老颜被投入内地一所监狱里关押起来，妻子老何怕连累了孩子，加上组织出面反复动员，不得不与丈夫办了离婚手续，然后就带领孩子，隐姓埋名，投奔山东老家去了。
“出狱之后，老颜觉得往事不堪回首，不愿意返回原籍，便被就地安置在我所在的县文化馆。我们经常一块下乡，很谈得来，对他的满腹经纶，我更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我还没有处对象，馆内同志便加以撮合，于是，就走到了一起。
“婚后，我经常听到老颜念叨您。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的境况已经相当艰难了，还曾和我说过：‘人世沧桑，如今也不知道这位老弟落到了哪一步。当年，他不肯昧着良心说话，结果受了很重的牵累，我一直铭感于心，却无法表达。今生今世，怕是无缘相见了。’”
老颜的话，实在令人感动。现在反思，当时我的表现是很软弱的，无非是说了一句真话。可是，没有想到，他竟如此珍视，终生不忘。
此时此刻，我对他就更加怀念了。当下忙着追问：“老颜也在朔州吗？现在景况如何？”
由于背着月光，看不清敬妤的面容，只听她轻轻叹息一声，凄然地说：
“唐山大地震时，他正在那里参加一个会，被活活地压死在楼板底下。转眼间，又过去了二十年。当时，我拉扯着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无依无靠，只好转到山西的哥哥那里，在矿上教小学。现在，孩子大学毕了业，也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新近我办了退休手续，过上了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按说，可以告慰于地下亡灵了。
“可是，从他去世以后，心中就老是记挂着这件事。作为未亡人，我应该实践他的遗愿，想办法与您见上一面，说上几句感念的话。为此，我苦苦地寻觅着。心想，幽冥、人世，阴阳永隔，永生永世再没有见面机会，倒也死了那股肠子；可是，两个大活人，都在一个太阳底下，山不转水转，早不见晚见，怎么就无缘相会呢？亲友们都劝我丢掉这个念头，可我就是不死心。往各地发出过许多封信，有的如石沉大海，有的回函说‘查无此人’。总之，失望连着失望，后来真的有些绝望了。”
走着走着，敬妤突然问道：
“听过没有，老颜唱法国的名歌《天鹅》？”
我说：“听过不知多少遍，现在曲调还有印象，只是歌词全都忘记了。”
她说：“我把《天鹅》当作我们的幻影，一想念他，我就唱上一遍。”
现在，她又月下怀人，情不自禁地轻轻地哼了起来，当唱到“伴侣啊永眠在梦乡／只听得水波轻轻歌唱／天鹅她垂头眼泪汪汪／她在月亮下独自彷徨”时，竟泣不成声了。
这种浓情挚意，令我和小白都深深为之感动。我们都苦于找不出什么话语来安慰她，便陪着她回房间去。
灯下，三个人又默坐了一会儿，敬妤如梦初醒，从提包里翻出一张边防某部接待客人的名单，上面赫然印有我的名字。
原来，我们到边防某部后，部队首长曾经设宴招待，当时提供过一个名单。记得有位接待科长曾与我热情交谈，问询过一些情况。
敬妤说：“那是我的亲侄，入伍之前多次听我讲过您和老颜的事。这次，多亏他牵线搭桥，传递了信息。”
我说，其实我的散文集上就印着我的简历。
她淡然一笑，说，山野之人看不到呵。
外面，天色大明了。小白回到屋里，不知什么时候在床上悄然睡去。我简单地向敬妤介绍了个人和家庭的情况。
她很欣慰，揉了揉眼睛，长舒了一口气，说：
“人也见了，话也说了，心也安了。有一年我上五台山，遇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沿着台阶，从山下一步一步往上爬，一直爬到山顶上，礼了佛，进了香，双膝都磨破了，心却特别安然。她告诉大家，这个愿总算还了，回到家里就能安心睡觉了——我现在也是这种心境。”
吃过早饭后，她的侄子、前面说过的那位接待科长，带车前来接她。大家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依次同她紧握过双手。我请司机开车走在前面，然后，同小白一起，陪着敬妤沿着那条沙石路，又步行了很长一段路程。分手时，我的眼睛已经湿润了，模糊了，以致根本没有看清楚敬妤是怎样登车上路的，直到汽车腾起的滚滚烟尘在视野中消失了，才憬然醒悟到人已经走远了。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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