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一个人口多达六百万的大城市里，车辆鱼贯、穿梭，多得如“过江之鲫”，没有事愿意遛大街的人，恐怕不是很多的。我呢，倒不是喜欢上街，商店三五个月不去光顾一回；我的出行，意在散步。只要时间允许，无论是办事情，参加会，看节目，我都喜欢徒步而行，不想坐车。
至于晚饭后，信步徜徉于林荫路上，湖畔河边，花木扶疏的庭园曲径，风俗画面一样的僻巷街头，默默地走，平静地走，轻松地走，尽兴地走，无意其他，无顾其他，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更是早已成为习惯了。有时，夜间读书、写作，感到头昏目眩，就寝之前，也要到院子里走上几圈。回来后，带着几分凉意钻进被窝，很快便悠然入睡。
适量喝酒，到底好不好？吃红烧肉，是否健脑强身？可说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生命在于运动，散步有益身心，却是古今中外从无异议。我国流传已久的《十叟长寿歌》中就有“饭后百步走”、“安步当车久”的经验。古希腊哲人也曾讲过：你要健壮吗？走路吧！俄国大文豪果戈理说，走路永远是祛病疗疾的良药。也许是这个缘故吧？据说，欧洲有的城市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习俗：不论贫富、老幼，入城都必须步行；外地客人驾车来访，也要停车郊外，而后徒步进城。
我的切身体会是：散步不仅能消耗掉多余的热量，增强身体的素质，而且，可以使心胸获得扩展，神志得到超脱，精神上进入一种新的境界。无论是精力高度集中造成的疲劳，案牍劳形沉积下的闷倦，还是“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以及错综复杂的矛盾、无法摆脱的干扰所带来的重重烦恼，都可以借助缓步徐行，抛诸脑后，排遣无遗。苏东坡就有过这种体验，他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古今中外，许多作家、学者都有散步的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散步是他们特有的精神活动方式。古代的大思想家庄子，好像整天都在散步，濠间、濮上，郊野、田园，到处都有他的身影。诗人陆放翁更是随时随地策杖闲游，翻开《剑南诗稿》，触目皆是：“信步闲行遍四邻，拥篱老稚看纶巾”，“端闲何以永今朝，拈得筇枝度野桥”，“不识如何唤作愁，东阡南陌且闲游”，“旅饭风埃小市傍，却呼拄杖踏斜阳”。当代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散步，每当写不下去或者需要深入思索的时候，他都要出去走走，实际上，散步已成了他创作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外国，也有类似情况。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就唤作“散步学派”。列夫·托尔斯泰经常穿一件肥大的外衫，在查谢卡林区，顺着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幽径、溪谷，走到他从未到过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回思着过去，审视着现在，憧憬着未来，品味着人生三昧，为自己的创作探寻种种新的路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流放、苦役生涯中，只要健康允许，就坚持户外散步，从未间断过。他觉得，走路时的回忆是最温馨可人的。卢梭认为，散步促进了他对问题的思考。歌德老人甚至说，他的最宝贵的思维及其最好的表达方式，都是在散步时出现的。
这种认识和感觉，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因为散步时心肌收缩加强，血液流动变快，供给大脑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增多，使处于紧张状态的大脑皮层逐渐松弛，思维自然随之而重新活跃起来。人在散步中会产生一种美妙的情思。近代女诗人林蕴林暮春时节在济宁郊外闲步，得句云：“老树深深俯碧泉，隔林依约起炊烟。再添一个黄鹂语，便是江南二月天。”诗人因心造境，化虚为实，构建一个诗意盎然的鲜活的新境界。
据我亲身感受，散步也确能益智怡情，提高思维能力。多年来，我习惯在业余时间，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散文、随笔之类的作品，总共也有几百篇了。回顾它们诞生的历程，大部分都是在散步中完成构思的。现在，竟至出现这种情况：真要我静坐桌旁，凝神结想，或者在品茗衔杯之际梳理文思，倒没门儿了。即使是夜静更深，绝无半点儿扰攘，有时也会出现文思迟滞的情况，不肯像平日那样泉流、潮水般地涌来，这时，我便立即起身，出外散步，伴着风声林籁，月色星光，展开点点、丝丝、片片、层层的遐想。此刻的散步，看似悠闲自在，散漫无羁，实则脑子里进行着紧张的活动。思维空前活跃，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兴奋点上，上下古今，云山万里，联翩浮想，绵邈无穷。
当然，也不能认为，“踏遍青山人未老”，只是革命家的豪情，“步随流水赴前溪”，仅是诗人的雅兴。今天，无论走在哪里，无论是普通公务员，还是各级负责干部，安步当车，随处可见。可以说，散步现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一种十分普遍的活动形式。但是，在旧时代的官场，出外办事，却必须乘车、坐轿，步行走路是不可想象的。唐代的李贺弱冠能诗，才名卓著，都官员外郎韩愈和侍御皇甫听说后，想亲自考察、了解一番，便坐着车子到家去看他，李贺当场作诗，题目就叫“高轩过”。所谓“高轩”，就是高车，“轩”是古代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专供大夫以上官职的人乘坐。后来，诗人刘迎吟咏这件盛事，有句云：“正以高轩肯相过，免教书客感飘蓬。”
在封建时代，为着“谨出入之防，严尊卑之分”，读书士子一经入仕，便与徒步绝缘。《聊斋·夜叉国》中有个形象的描述：“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真是威风了得！据古籍诠释，官者，管也，牧也，为民父母也。旧时代把长官治理下民看成牧人看管牛羊一样，典型地反映出封建制度下处于对立状态的官民关系。清末一首《京都竹枝词》就是这样描写的：
一双蔗棍轿前催，曲巷回过喊若雷，
更有双鞭前叱咤，威风扬起满城灰。
对于这种腐朽的官场习气，在旧社会是不易摆脱的，包括杜甫那样“恫瘝在抱”、体恤民瘼的伟大诗人在内。他曾在朝做过一任微官，入了仕自然就与普通士子不同了。在一首名为《逼侧行赠毕四曜》的诗中，他是这样写的：
逼侧何逼侧，我居巷南子巷北，
可恨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
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
我贫无乘非无足，昔者相过今不得。
不是爱微躯，非关足无力。
徒步翻愁官长怒，此心炯炯君应识。
过去还可以街头徒步，常相过从，但做了微官之后就不能了，尽管住得非常的近。“不是爱微躯，非关足无力”，只是因为徒步上街有碍官家体面，那要惹官长生气的。
其实，这种当了官就不能步行的规矩，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据《论语》记载，孔子的高足颜渊死了，其父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为颜渊置办外椁。孔子说：“我儿子孔鲤死时，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我不能卖掉车子来替他买外椁，因为我也曾做过大夫，是不可以步行的。”
记得老作家曹靖华过去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嗟呼，艰难岂止穿着事，行路当年未等闲！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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