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规书籍问世

    所谓正规书籍，就是以传播文化、阐述思想、介绍经验等为目的，经过精心编撰和创作，用文字刻、写、印在一定材料上的著作物。

    虽然有了以上的标准，但是正规书籍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仍然没有定论。我们只能通过现在已经掌握的一些史实来方，以便对他们进行管理，一些顽固的殷朝遗民，有怨言，不服从管理，此时周公出来训话，说：“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的祖先也有册书典籍，那些册书典籍记载了殷朝推翻夏朝时，也曾迁徙夏代的顽民，现在我们做的事情不过是你们祖先已经做过的事情而已。”也就是说殷商时代也有记载一些政事的书籍。

    如果说正规书籍产生在三皇五帝时期，那么为什么到了西汉孔安国为《尚书》写序言的时候没有留下实物呢？孔安国是这样解释的：“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籍而修《春秋》……”孔安国的意思是以前的书籍经过孔子的修订，成为《礼》《乐》《诗》《春秋》这类书流传后世。了解正规书籍产生的大致情况。

    西汉时期的孔安国认为正规书籍早在伏羲氏时代就产生了，他在《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在序文中他还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伏羲氏称王的时代就开始用“画八卦，造书契”的方法来代替以往的“结绳”记事了，这时候就有了书籍，伏羲、神农、黄帝时候的书称作《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时代的书，叫做《五典》。也就是说早在三皇五帝时代的原始社会，中国就有了正规的书籍。

    《尚书》中又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周朝在洛阳建立城池，将原来一些不服从周朝的殷商贵族迁徙到靠近王都的地

    《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以备王道，成六艺。”就是说，古代的时候《诗》中的内容是有三千多篇的，到了孔子的时候，孔子根据一定的要求，对《诗》进行了删减，这就是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这种学说从汉至隋，历代学者及有关史志对此皆深信不疑，且有不同程度的补充和解释说明，直到后来才有人对此说提出疑问。孔子是否真的有“删诗”的事迹，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孔子生活的年代。孔子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生活的时代正好是春秋末年，这个时候，正是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的时代。我们或许可以大致推断，正规书籍产生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以前，距今2500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史籍中找到线索，《左传》上说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54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根据《左传》记载，所观之乐，其分类名目、先后次序等，都与今本《诗经》一致，而公元前554年的时候，孔子只有8岁，这表明在孔子之前，《诗经》已经成书，并广泛流行。

    还有就是关于《春秋》的成书，《史记》中说，孔子一生都在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可惜在那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他的政治主张没有被诸侯采纳，晚年的孔子回到家乡整理了《春秋》，说明在孔子以前《春秋》就已经问世，孔子只是做了些整理、编定的工作。实际上在当时，鲁国官方记载的历史就叫《春秋》。这些事实证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已经有正规书籍出现了。

    可惜的是，我们无法知晓这些产生于孔子之前的书籍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大致推断。殷商和周初时代，朝廷都有专门记录史实、保管档案的官员。当时收藏、阅读图书，乃至编写书籍都是少数人的事情，这些权力只能属于少数统治阶级。

    正规书籍产生以后，知识的传播进一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范围更加广泛，春秋后期，少数人垄断

    知识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年，特别是战国时期以后，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转化。封建地主阶级兴起，但是力量仍然是薄弱的，他们要求打破原有的奴隶制以期获得更多利益，而站在对立面的奴隶主阶级虽然已经是日薄西山，但是也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地主阶级要求打破，奴隶主阶级需要维护，双方对阵，各自都有自己遵守的学说，各派别各抒己见，各述主张，于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一个空前活跃繁荣的时期，后世称为“百家争鸣”。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其实是不同阶级、阶层提倡不同政治路线的论争，在论争中，为了适应某一阶级或阶层的需要，彼此之间竭力宣传自己的主张，一边战胜对方，彰显自己，争取被当权者采纳，以实现自己“治国”之理念。正是这样活跃的论争，产生了大批私人撰写的著作，这是中国书籍生产的第一个高峰。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农家、名家等等，他们特别是孔子，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先进思想，让更多的人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从此“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中国进入“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时代。

    （二）书籍的发展和演变

    无论什么时代，只要有书就必须有作者的创作，作者的创作是书籍生产中的最重要环节，作者则是历史长河中各时期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以及认识世界的角度和立场、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方法都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历代的书籍创作既可以反映作者的思想，也反映了各时代的风气，书籍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能让我

    们看到这一点。孔子生活的春秋末都有宣示自己主张的著作。与此同时，其他诸如医药、文学、天文、历法、农业、历史等书籍也大放异彩。

    这时期的著作，特别是诸子百家的书籍，一般都思辨色彩浓厚。在《孟子》中记载着一段孟子与其弟子公都子的对话。

    “外人皆称夫子好辩论，敢问何也？”“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意思是孟子的弟子公都子问孟子：“他们都说您好与他人争辩，这是为什么？”孟子说：“我不是好辩，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后人给这段话作注解的时候解释了孟子为什么说他的好辩是不得已的，“欲救正道，惧为邪说所乱，故辩之也”。孟子说自己好辩的原因是为了维护正道，这两句话正好代表了先秦诸子们的心境。

    其实不仅仅是诸子散文有好辩色彩，即便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也有类似特征，比如屈原的《离骚》《天问》等作品也展现了思辨的时代气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书籍自产生伊始，就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战国末期，随着兼并战争的不断深入，当时的中国版图上有七个实力最雄厚的诸侯国，分别是齐、楚、燕、韩、赵、魏、秦。直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秦统一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些举措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融。然而秦朝却是个短命的王朝，加之秦始皇焚书坑儒，秦代并未有很好的书籍传世。

    秦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社会动荡不安，后来刘邦统一中国，建立汉朝。汉朝的开国者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自社会下层，他们都经历了农民起义，非常了解农民起义的强大力量，为了吸取秦朝短命的教训，汉朝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汉初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发展。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文化政策也是相当开明，在秦代被强力镇压的儒家学派、黄老学派、刑名学派等等，在这一时期都得到统治者不同程度的青睐，也出现了一批彪炳史册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比如贾谊、晁错、枚乘等等，他们写了很多政论文和文学作品。由西汉初年的情况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经过秦末大动荡以后，西汉初年书籍的创作有所复苏。

    汉代前期的几位皇帝，特别是文帝、景帝都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们持续地推行汉初提倡的“休养生息”政策，爱惜民力，鼓励农业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国力也是空前强盛。而汉武帝本人堪称雄才大略，他凭借手中权力，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战国以来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逐渐结束。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和按照统治者需要解释的儒家学说和儒家经典，成为官方遵循的思想和推行的经典著作。以此为界，直至清朝末年，在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尽管受到各方挑战，却始终处于统治地位，书籍的创作也受到儒家思想的限制，注经、考证等有关经学著作，历朝历代层出不穷。

    东汉末年，国家再次陷入分裂局面，而此时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因为当时汉献帝的年号是“建安”，所以这一时期在文学史上被称作“建安时期”；而这一时期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三国的统治者们都经历了当时席卷中国的黄巾起义，目睹了人民的力量，加之他们的出身也并非贵族，而是代表了当时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文学思想也就体现了他们的阶级趣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曹”，他们周围聚集了很多著名文人。他们共同向乐府民歌学习，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打破了两汉时期词赋独领风骚的局面。“三曹”和追随他们的文人，是亲历了汉末大动荡局面的，他们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人生无常有着强烈的感叹。所以他们的作品不但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百姓的疾苦，也表现了改变动荡局面的雄心壮志。刘勰的《文心雕龙》曾经这样评价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试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常常慷慨激昂；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风气衰落，人心怨恨，因而作者情志深刻，笔意深长，作品也就常常激昂慷慨而气势旺盛了。

    建安时期的作家敢于正视现实、反映社会动荡局面，也有忧国忧民之心，救民水火之愿。后世凡是在创作上反对浮华、注重现实的作家，多以建安风骨为范式。

    李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与汉朝一样，唐朝的前代隋朝也是个短命王朝。开国伊始，唐朝统治者总结了隋朝覆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政策，使当时的经济文化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李唐王朝，特别是它的前期，即开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朝廷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各种思想、流派、宗教都可以自由发展和传播，佛教尤为兴盛，鉴真东渡和玄奘西游成为佛教传播史上的壮举。佛经的翻译水平和印数规模也是空前的。唐王朝的统治者姓李，为了神化自己，他们追认道家始祖老子为他们的远祖，并封为太上玄远皇帝。道教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尊奉。甚至在唐朝一定时期的科举事等笔记类型的小说发展为唐人传奇式小说。唐朝统治者还非常重视自然科学。当时有专门学习数学的太学堂，从前代流传下来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都得到较好的整理并出版，供学生作为教材使用。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也下了一番苦功，当时政府组织孔颖达等一批经学家，对《五经》加以疏正，编撰成书，颁行天下，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五经正义》。这说明在李唐一代，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也体现在了书籍的创作上。考试中，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庄子》也被列入必读书目。

    为了在思想上达到一统，以便于统治，李唐王朝非常重视提倡文学，尤其崇尚诗歌，并且有文学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诗歌发展的最辉煌时期。散文在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的大力提倡下，也有辉煌成就，开唐宋八大家之先河。为了便于诗歌创作，供人们查找典故的类书和查找韵字的韵书也编纂问世。小说也由以前的志怪、灵异、逸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当我们了解宋代历史时，就会为当时的情况惊叹。

    宋代李攸撰写的《宋朝事实》中曾经记载了一段宋太宗赵光义的话：“朕每读《老子》，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这可以说是宋太宗对前代统治经验的总结，意思就是说马上打天下，而不可马上守天下，守天下需以文德教化。

    基于这样的统治思想，宋代统治者更加注重文化建设。宋真宗时期，官方指令撰写的书籍就有《崇儒术论》《崇释论》等。提倡佛、儒、道三教合一，相辅相成，因此对佛、儒、道三教经典的整理都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局面。宋代统治者起于藩镇，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局面，宋代提倡文官政治，而官员的选拔主要是靠科举制度来完成的。宋代建立了一整套非常完善的科举制度，这样就极大地刺激了文人读书应考、谋取功名的雄心。他们潜心学术，倾心文章，崇尚文化。因而在诗歌、词赋、散文的创作上，都出现了极为繁荣的景象。而宋代的印刷技术经过毕昇改造后出现了活字印刷术，为书籍的创作和印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所以纵观有宋一代，凡是关乎佛、儒、道三教经典，史书、类书、丛书、诸家文集、笔记杂著、诗词歌赋，医术、药书、兵书、立法等方面的著作，都被大量编纂印行。可以说，宋代是我国书籍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元朝统治者是游牧在北方的蒙古贵族，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他们熟谙弓马，对于文化的建设，却并不热心。但在他们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也实行了尊经崇儒、招贤纳士、兴办学校等一系列向前代学习的文治政策，在这些政策的鼓舞下，社会文化也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二十四史中的《宋史》、《辽史》、《金史》尽出于此时。元代的史学，比起前代和后世，都不够发达，但是元政府编纂史书的任务却比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重。因为在元之前曾经有辽、宋、夏、金存在。如何给这四朝编写历史，曾经争论多时。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才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在今天的史学家看来，这些史书的质量并不高。

    元代最值得称道的文学样式是元曲。一般来说，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而立，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明代戏剧家汤显祖非常喜爱元曲，他搜集了许多元曲剧本，共有一千种左右。明代著名戏曲家臧晋叔选编的《元曲选》（其中选入少数明人作品）选录的元曲既富且精，又大多经过臧氏的加工整理，科白完整，并附有音释。在现存的一百五六十种元杂剧中，有很多优秀作品是依靠《元曲选》这部书得以保存和广泛传播的。这些史实足以证明元人杂剧著作之兴盛。现在我们知道的元代著名剧作家主要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廷玉、尚仲贤、郑光祖等等。他们留下很多著名的杂剧，比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郑光祖的《迷青锁倩女离魂》《刍梅香骗翰林风月》《醉思乡王粲登楼》《辅成王周公摄政》《虎牢关三战吕布》等。元代杂剧对明代和明以后的戏剧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汉族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书籍创作和出版的数量，几乎是以前各个时代书籍生产的总和。明太祖朱元璋一即位就颁布了一道对书籍出版非常有利的政策——1368年八月，明朝廷宣布免除书籍税。

    明朝官方还编修了著名的类书《永乐大典》，这部书的出现有非常强烈的政治目的。因为明成祖朱棣夺取了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从封建正统思想来看，这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引起很多人的反抗和谴责。朱棣正是想借编撰大型类书的机会，炫耀文治，拉拢人心，消除朝堂和民间的不平。

    《永乐大典》是一部皇皇巨著，共计22937卷，11095册，3.7亿字，用正楷抄写而成，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抢走、烧毁很多，现在全世界仅存四百多册。

    唐太宗有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其实历代开国时都非常重视对前代灭亡经验加以总结以吸取教训，于是编修前代历史成为必然，明代也不例外。洪武元年（1368年），元朝灭亡当年的十二月，朱元璋便下令编写《元史》，并说：“文辞勿致于艰深，事迹勿令于明白。”从这句话中可以得知，朱元璋非常重视历史的教化作用，要求文辞简单，事迹清晰，可以让更多的人看懂，也就扩大了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编写《元史》仅用了331天的时间，而雕刻印版也只用了100天的时间，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不多见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想，这正表明了明代书籍编修、印刷技术的娴熟。

    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大城市中的个别产业里出现了，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商业日益繁荣，人口众多的城市不断增加，市民阶层出现。市民阶层对精神文化有相当的需求，为了迎合市民的需求，戏剧、小说的创作也日益繁荣起来。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书籍创作最大的特点是考据学类书籍大量出现，古籍整理类书籍层出不穷，表达自我思想的书籍却少之又少。

    清代的学术是由明代遗民顾炎武等人开创的，他们在明朝灭亡以后，认真总结了明亡的原因。认为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术空泛，不能经世致用造成的。于是他们在实践过程中，重学问、重考据、重实证、重应用，直接为后来清代朴学大盛奠定了基础。

    清朝前期的康、雍、乾三朝，为了维护统治、钳制思想，连续大兴文字狱，文人为了避祸，大多谨小慎微，钻入故纸堆中，以不厌其烦的考证来远离政治，逃避现实。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清代考据学著作如此繁多，一是顾炎武等人提倡向实精神的积极影响，二是文字狱的消极影响。

    与明代相似，清代也曾编写了大部头的书籍，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打着弘扬古代文化的旗号，广泛征集天下书籍。被征集来的图书待遇是不一样的：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书籍，一律被销毁，触犯清朝政治忌讳的书籍一律禁止流通。对于整本书文字尚可，个别文字有不利统治的书籍，则实行删改。所以有人说编写《四库全书》的过程是“寓禁于征”。

    对于《四库全书》我们应该有个大致的了解：四库全书是部巨大的丛书，共计有三千四百余种书收入囊中，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当时共抄写了七部，这些书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后来以江南乃人文

    《四库全书》是现存最大的一部丛书，许多典籍多赖《四库全书》得以传世，所以说《四库全书》对保存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无可磨灭的。但是在《四库全书》编撰过程中，由于对当时存世的书籍区别对待，也导致大量图书禁毁，对典籍的任意删改，也对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有人说《四库全书》的编撰，既是功魁也是祸首。渊薮、人杰地灵之地，政府又组织抄写了四部，藏于南方的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当我们细看这些藏书楼的名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多带有三点水旁，因为书籍是最怕火灾的，有了“水”则不再发生火灾。位于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因为曾有“水漫金山”的传说，就不再需要“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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