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他们那一辈像他这样文化程度的人很多。
他虽不识字，但人却聪明，思想很活跃，乐意接受新事物。因此我们插队知青，很快就同他成了忘年之交。印象中，陈万喜永远是快乐的。上工的路上，他总是高声地唱着山歌。歌声落下来，便引起众人的笑声，其中最响亮的倒是他自己。
他的嗓音出奇的洪亮，像唱戏敲梆子的声音，圆润而昂奋，充满了与他那赢弱身体不相称的生命的活力。
他是不识字，也不算有多大文艺特长。
他只是喜好乐和，更喜欢在人多时唱上那么几句，逗众人一笑。
他唱的也并非地道的民歌，词往往是随意现编的，像陕北正月里闹秧歌的伞头一样。调儿也是随意编的。抑扬顿挫，全然是他自己的创造。只是今日唱的和明日唱的像而不是，惟有喜气洋洋一贯，连他自己也不知是什么调调，只是叫人听着快乐，不由得想随着他笑。
他那时五十六七岁，担任大队农业第四作业组组长。相当于生产小队队长。那是1973年冬季，我们刚刚插队，分在他的组里干活。后来才知，队里开会时，听说来了几个城里的学生娃，别人都不想要，怕成为累赘。陈万喜却不怕，说是“没人要我要，知识分子有文化，秀才学阴阳，一拨拉就转，保准是好劳力”。于是我们就进人他的组干活，同他朝夕相处。上工的路上，他乐呵呵又唱又笑，像个相声演员。可一到了地里，他那生着一只鹰嘴鼻子的长脸就立刻严肃起来。
他一口气把当天的活儿分派给每一个人，同时宣布要求和纪律。言谈中这个已经打了十多年光棍的人，对于妇女格外不满。一开口对她们讲话，就立即来气。渐渐地我才明白，他那不是对所有的妇女不满，而是对那几个干活不认真，时常躲奸溜滑者不满。但又不好直说，便自觉不自觉地把怨气撒到了大伙儿头上。好在他讲什么话，实际指的是谁，大家心里早已明白，因此也就没人计较。有毛病，做了错事的当然更不会接他的话茬了。于是大家相安无事，各人埋头干着自己的活。陈万喜也安静下来，埋头同大家一道干活。然而这样的安静，并不能维持多久，陈万喜的歌声会突然响起来前沟里的糜子，后沟里的谷，崖畔上栽的是桃杏树。前院里的柴鸡，后院里的猪，水牛角婆婆叽叽咕……”工地上立即响起一阵欢乐的笑声。刚才受了批评的妇女们笑得最响，陈万喜也随之大笑不止。田野里顿时充满了欢乐。一群灰鸽子像是凑热闹，由远处飞来，围绕着人们的笑声盘旋。
他那坦荡无遗发自内心深处的笑声，总是充满特有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在他的带领下，那种集体劳动的欢乐忆起来实在值得留恋。工间休息，成了他的单口相声专场和独唱音乐会。
他脱下一只鞋坐在屁股下面，两眼笑得眯成一条缝儿，嘴里是连说带唱，引发一阵阵笑声，驱散了人们的疲劳。仿佛他的心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愁肠的事情，仿佛他的光景已经过到了无忧无虑的地步。转眼到了冬季。陕北农村有农闲时节闹秧歌的习惯。我们插队知青很自然地就成了文艺骨干。节目自编自排，道具自备自制，大家的积极性别提有多高涨。白天照例在农田基建工地干活，晚上加班排练节目。村里的锣鼓声丝弦声一直要响到深夜。这样的热闹场合，自然又少不了陈万喜老汉。
他每日收工之后，还要组织夜战，夜战收工之后，别人早就累瘫痪了，他却像铁打钢铸一般不知疲倦。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得吃，就手里举着一个冷玉米团子、半截大葱赶到排练现场，好像是队里已经指派他负责这项工作似的。
他一到现场，自然也就带来了笑声和欢乐。以致到了后来，没有他在现场坐着，听不到他的歌声和笑声，排练就无法进入情节。其实陈万喜到排练现场来，并不仅仅是为凑热闹，还充当着一个很称职的业余导演的角色。
他虽然谈不上懂艺术，但他很熟悉生活。
他蹲在那里，嘴里咬着自制的椿木烟锅抽烟，目光却一直盯着我们排节目。我们念的台词，哪―句不符合生活中人物的身份，他就会提建议，使得那一句台词由别扭变得贴切生动起来，使我们的语言逐渐地脱离了学生腔。每当他简明而准确地说出他的意见时，我们面前这位满脸深皱的，剃着光头的老农，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目光中透着智慧和经验的语言学教授。
他虽然不识字，无法将他的这类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准确记录下来，但他却懂得什么样的角色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样的话。
他用这样的标准衡量我们的戏词，便很自然地触摸到了语言艺术的某种规律。只不过他自己始终都不自觉，我们倒是从中受益匪浅。有时候，他还会对某一角色的表演和动作设计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绘声绘色地做出示范，不时引发哄堂大笑。
他自己这时却不笑，仍然很认真地完成他的示范表演。陈万喜总能把欢乐带到每一个角落。春节到了，人们都忙着准备过年，闹秧歌也进人紧张阶段。我们知青没有多少家务活，可以全力以赴。陈万喜老汉也像个无事人一样整天盯在排练现场。一会儿代替鼓手打鼓，一会儿帮着吹手们敲锣。练习大秧歌的时候，他又成了伞头最好的教练。从举伞的姿势到腰腿的扭动，从面部的表情到手臂的摆法，他都有很精确的要求和示范。由于是“教练”，他把动作分解开来，做得格外生硬夸张，就不时引起看热闹人群的哄笑，他因此更加得意。干脆把绾了彩绸的伞从伞头手里接过来，朝着鼓手很内行地打一个手势，便踏着铿锵的鼓点带着队伍正式地表演起来。
在他的示意下，鼓手先打一阵“长流水”，然后又转入“四棰”。陈万喜老汉完全内行地带着大家挽着花子地扭，到最后，鼓点越打越急，人群越扭越紧。人们知道，他这是在表演“卷菜心”的阵容。“菜心”卷实了，还讲究要能转开来，陈万喜满头大汗地充当伞头完成了这一个回合，人们突然发现他的脚步赶不上鼓点了，以为他是累了。等到队伍自然散成一个大圈，准备由伞头即兴演唱时，人们才发现原来由于扭得太急，老汉脚下的两只没后跟的鞋已经挂拉不住了。人群里发出哧哧的笑声。老汉正在兴头上，索性抬脚把累人的鞋子踢到一边，赤着脚满场子转悠着唱道：“瑞雪兆丰年来到呀，诸位乡亲们过年好，五谷丰登六畜旺呀，计划生育可不能忘。”众人照例和道“呀嘛呀呼咳，计划生育不能忘。”越聚越多的看热闹的人群，发出一阵欢笑。这时，他的小女儿不知从哪里给他找来一双半新不旧的鞋，显出很生气的样子要他穿上。陈老汉一边坐下来穿鞋，一边自嘲道：“咱这是赤脚片子打伞伞，伞头比坐轿还跑得欢。”众人又是一阵哄笑，这一次，陈万喜比谁都笑得响亮。大年初一，照例要休息一天。闹秧歌的也要偃旗息鼓，专心过年。一大早我们知青还都在被窝里躺着，就听见有人敲门，说话的人竟又是组长陈万喜。“快起来，到我窑里吃饺子过年去。”我们急忙起来，出门一看，满世界雪白。陈万喜老汉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胡子上挂着霜花，口里哈着白气，笑眯眯地站在那里。见我们出来，便唱道进得个门来往前看，知识青年窑门口站，大年初一雪漫天，年年不愁吃和穿。”我们笑着向他拜年问好。
他不由分说，拉起我们的手，沿着他扫开的那一条小道，朝他窑里走去。大家还是第一次应邀上组长家里做客，心里都未免有些兴奋。谁又能料到，那一天，他为我们上了多么难忘的一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住的土窑，竟是那样的残破。连门窗都没有，用几根椽棒草草地支撑一个框架，又用大小不等的塑料布和牛皮纸把风洞堵了起来。“门”口干脆堵着一捆干草。那日，老人兴致勃勃地把我们带进窑院，亲手把干草捆挪开，又揭起挂在里面的草帘子，要我们“赶紧回窑里”。我们当时的感觉，就像退到了原始社会。
他住的这挖在崖畔上的土窑，就表象来看的确同历史书上记载的穴窑而居的原始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钻进窑洞，只觉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窑里烧着火，陈老汉辍学在家的小女儿正在灶前忙碌着准备饭菜。大锅里蒸着什么，腾出的热气笼罩得看不见人影。“赶紧上炕，赶紧上炕。”陈老汉快活地喊着，我们忙脱鞋，老汉却说，“不要脱，上来！”原来土炕上连张席子也没铺，只是在泥皮上面胡乱地丢着几张旧报纸。于是我们连鞋上了炕，一个个直立着站了一圈儿。这一下把老汉逗乐了，我们自己也都哧哧地笑。但大家笑得都很勉强，心里也很苦涩。组长见我们一个个站着发愣，便顺手扯过墙角里的一块褥子，铺开来，要我们坐在上面。一边铺一边还说炕烧得太热，你们坐不惯热炕。”这一刻，我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窑里的光线。发现窑里除了几件农具、两口袋粮食和一小堆洋芋，就再也没有值得一提的东西了。陈万喜老汉他可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这时，老人那长得刚刚能把饭盘递上炕的十三岁的女儿巧玲，已经把菜盘摆放在大家面前。小姑娘那天穿了一件新衣服，在那么多客人面前显得有些羞涩。她的哥哥，那个在十多里外的李梁中学上高中的半大小子却一直立在窑堂墙角里低头不语。陈万喜老汉也许看出窑里的气氛太冷清了。便提起酒瓶，为每个人斟起酒，兴冲冲地说：“来，满上，满上，今儿是大年初一，喝场酒唱台戏，一年四季好运气。”窑里的气氛开始热闹起来。组长那酒菜与水饺的味道，却怎么也吃+出来，连陈老汉唱的酒曲，也未能使我发笑。我万万没有想到，整天快乐无比，带领大家为队里操劳不止的陈万喜，窑里竟然是这样一贫如洗。
他的终年劳作所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难道他的“快乐”只是为了逃避贫困与无奈给他带来的折磨和痛苦吗？我不忍心再往下想了，开始想着怎样才能给他老人家一点帮助。以后我们才知道，陈万喜的光景原先并不是这么困难。
他和大儿子在队里劳动，每年挣的丄分足以买回全家人的口粮，加上老伴儿养鸡喂猪，卖鸡蛋和交售任务猪的收人，也就勉强可以解决油盐和衣用。
他还利用农闲打石备料在村里人和亲友帮助下箍了两孔石窑，眼看着他家的光景就有了指望。可他老伴生小女儿时得了病，连续几年借钱看病，病没看好，光景也拖垮了。为了给大儿子娶媳妇和供二儿子上学，他卖了新窑，又搬回已经遗弃的破土窑里……春暖花开时节，又开始春耕大忙了。陈万喜老汉的歌声和笑声照例又响起在田野里。但看着他那天真烂漫的表情，我的心里是再也笑不起来了。总是想着，怎样才能给他一点帮助呢？有一天，收工以后，看见陈万喜的小女儿站在我们知青院门外悄悄抹眼泪，原来老汉家里已经断了顿，孩子做晚饭没了下锅的米。我们立即背着老汉把知青灶上的米装了半袋送到他窑里。这件事，还有以后的种种接济，可能他临终也是蒙在鼓里。我们知道，他是极耿直、极要强的人，只是自己帮人为乐，却从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一次我们知青捐了一笔款要给巧玲报名上学，被他坚决推辞，直到我们离开时，孩子都没有复学。二儿子以后高中毕业也回到了村上。老汉从此又多了一大负担。那时候农村人娶亲是要花钱的。队里——个劳动日值是几角钱，可娶一个媳妇至少要花两千元。这可是一个很吓人的数目。然而无论光景过得多么哏难，陈万喜的歌声和笑声总是不断，腊月天闹秧歌依旧少不了他的搀和。
他生性快乐，乐观面对生活，仿佛一生一世都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作为一个农民，他平凡的生活中的乐观个性透着不平凡和伟大。
他的故事，是我以后面对种种的生活困难和挫折时都不至于灰心和消沉的一个重要原因。听说改革开放以后，陈万喜的光景彻底翻了身。儿女们也很孝顺。想必他的歌声和笑声一定更加的快乐而富于感染力吧。无论物质生活如何，他老人家的一生都是快乐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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