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芬把作文放回小桌上，脑海里又浮现出校门口的大字报。大字报讲的那些事情，有的有点影子，有的毫无影子……想着想着，司芬躺不住了，她霍地起身，下楼梯出了家门。
五月的晚风，有点燥热。司芬沿着沅河岸，向城西县文化馆职工宿舍走去。文化馆五六名职工宿舍是一溜小平房，司芬径直走到东头，见崔红真挽着袖子、裤腿，正在门前侍弄花。
见司芬来了，崔红真脸上露出笑容：“进屋、进屋坐！”
“不了，说几句就该去上晚自习了。”司芬说。
崔红真放下手里的活计，还是拉过两把小木方凳。司芬只好坐下：“看今天校门口的大字报了吗？”
“什么时候了？还能不看？”崔红真苦笑了一下。
“有什么看法？”
“傻瓜也看得出来，这是段保兴操纵干的。”崔红真说着，从拉扯在门旁的铁丝上取下毛巾，擦干手上的水。
对崔红真说的话，有人称为一针见血，有人称为刻毒，司芬持前种观点。但是不是段保兴操纵写的，司芬没深想过。
“你注意到没有，昨天下午没到教室的是哪些人，今天从早自习起没到教室的又是哪些人。十二个团员中除了张建华、曾津、袁先志外，其他的都没来，青年中有四人没来，大字报就是段保兴纠合这些人写的。今天没来，是策划新的大字报，明天一早保准贴出第二批大字报。”
司芬一听，觉得他观察、思考很仔细。
身材高挑、面庞白净、略显瘦削的崔红真，一不是班干部，二不是团员，学习也不愿太冒尖，考试排队未进过前三名，也没掉在十名之后。课余时间，他按兴趣自我发展，什么书法呀，什么花卉种植呀，有时还学点木活，说这是学点谋生手段，以后到社会上能混碗饭吃。
有人劝崔红真积极靠拢团支部。崔红真振振有辞：政治上要求进步，特别是入团，是件大好事，可入团要搞家庭情况调查，要开支部大会讨论，调查也好开会也好，总要把我爹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拿出来抖擞一通，到头来入不了团还要扫我的脸，这种抓屎糊脸的事我能干呀？
“那你不能不争取政治进步呀？”
“争取进步？我是天生的罪人。我的罪恶是我爹传给我的，这辈子能洗刷干净就不错了。”崔红真说得很激动。
段保兴多次批评过崔红真，甚至提到“对组组织不满”的高度。但崔红真在公开场合说话总是说小不说大，说远不说近，没被抓住过硬材料，不能把他怎么着。
司芬认为崔红真真诚、正直、有见地，逃逸现实的无奈之举很大程度上是段保兴造成的。而崔红真认为司芬从不人云亦云，是个有思想的女同学。二人能谈到一起，有人传言他们在谈恋爱，但也拿不到什么真凭实据。
说实话，这般年龄的男女青年，还谈不上正儿八经地谈恋爱，只是肤浅地懂得了这种事，而且因为刚刚懂得，便更加珍爱这种感情。但是，他们都知道，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过分亲密的交往，如果让人抓住真凭实据，形成一定的舆论，那就别想过安宁日子了，特别在段保兴手下。他们在这方面确实没说过什么话，没有做过什么事，只有很重要的事需要商量才会相互一找。
今天的事，使司芬觉得非找他一谈不可了。
司芬讲了上午段保兴找她的情况，崔红真的脸上现出苦涩。
“他们真要把马老师打成反革命？对一些事情看法不同就这样做……”司芬问崔红真。
崔红真不假思索：“同学中没有人恨马老师，但段保兴肯定要将马老师置之死地而后快。段保兴总想利用某些社会倾向，在政治上捞点什么。”
司芬自言自语：“我觉得，把一个好人打成反革命，扼杀了政治生命，与肉体上伤害人一样狠毒、残忍。”
“我感同身受。”崔红真点点头。
“我们该怎么办？我不是说对段保兴，对他，不跟着跑就行了。我是说对马湘凡老师该怎么办？”司芬问。
“马老师呀？”
“对，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司芬注视着崔红真。
崔红真依然不假思索：“不说好，不说坏。”
“什么？”司芬很惊讶。
“不说好，不说坏。”崔红真说得很肯定。
“怎么能这样呢？你是不是对马老师有看法？”司芬问。
“无论人品还是水平，马老师都是沅城一中最好的。对于我来说是大恩人。我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儿子能在沅城一中把书读下去，能读到高二，马老师没少给我帮助、鼓励。”
“那你……”司芬蹙眉。
“只能这样。”崔红真说得很平静，“政治运动，上面想整谁就是谁，想怎么整就怎么整。老百姓有啥办法。”
这是崔红真生活中悟出的结论。崔红真的父亲就一九五九年反右时是县委宣传部长，不忍一批部属被打成右派分子，被认定为立场不稳，降为县文化馆长。后来又因说过“沅城县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父亲的遭遇，在崔红真的心上留下了永远难以痊愈的伤口。
“……你认为段保兴他们这样做，是上面定了调？”
“这个……”崔红真拿不准，“这些年的政治运动，手里有点权的人往往纠集到一起整别人，当然也有互相整的时候……工作组长丁浩中是部队干部，与沅城没有什么瓜葛，会不会超脱一些？”
司芬想到，这样的答案不是崔红真所能得出的，便说：“不管怎么说，马湘凡老师是个好人，不能见死不救。”
“救马老师，我当然想救。可是，段保兴是运动骨干，干什么都合法化。他掌握着学生入团的大权，为了入团谁不跟着他喊跟着他叫？”
崔红真的这些话，司芬并非觉得没有道理，她接受不了的是崔红真所持的消极态度。司芬恳求说：“我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能不能在这关键时刻挺直腰杆，站出来？”
“人微言轻，我说了有什么用，能救得了人？”崔红真依然故我。
“那你就准备明哲保身了？”
“我们真管不了！”崔红真在“我”之后加了“们”，显然意在劝阻司芬。
“真没想到你竟一点正义感也没有，算我看错人了！”司芬说完转身就走。
“不是我没正义感……司芬！司芬！”崔红真上前拉司芬。司芬一甩手，扬长而去。
崔红真愣住了。这是多年交往中司芬第一次对他发火，而且如此刚烈。司芬走远了，崔红真一屁股坐到小板凳上。当他想到该到学校去上晚自习时，屋里的挂钟响了八下。
这天晚上，崔红真先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半夜刚睡着便做起噩梦：司芬大步流星地朝前走去，前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司芬！”崔红真一声惊叫，醒来后满头大汗。
第二天一早，司芬步子缓重地向学校走去，校门口还是昨天那些大字报，她没停留。
到了初一年级教室外，看大字报的人不少。运动开始，这里成了仅次于校门口的第二大字报区，司芬停住看大字报。大字报都是新贴出的，都是针对马湘凡的，都落名“高六七班部分革命师生”，完全不出崔红真所料！一种万炮齐轰马湘凡的态势已经形成，按照前一段运动的程式，马湘凡不可避免地成为沅城一中下一个被打倒的对象。
司芬受到的震撼比昨天一早要强烈得多，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似有一股热血往上冲……她想使自己平静下来，可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操场边大青树上的喇叭响起来了：“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全校革命师生到篮球场集合，工作组要传达上级重要精神！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全校革命师生……”教室里、操场上的同学、老师不紧不慢地汇成一股股人流，向篮球场流去。司芬步履沉重向球场走去。
篮球场西头、大青树的树阴下摆放着一张课桌，工作组长丁浩中已站到桌前。这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军人，一米八的个头，发白的没缀帽徽、领章的军装透出朴实、威严。
丁浩中看到人来得差不多了，从怀里掏出一张县“文革”工作团刚刚传来的电话通知，习惯性地用舌尖顶舐了一下嘴唇，一字一句地开始传达：为了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决定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
尽管停课闹革命的消息早已风传，毕竟是一个将影响、改变中国成百上千万学生的决定，操场上仍然响起嗡嗡的议论声。一部分想借高考获得好前途的学生，一下子像掉进了深深的黑洞；一部分认为自己高考无望的学生，一下子似解除掉身上的绳索。
“大家静一下，静一下！”工作组副组长、州委来的一个地方干部不停地喊叫着。
丁浩中不动声色，待大家议论得差不多，才不急不慢地接着讲。他要求全校师生按照中央的指示，进一步行动起来，把沅城一中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个很重要的大会不到半小时就开完了，学生、老师议论着散去。
本来考上大学是司芬最强烈的愿望，但几个星期前她就听到这消息，已有思想准备，此时她显得很平静。
司芬走到初一教室前，继续看大字报。今天的大字报没有增加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多为敦促师生起来揭发马湘凡的反革命罪行，最显眼处的一份大字报结尾加了几行字，比其他字大一些：全校共青团员们，全校积极争取入团的同学们，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接受党的考验！司芬一看就想到这是段保兴的意思。
司芬走进高六七班教室。同学都在议论停课闹革命，比昨天还乱。她刚坐下，崔红真走来，努努嘴，很急切的样子。司芬有点意外，起身跟着崔红真出了教室，向校园西头的池塘走去。
池塘不大，种满荷花。碧绿的荷叶间，一支支蓓蕾举着一支支藕荷色的火炬，正待点燃。崔红真停下步子，回转身：“昨天我……真对不起你……”
司芬很平静：“我也不该那样急。”
“我们一起来做，两个人要好一些。”崔红真声调高了许多。
“马湘凡老师的事？两个人来做？”司芬很惊异。
崔红真点点头，声音更大了：“对马老师不能见死不救。段保兴也太坏了！”
“不能两人。”司芬压低了声音，但很肯定。
“为什么？昨天你还……”崔红真一愣。
司芬往前走了几步：“昨晚我反复想过，你和我一起，别人会把其他事情扯进来，比如二人谈恋爱呀，比如两人都入不了团想搞乱运动呀！”
“说就说吧，顾不了那么多了！”崔红真很坚决，“如果没人站出来，马老师肯定要被打成反革命。”
司芬没听崔红真的，自顾往下讲：“更可怕的是把你父亲也牵扯进来，说你父亲是后台，就更难办了……”司芬知道，把父亲的事扯出来，会触动崔红真心头的伤疤，但这是最关键之处，不说不行。
“我父亲是后台？从哪里说起？”
“五七年说你父亲是沅城文教系统右派的后台，又是从哪里说起的？”司芬很平静，“我很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但我也很理解你的难处。”
“那你……”
“……我也在想，我也犹豫，要不要管这事。”
……清风吹来，池面泛起涟漪。
“司芬，”崔红真又开口了，“你家庭没有什么问题，以后有机会考大学，考上离开；没机会考，低着头也可以过日子。”
类似的话，崔红真以前对司芬说过。
“你怎么想？”崔红真问。
“我没有多强的斗争性、原则性，只是觉得不管马老师这事，良心过不去。我们说，政治上整人的人，跟伤人一样凶狠，如果见马老师被整而不救，与见他被伤害而无动于衷有什么区别？”司芬说。
“那……”
“当然，这事不光是马老师挨整的问题。如果像现在这样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沅城一中留给我的美好感觉都被打碎了……我太珍惜别人也许不在乎、甚至没感觉到的一些东西。”
“你说的是……”
“这个……可能我也说不大清楚。我就希望生活在一个安静学习的环境里……都是老师、同学嘛，为什么非把别人打成反革命不可！”
“我也盼望这样的生活……可是……”
“咚”的一声，一条半大不小的鲤鱼从池塘里跃起，差点碰到池边轻舒长臂的垂柳。鱼儿活得那样洒脱。
崔红真平静了一些：“我看段保兴他们的大字报越来越没质量。要把马湘凡打成反革命根本不可能。”
“没有质量？什么叫质量？”司芬没想到崔红真说这样的话，提高了声调。
“说马湘凡反对毛泽东思想，总得有点像样的材料吧！什么讲座呀、读词典呀，都是语文教学里的一些具体事情，能和反对毛泽东思想扯到一起吗？”今天一早，崔红真把校园里有关马湘凡的大字报都看了一遍。
“我看你书生气太重，还不了解这次运动，也太小看段保兴的政治嗅觉了。”司芬拉住一根柳枝，尽量把话说得和缓一些，“丁浩中多次在大会上讲，革命、不革命、反革命，试金石就是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问题。”
“是呀，可讲座呀、读词典呀，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相去太远了……”
司芬没理会崔红真，继续讲：“段保兴他们的大字报，就是顺着这道杆子往上爬的，哪一篇、哪一段不是往这方面挂的？”
“那……”
“照目前这种态势，段保兴他们这些材料会当成钢鞭材料。”司芬踅身，走了几步加快步伐，拉开了距离，先进了教室。她不想让人知道与崔红真商量事情。
晚饭后，司芬帮母亲做完家务，离开家，慢慢地向沅河水库走去。
司芬很喜欢这座水库，闲暇时喜欢一个人到水坝上散步，思考一些问题。这是清贫的沅城和清贫的青少年时代赐予她的最好的享受——得到渴盼的静谧。这种静谧，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静谧，而小阁楼是隔离尘世的静谧。二者互相补充，构成了司芬追求的一种人生氛围。
不到十分钟，司芬上了水库大坝。大坝上空无一人，“文革”以来，谁还有心绪到这里散步？清风吹皱水面，送来阵阵清凉，远方的浅水处，一身雪白的鹭鸶在觅食……沅城的“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文革”前，州里一位副书记带一个庞大的工作团到这里搞“四清”。“文革”开始，“四清工作团”变成了“文革”工作团。
一中的“文革”和其他单位一样，先是普遍揭发，接着是重点斗争，其后再上报定性。运动以来沅城一中集中批判过两个老师，都已上报批准定性。但上面说一中发动群众不充分，斗争不深入，还传说领导认为一中的工作组长丁浩中右倾手软。
司芬慢慢走着，满脑子是马湘凡的事。按照目前这种态势发展下去，不出一个星期，就会召开全校性的批判大会，然后上报材料，马湘凡戴上帽子将既成事实……马湘凡是个非常注意自身形象的人，从穿衣戴帽到举手投足，都很注意，如果被打成反革命，他不会在人们鄙夷的目光下苟且偷生，而会选择自杀……自杀！想到这里，司芬后脊透出一股冷气：救助马湘凡刻不容缓！
怎么办？贴出大字报，公开讲清事实。这样做，高六七班大部分同学从心里会赞同，但出于多种原因，未必会有多少人公开亮明态度。而段保兴带着部分学生肯定会极力反扑。在目前强调发动群众的形势下，面对两种对立的意见，工作组不会支持自己，甚至不会折中，只会支持段保兴……丁浩中怎么样？他是部队干部，和地方离得远一些，会不会客观一些……司芬忽然想起前几天崔红真讲的一件事：沅城文化馆有人写了个名叫《报晓鸡》的小剧，讲的是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有人把自家的公鸡杀了做风箱挡帚用。文教系统工作组讨论定性时说这个小剧污蔑大跃进鸡犬不留，丁浩中则坚持小剧歌颂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看来丁浩中不是那种认为上纲上线越高越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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