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力下到班里的第二天，班长代他领回一支半自动步枪。朱大力背起枪，觉得自己真幸运。井冈山时期，游击队员大多是大刀、梭镖，而现在自己一来就背上了半自动。
指导员老张来了，手里提个海鸥牌相机：“大力，我给你拍一张吧。以后Q国革命胜利了，朱大力同志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了，这照片可就珍贵了。”
“指导员真能理解我！”朱大力抻了抻衣服，挎上枪，昂首挺胸站到土坎上。
拍完照片，朱大力半开玩笑地问：“什么时候给我照片呀？”
指导员告诉他，这照片游击区冲洗不了，也不能拿到政府占领区去冲洗，以后有机会拿到国内冲洗。朱大力觉得有些遗憾。
训练开始了，先是射击。四五天的时间，趴在地下。没有靶纸，自己找张白纸画几个圈。实弹射击那天，每人打了一发实弹。连长说，这就不错了，我们刚来时，训练阶段一发实弹也没打过。接着是战术训练，就在森林里、坡地上跑来跑去，脸上、手上划出了一道道的口子……没过几天，指导员命令朱大力和另外两名战士，到三十多公里外的一个瑶族山寨发动群众，将那里建成一个游击队的据点。指导员告诉他，根据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农民战争的本质是土地问题，只有打土豪、分田地，才能将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指导员所讲的这些道理，朱大力在历史课本上学过，满怀信心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三人走了大半天，到了瑶族寨。第一次到这里，他们不敢贸然进寨，就在寨外树林里搭了个窝棚。队员中有一人会几句瑶话，只有靠他去了解情况。这里十几户人家六七十人，住的是东歪西倒的茅草房，种的是懒火地，吃的大多是木薯，十七八岁的姑娘还没一套完整的衣服。寨里家家穷得叮当响，找不出土豪劣绅；没有土豪劣绅，就没有革命的对象。他们待了三天后，无功而返。
指导员听完汇报，神情严肃：“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瑶族山寨就会例外？”
根据指导员指示，第二天，朱大力和两名战士背着干粮，重返瑶寨，二次发动群众。这次他们住进寨子，可了解来调查去，这些瑶族百姓仍无法分出左中右。如果人为地发动一部分群众和另一部分群众斗争，或者发动不起来，或者闹出乱子。四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什么成效。
“这次任务你们没有完成，打了一个政治上的败仗，要好好考虑一下是什么原因。”平日里和和气气的指导员一脸严肃地说。
朱大力也很着急：“指导员，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我不想先给你们作结论，自己好好想一想，下一次不能再这样了。”
晚上，朱大力站岗，观察前方，思索着到瑶寨执行任务的情况，仍然想不出个所以然。
第二天一早，朱大力找到指导员的窝棚，谈起自己的想法：“指导员，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套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
“什么？你说什么？”正伏在竹床上写材料的指导员抬起头来。
朱大力重复了自己的意见。
指导员霍地站了起来，声音大得吓人：“你这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否定！你这是对我们正确路线的怀疑！”
朱大力怔住了。
指导员面红耳赤，挥动着拳头：“不能简单地套用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是什么？就是毛泽东思想！如果你的观点能成立，那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我们下一步还干什么？我们这几年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指导员的话简直像打机关枪。
“不能这样简单地推理。”朱大力这句话已经到了嗓子眼，但咽下去了，低着头不作声。
指导员举起行军壶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压了压火气：“大力，你我都是一腔热血来这里革命的，不容易。你的这些观点是极其错误的……不要再对任何人讲。”
朱大力感到指导员很诚恳。退出窝棚，朱大力走到不远处一片树林里，思考着刚才的一番争执。想来想去，找不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在朱大力他们部队的附近，有Q国的政府军，有“自卫军”。“自卫军”即当年逃窜到Q国的国民党军，也有部分是其后代，他们以毒品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又以保护毒品生产为其主要作战目的。这三股力量，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如何对待“自卫军”，游击队一直没有形成共识。
这是一个必须马上作出决断的事，连队对此开展了大讨论。
指导员首先发言：“‘自卫军’历史上就是革命的敌人，现在又搞毒品生产的，怎么能与其联合？”
连长不紧不慢站起身：“我们现在的主要敌人是Q国政府军，我们力量太小，为了对付主要敌人，应该联合‘自卫军’。”
排长、战士纷纷发言，有的拥护连长，有的赞同指导员。
朱大力记得在《列宁选集》上看过一段话，原话记不大清楚了，意思是：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和魔鬼结成联盟。但要你牵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牵着你走。
朱大力还想起有一本中共简史上面写道：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上海抗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至到福建从事反共内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该部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派，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蒋介石的进攻下失败。书上清楚地写着，中国共产党没有及时地给予支持是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的外因。现在的形势，和一九三三年的福建何其相似！
朱大力心里赞同连长的观点，他接受到瑶寨的教训，没有急于表态。
第二天，朱大力将语录和简史讲给指导员听。指导员听着，开始没说话，后来点了头，但他告诉朱大力，他的观点是上级一位主要领导的观点，联合谁打击谁不是连一级定得了的，要等上级下决心。
正在游击队举棋不定之时，政府军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自卫军”，很快大获全胜。“自卫军”被打得七零八落，怀疑游击队与政府军暗中联合。政府军则趁机散布谣言，致使“自卫军”视游击队为敌。
不到两个月，政府军对游击队实行了大规模的围剿，铁壁合围，步步为营，与当年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如出一辙。力量悬殊，准备不足，“自卫军”残部严守中立，导致游击队损失惨重。朱大力班里的两个重庆知青都牺牲了。
指导员腹部负重伤，朱大力组织战士用藤条木棍做成担架，抬着转移。连续的作战，连续的消耗，连酒精、棉球、绷带都没有了，加上连着几天下雨，指导员伤口感染，发起高烧，不时昏迷。
晚上，队伍转移到瑶寨前的一棵大青树下停住。指导员醒过来了，吃力地把朱大力叫到担架前。
“大力，我不行了……以后你要能回国，到我家看一看，我母亲……六十多岁的人了，不知道我到Q国打游击……”指导员说着，凑近朱大力耳边，告诉他自己家的住址。
朱大力把行军壶递到指导员嘴边，指导员没喝，继续说：“你……你有很多想法是对的……我们的路线必须重新……”指导员话没说完，头一偏，去世了。
朱大力含着眼泪，组织战士把他埋在一道土坎下。
对下一步该怎么办统一不了思想，游击队军心患散。其后，有的知青感到前途无望，历尽千辛万苦回了国；有的担心回国后政治上受歧视，便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消极等待；有的不愿回去，又对这样的革命失去了信心，便改名换姓，流落Q国城乡，另谋出路。
朱大力把活着的战士集中起来，决心带着他们干下去。
……朱大力在信的末尾写道：“这里太艰难太复杂了。最难最复杂的在于不知该怎么干。许多问题不是靠几句语录就能解决的，以前谈的那些理想很难实现的。尽管如此，既然来了，这条路我还是要走下去……”
高鸿鹄捧着信，在厨房周围转了几个圈，觉得信很沉，悔恨涌上心头：“大力，我为什么没设法制止你呢？”
高鸿鹄先把信放进衣袋，又走进宿舍把信放进床底的小木箱里。回到厨房把灶膛里的火点上准备做饭，他又回屋里取出信，展开再看。看了几遍，他拿起火钳将信夹上，放进灶膛。灶膛里升起一股很小的青烟。
这次，他没有给朱大力的父母写信。
一九九〇年深秋的一天，沅城县城小学历史教师高鸿鹄刚讲完课，收发员送来了当天的报纸、信件，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摆到他面前。高鸿鹄戴上老花镜，一眼认出是朱大力来的。他急忙拆开，里面装着两封信，一封是给自己的，一封是给他父母的。从贴在信封上的批注条看，信是从曼芽转到沅城县小的。也算转信的人负责，要是随手一丢，就没下文了。是不是生产队长岩尖转来的？
勐罕知青一九七三年的春天开始回收，知青们的首选是省城，其次是洛水，最后才是沅城，选择回沅城的并不多。
出人意料，高鸿鹄选择了回沅城。高鸿鹄的父母身体还好，事前叮嘱他不要回沅城，他想的是朱大力的父母。朱大力父母有病，沅城没什么亲戚，为了两位苦命的老人，高鸿鹄认为龙潭虎穴自己也该回去。
于刚知道高鸿鹄是个很讲义气的人，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只好说：“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及时通报，我们还会出力的。”
高鸿鹄离开勐罕前去看唐大发，唐大发告诉他：“现在，沅城的知青大多分了工作，没分的也就是曼波的的苟有福了。”
高鸿鹄被分到沅城县城小学当历史教师，工资微薄，实际赡养着四位老人。好在他找了个好对像，沅城一中初六六届的学生刘翠英，回收沅城也分在县城小学当老师。刘翠英是个厚道人，对照顾朱大力父母的事比高鸿鹄还主动，连朱大力的母亲住院也是她陪床。问及缘由，这位文文静静的老师轻声细语：“人心都是肉长的。”
第三年的春天、夏天，朱大力的父母先后去世了。高鸿鹄夫妇将两位老人合葬，墓碑上雕刻着“儿：高鸿鹄媳：刘翠英敬立”的字样。沅城有个风俗，墓碑上不刻后人名字，被视为无后，被人看不起的。
……朱大力的这封信，讲述了很长一段经历。
七十年代末期，知青游击队和Q国共产党一起遭到失败，游击队队员有的被抓，有的逃回了国内。朱大力所在连队被打散，他孤身一人四处逃躲。
一天中午，朱大力路过一道山冈，忽然觉得山形地貌很熟悉，再一看，眼前的松树一根枝桠平举，向着北方，一根枝桠向后一弯。咦，这不是刚出国时看到的迎客松吗？朱大力心里一热，绕着树根走来走去，好像要寻找什么。
一阵山风吹来，朱大力神清气爽，睹物生情，几年来的遭遇电影般在脑海闪回。刚出国那一阵子，战斗频繁，不可能去接金伟他们；后来游击区地盘越来越小，游击队员嘴上不说心里充满担忧，若把金伟他们接出来，能有什么好结果呢？再后来，游击队惨遭失败，朱大力只能暗自庆幸没把二位接出来了。
朱大力向前望去，前面有一段路依稀能辨认出来，是那天跟着老八走过的，沿这路半天就可以回到祖国。回国？国内怎样看待、处置知青参加游击队的问题？要是回国不仅背着原来那些政治包袱，还加这次外出打游击的包袱，那怎么受得了？
朱大力呆呆地站了好一阵子，一咬牙转身往南走。
当天晚上，他在苗族山寨遇见了一队马帮，一聊，马帮往北部山区贩盐，马哥头能讲几句汉话：“你会算账吗？”
“会不会，你试一试吧。”
“一斤盐巴一块五毛钱，十八斤盐巴多少钱？”马哥头出题了。
“一斤盐巴一块五毛钱，十八斤盐巴二十七块钱。”朱大力不打顿地算出来了。
马哥头用苗语吩咐其他几个人算一算，有的用细棍子在地上划着，有的掰着手指头，过了一阵子先后嚷着，对呢，对呢！
马哥头为朱大力的算账能力折服：“老弟，愿不愿跟我们干？”
“老哥，实不瞒你说，我在南边找了份好差事，给一个老板当管家，不受风吹日晒的，老板给钱还不少，但南方靠大海，又热又潮湿，我受不了。我看大哥是实诚人，看得起我，我就试试吧，不合大哥的意，随时把我辞掉就是了。”
“好咧好咧！”
开饭时，马哥头吩咐做饭的炒了盘花生米，拿出一壶包谷酒，给朱大力倒了半碗。朱大力一饮而尽，便算入伙了。
朱大力跟着马帮一干三年，头年月薪二十块Q国币，第二年三十块，第三年四十块，除了穿衣吃饭所剩无几。当地有段民谣：“世上最苦莫过黄连，人间最苦莫过赶马人，翻山越岭跑细腿，风吹雨打累死人。”路过山泉对着瞧一瞧，半年几个月理发时对着镜子照一照，朱大力认不出水中、镜中到底是谁了，不免一番伤感。
一天上午，马帮给一家玉石厂送盐巴，刚卸下驮子，对面走来一群矿工，一看，头里的不就是游击队的连长老李吗？老李也看出了他，轻轻地摆了摆手，示意先别吱声。
二人走近时，老李用手指了指，走到路边一棵芒果树后。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异国他乡，意外相逢，两人都很激动。互相介绍情况后，老李说：“赶马，到顶也是个马哥头，一辈子出不了头，跟我一起干吧。”
“你这里不也很苦吗？”朱大力问。
老李告诉朱大力，他在这里干了快两年，很注意了解玉石的情况。近年市面上对玉石的需求量大增，价格不断飙升。而玉石矿的采挖工艺简单，凭经验挖到就挖到了，挖不到损失也不大。
老李说：“我们不回国，也不能一辈子为别人当苦力，革命的路走不通，就要走其他路。”
老李的话，说到朱大力的心头上，他胸中那熄灭的火种，又腾地燃起来了：人生要有所作为，现在政治上已不可能，经济上总该有所补偿。
当天晚上，朱大力找到马哥头说：“我表哥在这里挖矿，身体不好，让我留下照顾他。”
马哥头舍不得放朱大力：“你算账又快又准，谁也比不上你……”
朱大力解释：“大哥，这个你放心。这几年我教了几个弟兄认字、算账，他们完全可以算下来了。”
马哥头很诚恳地说：“不光是会不会算账的问题，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比你实诚的……不过既然你表哥有病，我也只好放你。”
马哥头从钱袋中掏出一把钱，点了点送给朱大力：“这是两百块，你在这里干一段试试，不好干还回马帮去。”
朱大力连声感谢。
朱大力和老李干了半年，凑了点钱，买了台简陋的小型挖掘机，自己干开了，运气不错，几次挖到了大矿。亏在当地税收太高，最后落进他们口袋里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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