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健已去匹斯堡工作半年多了。这一段时间，佟佳一直跟着我。我在边学习、边带着他。佳佳已经开始上学前班了，但只上半天学，另外半天我只好请人照看他。现在我要考博士资格考试了，实在无法抽出时间照顾他，就跟子健商量把佳佳送到他那里去待两个月，我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考试。子健同意了。
我买了长途汽车票，和佳佳一起坐着Gray Hound（灰狗）长途汽车去了匹斯堡。汽车开了一天一夜，我和佳佳在车上坐得都烦了。车上大半是黑人，看起来像是一些社会较低层的人，有几个还有点贼眉鼠眼，大概高层一些的人都坐飞机了。我想，我们当时也该算是低层的人，坐不起飞机，至少对于我们太贵。我坐在那里有点紧张，不知盯着我们看的那几个人会不会干点什么。第二天下午终于到了。我在匹斯堡待了两天，总惦记着考试，心神不定，就赶紧又坐车回来了。
我现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博士考试的准备工作之中了。博士的资格考试规则是，你自己选定2-3个研究课题，要是全新的，以前没有被研究过；或者，没有什么突破性成果的。你将设计出一个新的途径和方法来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然后，围绕着这些课题，查阅所有的论文和资料，拟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来；最后，你就对你制定出的实验方案进行答辩。
我根据所学的课程和我的兴趣选定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另一个是免疫学方面的。虽说当时我上免疫课时搞得心情郁闷，很不痛快；但因为必须要把免疫课上下来，确实付出了很多心血和精力，努力地去钻研过。所以，我对免疫这一领域从惧怕和痛恨，变成了喜欢和有兴趣了，也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一个免疫学方面的题目。
我想，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上免疫课时与微生物系搞免疫的几个教授弄得脸红脖子粗的，我可能会在微生物系找一个搞免疫学的导师也说不定。不过，这几个教授与乔恩比起来还是要低一个档次，还是达不到我心目中未来导师的标准。尽管乔恩对人苛刻，要求严格，有时脾气也很大，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乔恩作我的导师。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有着科学家的头脑和科学家的气质，跟着他才能学到真东西。我很庆幸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机会、合适的方式下，让我找到了像乔恩这样一流的导师。
围绕这两个题目，我都认真写出了理论基础及实验方案。我先送给乔恩看了看，想听听他的意见。他看完后，表示还算满意，至少这两个题目当时都很新颖，都在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他没多说什么，就让我去通知我的博士研究生委员会的委员们来进行第一次考核。这个委员会由5个研究生命科学方面的教授组成，是我跟乔恩商量后从各不同院系请来的。我把写好的材料发给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并通知他们来进行第一次考核。
当时，我的英文通过这几年的锻炼，一般的对付和上课已经不成问题；但如果要上台演讲还是有点要劲。本来这种上台演讲的机会在国内就很少，几乎没有。现在要演讲，而且是英文的，着实有点难。演讲其实是一种技能，就是没有语言困难，你如果没有这方面技能，也不可能讲好。我当时的任务很重，不仅要考虑到学术上的水准和方方面面，一点都不能马虎，还要学习演讲技能。
的确，当时让我们这一批东方学生到美国来学习，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它沉重而艰巨。我们所要面对的不是来自一方面的挑战，而是多方面的。首先，语言对我们是一个全新、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像来自欧洲和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学生，他们在这方面很好适应。
另一方面是文化背景，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和氛围。我们有时会感到不知所措，不知该怎样应付当时的局面，也不知道在某种情况下，该怎样做才是符合时宜的。有时，我们甚至会跟老师和同学之间闹出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潜在的、无形的压力，让我们总感到烦躁不安，没有安全感。
再一方面就是学术方面。中国“文革”封闭了十年，对外面的世界和发展几乎全然不知，我们在大学所学的知识实际上与发达国家相差了几十年。我们到这里来读研究生，其实连大学的课程都要补；这也是我们学习压力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加上有时还会夹杂一些种族歧视问题，会使得压力变得异常严峻。我亲眼看见了一些外国学生最后被完全压垮了、崩溃了、不能上下去了，只好休学，或者退学。有时觉得真挺残酷，特别大陆来的学生，他们怎么办？他们几乎都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才踏在了美国这块土地上，来了都是背水一战的境地，什么都没拿到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要命吗？不过，大陆来的这批学生都很努力，而且坚韧，又经受过十年“文革”的锤炼，一般都能挺得过来，最后转劣势为优势。
对付这个演讲，我的策略是先把要讲的东西用英文背下来，然后再捉摸用什么口气、什么手势合适；最后，再考虑怎么回答将会提出的问题。回答问题这一部分是最困难的，因为没法预测提出的问题；而且你首先要听懂是什么问题，然后考虑怎么回答，这预先也没什么办法作什么准备。我只好把资料准备得全一些，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想一想。
就这样，我去参加第一次考核了。在台上我并没感到特别地紧张，我顺利而流畅地把我的两个课题讲述了一遍。据后来人告诉我，讲得还蛮清楚的，我想这大概跟我以前当业余演员有关系，只要一上了台就能镇住台，不慌张，尽量发挥出最好水平。我们实验室的玛利亚和山姆都说，一旦我开始讲就很入境，一点都不显得不自然，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在说英文。
讲完后，委员会的人要从两个题目中挑出一个来，再作深入的考核。在座的教授大多是搞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的，他们对免疫的那个题目不感兴趣，所以选择了分子生物学的题目。随后，他们又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让我把方案发展成一个正式的课题，再进行第二轮考核答辩。我的第一次考核就算通过了。
现在就要开始准备第二次考核了。我把分子生物学的课题又详细地写了写，把那些实验设想和设计都发展成正式的、切实可行的一系列实验措施和方法。总而言之，就是把一个研究设想和方案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切实可行的研究课题。在作这两次考试准备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信心满怀，略带着点激动和兴奋，努力认真地做着每一件事情；虽说有压力，但也觉得有几分刺激和挑战。
第二次材料准备好了。我又先拿给乔恩看，他看完后也没发表什么意见，就让我去给各个委员会的委员们，并召集开第二次答辩考核会。会议开始了。我讲解了我精心制作的、完整的课题研究方案。讲完后，我正等着回答问题。其他教授都没提出什么太多、太尖锐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看那趋势，我好像马上就要通过了。当我正在心里暗暗地庆幸我的博士资格考试即将顺利通过时，乔恩突然严肃地站了起来。
“如果，在细胞中存在另一个物质，它又可以调控你研究的这个抑制物怎么办？你想过吗？”他极其尖锐地说道，目光锐利逼人。
“……”我看着他，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
他回过头来，一脸不满地看了看几个教授，摸了一把下巴上的胡须，坐了下去。几个教授看着乔恩半天没说话，又相互看了一眼，大概是有点意外乔恩的举动。
我的这一课题主要探讨的是基因表达调控中一个阻遏物表达调控的研究。在研究方案中，我针对它的抑制物进行了各种探索性和摸索性的实验研究，证实这种抑制物在某种细胞中的存在，以及它在细胞中的功能和调节能力等。我把主要的研究侧重都集中在了抑制物本身。可是，乔恩提出的这一个问题是，如果细胞中还存在能够控制和调节这一抑制物的物质和系统怎么办？我的实验方案中没有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忽略了。
乔恩的说法不无道理，可我重点研究的是抑制物对表达的调节，而不是对它进行调节的其他物质，不提这种二级调节系统视乎也不是不可以。当然，严格地说还是应该考虑这一点的。
“不错，这的确是个问题。你没考虑到吧？”奎因博士也开始在一旁帮腔，跟乔恩两人一唱一和。
我当时有些吃惊，也很生气。按照一般常规，导师是应该护着自己的学生，为自己的学生掩护，而是其他教授倒会比较尖锐。我这倒好，反过来了，其他教授没说什么，包括那个生物系的大头；可乔恩却来为难我。而且，我事先给他看过，他并没提出什么来，不然在答辩前也可以修改修改啊。
乔恩这么搞也不知什么意思，好像生怕我轻易通过了似的。他不由分说地就决定我这次没通过，必须再考一次。其他教授一看，你自己的导师都这么说，那当然就再考一次啰。
散会后，我气得要死，不想跟乔恩说话。最后，他主动来找我。
“你这次确实有这个问题，再考虑考虑，重新写写。”他说。
我没说话。
“你看那几个委员简直都没问什么，一点都不认真负责。”他又说。那意思是他要对我负责任似的。
我了解乔恩，他是一个不爱吹嘘、说大话的人，也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我想，他大概说的是他的心里话。他可能真是这样想的，是想对我严格要求，不能让我这么轻而易举地就过了关。可是，我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如果提出重考的是另外一个教授，我也许会好受一些。
乔恩在这方面早就名声在外。据说，有一次他作另外一个学生的委员会委员，博士综合考试的时候，当场就没让那个学生通过考试，并且取消了博士资格。从此以后，很少有人敢找他作委员会委员。据说不仅学生怕他，连那些年青的助教授们也怕他，因为他也可以决定他们能不能晋升，也可以让他们走人。
我想，我大概是没有什么选择了，只好重写，准备重考，可是憋了一肚子的气。那几天，我时不时地表示出不想继续读下去了，想带着孩子去匹斯堡了。吉米和晓珍都跑来安慰我。
“你也别生气了，乔恩就是这么个人。你现在放弃不是很可惜？”吉米皱着眉，小声地说。
“算了，忍忍吧。再写一遍吧，你早晚也得过乔恩这一关。”晓珍说。
“你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奔什么劲，真不如带着孩子去匹斯堡了。”我满心委屈地说。
其实我也是说说气话，可是乔恩信以为真，那几天情绪很低沉。我不跟他说话，他只好打电话给帕克曼，希望帕克曼能劝劝我。
帕克曼后来告诉我，在电话中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我觉得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觉得他表面看起来非常暴躁、苛刻、不讲情面，其实内心深处很单纯、脆软，情感像孩子一样外露。我想，他的生活经历也许使他对人，特别对女人，产生了一种比较复杂的感情，既需要，又觉得难以驾驭。据说，他离过六次婚，女人都离开他走了；大多是因为他成天搞科研，不顾家，有时甚至还睡在实验室；脾气又暴躁。女人都受不了，走了。我想如果是我，大概也会受不了的。正因为这一点，他大概也特别害怕有人要离他而去。
不过，我是他的学生，应该好多了。再说，乔恩虽然不好对付，但他是一流的科学家。人没有完人，我要想学东西，大概只能忍受一下别的方面了。
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答辩考核。这一次，乔恩没有再刁难，总算是让我通过了。这也就是说，我获得了继续攻读博士的资格，这也同时是对我的能力和付出努力的一个肯定吧。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更艰巨的山峰在等着我呢，又要准备向新的目标——博士论文进攻了。
子健又把佳佳送回来了。我们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我每天去做实验，佳佳去上学前班。每天晚上回家后，我尽量都跟佳佳两人一起度过。其实，有时想想，一个女人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苦。丈夫在一家大公司里有了一份正式工作，月薪也很稳定，为什么还不放弃学位，带着孩子跟着丈夫一起好好过日子呢？成天一个人带着孩子拼什么学位嘛？
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包括子健本人和他的父母。可是，我也不知怎么的，就是不肯放弃，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好强的缘故吧。我好像心中总有这么一股子力量支撑着，它伴随着我度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冲破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有时想想，一个女人的成功和成就是多么的不容易，需要克服比男人更多的阻碍和困难。家庭和孩子天生就好像是女人分内的事，你不可能像男人一样越过它们，去要求男人付出牺牲，而自己直奔事业。女人要想有事业和成功，那就必须付出更多，一手持着家庭和孩子，一手撑着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不然，你就会被认为是一个不正常的女人。女人对家庭和孩子的放弃是多么不可饶恕，而对事业的放弃又是多么情有可原，常常会被认为是贤惠之举。
实验室最近越来越热闹，又来了一个新人，他既不是学生，也不是博士后，而是从苏联来的一位噬菌体方面的专家，沃纳锐。苏联解体后，曾经一度较混乱，政局也不稳定，再加上经济也很萧条，许多科学家没有了去路。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国外，希望能在其他国家继续他们的研究。乔恩与沃纳锐以前就认识，也就邀请他来我们实验室一起做噬菌体方面的研究。
沃纳锐中上等身材，头发有点花白，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厚厚的镜片上一圈一圈地都能看得见。他的圆脸和圆鼻头给人一种温和敦厚的感觉。据说，他还是苏联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看起来的确有大学者的儒雅之气。他虽然比乔恩年纪轻，可看着要比乔恩显老。他的英语也不怎么流利，还带有很重的俄国口音，但说起话来语气温和，总带着笑容，让你感觉轻松，没有压力。也许，我们有着一些相同的背景，都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好像平常有那么一点共同语言。我和晓珍多半把他看作朋友，而不是上级。
博士综合考试完后，我的课也已经修完了，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博士论文的课题研究上。我的课题当然是乔恩定的，是围绕着噬菌体肽链库的技术作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使得这项技术更全面、更适用。课题的具体方案是：用一个目标蛋白，核酸酶Q，在噬菌体肽链库中筛选出它的最佳配体，也就是能与之紧密结合的肽链。
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从库里简单地选出配体，而是在筛选过程中适当地、随机地引进点突变。希望用这样一种策略，我们最终能选出更好的、结合力更高的肽链；它们应该是全新的，能与核酸酶结合得更紧的、更有效的肽链。
我对我的课题很感兴趣，无论是研究理论还是研究方法，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我每天都兴致勃勃地在进行我的实验，实验进展得很顺利。
一些准备实验和一些所需的实验条件都已摸索好了，主要是引入点突变的条件和方法，以及筛选的技术和程序等。现在，我需要集中精力在我论文的主题实验上了。一切都有些让人兴奋和激动，我每天都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恨不得马上能看到最终结果。有时，我为了赶实验结果，常常还加夜班到凌晨2、3点。
有一次，晚上开车回家，被警察给拦住了。
“为什么开车晃来晃去的，喝了酒吗？”警察问我。
“不不，我可能是有些累，刚从实验室出来，想回家。”我急忙解释说。
其实，我是太困，睁不开眼，迷迷糊糊的，幸好半夜路上没什么人。警察看了看我，是不太像喝酒的样子，开始有些同情我了。
“以后要小心点，不能搞这么晚。”
“是，今后一定注意。”我赶紧说。
他一直开车尾随着我的车，把我送到家。
我就这样拼命地干着，好像也不觉得苦，只想着能早日做完。按照乔恩的说法，如果实验结果与他的设想相符的话，我的这篇论文很有可能发表在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上。这对一个搞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是多么有诱惑力啊，有的科学工作者工作了一辈子也没能在这种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乔恩是一个例外，他这个实验室发表过4、5篇《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他的思路和设想一直都很领先，在生物科学界，至少在他的这个领域中是先驱者。如果他跟我说这个话，那说明是真有可能的，关键就要看我的结果怎么样了，这多让人激动和鼓舞啊。
正式筛选开始了，这一天对我来说是兴奋而庄严的。我从冷藏盒里取出了我所需要的肽链库。我决定从今天起，每做一步都需要仔细慎重，不能出一点差错，我不能允许有任何一点点的小疏忽来影响我的实验结果。
我的筛选从一个15-肽的肽链库开始，目标蛋白是核酸酶Q。筛选一轮后，我把所有筛选出来的肽链收集起来进行DNA点突变，点突变结束后，又进行第二轮的筛选。就这样，循环了三轮。
这一次的筛选不同于以前的任何一次筛选，采用了六种强度不同的筛选条件。筛选结束时，将会有六个不同的筛选结果可以供我们进行比较。
现在，检测工作就比较艰巨了，因为有六种不同条件的样品，如果每一种挑选100个克隆进行DNA序列检测，那就有600个克隆需要检测。为了节省时间、劳动力和费用，我在乔恩的指导下，发展出了一个“一孔DNA测序法”。也就是说，常规本来在测序胶中要用四个孔才能完成一个克隆的测序，我们现在只用一个孔就能完成一个克隆的DNA测序。这样我们就省了3/4的劳力和时间。这种简便快速的方法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600个克隆的DNA序列的检测。
在所有结果都快要出来的那一两天，我的心有点提了起来，开始紧张起来，不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在等着我。我看乔恩好像也有点紧张，一会跑来看看，一会又跑来看看，神经质地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当结果出现点好苗头时，他一脸兴奋地走了；当结果出现点坏苗头时，他又皱起了眉头。我们仿佛都在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决定成败的最后一刻。
全部结果终于出来了。从结果看，600个DNA序列主要集中在一种序列上，也就是说筛选结果主要集中在这一种肽链上。当然，在结果中还有很多不同的点突变发生在这种肽链上。
到此，筛选就算结束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一些结合力和亲和力的实验了。从实验技术本身来说是完美的，一切都很顺利，结果也很清晰漂亮。但是，不幸的是，这不是乔恩想要的结果，他想要的结果是一种新的肽链被筛选出来。也就是说，现在被选出的肽链如果不加点突变的处理，最后也会被选出来，只是加了点突变后亲和力更高而已。而乔恩希望得到的却是一个开始不可能被选出，而因引进突变后脱颖而出、最终被选出来的肽链；也就是说，他希望看到奇迹。当然，这不是不可能，但概率极小，几乎是有点不符合自然规律。
知道这个结果后，大家都很失望，特别是我。看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是不太可能了，但写论文、毕业，发表在不错的杂志上还是没问题的。我那几天很沮丧，情绪不好，好几天都打不起精神再往下做实验。乔恩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蔫蔫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好几天没说话，他大概比我还要失望。
我心里有点生乔恩的气。我一直以为现在选出的结果就是他想要的；没想到，他另有想法。他预先根本就没有跟我谈过他的真正设想，不然的话，我也许可以提出点什么建议。
也许，这就是乔恩，这就是乔恩的一种科学态度吧。他不想给我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在实验操作上会有什么侧重和倾向吧。
我想，在一个很强的竞争对手的存在下，想把一个潜在的，或者一个诱变或突变出来的、完全不同的肽链筛选出来，这实在需要有奇迹的发生。就算真有，那也会在筛选过程中被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淘汰掉，因为这个已经存在库中的竞争对手具有了与核酸酶Q结合的最完美的结构，其他肽链要想通过突变来超过它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可惜乔恩在开题之前没跟我谈，不然我会提出我的看法。如果按照我的想法，要想得到一个与自然结构完全不同的配体，就应该换一个肽链库，因为现用的肽链库中有这个强劲的竞争结构存在，乔恩之前是知道的。或者，用一个核酸酶Q以外别的什么目标蛋白来筛选。在这种情况下，再做突变、筛选，也许能选出不同结构肽链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强有力的竞争结构不存在，就不会形成绝对性的优势，也就不会对后来将要选出的结构形成压倒之势。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实验已完成，后面的实验也就只能往另一个方向做了。
尽管乔恩的设想被实验证实不能实现，我们拿不到那种最理想的结果。但我觉得敢于这样想，敢于挑战自我、挑战某种极限和不可能、渴望创造奇迹，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这是一个科学家应该具有的素质。失败当然会有，但宁愿失败也不能平庸，不能只是跟在别人背后，或者只做看起来有可能的事。做事不成则已，成就要成得一鸣惊人、成得惊天动地、成得有发明、成得有创造、成得奇迹一般。我现在才真正地理解为什么乔恩的研究论文会频频地在《科学》周刊上发表了。
虽然我的研究结果不是最理想的，我的论文也没有希望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但我也不感到有那么遗憾。在乔恩手下，我受到了最严格、最正规的训练，我不仅学到了他实验室里的精湛技术，还学到了他在科学上的精神理念及思维方式。我是乔恩实验室里走出来的人，感觉得好像也有点不甘平庸的味道了。
这个课题做到现在，虽然没得到乔恩所希望的奇迹，但对于配体的“成熟化”过程却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果。这个结果表明，通过这个“成熟化”过程，不仅可以选出本身存在库中的（核酸酶Q）最高结合力的肽链；同时也能通过引进突变，筛选出较前种肽链更高亲和力的肽链来。
围绕着这个思路，我挑了一些有不同突变点的克隆，做了一系列的结合力实验。最后，选出两个突变克隆，它们具有比原有结构更高的亲和力。实验证明，这两个肽链无论是在噬菌体形式或纯肽链形式，都具有比原有结构更高的亲和力。到此，我的论文实验就算完成了。
这样的结果虽然不是乔恩所期望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实验做得非常漂亮。虽不能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但发表在一个不错的杂志上还是完全有可能的。当时正好《酶学方法》的总编邀请乔恩在他们1996年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个杂志在方法学上算是比较有权威和代表性的一家杂志，对乔恩的工作和研究也比较了解。乔恩认为我的工作比较重方法和手段，在方法学上也算是有创意，就决定把我的工作发表在《酶学方法》上了。
实验做完了，剩下的就是写论文了。子健去匹斯堡以后，我曾经跟乔恩有一个协议，一旦做完实验，我就可以去匹斯堡写我的论文。现在已经差不多到了这个时候了。
1994年的5月，子健开着U-haul公司的搬家车来，把我们在密苏里的家搬到匹斯堡去了。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捡来的一些床垫和桌椅板凳，一些衣物和锅碗瓢盏等。同时，他把佟佳和他父母也都接去了匹斯堡。子健的父母半年前就来了，一直在我这帮忙照顾佟佳。现在到了必须跟乔恩谈的时候了，我把情况都跟乔恩摊开了。
“现在实验已经做完，我是不是可以去匹斯堡写论文？”我试探性地问他。
“那怎么行！可能还会有一些实验需要补吧。”他立刻说。
他看起来很不乐意的样子，我知道这是预料中的事，也没什么办法。一般三四年级的博士生是最好用的时候；课已修完，试也考完，对实验室的一切都很熟悉了；甚至对正在搞的领域也很了解了。我现在要走，对乔恩不是损失很大吗？他当然不乐意。
“可我们当时说好了，做完实验我就可以去匹斯堡写论文的。”我坚持着说。
“你在这里写论文不是更方便吗？不行，你不能走！”他急了，声音也提高了。
可是，我不准备让步，我有我的生活和难处。我已经做出了不小的牺牲，不准备把所有的东西都牺牲掉。
“你看，这是我们当时定下的协议，你不能不认吧？”我把上次写下的书面协议放在他面前，上面有他的签字。
他一看，有点傻眼。他当时为了留住我，是签了这么一个协议。他手往脑门上一拍，大概是想起来了，一时之间说不出什么话来。我心里有些得意，觉得自己挺明智，当时逼着他签了这么个协议。
“这怎么能算数呢？再说，这上面写的也是两年以后啊，现在才一年多。”他又说。
我赶紧把协议书拿过来看了看，的确是写的两年以后，当时也没太注意，觉得上了一个小当。我决意不管他同意不同意都准备离开了。
“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得走了！”我坚定地看着乔恩说。
乔恩一看没什么别的办法了，也就只好答应了。他竟然还同意我走后继续付我半年的工资，作为我写论文的报酬。
这可是出乎我意料，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也是乔恩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办事大都是根据符不符合原则，而不是有没有利益。所以，跟乔恩相处，你虽然觉得不容易，但你也不会恨他，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1994年的七八月份，正当我准备离开密苏里去匹斯堡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美国中年女子在电话里向我要简历，还询问了一些我的情况。她问我学什么专业、现在导师是谁、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准备离开等等。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不知她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后来才明白，她就是headhunter（人头搜索者），是专门帮某个公司招募人才的。他们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公司付给他们钱，他们负责帮公司找到合适的人选。
她告诉我，她正在为一个法国生物公司在密苏里地区物色人选。这是一家专门制作和研究生物疫苗的公司。她希望我能给她一份我的简历和两个推荐人的名字和电话。
我听了以后觉得有些意外，我还没去找工作，工作倒找上门来了？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样打听到我的。我虽然现在学的不是疫苗制造和研究，但我在国内做了七年的细菌疫苗的研究，对这个领域应该还是熟悉的，也是有经验的。
于是，我就积极地准备起我的简历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写简历，以前从来没这方面经验。我去问了一下帕克曼，又看了一下参考书，整理出来一份我当时觉得还可以的简历，传真给了这位女士。简历送过去以后，她还跟乔恩和帕克曼联系过，了解我的情况和表现。可是，过了几天后就再也听不到她的回音了。我打电话去问她，她对我说，公司已经找到人了。我当时大为失望，让我空欢喜了一场，估计她考虑我的博士研究不在这个领域，丈夫又在匹斯堡。
不过，我好像并不太难过，因为我还没开始找工作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插曲。现在连论文都没写好呢，不着急，等我去了匹斯堡再说吧。就这样，这个机会跟我擦肩而过了。
1994年7月，子健又从匹斯堡回来了。我们把剩下的一些东西整理了一下放进我的旧车里，一路开着车去匹斯堡了。八月份的天气正是秋高气爽、美丽宜人的时候，我们一路开着车，聊着天，轻松愉快地赶路，有时碰到风景好的地段还下车观赏一番。
来到美国后，这可是头一次没有压力的感觉，呼吸好像都畅快多了，心情轻松得都要飞起来了。我当时正是心情比较愉快的时候，实验做完了，只等论文写好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再能在匹斯堡找个工作，那就一切如意、万事大吉了。
我们站在高速公路旁的一片长满小草和野花的草坪上，放眼望去，远处绵延起伏的山脉在阳光下反射出青绿色的银晖，近处几条宽阔的高速公路一直伸向远方，正川流不息地奔忙着。啊，多壮观、多美好的景致，我以前怎么都没发现？大概是我毫无心情和闲暇去欣赏这一切吧。
我不由得展开双臂，向着温暖的阳光，迎着扑面的野花芬芳，尽情地去拥抱。现在的一切在我看来是那么的美好和惬意，这是我来美国后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以前一直在忙、在奋争，到现在才松下来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原来这一切是这么的美好，我以前怎么一点也没注意到？
我现在才明白，好的景致只有在好的心情下才看起来迷人，才看起来如诗如画，没有压力的日子原来是这么惬意。正在这时，我的心脏往上抽了一下，立刻把我从陶醉中唤醒。我疑虑了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从来也没有心脏毛病，怎么搞的？这也就是一霎间的事，过了一会，我就没再去注意它和想它了。
我跟子健继续往前赶路。到了傍晚，快到匹斯堡的时候，子健突然觉得腰痛，而且越痛越厉害。开到城边上的时候，他痛得弯下了腰，几乎不能坚持开车了。他只好把车停到路边，两手捂住腰，开始呻吟起来。我一见此状，吓一跳，不知他怎么了，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我赶紧把他换下来，没敢开回家，直接开到了医院，去给他看急诊。
医生给他检查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大毛病。我们在医院又待了两个小时，子健觉得好些了，这才开车回匹斯堡的家中去。回到家已经很晚了。
这些身体上出现的突然奇怪不适，我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没去多想，只是把它归结为一些我们自己想象中的某种原因。我们哪里知道，正当我们沉浸在团聚后轻松愉快的心境和气氛中时，一种将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灭顶之灾的“魔鬼”已经悄然而至了。
匹斯堡是一个山城，处处都可见高高低低、陡缓不平的坡道。20世纪60年代，这个城市曾经兴盛一时，是一个重工业城市，主要生产钢材。现在美国都是进口钢材了，这里的工业也就基本停滞，城市也跟着慢慢衰落下来。我们住在山里的一个公寓楼群里，那一片大概有好几十栋这样的公寓楼，周围环境很幽静。不过，住在公寓里的大多数人好像都是单身，或单亲家庭。
我们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子健父母住一间，我和子健住一间，在客厅给佳佳搭了一个小床。我们就这样住了下来。可是，刚住了一个月，我们的邻居就开始跟我们找起麻烦来，不是说我们电视开得太响，就是说话声太大等。
我们楼上住着一个40来岁的白人单身男子，非说我们炒菜做饭油烟太难闻，甚至说我们走路太响。这不是吹毛求疵吗？我们住在楼下，他住在楼上，怎么会走路吵着他呢？电视我们也开的是中下等音量，怎么会太响呢？
他们开始去找楼管经理，硬说我们太吵，那架势就是想把我们赶走。我想，主要的原因还是那些单身看我们一家五口住在这里不顺眼。另外，这里没看见住着一个外国人，甚至连黑人都没看见，清一色的白人。我想，他们是有意找碴儿的。
没过几天，水就从楼上滴了下来，不知他在楼上干什么，说种花也不像，怎么会在走廊里呢？我们没说什么，把水擦干了。
又过了几天。一天晚上，楼上那男人的女朋友来了，也不知什么原因闹别扭了，女朋友走了。他就在楼上跺脚，咚咚的震耳欲聋，连屋里的东西都在乱跳。我们上去敲门，请他不要跺脚了。他也不开门，隔着门大叫，竟然说我们在吵他。
“如果你再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叫警察了。”我隔着门对他说。
“我还要叫警察哪！”他说。始终没有打开他的门。
结果，十几分钟后警察真的来了，敲我们的门。我们把门打开，一看是警察，觉得有些奇怪，我们好像还没给警察打电话嘛。
“你们为什么吵闹？邻居已经抱怨了。”警察说。
他倒恶人先告了状。我实在气不过，把警察叫了进来，想让他了解真实情况。
“不是我们在吵他，而是他在吵我们。”我说。
我指了指楼上，气愤地向警察解释刚才的经过。
“他在楼上跺脚，”我接着说，“我们受不了啦，上去请他停止，他倒把你叫来了，说我们吵他。你想想，我们住他底下，走路能吵到他吗？”
警察一看不太对劲，看我们的样子一定不会去欺负他，只有受他欺负的份。他什么也没说，走了。我们全家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说不出话来。一股阴郁之气笼罩着整个房间，大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是气愤、是委屈、还是难过呢？说不清楚。
第二天，我跟子健商量了一下，决定从这里搬出去，实在太难以忍受这些人了。我想，我们在中国大陆再受气也不至于受这种气，这分明是在欺负人嘛，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我想着、想着，就开始伤感起来。我们想在这里生存、奋斗，不管你怎么努力，你还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有着黄皮肤的亚洲人，这是改变不了的，受歧视又能怎样呢，只能忍气吞声。你既然选择到这里来，就得接受这个现实，忍受歧视。想到这里，我就越发伤感起来。
正巧子健公司里有一个中国同事，他住在另外一个区的公寓楼里。他建议我们搬到那里去，很多带孩子的家庭住在那里，而且有不少大陆来的中国家庭住在那里，感觉会好一些。
没过两天，我们就搬家了。搬家的那天，那些楼里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好像是说，终于把他们赶走了。我们沉着脸，把东西一件件地放进车里，不想跟任何人说什么，静悄悄地走了。佳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么快就要搬家了，他拿出了一个平时玩的水枪送给了跟他一起玩的、站在旁边的小男孩，然后一步一回头地上了车。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会留下什么呢？他是不是也会感觉得受伤害呢？
他们站在那里，目送着我们的车子开出了小区。我坐在车里，感觉很难受，好像真的灰溜溜地被赶走了一样。
这边的公寓楼也基本在山里，周围环境也不错。果然，有很多家庭住这里，平日院子里有很多小孩在玩耍。确实，我们更适合住在这里，一开始就应该到这里来。这里还有一个小孩可以游泳的小游泳池，佳佳高兴极了。
现在夏天还没有完全过去，佳佳几乎天天都泡在泳池里，我有时下水教教他，有时拿本书在旁边陪着他。他在密苏里时，我已基本教会他游泳了，现在我就教他学一些不同的姿势，如自由泳、仰泳等。他学得很快，马上就基本能掌握了。后来，我就开始训练他跳水，从小跳板上跳下来。他开始很害怕，不敢跳，在我的一再鼓励下，蹲着腿跳了下来。后来，他可以手脚抻直，从小跳台上一头扎入水中，姿势还挺优美。佳佳是个聪明的孩子，学东西入门很快，如果他真感兴趣的东西，他可以马上就搞得很好。这可是这几年来我和佳佳一起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了。
我们在这里还认识了好几家中国人，互相都常常走动走动、聊聊天等。很高兴我们搬了过来，全家人心情舒畅多了。
我刚来匹斯堡的一段时间，专门在家写论文，有较多的时间跟儿子佳佳在一起，也享受了一下家庭生活的悠闲。这是一段在我生活中少有的快乐时光，没有压力，没有担心，也没有烦恼。悠闲自得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一种福气。可是，人有时处在其中不知道该怎样去享受和把握。没过多久这种平静的生活，我就又开始担起心来。
到了匹斯堡后，我一边写论文，就一边开始着手找工作了。几个月过去了，工作一点音讯也没有，我心里开始犯起嘀咕来。原来找工作这么不容易啊，那要是我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待在家？我开始担心了。
我每天去图书馆查询招聘广告，向各大生物和药物公司发出求职信。我发出去了几十封信，都像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我心里很沮丧，不知为什么，难道美国不需要我这种做生物研究的人？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和苦读难道在这里没有用？这完全不像我刚离开密苏里时的感觉，还没去找工作，就有工作找上门来了，觉得找工作很容易，现在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本来以为我在国内有七年的工作经验，来了又读了五年的博士，应该不需要再做什么博士后了，可以直接找工作了。可是，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现在我只好退一步，开始寻找博士后的位置。没想到，一开始连博士后的位置都不好找。匹斯堡这个地方比较保守，工作机会又少，连博士后这种位置都不多。我试了半年没什么结果，也就只好先停止了，整天忧心忡忡，无所适从。
据别人告诉我，博士学位要找工作不太容易，因为资格比较高，需要比较高的位置；而高位置往往都很少。所以，要求你在某个行业特别精通、特别对口才行。可能真要通过那些人才募集者（headhunter），或者工作介绍所（Jobagency）才能找到。我有第一次在密苏里与人才募集者（headhunter）打交道的经历，想起了密苏里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女人，大概这些headhunter是有帮助的。
我开始在报纸上查询那些工作介绍所（jobagency）。我查到了两家，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让我去。我去了一家，看了看，也不知怎么的，不太信任他们，没有去第二次。我又去了另一家，了解了一下才知道，这一家其实不是帮你找工作，而是帮助你自己找工作，帮助你写简历，教你一些策略怎么去找。我想，在美国，不会找工作，怎么能生存？今后找工作不是一次，学会自己找工作应该是一本万利。最后，还是选择去了这一家。
自己学会一套找工作的技巧，特别是美国式的技巧，当然今后会一直受益。不过，我得交给他们2000美元的学费，很贵，子健不愿意。当时，我们全家就靠子健那点工资过日子，30000美元一年，2000多美元一个月，生活紧巴巴的，要拿出2000美元的学费还真不是很容易。可我很坚持，他也没办法。
就这样，我就开始了找工作技巧的学习。首先，他们让我开始在简历上下功夫，要把自己所有的功劳和成绩都要写上；而且，要有特定的规格、形式等等。他们有一些样本给我看了看。然后，他们教我怎么去找那些招聘人员，怎么打电话，怎么接触，怎么谈话。最后，他们教我怎么去面试，怎么穿戴，怎么回答问题，怎么写回信，等等。他们有很多示范录像带，我都借来看了。
我带着兴趣和新奇感在那里学习。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找工作还有这么多说道，还能当一门学问来学。就说穿戴，就有很多道道，不能太死板，也不能太轻佻，就连裙子的长短都是有讲究的。一个握手，也不那么简单；作为女人，不能显得太腼腆、太柔软，应该大方、果断。有些东西我真的是头一次听到，头一次注意到。从这中间，我好像学到了不少西方人的礼仪和观念，那是我以前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
学了这么一遍以后，我觉得心里有数多了，也有信心多了。如果再去找工作，我想我会做得很好的。但愿这2000美元没有白花。
慢慢地，我的毕业论文也写得差不多了。我把它拷在软盘上，寄给乔恩看。他修改了，寄回来；我再写，写完再寄回去。寄来寄去，往返好几趟。最后，他寄回来，还是说不行。我有点生气了，他到底要什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他要把石头磨成珠子才算甘心吗？再加上找工作也不顺，我忍不住眼泪流了出来。
我在屋里感觉憋得慌，就走出了公寓。我在小区的路上慢慢地走，慢慢地流泪，我的轻松心情已经荡然无存，压力又重新回来了。也许在美国就是这样，轻松是短暂的，压力是常在的，在哪个阶段就会有哪个阶段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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