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的闯入者-子健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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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子健对我跟他说的话很敏感。过了两天,他跟我说:“我要去你们公司找安德雷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他怎么能随便勾引别人的老婆。”我听了吓一跳,本来是想试探一下我的想法,没想到他当真了。我又没办法跟他解释什么,只能对他说:“你不要去,好多事情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你怎么能搞得清楚。如果你真去的话,我会跟你离婚的。”

    子健憋了几天,结果,还是憋不住,就真跑到安德雷的公司去找他。子健其实平时是一个挺怕多事的人,现在也不知哪来的勇气,跑到安德雷的公司,直接找到了安德雷,一副要质问的架势和神态。

    一见佟子健,安德雷有些诧异。

    “我们不认识吧,我们好像从来没见过面。”安德雷说。

    “对,我们不认识,我是穆兰的丈夫。”子健回答说。

    安德雷一听,像触电似的惊了一下。

    “你等等,我把经理找来。”安德雷立刻说。

    子健觉得有些奇怪,按理这是他和安德雷之间的事,他找经理干什么?过了一会,安德雷把经理找来了。还没等子健开口,经理说话了。

    “这不关安德雷的事,是穆兰自己的问题,她想太多了。”他说。

    大概以前监视者都是通过这位经理来指使安德雷的,安德雷现在得让他来面对和解决这一切。

    子健听了一愣,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出来了。回来后,子健理直气壮地开始教训我了。

    “人家根本没承认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自己自作多情。”他说。

    我一听他都去找过了,火冒三丈。

    “叫你不要去,你怎么还是去了?”我叫了起来。

    “我去帮你搞清楚啊。”他理直气壮地说。

    “你这样不但搞不清楚,反而把事情搞糟了,你知不知道?”我气急败坏地嚷道。

    我想,安德雷现在大概已经感觉到了这里面的险恶,它就像一个龙潭虎穴一样令人胆战心惊,谁也搞不清楚那些幕后监控者到底要干什么。他必须赶紧抽身,免得陷入其中无法自救。何况,本来我们之间就没什么事。

    我开始有点后悔,为了试探监视器的存在在家里告诉了子健关于安德雷的事情。这不仅让子健产生了误解,也让那些监视者们产生了错觉。

    这一下,对于那些监视者和观察者们来说,“戏”可能越演越精彩了。他们怎么能够忍受这个“戏”就此停止呢?他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在那里拼命地渲染和鼓动着,把事情吵得尽人皆知,传遍每一个角落,特别地不能放过我。

    “……哈哈,你爱上了其中的一个……”、“……你眼光不错,挑中了一个最好的……”、“……你就喜欢这种高个子,黄头发的男人吧……”、“……他的身材嘛,也算是标准美男的三角形,宽肩紧腰……可脸上差点,右边有些艮凸不平嘛”。任何可以接触到我的东西,如电视、收音机、我周围的人,都在往我耳朵里灌入与这件事有关的情节、片段、话语等等。

    我早就觉察到不仅有人在监视我,而且有人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我说话。他们的说话方式是在谈话过程中掺进某句指定的话语,着重地把它说出来,而这些话语的内容恰恰只有我才能听得懂,因为它正好刚刚发生在我的生活中。可是,说这些话的人好像并不了解其中的含意,只是按照某人的意思这样说出来而已。

    “……你爱他吗?爱他为什么还往后躲闪……”、“……你想找他谈什么……”、“……你丈夫已经跑去找过他了……”、“……他是一个坏男人,不过,从政治上说他是对的……”、“……还想找工作?你能去哪?去哪都一样……”

    一开始,我总觉得这是我的一种错觉,或者是一种偶然。可是,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不可能用错觉或偶然来解释,这一定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在发生。而且,我感觉这与我身上的监视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它就好像是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系统: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甚至可以与你交流。有时候,我不得不感觉到操纵着这个系统的人那无边的权力和威力。他们可以指使任何人,包括电视或收音机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演员等等;有时候,甚至整段整段的电视广告节目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制作的。

    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难道真为了我这么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吗?这可能吗?不,绝不可能!就算我是一个值得监视的人,也犯不着这样。我冥思苦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其实,我和安德雷之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发生过。可是,就这样,这些幕后操控者们已把它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每天在电视上看到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周围人所说的都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谈论这件事,我已成了全世界议论的焦点。我每天都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下生活着,已经到了无以复加、无法忍受的地步。

    尽管我也知道这些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完全是虚拟的,可我还是无法面对这样的处境。仿佛我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正在被人唾骂和指责,谁都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在公司的每一天,我都觉得是一种煎熬,一种心理和心灵上的煎熬。

    我想,我大概只有去把这个事情明朗化才能从中解脱出来。不然,不知道要承受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事情还会演变到什么程度。

    于是,我开始起草一封给安德雷的信。我知道我不能再去找他了,我的一切都在监视之下,找他来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他也不敢说什么。我想以写信的方式,可以斟酌字句,把事情和想表达的意思有分寸地陈述清楚。我希望我们都能表明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不愿意让此事继续这样闹下去。我还希望能通过他了解到我为什么会被监视。其实,我过高地估计了安德雷,现在他已不可能帮我什么。现在的我,就像身后跟着洪水猛兽,谁都唯恐躲之不急呢。

    那两天,我就在我的房间里打了一个草稿。很不幸,还没来得及仔细整理就被子健发现了。我并不想让子健知道此事,他本来就已经对这个事情很敏感,我又无法跟他把事情的原委解释清楚,还是不让他知道的好,免得生出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来。可是,近来他每天都在密切地注意着我的动向。

    这天,趁我下楼吃饭,子健偷偷跑进我的房间,从我的枕头底下把那封还未完成的信翻了出来。他拿着信,冲下楼,气势汹汹地就给了我一记重重的耳光,把我的眼镜都打飞落出去好远。拿着我的信,他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还写情书?真不要脸。”

    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只觉得脑子“轰”地一下,直发晕,眼镜也没了,眼前一片模糊,差点摔下去。我竭力稳住了身体,镇静了一会,走到角落找到眼镜戴上。

    “你既然看了,”我说,“你就把它看看清楚。我并不想写什么情书,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

    “还有什么不清楚?别人根本没有那个意思,你还想搞清楚什么?”他嚷道。

    “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冷静地说。

    “那照你说是怎么样的?”他仍在高声嚷着。

    “跟你一时也说不清楚。”

    我坐下来,拿出笔和纸,在纸上用中文写下了我想说的话。我不敢说出声来。

    “我被监视着”我写道。

    “谁监视你?”子健声音没那么高了。

    他转头向两边看了看,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我也不清楚,也许跟我们公司有关。”我继续写道。

    “你别捕风捉影,成天瞎琢磨。”子健接着说。

    “我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不仅可以看见我们,还可以听见我们说什么。”我又继续写道。

    子健半信半疑地看着我,还是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我想,他一时半会是很难明白和相信这种事情的。我又无法再多解释。

    大吵一顿后,子健把信没收走了。我也不想与他再纠缠下去,写信的事也就作罢了。从那以后,有什么重要事,或不想让监听者知道的事,我就采取写中文的方式。他们的仪器能听见,能看见,大概还不至于能读懂中文吧?这种情景有点怪怪的感觉,好像我真的在做什么间谍似的。可是,这完全是被逼出来的,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那一点点隐私。

    “情书”被发现,当场被打一记耳光的事当然也逃不过监视器。第二天,我去公司上班,人们的窃窃私语和神秘的笑容告诉我他们都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

    我脸上毫无表情地走进办公室,穿上白大褂,进实验室做起了实验。我心里无法平静,难受极了,就像站在火山顶上一般,对现状实在是到了再也不能忍受的程度。试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了隐私,你生活中的一切,哪怕是最细小的情节都完全暴露在你的老板和同事眼前,你将会是一种什么感受呢?我想任何人都不会觉得很惬意的。我只要一想到那个无形的镜头每天24小时地对准着我,就如卧针毡,一想到我的家已成了这些美国人看闹剧和连续剧的舞台,就心急如焚。

    我每天都处在一种高度的精神紧张状态,到了不敢随便说话,甚至不敢随便玩笑的程度。真不知道镜头后面都是些什么人,除了我们公司的人外,还有谁呢?恐怕大有人在。他们要干什么?不得而知。最后,我到了连上卫生间和洗澡间都犹豫不决,可又不能不去,大概这些也在他们的观察之内。我越想心里越觉得可怕,越想心里越觉得恐怖。

    接连几天,电视和收音机也热闹起来。开车上班的路上,只要我打开收音机,时不时地就会插进来几段话,“……被发现了吧……被当场抓个正着吧……被扇一记耳光吧……”类似的话当我打开电视时也会听到,我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些是说给我听的。我再也没有以前那样懵懵懂懂、似听非听、仿佛巧合的感觉了。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把这些话语零星地插到原来的播放中呢,还是指使或示意这些正在播放的人员在播放过程中特意地加进这些句子的?

    我认真地观察过一段,不希望这只是我的一种错觉。后来,我发现这些根本不是出于偶然,是有意识地让他们在播放中特意说出来的。有时这些话与前后意思可以吻合,有时则完全不吻合,前后根本不符合逻辑。但是,如果别人听见这些话语却没有任何意义,也绝不会在意,包括我身边的子健和佳佳。

    真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样人,竟然可以操纵所有的人。接连好几天,我都被这样的情境和类似的话语所包围,就好像我家里出了一件丑事,被他们看见了,他们决不能掩盖或沉默一样。他们每天都以各种方式,只要我能看得见或听得见的,来提示和暗示我这件事。绝不让我的神经和心理有半点喘息的机会。一连好几个星期我都在这种精神“轰炸”之中。

    幸亏我的神经还算坚强,没被搞垮,挺过来了。我不去理他们,他们也觉得厌了,好不容易才静了下来。我照常去上下班,做实验,一切好像又恢复正常了。

    可是,他们并不想就此罢休,好像觉得不过瘾。就这么恢复平静太没意思了,boring(没劲),他们又想制造点什么事情出来。怎么能让“好戏”这么快就结束呢?

    一天,我正在做实验,楼下另一个公司的一个华裔女子给我打来电话,约我一起去吃中饭。在美国上班时,同事们中午一般带一点便饭,或者去公司附近的餐馆吃一顿中餐。有一点由头或兴致高时,同事们经常也会约在一起去吃一顿中饭。当然,没谁请客,都是A-A制。

    我工作的大楼是由几个生物技术公司合租的,我们公司在第六层,其他几层都是几个别的公司。由于这里在公司工作的华裔很少,华裔女子就更少,上下班时碰见都会彼此比较注意对方,时间长了也打打招呼,后来也就开始聊天。

    “Are you Chinese(你是中国人吗)?”“Yes(是)。”

    “Do you speak Chinese(你会说中文吗)?”

    “Yes(会的)。”

    于是,大家就开始用中文聊起来。在美国,一些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华裔不太会说中文,所以见了华人也需要先用英文打招呼。

    后来了解到,这位华裔女子叫莫莉卡,来自马来西亚,在楼下的公司上班。她有博士学位,在公司任研究员,丈夫是个以色列人。她中等个子,脸圆圆的,眼睛也圆圆的,乌黑的秀发往后扎成一束,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地,给人的感觉甜甜的。她在马来西亚长大,跟母亲学过一些中文。她的普通话不是很流利,但可以说,能听得懂。我们常常是半中文、半英文地交流,好像也还方便,没什么障碍。我们一有机会就约在一起吃中饭,聊聊天。

    这天,我们俩来到了办公大楼旁边一条街上台湾人开的一家中餐馆。我们一人点了一份小火锅。这里的小火锅很受欢迎,5元钱一份,里面有肉,有豆腐,有白菜,有粉丝,还有一个鸡蛋,味道不错。一个人可以吃得饱饱的,而且舒舒服服地。特别是冬天,这里生意很好。因为我们是这里的常客,店老板跟我们很熟,走过来跟我们打了个招呼。

    几分钟后火锅就上来了,用酒精炉点着,热气腾腾的。莫莉卡边吃边开始问我最近的情况。

    “你最近怎么样?”她问。

    “不太好。”我说,看了看她。

    “怎么呢?”

    “前一段想换工作,结果没换成,还搞得公司都知道了。”我说。

    “怎么会这样?”

    我顿了顿,看了她一眼,不知该怎样跟她讲。

    “那个公司要咨询我这边公司的上司,”我说,“我想他们既然要,就把鲍勃的电话告诉他们了。”

    莫莉卡一听,眼睛都睁大了,露出非常惊异的神色。

    “哎呀!你怎么这么傻!你也不先来问问我,再给他。你在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是绝对不能让你们公司知道你想走,不然,你以后在公司的日子会很难受的。”她说。

    我叹了一口气,

    “是啊,我知道会很难受。可是,无论我让不让他们知道,他们都会知道的。”我说。

    “那为什么呢?”

    “唉,我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秘密,也没有任何隐私。”

    莫莉卡显得很吃惊。

    “怎么可能?”她说。

    “这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可能。”

    我真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沉默了一会,我想转转话题。

    “算了,不提这些事了,说点别的。”我说。

    “哎,我告诉你,”莫莉卡说,“我认识你们公司的总裁,卡隆。别看他穿得很随便,开个破车,他可是个百万富翁。他以前在另外一家公司做,那家公司做成了后他们都发了财,他至少有两百万呢。”

    “哦?我一点都不知道。”

    “他以前很喜欢surfing(冲浪运动),据说很不错,还参加比赛呢。有一次surfing(冲浪)的时候,他把颈椎摔伤了,治好后右边肩膀有一点往下斜。”莫莉卡不会说冲浪,只好用英文。

    “哦……对对,是有点斜,看不出他以前还喜欢冲浪呢。”我说。

    我这才想起卡隆是有点斜肩,看他那样子还真不像是爱运动的人。又聊了一阵后,我们就各自回公司上班了。

    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天又开始热闹起来。可是,吵吵的目标从安德雷转移成了卡隆。我的顶头上司是鲍勃,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与鲍勃讨论,完成后汇报给鲍勃。卡隆一般统管全局,参与讨论所有项目,但对个别项目比较感兴趣,对重大疑难项目过问得较多一些。

    那天,我因抗体的筛选项目去找卡隆讨论实验方案。出来时,我看见公司的女律师从她的办公室向这边走过来。当着我的面,她对卡隆说:“卡隆,你真聪明,真帅,真beautiful(漂亮)。”我看见卡隆会意地对她笑了起来。美国人说话很随便,说男人有时也用beautiful(漂亮)。看那样子,这话不是说给卡隆听的,而是说给我听的。我心想,不知道又是什么意思,大概我跟莫莉卡聊天时偶然提到卡隆,他们听见了。又想做什么文章呢?他是佰万富翁又怎么样?我又不稀罕。我可从来没觉得他beautiful过。

    接连好几天,电视、收音机、周围的人又开始了,“……佰万富翁……聪明……帅气……”;可同时又在说,“……丑陋……眼睛鼓着……长得像青蛙……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

    青蛙是什么意思?我想了想,哦,卡隆的眼睛和额头是有点往外鼓。现在,这造成的气氛仿佛是卡隆又跟我有什么关系了,要参与竞争似的。我现在真的被弄得有些啼笑皆非。

    这些人本事也太大了,可以无中生有、凭空制造,竟然可以造出一个“三角恋”来了,仿佛现在安德雷有了一个竞争对手,卡隆。我真受不了这一切。可是,找谁去澄清呢?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种无形的、近乎虚幻的境况下,似有非有、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状况。一切都是以Bodylanguage(一种肢体语言),和一些只言片语所呈现出来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我去澄清不是自取其辱吗。

    如果他们想要编“戏”,只要不拿我说事,他们爱怎么编就怎么编,我绝不关心。可现在他们把我整成了“中心”,成了他们耍把戏的“主角”,我能漠不关心吗?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没有任何办法。但愿我能把眼睛蒙上,耳朵堵上,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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