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联系国内的接受单位时就有所考虑，如果想去北京、上海，认真寻找是完全可以联系到一个合适的接受单位的。但是，考虑到我现在的状况，仍然被笼罩在无形的阴影之下，每天都还在这无形的“魔掌”之下遭受折磨和蹂躏，我可能不能承受北京、上海的工作压力。贵阳，当然也是一个去处，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童年的一切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仍有许多童年时代的朋友还在那里，现在都长大了。可是，父母亲都不在了，我仿佛已经没有了回到那里的理由，一切反而会勾起我对父母的思念。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南洋大学。南洋大学位处海南省的省会，海口市，占地面积2600多亩，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大学之一。它具有典型的亚热带海滨的风光，校园西面傍海，东面又有一汪淡水湖，到处都生长着热带植物和棕榈树，各种鲜花四季开放。我一见到这个校园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它。
虽说海南是中国土地上最南端的一个小岛，是中国最小的一个省，当然比不上内地的一些大城市那么发达、先进，但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没有冰雪和严冬，空气清新怡然，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好地方。亚洲论坛会址设在这里，世界小姐选美赛场设在这里，旅游观光的人们一年四季络绎不绝。这些都无形中给这个岛屿带来了新的发展和活力，让这个与中国大陆有着琼州海峡之隔的小岛有着特殊的魅力。
我来到海南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中，我既要适应新的工作，还要适应新的环境、气候，甚至是新的习俗和文化。尽管如此，我这一年从精神上来说过得新鲜而充实。说来也奇怪，我这个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去了美国十几年回来还需要重新适应中国习俗和观念，这到底是我变了，还是中国变了？可能都有吧。这十几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崛起和腾飞的重要时期。“文革”后，中国这二十几年的变化是罕见而惊人的。中国人的渴望，一百多年来的渴望，渴望重新富有和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呼唤着这个民族，呼唤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它决定抚去列强们蹂躏践踏留下的伤痕，忘掉“文革”的伤痛，勇敢地承受着新变革所带来的阵痛，顽强地站了起来，向着自己的渴望迈出了坚定而有力的步伐。它就像一个沉睡多年的巨人醒了过来，揉揉眼睛，伸伸腰腿，展开双臂向着朝阳而去。
几年前，我也曾回国探亲几次，已经看到了林立的高楼，看到了宽敞的街道和立交桥，看到了家家户户的瓷砖地、热水器和空调。这些都是我在出国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记得，当时我跟子健结婚，有幸分到一间15平方米的平房，门外搭出一个小棚做饭，上卫生间要到20米以外的一个公共厕所去。可也就短短的十几年，这一切都变了，变得无影无踪了，回国时都找不到回家的路，因为道路和房屋都重建了。这一切变化真有点让人不敢相信。
其实，我每次探亲回家就一个月的时间，我所看到的变化还仅限于一些外观的变化，直到这次回国居住了一年后才感到变化不只是外观的，而且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精神上的和观念上的变化。人们再也不以为贫穷是一种优良本质，再也不认为艰苦朴素是什么优良传统了。现在，你如果贫穷，不再会有人认为你是光荣的无产阶级一员，而会认为你无能，没有本事，很失败，是你的耻辱。现在，你如果有钱不花，追求简朴，会有人嘲笑你呆板。你会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这些观念上的变化对于像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而“文革”后的十几、二十年又不在国内的人来说，确实有些不适应。可是，仔细想想，这些变化其实没有什么不好，也许现在的一切才是一个社会真实和自然的一面，以前的多多少少有一点压抑和扭曲。现在的这一面也许会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一种正面影响和原动力。这种变化实际上也体现出了时代的影响和社会的进步。
刚回国那几个月，我还是跟在美国一样，穿着T恤衫和短裤。人们总是用一种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我大概穿得太随便了一些，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吧。我赶紧让朋友赵菁带我去买衣服，到了大商店一看标价，吓了一跳。衣服鞋子稍微好一点的都要200元以上，我都买不下手。这十多年在美国从来都是买折价的衣服，刚去美国时，只买5美元左右的衣服；上班拿工资后，买20美元左右的衣服，偶尔买件吧50-60美元的晚礼服用于讲究一些的场合；从来不问津100美元以上的衣物。现在让我出手200元买衣服，虽说是人民币，但还是下不了手。
我问赵菁有没有比较便宜点的地方。赵菁带我去了一些小街，街旁商店的东西的确便宜很多，30-60元就能买到衣服了，有时候质量也不算太差。熟人们见我穿着这些廉价衣服就问我在哪里买的，我告诉他们在某某小街上买的。他们就开始笑我：“你一个美国回来的大博士怎么会到那种地方去买东西……”我无所谓地笑笑，心想这要在美国的朋友还会觉得我捞到了大便宜呢。在美国，太太们坐在一起谈论的不是我买的这东西多贵、多高级，而是这东西多便宜、多实惠。这观念上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后来想想也不觉得奇怪了，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的确让人们的生活水准大大提高，中国人现在的消费观也远远不是十几年前的消费观了。而我们却一直停留在去美国前的节俭传统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改变过。在美国，我们虽说后来也挣工资，也不算穷了，但还是不习惯大手大脚花钱，生活依然比较节俭。我们并不完全像美国人一样地生活，我们以我们特有的方式生活在那块土地上。
我想起了前一段在广州时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成功的女性，都应该是会消费的女性。”这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观念，我听了有点不以为然。难道穿得时髦就代表成功吗？后来细想想，大概意思是成功的女性就不会那么守旧、那么古板，只会穿土布对襟衣吧；如果你成功，你就代表着一种新的时代，新的潮流和新的生活观吧。也对，如果你成功，你消费得起，为什么不消费一点呢？为什么不稍微注意一点自己的形象呢？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像《海港》里总是穿着工作服的女党支部书记“江水英”，而不是佩戴珍珠的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呢？想着想着，我笑了起来，我大概是太落伍了，赶不上中国的时代发展。
渐渐地，我冲破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开始进大商店买东西了。不过，我还是把价格控制在200元，超过200元的衣服不买，我提高我的消费水准就到200元的上限。想想，我这种心理障碍也不是一两天形成的。当初十几年前去美国时，买一双普通鞋也就是十几美元，心里一算，一美元等于10元人民币，那这双鞋不就是100多元人民币，当时100多元在中国可以买一块好表了，不能买，买不下手。十多年后回到中国，一件衣服有上千元的，便宜点的也是一两百元，还是买不下手。我不觉心里叹了口气，我们这批人真可怜，大半辈子过去了，什么都买不下手。
我进入南洋大学后，受聘于生命科学院生物系。不出两个月，系上就下达任务给我了，让我教微生物学。我带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开始备课。记得我大学毕业时曾说过：“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除了我以外，几乎都在教书。我可用不着再教书了。”可是，命运总是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安排。我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的一个研究所；到了美国，博士毕业后进入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现在，回国后又到了南洋大学。绕了这么一大圈，结果还是避不开教书。我大概就是教书的命吧。
不过，我现在对教书有了不同的看法。回国前，我也曾想过回国到底干什么？我也曾联系过制药公司。后来想想，还是觉得教书能让我这十几年在国外所学的东西有的放矢。如果进公司，中国现在的生物高技术公司还不成规模，做不成什么。当然，进研究所是可以做点研究的，但是如果是教书，每年能将学到的最新知识讲授给50-100个学生，十年后那将是近1000学生，如果他们每个人出去都能发挥他们的作用，那将是一个不可估量的作用。另外，我从来就觉得我可以作一个好老师，只是一直没去找机会。在美国，我在博士论文答辩时，非常成功，我的导师对我说：“你很有演讲才能”，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现在，我终于当老师了。当我真正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发现我想来教书的理由还不只这些。当我看着学生聚精会神的目光时，我简直觉得是一种享受，有时甚至是陶醉于其中。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我天生就应该是当老师的。
然而，不幸的是，我回国后，这种奇怪的疼痛和一系列异常的现象并没有停止，始终顽固地跟随着我。不过，这也是在我的预料之中，这几年从美国回中国时，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头痛，同样的头痛，与在美国时一样，天天伴随着我，从早晨到晚上持续地进行着。我知道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停止和减缓这种人造的疼痛，唯一的办法就是忍受。幸亏这几年在这种残酷地虐待和折磨下，我已经学会了怎样在痛苦中生活，怎样疼而不觉，怎样在疼痛下微笑，怎样在疼痛停止的短暂间隙中享受一下那无疼痛的幸福。
我照常做着所有该做的事，照常备课到晚上十一二点，照常去商店买衣服，照常每星期二与赵菁一起去餐厅吃晚饭。赵菁星期二休息，所以我们每周会面的时间安排在星期二。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不想再回到以前的那种封闭状态中去、想要有一个正常生活的话，我就不得不顽强地站起来，强忍着疼痛和难受去做一切需要做的事。
我们学院组织了两次去琼海的春游我都没挪下，在万泉河漂流的“水战”中也没有袖手旁观。后来，赵菁和她先生开车又带我去三亚玩了两天，回程时专门去了和乐县吃了海南有名的和乐蟹。除了五指山外，我也算是把海南该玩的地方都玩了一遍。
我庆幸我回到了中国，回到了海南，尽管疼痛没有停止，但我周围的环境变了。“魔鬼”好像也不太方便天天指使人骚扰我了，不再有人天天跟着我传达他们的“信息”了。我的生活变得充实而愉快起来。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又梦到了父亲，这次他是和母亲一起。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博物馆里，有一点像我曾经去过的法国卢浮宫。我们三人正站在一间楼下的展厅内，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尊真人大小的雕像立在左右两个石阶梯下中间那块宽敞的石台上，大理石的阶梯沿两边一直通向楼上。我们站在这尊白色石雕的人像前，好像正在观赏。这个人像鼻梁以上的脑盖骨没有，头内也是空的，就像我们常常在大街商店橱窗里看到的那种上半头部没有的时装模特儿。父亲对我说：“你看，脑子是好的，没受到什么伤害。”我走上前去，围着石像转了一圈，仔细看了一下头里面，只见里面是中空的，什么也没看见。醒来后，梦里的情景历历在目，我有点迷糊，不解其意。难道是我去世的父母托梦给我，说我的脑袋虽然被击打和伤害已久，但里面的脑组织和功能是好的吗？但愿如此吧！可为什么里面是空的呢？我还是不明白。
自从我被“魔鬼”罩住之后，父亲在我梦中多次出现，母亲去世后也出现了两次。我感觉有些奇怪，为什么母亲去世前没有出现过呢？也许，灵界只有人死后才能进入，只有到了灵界，她才真正看到了我痛苦和无奈的处境。他们在担忧我，他们想帮助我，他们想慰藉我。想到这里，我的心酸了，眼泪又流了出来，心里充满了对父母的怀念和感激。爸妈啊！你们到了天国都没抛下女儿，还在为女儿操心。女儿不孝，到现在都还不能让你们省心。
回想起那每一次的梦境，它都让我感到有着深刻的含意，仿佛在预示或暗示着什么。我越来越相信有灵魂的存在，只是你能不能感受得到它。也许，非凡的遭遇和处境，以及那在第四维空间里无时无刻不在纠缠于我的、看不见的敌人，让我产生了这种能力，让我学会用心和灵去感知和触摸事物。我发现我的第六感官变得异常得灵敏，我对事物的预感每每都得到了印证。也许，人类本身就具有感知神和灵的功能，只是你有没有启迪和使用它。
微生物课正式开始了。头一两节课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紧张，虽说我这些年在美国久经沙场，在台上演讲已是百炼成钢了的，但以前面对的都是专家学者，同事同行。面对学生，这可是第一次，要能深入浅出，讲懂学生那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不过，我也当过学生，多少还是能理解学生的心态，两三堂课下来后，基本也就在我的掌握和控制之中了。
接下来的半年时间，我感觉身上的“症状”从头痛变成了气喘和咳嗽，头痛被哮喘和剧烈的咳嗽所代替了。同样，这种哮喘和咳嗽与其他的人为“症状”有共同的特点，当我突然地改变姿势，它就会消失1-2秒钟。而且，这种“喘”让我明显感觉到不自然，生硬得像什么东西堵在气管里一样。咳嗽就更离奇了，好端端的，既不感冒也不发烧，胸透也没问题，可是咳得非常剧烈，甚至不能控制。
我以前也感冒咳嗽过，但从来不像这样。这咳起来就是歇斯底里般地往外喷，可以连续30分钟到一个小时，咳得天昏地暗，脑袋震胀。由于咳的力度太大，仿佛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在往外膨胀，身体里所有东西都要往外喷射一般。我感觉咳得都要往外吐，好像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了。每一次爆发，都会咳得满脸涨红、青筋直冒，咳得眼泪蹦出了眼眶，咳得小便都已失襟。我每咳一声，小便就往外溢出一点，每次发作完，都不得不更换内裤。有时，实在咳得受不了，我就拼命闭住嘴巴想控制住咳嗽，可咳嗽就从鼻腔里喷出来。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止住这种凶猛的咳嗽。
这种咳嗽就像有一个无形的毛细勾在你嗓子眼，它挠一下，你就得咳一下；它挠三下，你就得咳三下；它挠得轻，你就咳得轻；它挠得重，你就咳得重；它一直挠，你就得一直咳下去。它就像是机械控制的一样。每一次发作完，都会让你觉得筋疲力尽，手脚瘫软，浑身虚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一天，我从客厅准备去卧室，经过洗澡间时，看见门开着，就准备上去把门关上，正伸手去关时，突然感觉嗓子眼被猛挠一下，咳嗽立刻喷了出来。我不由自主地往前猛一埋头，正好撞在洗澡间门框的棱上，鲜血立即从脑门流了下来。撞出了半寸长的一个口子，我只好捂着脑门去了医院。医生问我是怎么搞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有人听说过因为无法控制咳嗽会把头都撞破的事吗？可是在我身上就会发生。
而这种“喘”带给我的却是一种可怕的威胁和危机感。我们都知道，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只要2分钟不呼吸，就没有办法生存。身体再好的人，抵抗力再强的人，意志再坚强的人，如果你不能呼吸，一切都无济于事。这种“喘”与一般的哮喘不一样，没有任何起因，不是感冒后的炎症，也不是对某种东西的过敏，而且任何药物都不可以控制和减缓。可是，过上一阵子，它就自然消去。任何时候只要（他们想）发作，没有任何原因和理由就可以发作，从来不分地点、气候和时间。其实稍微想想就能明白，这种射在我身上的光束只要在气管的部位提高光的密度应该就会有堵塞的效果，我就会感觉呼吸困难；如果光密度更高，我就不得不窒息和挣扎了。
如果只是部分气管堵塞，情况还不算严重，至少还可以呼吸，只是困难一些。我需要张着嘴往里吸气，每吸一口气，锁骨上的咽喉部位都往里深陷，背部微勾着，双肩微耸着，能够听得见嗓子眼里发出的拉风箱似的咝咝声。可以说，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只要能帮助呼吸的地方都在使劲。
可是，一旦气管全部堵住，那是最可怕的时刻，仿佛世界的末日。不用多长时间，只需几秒钟的时间，我就要开始挣扎。由于气吐不出来，仿佛憋在胸腔里的气就化为了一股无名的力量，从胸腔一直往上直冲，一直冲到脑门。我好像真正感觉到人们所说的血往上涌的感觉，顿时脸色煞白，嘴巴大张着，手抓住前胸，好像要撕开胸堂往外吐气似的。我的腰弯了下去，成了九十度，最后跪在了地上。我觉得我就要死了，不用长，只需再多几秒。本来这种时候，哮喘病人如果能往气管里喷上一点肾上腺素类的缓解药，就可立即减缓症状，但我喷上去没有一点作用。当然，如果知道这是人为的，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了。
唯一能够减缓一点的就是不断改变姿势，或者突然蹲下或跪下，但这就只够喘一口气的时间，不能真正有什么帮助。我只觉得这种情形再长几秒钟，我就过去了。可是，一切都在“魔鬼”的控制之下。每次这种情况发生，每次都是在我马上要休克的前一秒钟，窒息突然停止了。我坐在那里，张着嘴，大口呼吸上二十多分钟，才能缓过来。
然后，我就慢慢地站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种情况每天都发生一两次，可以说，我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每次事情结束后，我并没有庆幸捡回一条命的感觉，因为不知什么时候下一次又要来了；任何医生，任何药物，任何措施，都不能预防或终止它的发生。我还有什么好庆幸的呢？不过，真正值得庆幸的是，这几年的经历让我学会了不去为自己的痛苦、甚至自己的死亡去悲伤和发愁。我活着一天，就要让自己在痛苦下活得愉快，就要让自己在痛苦下活得有微笑，就要干自己该干的事。
一天中午，我煮好了面条，打开电视，一边看一边吃。吃到一半，突然咳起嗽来。这是最近经常发生的事，看起来好像是吃呛着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呛着；咳着咳着，就会喘不上气来了。这天也不例外，但是，喘的时候竟然气管就像完全密封了一样，一丝丝气都不透，既不能吸，也不能吐。我立刻感觉到窒息，丢下饭碗就往卧室跑，去取喷雾剂。我从包里掏出喷雾剂，往喉咙里喷了几下，但还是不能吸气，我已经憋得满脸通红，头上的血管和眼睛都鼓了起来。我右手抓住前胸，从卧室走出来，在走廊里一边踉跄地往外走，一边张大嘴“啊，啊……”地想叫。我已经叫不出别的字眼了，感觉快要不行了，想喊救命。我冲到了大门口，打开大门“啊，啊……”嘶哑地叫了两声，楼道里没有人。我刚想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喊人，正在这时，气管魔术般地突然打开了。我站在大门口，手抓着门把手，弯着腰，连续吸进了几大口气，接着又继续地急促呼吸了1-2分钟才算缓了下来。
回到屋里，我忍不住愤怒地骂了起来：“一帮禽兽，你们早晚会受到惩罚的。你们会不得好死，会有报应的。你们用你们的高科技除了能虐待一个弱女子外，还能干什么？弄死我你们算什么英雄。想弄死我吗？那就来吧。”我早就知道他们能听得见我所说的每一个字。我既看不见他们，也打不着他们，只有语言对我来说是唯一能接触到他们的方式，也是我唯一能用的武器。
我已不再悲伤，不再流泪，也不在乎死亡，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快乐地活着。我回到了电视机前，端起剩下的半碗面条，又开始吃起来。
有时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不再多搞两分钟让我喘不上这口气，不是又干净又利落，我也不用再受苦了。可是，他们不这么做，这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要的是我活受，要的是我能感受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所有痛苦，要的是能看见我不断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感觉。我的挣扎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享受和骄傲，只有在我的挣扎中，他们才能感受到他们工作的成效和技术的高超。
还有一次，我上完课，骑车回家。到了车棚，我将车停放好，刚转身，突然感觉到窒息。我张开嘴，出不了气，“啊，啊……”两声就蹲下去了。看车棚的老头见我此状，赶紧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手抓着胸口，说不出话来。持续了几秒钟后，窒息突然停止了，我紧喘了两口，慢慢缓过气来。
“啊……喘不过气来。”我一边喘着气，一边对老头说。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老头立刻问。
“不用，经常这样，去了医院也没有用。”我摇了摇手。
第二天，我去车棚取车。老头看着我，觉得有些无法理解，病得这么严重怎么不去医院。
“还去上课啊？”他问。
“没死就干呗。”我说。
当时的情景显得有些悲壮。可是，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没有人能懂得为什么我要“没死就干呗”。
这种情形让我想起了几年前著名歌星邓丽君的死。她有过敏性哮喘，并且就死于哮喘。有一次，她去泰国演出时，忘记带急救药，症状突发，抢救不急而死。当时，这个噩耗震动了全世界的华人，都为之伤感和惋惜。我想，也许不久人们又会传说，一个不知名的中国女人死于邓丽君的同种病因。他们哪里知道，现在的科技水平已经达到了可以模仿邓丽君死因的水平，可以杀人不见血，也不见痕迹，更不见人。
不过，奇怪的是，这种非常情况的出现大都是在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和给学生上课时一般不会发生。我想，大概这些卫星后面的“魔鬼”（监控者）也会有心虚的时候吧。尽管他们的罪行肉眼看不见，但众目睽睽之下，如果我当众跪了下去，张着大嘴吸气，也不免是一种残忍和悲惨的情景。他们大概也会手抖吧？不过，幸亏他们没这么做，不然我在讲台上能站得住吗？既然他们当众不做，那我也就当众表现出一种正常健康的外表，就像在我身上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这种在双重境况、双重心态的生活方式我早就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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