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黔森短篇小说选-十八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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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竹儿

    十八块地是个地名,那儿住有三户人家,三户人家有十八块耕地。远远看去,那些耕地有点儿鸡零狗碎。

    人乡随俗,我们的农场便也叫作十八块地农场。我们的农场离那三户人家只有三华里。却像两个世界。我们的农场伫立在山坳上一片平台上,开垦了比那三户人家多得多的田地。

    三户农家的十八块地在农场的山脚下,地块虽小,却很肥,水也充足,而我们开垦的田地虽然很气派,却缺水,于是,大部分田地只能种我不怎么爱吃的苞谷。

    我人在气派的农场,心里却很羡慕山下的那片小小的水土,羡慕那里的风光和吃食。

    去山下的十八块地必须经过一片茂盛的箭竹林,那竹儿很诱人,翠绿绿的,风一吹哗哗地喧闹。我是很想常常去那儿走走看看的,却很少去,那时我虽然只有十五岁,却已是半个公家人,我是遵守公家的纪律,况且,我还怕去得多了,那里的鸡狗少了几只,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我们农场有几个哥们儿很会干偷鸡摸狗的勾当,也许,只是出于对十八块地这个名字的敬意,这几个哥们儿从来没有偷过十八块地的农家,要偷就到十里外的柳阳村去。我没有去柳阳村偷过,那时,大家好像是嫌我小,担心我的手脚不利落,不让我插手干这份活计。住在隔壁的吴大跃虽然比我大不了几岁,却已是“老手”了。他和他的战友们每每得手,都叫我去吃,我虽然觉得白吃别人偷来的东西不大光彩,但还是去吃了,农场一日两餐,顿顿都是一半苞谷一半米,一勺菜叶,谁能对抗一锅肉的诱惑呢?那是鸡呀鸭呀有时还狗,狗肉是大补之物,这个我知道。

    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吴大跃来农场已经三年了,是老革命了,吴大跃又名政委而且当之无愧。我们的农场场长,是位三代红透顶了的贫下中农,不识字,且又口呐,干活时,不喊别人, 自己也不出声,闷着死命地干, 日子一久了,人称老黄牛。大家都怕与他上工,怕跟得长了也跟着变成哑巴。每天的开会、上工、下工,都是昊大跃向场长半是言语半是手语弄明情况,然后向大家宣布,于是吴大跃成了场长最权威的代言人,因此大家便顺理成章地喊他政委,喊得久了,他也以为自己真的是政委了。

    我的同事卢竹儿是从来不去吃偷来的东西的。我也觉得她不去得有理。但我又自认为有理由照顾她,所以,每每有了“收获”,我总偷偷用饭盒装一点,过一两天再拿给她吃,谎称是我家里人送来的。她便吃,吃得有滋有味。看着她那份吃相,我的嘴里也满是滋味了,似乎比自己吃东西更有滋味,心里很满足,还暗暗生出自豪感来。

    卢竹儿身子很纤弱,却有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还有一条直垂到脚后跟的大辫子。她的辫子和她的眼睛一样的乌黑而且都会说话。看到她眼睛就是看到了她的辫子,看到了她的辫子就是看到了她的眼睛。这看,在我有时候又叫“听”。我真的听到过她辫子的说话声,像她眼睛里流出的声音一样的柔美清悠。我和卢竹儿在农场共事时都才十五岁,我与卢竹儿最大的区别除了我是男的她是女的还在于,她很爱笑,但不爱唱歌;我不爱笑,只爱唱歌。十五岁的喉咙还未发育定型,能把歌唱得很嚓亮。我偏偏是个喜爱燎亮的角色。

    我们农场茶树很多,有几座山,每到打茶果的季节,每二人一组出去打茶果,可谁也不愿和卢竹儿分在一组。她人小,又不能上树,而且路又远,有时要跑几个山头。老黄牛场长说不清楚话,照旧由政委吴大跃全权分组,政委便把卢竹儿分给我,因为只有我、政委、卢竹儿三人曾是一所中学的同学,政委比我和卢竹儿高个三级。我和卢竹儿同级不同班。政委在会上宣布,他不能以权谋私,正因为我和卢竹儿是他的校友,他才把别人不愿要的卢竹儿和我分在一起的。他比政委还政委,他的大义灭亲顺理成章。正是他的这份大义,成全了我。当别人不愿要卢竹儿的时候,我是很想要她的,但我又不能说出那几个字:我要你。

    以后,我每次出工便很大方的带上了她,像将军带上士兵。我上树打茶果,她在下面一枚枚拾进大背篓里。山腰上那一片竹林总是被风吹成一阵粗犷的旋律,于是我就放开喉咙唱它个痛快,高亢的声音传得很远,隔几匹山都能听见。偶尔对面山传来政委他们的《红灯记》或《智取威虎山》,都像打破铜锣似的,没有我那脆脆生生的好听,我便特别自豪。有时还眼珠子一转,看看卢竹儿对我僚亮的反应,我希望她的脸上有微笑浮出。

    茶籽打出油来,我们农场自己吃,猪油很难吃到,因为农场一年杀一头猪。有些人熬不住了便从家里带油来,那年月能从家里带来一斤油的,已经是大富翁了。那时城里每人都定了量,每人一月三两油,家里人要节省很久才能凑那么一斤油。

    卢竹儿家里人丁少,节省不了油给她,我家也无法给我省点油送来,于是,我便希望有一天能带上她到某个地方混点猪油吃。

    机会终于来了,那是过五一国际劳动节,农场放假一天,大家回家的回家,剩下的到贫下中农家,去混肉吃。卢竹儿内向,很少出门,所以没有能够和贫下中农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感情。回家更不行,她的家在城里,来回要走八十里山路。按农场的纪律,休息一天便只有一天的假,回家的必须当晚赶回农场,第二天还要出工拔田里的杂草。我们难得有休息日,如果把这个难得的日子变成了走八十里路,对她是很不合算的,她也没有那样的脚力。她便只能选择不回家。不回家,便少了一次改善吃喝的机会。幸好我与柳阳村一位姓唐的贫下中农革命感情还算深厚,我就带她去了唐家。

    那姓唐的见我带个女的来,便问我们是不是革命伴侣。卢竹儿脸红到了耳根,我连忙说,是革命同志,是战友。姓唐的说,革命战友,很好很好。姓唐的便来了热情,把肉做得很多。使我们的晚餐变成了一次天国之行。我一辈子都记得,饭是白生生的,腊肉有四指宽,厚厚的,白亮亮的,一口下去,油顺口角流下来,这种好生活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姓唐的说,为了革命的友谊你们就多吃一块吧,其实我们知道,他家也没有几块。

    吃完晚饭也许九点半了,该回农场了,姓唐的去后院拿了十几根柏木油条,要我们点燃照路,十多里山路,也刚好差不多用完。在一阵狗吠声中我们离开了柳阳村,唐一直送到村口很是恋恋不舍。我却隐隐觉出姓唐的不舍的好像不是革命友谊,而是卢竹儿那张可人的小脸蛋和她乌黑的眼睛与辫子。这使我有点儿不快。不快的只是心里的某个地方,我的装满猪油的肚子却非常的愉快。

    走进山谷里,一切显得很寂静,那天又没有月亮。开始卢竹儿走前面,她怕,我让她走后面她还是怕。我说革命青年不怕鬼,其实我心里也有点害怕。越走天越黑了,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走了大约一小时,也不过才走了四里多路,最不幸的是,这时又突然下起了暴雨。我急忙拿出常备的一块塑料布,包好了火柴和柏木油条,让卢竹儿拉住我的衣角小跑起来,路又滑又窄,卢竹儿在后面突然哭起来了。那时我们正过一道山梁,侧面是深谷,跌下去非死不可。我说卢竹儿我们是战友,战友就是兄弟姐妹,我拉着你的手吧!我怕她掉下深谷去。她没有说话,我摸索着找到她的手,那是我第一次拉女孩的手,手是颤抖的,我想卢竹儿也是一样吧。我一手拉着卢竹儿,一手在前面探路,我们得赶快走,下了这道梁,要过一条溪,小溪有一木桥,如果山洪下来了,我们就不能过了,我们要赶到洪水之前。

    等我们到了小溪边,小溪已变成小河了。只听见流水声很大,我知道过去是无望了。雷声、雨声夹着卢竹儿的哭声,我心慌极了。闪电很怕人,每闪一次,卢竹儿就颤抖一次。闪电起时,我看见卢竹儿楚楚可怜的样子:她的脸很苍白,小嘴有节奏地一张一阖,眼睛又黑又亮,乌黑的大辫子在纤细的脖子上盘绕两圈后垂在胸前。她的发颤的身子不知什么时候紧紧靠住了我,像小鸟一般依人,比小鸟还依人,我的身子也跟着发起颤来。我分明感觉到她热热的肌肤穿透了湿湿的衣衫钻进了我的肌肤。她的身子很小,但她的肌肤却十分柔软还似乎散发着一种异样的香味,一种于我十分陌生却非常诱人的香味。我的身子颤抖得比她还厉害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头发了,也不敢大口的呼吸了。这时候,一个模糊却十分顽强的声音突然在我心里响起:长大后我要娶她。也是在这一刻,泪水涨满了我的眼眶。我泪眼汪汪地望了一眼大山,我向大山发出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誓言:娶她!

    雨下久了,天空反而清爽了许多,可以看清对面山梁了,那溪水越涨越大,我下了决心,从这边山脊上翻过分水岭,再绕过去。这是一条采药的毛毛路,其实根本就没有路,只不过有人从这个方向走过而已。我也曾走过一次,是跟政委他们几个去采野香菇和打野味。

    至今使我遗憾懊恼的是,当时,根本就不该走这条路。在那条路上发生的一件事令我终身羞愧。那是遥远的过去了,但想起来了却恍若昨天。那个昨天,我们爬到半山腰,发现了一个小山洞。我累极了,很想进去休息一会儿。我的手由于要开路,被茅草、荆棘搞得到处都是伤口,汗水和血水混合在一起,痛得厉害。我们走进山洞,我还是牵着卢竹儿的手,因为她还是怕。我叫她拉住我的衣角,我要打开塑料包取出柏油条,点燃看看洞内情况。火点燃后,卢竹儿惊叫起来,双手抱住我的胳膊躲在后面。我一惊,定神一看:原来离我们四米远的地方有一头很大的动物!那东西似乎也吃了一惊,我大着胆子仔细观察,看清了是一头侧卧着的老山羊,身旁还有两头小羊。我想一定是一头怀孕的母山羊进来躲大雨,就在这儿分娩了。我们跑出洞,我叫卢竹儿躲到一边去,我寻找到一块大石头。我说,机会来了。卢竹儿死活不肯放开我,她已经明白,我那个所谓的机会就是向山羊发起进攻。她几乎用整个身子抱住了我,阻止我的进攻。刹那间,我望见了她那美丽绝顶却充满哀伤与企求的目光,好像我马上要攻击的不是山羊,而是她。石头从我手上突然滑落了……我包好柏油条、火柴,离开了山洞也离开了我的耻辱,继续往前爬,一边爬,卢竹儿一边嘱咐我,这事不要告诉别人。我知道卢竹儿怕政委他们知道,他们一知道,羊儿就没命了。

    雨渐渐小了,停了。时针可能指向深夜一点了。深夜一点,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这山我很熟,我晓得离我们可爱的农场已经不远了。

    我们疲惫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当我们往农场方向看时,不约而同欢呼起来,因为我们看见有一串火把已经过了半山腰的竹林到了十八块地,正往柳阳村方向急行。我们知道那一定是战友们看到我们没有回场来接我们的。我们急忙从身上拿出塑料包,把剩下的七根柏木油条全部点燃,高高举起。不一会,果然被他们发现了,火把穿过十八块地那三户人家,正朝我们这匹山爬来。我们也往下走,终于在一个山脊的平台上汇合了。政委带来了五个人,我热烈地与他们拥抱。这是我此生此世难得的一次热烈呢!卢竹儿只顾在一边哭。大家叫卢竹儿别哭,快到家了。也许我热烈得过了头,忘记了答应卢竹儿的事,兴奋地告诉政委,说那边半山腰的山洞里有一头老山羊在那)地躲雨。政委说,那山洞他去过,现在山羊早走了!我说,它生了两头小山羊,不能走啦。政委一听高兴得直叫,接着命令两个人陪我和卢竹儿回去,他带其余人马上向我们的来路奔去,像一支夜袭的突击小队。我转身一望,见卢竹儿突然瘫倒在地了。我连忙转身向政委的背影大叫起来,莫去,莫去,我求你们啦……我的叫声显得那般的孤寂无援。我第一次感受到背叛的沉重与无耻。

    山羊被政委们顺利地打回来了。两头小山羊也被抱了回来,却又装模作样的像照顾自家孩儿一般照顾起小山羊来,天天找米汤喂,但不久小山羊都死了。于是,大家不再装模作样,美美地饱餐了两天。卢竹儿一口未吃,我自然也没有去吃。

    卢竹儿不再理我,也不听我唱歌了。但我还在唱,十五岁的嗓子不能不唱,但我的歌唱不再是从前的歌唱,我知道了什么叫忧伤。这忧伤至今在我的歌声里回荡……此后,我不论走向何处,望向大山,大山似乎都向我背过脸去。

    两月后,我们都回城了。为生计各奔东西。再以后我学写文章,有些见报了有些还变成书籍,只要有作品出世,我总是送她一份,还恭恭敬敬写上请她指正的文字。她总是默默地收下,却什么也不说,看我时神色很古怪―我越发变得忧伤了,我虽然常常想起夜雨中对大山发的誓言,却没有勇气向她提及。

    过了四年,我突然收到一张请帖,她与某某结婚了,当时我的头轰的一下空荡荡的,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她丈夫的名字,我备好了一件很典雅的瓷器作礼品。我没敢去参加她的婚礼,婚后听说她去了外省,以后一直未见。后来遇见到一家运输公司当司机的政委,政委说她生了一男一女,还伤感地告诉我,场长回家务农后,不久病死了。再后来,政委自己买了一辆车开,不久翻车,也死了。

    卢竹儿的消息不再传来,她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卢竹儿,你是否还记得十八块地么?卢竹儿,你原谅了我那次的背叛了么?卢竹儿,在我进人成年有了更多的人生坎坷后,我才懂得了当年你望我时的那份古怪。也许,古怪的不是你的眼神,而是我的槽懂无知……

    鲁娟娟

    鲁娟娟比我和卢竹儿大三岁,与政委吴大跃差不多,她是读完高中才来农场的,是这儿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中生之一。鲁娟娟的英语很好,因为她有一个大学外语系毕业的父亲。尽管她学习成绩好,又积极参加劳动,可直到高中毕业也未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卫兵,这是她当时最大的遗憾。我们虽然同在一所学校念书,认识却是在一次争吵中。当时我们三中的田地在市郊外北面的山坡上,我们早上上学下午劳动,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土地,那是为了响应主席的号召:“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军、学农,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些土地是我们学农的战斗场所,鲁娟娟她们种花生,我们种苞谷,每到成熟季节,各班级就派人轮流把守,因为都想丰收后的表扬,因此经常是他们破坏我们的苞谷,我们破坏他们的花生。

    一次,我与几个同学计划去破坏鲁娟娟他们班的花生地。卢竹儿不肯去,我说这是革命行动,你要是不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太严重,一怕苦二怕累。后来我们都去了,却被鲁娟娟她们发现了,我们一边往回跑一边取下红卫兵袖套想藏起来,可还未藏好,鲁娟娟已追上来。她双手在我们面前有力地一挥,大喝道:“站住,你们是红卫兵还干这种事?简直是给毛主席丢脸!”她的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已看清了她没有带红卫兵袖套,知道了她肯定不是红卫兵。幸好只有她一个追过来。其他几个怕我们调虎离山,固守在地里,于是我反咬一口,说她搞我们的破坏。她此时正站在我们班的地里,我们大伙一齐讥讽她是个坏分子,在学校如果没有批准加人红卫兵,她家里一定有问题。我们不怕她,吵了一会儿无结果,她走时说要告我们随便取下红卫兵袖套丢在地上,还说这是反革命行为。这下我们倒害怕了,一连几天都心神不定。但她没有告发,老师和工宣队代表都没找过我们中的谁,对此我们开始对她另眼相看了。

    以后,我们一起下到十八块地农场接受再教育,她与卢竹儿同住在一间房子。她有很多书,像《青春之歌》、《红岩》、《烈火金刚》、《难忘的战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我都是在她那儿借来看的,这些书使我成了一个文学梦者。我们在一起谈理想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卢竹儿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鲁娟娟的理想是当一名人民解放军。听说她毕业时,曾去报名参军。体检都合格了,但人家一查,原来她父亲是多年的老右,当兵的事自然就吹了。

    她很少与人说话,个子很高,头发剪成了当时很流行的“上海头”。她最喜欢穿一身洗得发白了的旧军装,系一条三指宽的牛皮带。她腰直胸挺,穿起这身军装的确神采奕奕,气势非凡。她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晨到牛圈旁的草坪上读英语,晚上总是在马灯下看书写字。农场的人都说她是装样子,不就是高中生么?不就是懂得几句卖国话么?那时我们认为,凡是经常练英语的人,都是蓄意卖国,但吴大跃不这样认为。也许这也是吴大跃被大家喊作政委的理由之一吧。

    政委吴大跃很关心鲁娟娟,分工时总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如有人笑鲁娟娟学卖国话,政委总是大怒道:“卖你妈的X,农场总要有人学外语,要不空投的敌人被我们抓住,问得出敌情么?鲁娟娟学习外语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不学外语,能解放全人类么?这是为备战,同志们一定要清醒!”当时学校上英语课时,都要唱一首英语歌,最后一句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学习外国语。”

    鲁娟娟小学不是红小兵,中学不是红卫兵,毕业又当不了兵,按理说,以她如此不体面的身份来农场,肯定会被安排去喂猪的。这事最难做,因为没有粮食,也没有糠,只好上山打猪草,回来还要帮助伙房,够累的。然而她不但没有去喂猪,过了一段时间反而去柳阳村当了一名代课教师。谁也不曾料到,全农场引以为荣的差事,竟被鲁娟娟这个懂几句卖国话的人夺了去。农场有几个又红又专的高中生不服气,比这比那,直比到了祖宗三代,但最终比不了政委一句话。那天最后开会决定,老场长征求政委意见,政委说:“鲁娟娟会外语,能审问空降的敌人。”鲁娟娟从来未遇见这种好事,当场就热泪满面,发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并要把这能解放全人类的外语教给祖国的花朵。政委不失时机地站起来挥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于是全场六十几个人沸腾起来了,口号一句连一句不停,喊了足足几分钟才停了下来。第二天鲁娟娟就跟着柳阳村公社书记到中学赴任了。

    一晃, 日子过去了五年,早已各奔东西的我们难得一见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吴大跃。我也不再是个只会扯着嗓子发出燎亮叫声的角色了,我干上了地质,是名光荣的地质队员了,而且已经有文学作品发表。吴大跃见我的第一句话是,当年我就晓得你会出息的,想不到出息这么大,都写诗了。我的脸红了,说,哪个想写诗都能写的,还自嘲一笑,说,八亿人民八亿兵,人人都是大诗人。接着,我问,政委―只有这个时候,我才在心里把他当做了政委―当年在农场你为什么对鲁娟娟那么好,对我和卢竹儿却要大义灭亲呢?政委想了半天,坦白地说:我对娟娟好,也许是你们文人所说的初恋的萌芽时期吧?我让娟娟去柳阳村公社教书,已有人告我,说我以权谋私,我们四个是三中的,娟娟走了,只有我们三人,你想我如不拿你们开刀,以显我的公正,他们会告到县办的,再说我也是经常暗中帮你们呀。其实我知道当时政委对我们只是表面严厉,现在问一问,只不过想知道他与鲁娟娟的事。那时鲁娟娟已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政委说他不敢妄想了。当然鲁娟娟不知道政委的暗恋,一直到毕业回到柳阳村时,政委早已被安排到一家运输公司开车。政委经常开车来看她。他才开了三年车,就失事死了。在来向政委作最后告别的当年的战友中鲁娟娟是哭得最悲坳的一个。卢竹儿没有来,她嫁得太远了。我当然是去了的,那时我最想的不是哭,而是想唱一支歌,为我的政委送行。

    鲁娟娟当年去柳阳村公社代课的第一节课是非常成功的,但许多年后却成了我们开玩笑的趣谈。为了给新上任的教师鼓劲儿,上第一节课时公社书记、农场场长、政委都去听了。我与卢竹儿也偷偷躲在后排听。鲁娟娟看见那么多领导都来了,上课自然十分卖劲。刚好上的是董存瑞那一课,当讲到革命战士董存瑞拉响炸药包时,鲁娟娟己是泪流满面了,她努力地学着董存瑞炸碉堡的动作,一手佯举炸药包,一手佯拉导火线。但却实实在在地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下一步就是一拉导火线了。可突然间她却停住了手,把脸朝上一抬,大家的眼睛也跟着她向上抬起,这时才发现鲁娟娟正站在毛主席像下炸了肯定当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鲁娟娟的脸色突然发白了,拉导火线的手打起抖来。她不愧是鲁娟娟,她移了一步又作拉导火线状,并且再次抬头,不行,上头是列宁像,又移一步,又作拉导火线状,再抬头,还是不能炸,上面是斯大林像。教室里静悄悄,大家连呼吸都停止了似的。鲁娟娟却没有停止呼吸,再次发出“为了新中国,前进!”炸药包终于拉“响”了,而此时的鲁娟娟已经站到了教室的门口。炸药包是在鲁娟娟的嘴里“爆炸”的,那声音跟真的炸药爆炸相差无几。教室里顿时响起一片哭声,那些祖国的花朵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们一个个哭得泪人儿似的,连支书、老场长、政委也在那儿抹泪。而鲁娟娟却愣愣地站在门口呆呆地望着大家,一只手抚着胸口,脸色苍白呼吸急促。

    以后我们就很少去鲁娟娟那里了。农忙季节来了。鲁娟娟上语文、外语、音乐三门课,但显得比我们轻闲许多。

    第二年春天我们回城了,我一时无事可做,鲁娟娟却还在那儿代课。一九七九年她考上师范大学,之后,我也找到了可干的事,便与她有了书信来往。大学毕业后,她回到本地区,又坚决要求去了没人愿去的一所偏远中学。那就是她成功炸掉敌人碉堡的柳阳乡中学。

    五年后的一天突然传来她去世的消息,她得的是出血热,柳阳乡乡中学实在太偏远了,来不及送进医院她就死了。她的死让我伤感得太久太久,久得像我不再年轻的生命。在一个秋雨浙沥的夜晚,我写了一首纪念她的诗。诗发表后,我给每一位活着的曾在十八块地战斗过的战友寄出了一份。以后还被选人了一部诗集。

    萧家兄妹

    冬深了。每天清晨地上都盖了一层薄薄的霜。山顶上一直积雪不化。我们农场的住房正好在雪线上。门前有几棵很高大的三角枫树,叶儿红透了,虽落了一地,却仍满枝挂红,雪白的霜打上去,半红半白,被那红彤彤但冷冰冰的阳光一照,红白相映,真是美极了。

    春节将临,大家都回城了,我们几个有作家梦的人留下来看家。政委是不回城去的,他说他应该身先士卒。其实不然,他很少在农场,却是去老林里安夹子。运气好的时候,能夹到一头山羊,运气不好也能夹上一些小动物。捉到后总是让我们饱餐一顿,其余的统统用树疙瘩火熏成一块块黑红黑红的肉条,藏在箱子里,有机会便送回家去。我们乐意守农场,让他去狩猎。

    萧美文是农场最有学问的人之一,能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能背诵唐诗宋词元曲,还能写些“打油诗”,几个文学梦者自然对她佩服得很。一次和平公社的上海知青来农场挑战,先是比谁种的南瓜冬瓜大,后又比谁种的苞谷收得多,最后比急了,比起气魄来。上海知青粗犷地狂呼:“一声断喝响春雷。”萧美文高亢对答:“一个饱隔动天地!”没等对方回过神来,萧美文细小而尖锐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闲时掌中耍明月,饮酒摘日作电灯!”这种气魄够大的了,对方无言以对,萧美文胜利了,胜得对方老老实实,胜得我们舒舒服服。

    萧美文的父母是五八年从北京支边来黔的。过了几年才生的她。她哥哥萧子南比我们先来三年,是农场公认的第一才子,身高一点八米,且相貌堂堂,每当农场搞演出,他总是演郭剑光、杨子荣之类的角色。那时我年纪小,与萧子南不太说话。

    但是萧美文却常常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写了习作都请她指点。那年萧美文十六岁,个子比我高大许多,且气势夺人,令人不敢直视。所以现在我也想不起她那时的发式和神情,只记得她特爱绿色和蓝色,她要么穿一身旧绿军装,要么穿一身蓝衣裤。她经常去十八块地的小溪边。采来很多兰草,放在桌上,床上、窗台上。一到开花季节,那小小的紫白色花儿开得很香很诱人。

    这个冬天她哥没有留下来看农场,说是她住在北京的奶奶病重了,想看看孙子。萧美文还从未去过北京,当时高兴得不得了,跑来告诉我,说她要去北京看天安门了。但老场长说不能兄妹俩都去。萧美文就没有去成。她懊恼了好些时辰。

    政委搞来的野味,她大吃特吃。她恨透了政委,说政委没有帮她的忙,让她没能回北京看看天安门。因此她不但大吃政委的野味,还向政委要了几块熏肉。以此来伤政委的心,可政委却不伤心,虽然熏肉是他的宝贝。面对政委刚强而从容的样子,萧美文无计可施,也只好原谅了政委。

    日子很好过,过年的前几天,我们几个人全部出动搞年货。政委去老林里守了三天三夜,终于夹到了一头三十斤左右的山羊。我与萧美文则去相隔十八块地一匹山岭的白岩溪捉鱼。冬天溪水小了,刚好淹过脚背。鱼儿冷不爱动。就躲在石缝或较大的石头下。捉鱼的最好办法是用一块石头猛击水中石头,把下面的鱼震昏过去,然后翻开石头,拾起鱼儿。下水时,喝几口从十八块地贫下中农家里要来的米酒,再用霜雪擦脚心,捉几个小时也不觉十分冷。一连苦战两天,也捉到了十斤鱼。那鱼柳叶儿般大,最重的也只有半两。

    其他几人却没有多大建树,他们用几粒苞谷放在大簸箕下面,用根小木棍顶住,再用一条绳子拴住小木棍,然后用手牵着躲在后面,见有饿急了的山雀来吃,就猛拉绳子。这样折腾几天,不过罩了八只山雀。

    除夕夜雪特大,整个山都白了,那雪朵儿、那山、那树、那竹林、那十八块地的三户人家,都静静地在视野里,看后只想大喊大叫,这么多年了还清晰的记得,那一声声吃喝几乎能移动大山。大山迎着我的吃喝声向我走来,模样儿十分忧伤。只有大山和我听得出吃喝声中的忧伤,甚至比我的歌声还忧伤。

    清明时节,陆续有人回农场。虽然是春天了,但天气也还冷。一天我们围在树疙瘩火边,正在干吼一些《红灯记》片段,突然撞进来一个高大的人。萧美文第一个站起来,狂喜地喊哥哥。萧子南脸色苍白,左脸上包了一块白纱布,肩上背着一个小小的黄书包。大家拥上去拉拉他的手,帮他拍落身上的泥土。政委从食堂拿来酒菜。萧子南没有马上吃,先去了房间。大家都不高兴,心想他的包里肯定有从北京带来的好东西不肯示人。萧美文高兴极了忘了问她哥的伤。我们气极了,也不问。后来我们把萧子南灌醉了,要萧美文拿来书包,打开一看,却只是一个写满诗词的日记本和一些纸张。大家都觉无趣,各自回去睡了。第二天萧子南起来,问我们知道不知道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们很久未下山了,不知道这事。我们问起他脸上的伤,他支支吾吾,我们也不再细问。不久农场的人都回来了,看见萧子南脸上那么大块伤疤,都纷纷猜疑。有几个恨他的人,造谣说他耍流氓被人家打的,还编造得有声有色有根有据。萧子南也不作任何解释,这让萧美文很难为情。一天,他去放牛,遇见六月的暴雨,在山中跌死了,有人说他是自杀,因为破了相,难见人了。萧美文大哭一场,大家感慨了一番。

    很多年后,从萧美文那儿知道,原来他哥哥当年参加了“天安门事件”,那伤是在广场上被人打的。问起那包悼念总理的诗词,萧美文说她也不知道。那天大家都未细看,可能被她哥哥埋藏在山中了。

    后来萧美文去当了兵,不久上了云南前线,从此就没有再见到她,只是她临走时送我的一盆兰草,还在我家窗台上翡郁地生长着。后来传来她因抢救伤员不幸阵亡的消息,我写了一首诗纪念她,题目叫《热爱兰草》:

    你爱绿色

    你说绿透了就是蓝色

    不信看天空,看大海

    你走时,送了我一盆

    绿油油的兰草

    穿一身绿油油的军装

    你说老山兰绿得美丽

    你要去那儿救死扶伤

    很多年过去

    你没有如约

    带来一株老山兰

    我知道你已化成了一株老山兰

    永远长在了老山上

    从此我热爱兰草

    爱兰博大、深邃

    永远有一盆兰草

    生动在我蓝色的窗口

    这不是诗。却是一个走向成熟的青年对少年时代的一个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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