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的时候最好多出来活动活动。”
刘易斯出事的时候，玛格丽特已经走了。她从苏格兰写信支持他。但是她是这么有广泛同情心的人，富于坦率的理解和深厚的友情，她的信本身也许并没有多少分量。起作用的更多的是玛格丽特的善良用心。
“刘易斯怎么样了？”尼娜那天下午开车送她回家时，她问道。
尼娜说：“沿边走走。”
太阳已经沉到湖的边缘。一些树的叶子还没有落尽，闪着金光，但是夏天下午的温热已经迅速消逝。玛格丽特房前的灌木丛都用麻袋布条扎起来，像木乃伊一样。
一天的这个时刻总让尼娜想起放学后她和刘易斯在晚饭前的散步。天黑下来，必要的短时间散步，沿着城外小路和旧铁路的路堤。散步虽短，但是充满细致的观察，说出的或没有说出的，她从刘易斯那里了解或吸收到很多东西。虫子，蛆，蜗牛，苔藓，沟渠里的芦苇和草丛中的杂乱鬃毛，动物脚印，蛇果，酸莓—混淆每天都澄清一点。每天向冬天迈进新的一步，日甚一日的贫瘠与衰败。
尼娜和刘易斯住的房子是18 4 0年代建造的，房子靠近人行道是那时候的风格。在客厅或饭厅，你不但可以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还能听到人们的谈话声。尼娜希望刘易斯能够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
她吹着口哨走进屋门，尽量吹得好一些。看，凯旋的英雄回来了。
“我赢了。我赢了。人呢？”
当她还在外面的时候，刘易斯已经不行了。事实上，他一直想自杀。床头柜上放着四个小塑料包，衬着锡纸。每个里面有两片烈性止痛药。另外两包放在旁边，没有动过，白色的胶囊还在塑料盖里。后来，当尼娜捡起这些，她看见其中一个的锡纸上有一点痕迹，好像他刚开始用指甲挖进去，就放弃了，仿佛确定他已经吃的够多了，或者是那一刻他已经失去了意识。
他喝水的杯子差不多空了。水没有洒出来。
他们曾经谈论过这件事。计划达成了一致，但总是像一件在将来才可能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尼娜设想那时她会在场，而且会有某种正式的仪式。音乐。枕头摆好，拉过来一把椅子，这样她就可以拉着他的手。有两件事情她没有想到—他特别不喜欢仪式，这种合作的负担会落在她身上。问题提出来了，意见交换过了，她的风险仅在于作为行动一方。
他这样做是尽量不给她留下需要掩饰的地方。
她寻找便条。她认为上面会写什么呢？她不需要指示。她当然也不需要解释，更不要说道歉了。便条告诉不了任何她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为什么这么快？这个问题，也是她自己可以弄清楚的。他们谈论过—或者说是他谈过—忍受无助、痛苦和自我反感的极限，还有意识到那个极限的重要性，而不是省略过去。宁可早点，而不是晚点。
同样，他似乎没有什么还没有对她说的话了。她先查看了地板，觉得当他最后一次放下杯子时，有可能用睡衣袖子把便条从床头柜拂到了地上，或者他会特别小心尽量避免这样—她又检查了台灯底下。然后是桌子的抽屉。他的拖鞋下面和里面。她拿起他最近看的书，抖抖书页，那是一本古生物学的书，她认为，是关于所谓坎博里安多元生命爆炸的。
那里什么都没有。
她开始迅速翻看床上用品。她撤掉羽绒被，然后是床单。他躺在那里，穿着几星期前她给他买的深蓝色丝绸睡衣。他抱怨过冷—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床上感觉过冷—所以她出去买了商店里最贵的睡衣，因为丝绸又轻又暖，因为她看见的所有其他睡衣—它们的带子，它们散发着或古怪或顽皮的气质—让她想到老人，或滑稽剧里的丈夫，失意的洗牌者。它们几乎和床单一样颜色，只向她露出他身体的很少的部分。脚，脚踝，胫。手，手腕，脖子，头。他侧身躺着，背对着她。决心要找到便条，她移动着枕头，从他的头下拖出来。
没有。没有。
从枕头挪到床垫上时，他的头发出某种声音，比她预想的要大得多。就是那样，像铺展的床单一样明显，似乎在对她说她的寻找是徒劳的。
药片可能是让他睡着了，秘密中止了他身体器官和组织的运行，所以没有死不瞑目，没有面目扭曲。他的嘴微微张开，但是很干。最后这几个月他变了很多—到现在她才真正感觉到。当他睁着眼睛时，甚至他在睡觉时，他的一些努力让人们觉得损伤是暂时的—一个有活力的六十二岁的男人还在那里，在他发蓝的皮肤皱褶下，对疾病的冷漠警惕下，总是蕴涵着积极向上的潜能。从来不是骨骼的结构让他的脸呈现出凶猛生动的特点—而是深陷的眼睛、抽搐的嘴与随和的表情，迅速变化的皱纹影响了他表现嘲弄、怀疑、有讽刺意味的耐心和痛苦的厌恶的全部才能。课堂全部曲目—而且并不总是局限于此。
没了。都没了。现在，在死亡后的几小时之内（一定是她一离开他就开始行动了，不想冒险等她回来时自杀还没有完成），现在，很显然虚损和颓废终于胜出，他的脸深深地萎缩了。它被死亡盖上了封印，疏离，衰老，稚气—也许就像出生时已死的婴儿。
疾病有三种发作形式。一种是在手和胳膊上。手指麻木笨拙，很难或根本无法握拳。或者可能是腿先变得虚弱，脚开始踉踉跄跄，很快无法抬起上台阶，甚至迈上地毯的边缘。第三种，很可能是最严重的一种，是对咽喉和舌头的侵害。吞咽成了靠不住的、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戏剧，讲话成了烦人的音节滞涩的语流。常常是控制肌肉受到了损坏，一开始听起来的确没有那么可怕。心脏和大脑没有故障，不会发出有问题的信号，也没有恶性的人格错位。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最好的是智力，还像从前一样活跃，强大。大脑忙于调节外部的失灵，合计错误和消耗。这不是比其他状况还要好吗？
当然，刘易斯说过。不过那只是让你采取行动的机会。
他的问题是从腿部肌肉开始的。他报名参加了一个老年人健身班（尽管他不喜欢这样做），看看是否能加强些肌肉力量。头一两个星期他觉得是奏效的。但随后腿就变得像铅一样重，总是拖沓和绊倒，不久，诊断出来了。他们刚了解到足够的真相时就开始谈论料理后事的问题。夏天开始的时候，他拄双拐走路。到了夏末，他就根本走不了路了。不过手还可以翻动书页，还能很困难地拿叉子、勺子和笔。对尼娜来说，他的讲话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虽然来的客人听不清楚。他还是决定不见客了。他的饮食也变了，为了让吞咽更容易一些，有时一连好几天都能顺利度过。
尼娜询问过轮椅的事。他不反对。他们不再谈论那个全面瘫痪。她甚至想，是否他们—或他—会进入一种她曾在书上读到过的阶段，处于致命疾病中期的人们会发生的一种改变。乐观的态度变得很重要，不是理应如此，而是整个经历已经成为现实而非空想，应对的办法早有定数，并非无稽之谈。
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活在当下。抓住今天。
这种心境似乎和刘易斯的性格不符。尼娜没想到他能这么最为有效地自我欺骗。但是她也从来没想到他会被身体垮掉而击败。现在，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难道其他的就不会发生吗？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不是也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吗？隐秘的希望，突然的转机，狡猾的交易？
没有。
她拿起床头电话簿，寻找“殡仪员”，这个词当然是不会出现的。“葬礼指挥”。她总是和他一样对此类事情感到愤怒。殡仪员，看在上帝的分上，殡仪员有什么不妥的吗？她转头看着他，发现自己就这样把他留在那里，无助地暴露着。拨号码前她又重新盖上床单和羽绒被。
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问她，有没有医生在场，医生还没有到吗？
“他不需要医生。我进来时他已经死了。”
“是什么时候？”
“我不清楚—大概二十分钟前吧。”
“你发现他死了？那么—你的医生是谁？我打电话叫他过去。”
尼娜和刘易斯正式讨论自杀的时候，她记得，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这件事要保密还是公开。某种程度上，她确信他想公开。他想让人们知道，他这样处理自己的问题是可敬的和明智的。另一方面他也许不想曝光。他不想让任何人觉得，这是丢了工作的结果，他和学校的斗争失败了。让人们以为他是因为那个失败而屈服于此的—这会使他大发雷霆的。
她把床头柜上的药包，满的和空的，都找了出来，冲下了马桶。
殡仪人员带来的都是本地人，又高又壮的小伙子，有他原来的学生，无法掩饰的紧张与难堪。医生也很年轻，是个陌生人—刘易斯的医生去希腊度假了。
“那也算是有福了。”医生充分了解到事实后说。听到他这么公开地认可，她有点吃惊，她认为刘易斯如果能听见，会从这话里捕捉到一点讨厌的宗教意味。医生接下来的话不那么让人吃惊了。
“你想和什么人谈谈吗？我们现在正好有人可以，你知道，帮助人们缓解情绪，理清思绪。”
“不用，不用了。谢谢。我没事。”
“你在这里住很久了吗？要给朋友打电话吗？”
“噢，是的，要的。”
“你现在想给什么人打电话吗？”
“是的。”尼娜说。她在撒谎。医生、年轻的抬尸者和刘易斯刚刚离开房间—刘易斯像家具一样被包裹着，防止磕碰—她就得继续她的搜查。现在局限于床周围似乎是愚蠢的。她翻遍了自己挂在卧室门背后的睡衣。这是绝好的地点，每天早上她都穿着它急赶着去弄咖啡，她总是能在口袋里掏到舒洁牌纸巾和口红。除了这，他也许还会从床上起来，穿过房间—没有她搀扶，他已经几个星期没迈过一步了。
但是为什么便条要昨天就写好和放好呢？几星期前就写好藏起来不也是很可能的吗，尤其是他不清楚自己写字能力的衰退程度？如果情况是那样，那就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在她的抽屉里—她现在正在翻。或者香槟酒瓶下面，那是她买来给他庆祝生日的，放在橱柜上，提醒他还有两个星期了—或者在这些天她翻过的书页间。实际上他不久前问过她：“你现在自己读什么书呢？”他的意思是除了读给他听的书—南希·弗里德里奇写的《伟大的弗里德里奇》。她选择给他读戏说历史类的书—他受不了小说—科学书留着他自己读。她告诉他：“只是一些日本小说。”边说边举起书。现在她正把别的书拨开，寻找那本书，把它倒置地握着，摇晃书页。每本被她推开的书都受到同样对待。她习惯坐在上面的椅子垫被抛到了地上，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最后沙发上的所有垫子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咖啡豆被从罐子里摇出来，以防他反常地在那里藏了告别信。
她不需要什么人在她身边，监督她的搜查—尤其是灯全都开着，窗帘也没拉下来。没有人提醒她要控制自己。天已经黑了一会儿了，她想起来应该吃些东西了。她也许可以打电话给玛格丽特。但是没有。她起身去拉上窗帘，结果却把灯关了。
尼娜身高六英尺多一点儿。早在她十几岁时，体育老师、辅导员、关心她的她母亲的朋友，都催促她改掉驼背的坏习惯。她尽量去做了，但即便是现在，每当她看自己的照片时，总会悲伤地看到自己是多么柔顺—肩膀缩到一起，头歪向一边，整个就像一个微笑的服务员。年轻的时候她习惯了别人给她安排见面，朋友把她和高个子男人拉到一起。好像男人的其他方面都不重要了—如果他是六英尺多高的话，就一定能和尼娜般配。男人经常对此感到郁闷—毕竟，高个子男人是有挑选余地的—而尼娜还是照样驼背，微笑着，陷于尴尬之中。
至少，她父母对她的态度让她意识到她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让她感觉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掌握。他们都是医生，住在密歇根的一个小城。尼娜大学毕业后和他们一起住。她在当地的中学教拉丁语。假期她和大学的朋友去欧洲旅行，那时他们还没有让结婚和再婚耗去钱财，也许将来也不会。在开贡徒步旅行时，他们遇到一群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临时的嬉皮士，他们的领队就是刘易斯。他比其他人大几岁，与其说是嬉皮士，不如说是经验丰富的漫游者，在出现争端和困难的时候一定是找他处理的。他不是特别高—比尼娜矮了三四英寸。尽管这样，他总是和她在一起，说服她改变行程，和他一起去—他开心地离开了队伍，让他们自行其是了。
结果他厌烦了流浪，还有他在新西兰拿到了正规的生物学学位和教育证书。尼娜跟他说起加拿大休伦湖东岸的小城，她小时候经常去那里看望亲戚。她描述了街道两边的高大树木，朴素的旧房子，湖上的落日—一个他们共同生活的绝佳之处，因为国籍属于联邦成员国之一，刘易斯很容易在那里找到工作。他们的确都找到了工作，两个人都在中学—虽然几年后，拉丁语课程被废止时，尼娜就不干了。她本来可以再进修，准备教别的课程，但是她对于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暗自开心，而且不需要像刘易斯一样做同样的工作。他人格的力量，多变的教学风格，让他同时赢得了朋友和敌人，而她可以休息一下，脱离是非之地。
他们很晚才生了一个小孩。她认为是两个人都有点儿自负—他们不喜欢让自己深陷在有些滑稽、失去个性的爸爸妈妈的事务中。他们两个人—尤其是刘易斯—因为不像其他成人那样围着家庭转而受到学生的崇拜。身心上都更精力旺盛，更复杂和生动，能够从生活中受益。
她加入了一个合唱团。演唱会大多是在教堂举行，就是那时她才意识到刘易斯是多么不喜欢这种地方。她争辩说是因为经常没有其他合适的场地，而且并不意味着音乐是宗教性的（尽管演奏的音乐是《救世主》时就很难争辩了）。她说他太落伍了，现在的宗教不会有什么害处。这引发了一场严重的争吵。他们不得不赶紧把窗子都关上，以便在夏天炎热的傍晚，人行道上的行人不会听到他们提高的嗓门了。
这样的争执很是吓人，不但表现出他对敌人有多么警觉，而且她也不会放弃争论，于是争执就升级成了愤怒的争吵。两个人互不相让，苦苦地坚持各自的原则。
难道你不能容忍和你不一样的人吗，这件事有什么重要呢？
如果这不重要，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了。
空气因为厌恶变得浓重浑浊了。全都是因为一件从来得不到解决的事情。他们上床睡觉，互不理睬，第二天早晨无言地各行其是，整天被恐惧笼罩着—她担心他不再回家，他担心回到家她会不在家。不过他们还都算幸运。傍晚时分他们一起回来，因痛悔而面色苍白，因为爱而颤抖，就像从地震中侥幸逃生的人们，一直在光秃的废墟上徘徊。
那不是最后一次。生性平和的尼娜，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正常的生活。她不能和他讨论这一点—他们的和好太令人欣慰，太甜蜜，也太愚蠢。他叫她“甜心尼娜海伊娜”（谐音鬣狗），她叫他“快乐时光刘易斯”。
几年前，路边开始出现一种新路标。很久以来，那里都有鼓励皈依的标志，那些有着大大的粉红色心形和漂亮心律线的，是反对堕胎的标志。现在展现的是《创世记》的文本：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造男造女。
它们通常装饰着彩虹、玫瑰，或伊甸园美景的象征，画在那些话的旁边。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尼娜说，“毕竟还是一种改变。从‘上帝如此爱着的世界’开始的改变。”
“是神创说。”刘易斯告诉她。
“这我明白。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贴在这里所有的标志上？”
刘易斯说现在绝对有一种风潮来强化人们对《圣经》故事的笃信。
“亚当和夏娃。老套的垃圾。”
他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困扰—或者他所感到的冒犯的程度，没有超过每个圣诞节不是放在教堂前而是放在市政厅草坪上的马槽。在教堂的地盘是一回事，他说，在市政厅就不同了。尼娜的贵格会教义没有非常强调亚当和夏娃，所以当她回到家，她拿出詹姆士王的《圣经》，把故事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她很喜欢那前六天的壮观进程—水的划分，太阳和月亮的安置，地上走兽和空中飞禽等等万物的出现。
“这太美了。”她说，“它是伟大的诗篇。人们应该读。”
他说那和地球所有角落冒出来的创世神话一样，不好也不坏，他厌倦了，讨厌听人说它有多美，还有诗歌。
“那是烟幕。”他说，“他们对诗歌没有丁点儿影响。”
尼娜笑了。“地球各个角落，”她说，“一个科学家怎么那么说话？我敢说是出自《圣经》。”
偶尔她会趁机用这个话题揶揄他一下。但是她必须小心，不能太过火。她要注意他在哪一点上会感到致命的威胁，不敬的侮辱。
有时尼娜在邮箱里会发现小册子。她不读，有段时间她以为人人都会收到这类东西，还有垃圾邮件，提供热带旅游度假和其他各种花里胡哨中大奖的信息。接着她发现，刘易斯在学校也拿到了同样的材料—他叫作“神创论者的宣传”—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或塞进他办公室的文件架里。
“孩子们可以接近我的办公桌，但究竟是谁在往我的邮箱里塞东西呀？”他对校长说。
校长说他也不清楚，他也能收到这类东西。刘易斯提到几个教师的名字，他叫他们为“秘密基督徒”，校长说不值得为此紧张，扔掉就行了。
班级里有问题。当然，问题总会有的。一定会的，刘易斯说。一个病态的小圣女或耍小聪明的笨蛋试图打破进化论。刘易斯有屡试不爽的办法对付这类情况。他对捣乱者说，如果他们想要对世界历史做出宗教性的解释，可以到旁边的镇上去读基督徒专门学校，那里会欢迎他们的。问题出现得更频繁的时候，他就补充说，有公交车到那里去，如果他们愿意，可以立马收拾书过去。
“祝你们一路顺风—”他说。后来还出现过争议—关于他是真的说了“笨蛋”这个词，还是话到口边又没有说出来。可即便他实际上没有说，他也的确是冒犯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说完整时是怎么回事。
这些天学生们采取了新的方法。
“我们并不是非得坚持宗教观点，先生。我们只是奇怪你为什么不给予平等的时间。”
刘易斯卷入了争论。
“这是因为我在这里是教授你们科学而不是宗教。”
他说他是这样说的。有些人报告，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我在这不是要教你们那些垃圾的。”的确，事实上，刘易斯说，经过四五次的打断，提出问题的方式会有轻微的不同（你认为听出故事的另一面会伤害我们吗？如果我们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那不也是一种宗教教育吗？），那个词也许会溜出口，在这样的挑衅下，他没有为之道歉。
“我碰巧是这个教室的主宰，我决定教什么。”
“我认为上帝才是主宰，先生。”
有人被驱逐出教室。家长来和校长谈话。他们也许想要和刘易斯谈，但是校长保证那种事不会发生。只是在后来，刘易斯才从办公室里多少是开玩笑的传言中听说了那些面谈。
“你不必为此担心。”校长说—他名叫保尔·吉宾斯，比刘易斯小几岁。“他们只是需要有人倾听他们。需要一点鼓励。”
“我本来要劝说他们的。”刘易斯说。
“是啊。那不是我想的鼓励。”
“应该贴个告示。狗和家长禁止入内。”
“有一定道理，”保尔·吉宾斯和蔼地叹息着说，“但是我想他们有自己的权利。”
当地报纸上开始出现信件。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一封信，署名为“忧虑的家长”或“基督教纳税人”或“从这里可以走到哪儿？”它们书写认真，段落清晰，论说有力，仿佛都是出自一个代表之手。他们强调，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支付得起私立教会学校，但是所有家长都纳了税。因此他们的孩子应该在公立学校里受教育，不受冒犯或故意摧毁他们的信仰。一些信用科学语言解释了记录被误解的过程，表面上支持进化论的发现实际上证明了《圣经》的叙述。然后是引用《圣经》的文本，预言当今错误的教育会将人引入歧途，放弃所有体面的生活原则。
语气会及时改变，变得愤慨。反基督代理人掌握了政府和学校。撒旦的魔爪伸向孩子的灵魂，他们实际上被迫在考试中不断重复遭天谴的教条。
“撒旦和反基督者有什么区别吗，还是他们是一体的？”尼娜问，“贵格教对此不是太严格。”
刘易斯说，如果她不把这一切当儿戏，他能坚持下去。
“对不起，”她严肃地说，“你认为是谁写的，是牧师吗？”他说不是，那样应该会比这更有条理。精心策划的宣传造势，某个中心办公室，提供从本地地址发出的信件。他怀疑是否有一些是从这里，在他的教室里开始的。一切都是有计划的，以学校为攻击目标，很可能有希望激起公众同情心的地方。
“那么。不是个人行为了？”
“这不能让我感到安慰。”
“不是吗？我以为是呢。”
有人在刘易斯的车上写了“地狱之火”四字。不是用喷漆写的—只是手指留在灰尘上的痕迹。
他的高年级班开始遭到一小部分学生的联合抵制，他们坐在外面的地板上，手持着父母的便条。刘易斯开始讲课时，他们就唱歌。
所有明亮美丽的事物
所有伟大渺小的生灵
所有智慧美妙的事物
都是上帝所造—
校长实行了一条规定，不准坐在走廊的地板上，但是没有命令他们回教室。他们不得不去体育馆的储物室，在那里继续唱歌—他们还准备了其他的圣歌。他们的声音和体育老师刺耳的指令声，以及在体育馆地上跺脚的声音，不和谐地混杂在一起。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一张请愿书出现在校长的桌子上，同时还有副本送到了本地报社。不但有家长的签名，还有来自镇上不同的教堂团体，大多是来自基要主义教堂，也有的来自英国国教及长老会教堂。
请愿书上没有提到“地狱之火”的事，也没有提到撒旦或反基督者。它仅仅要求给《圣经》的神创论以平等的时间，作为一个选择予以尊重。
“我们签名的人认为上帝被忽略得太久了。”
“简直是废话，”刘易斯说，“他们不相信平等的时间—他们不相信选择。他们是绝对论者。法西斯主义者。”
保罗·吉宾斯来过刘易斯和尼娜的房子。他不想在有可能被偷听的地方讨论这个问题。（一个秘书是礼拜堂的成员。）他不太奢望说服刘易斯，但是他必须试一下。
“他们把我逼到枪口上了。”他说。
“解雇我，”刘易斯说，“雇用一个愚蠢的神创论的家伙。”
这狗娘养的很开心嘛，保罗想。但是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这些天他做得最多的就是控制自己。
“我过来不是要谈论那件事的。我的意思是很多人认为这群人有道理。包括董事会的人。”
“让他们开心开心。炒掉我。让亚当和夏娃进场。”
尼娜给他们端来了咖啡。保罗说了声谢谢，试图捉住她的眼神，看看她对这件事的态度。但是没有用。
“是的，当然。”他说，“我想做也不能那样做。况且我也不想那样。工会会追着我。我们会在全省出名的，甚至可能会发生罢工，我们得考虑考虑孩子们。”
你以为那可以让刘易斯动心—考虑考虑孩子们。但是他像平时一样考虑自己。
“让亚当和夏娃进场。无论有没有无花果树叶。”
“我所想要的就是一个小演讲，表明这是不同的解释，一些人相信一件事，而另一些人相信另一件事。把《创世记》故事压缩到十五或二十分钟。大声朗读。只不过要带着尊敬的态度。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吧？人们感觉被忽视了。人们不喜欢被忽视的感觉。”
刘易斯沉默地坐了很久，足够让保罗，也许还有尼娜—产生希望，谁知道呢？—但结果是，这么长的停顿只是个策略，让这个极不公正的提议落空。
“怎么样？”保罗小心地问。
“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把整本《创世记》都大声朗读出来，然后宣布，那是自我夸大和从别的更好的文化借鉴来的神学概念的大杂烩—”
“神话，”尼娜说，“毕竟神话不是真实的，只是—”
保罗觉得听她说没有太大意义。刘易斯不是。
刘易斯写信给报社。第一部分是温和而博学的，描述了大陆漂移，海洋的开口和闭口，生命不详的开始。古微生物，没有鱼的海洋和没有鸟类的天空。繁荣和毁灭，两栖类、爬行类和恐龙时期；气候的变迁，最早的肮脏的小哺乳动物。反复的试验，灵长目动物迟到的渺茫未来，类人后脚直立行走，明白火的用途，削尖石器，划分领地，最后是近期的飞跃，建造船只，金字塔和坟墓，创造语言和诸神，献祭和彼此谋杀。为他们的上帝是耶和华还是克里希纳（这里语言激烈起来）而争斗，或者为是否可以吃猪肉，跪下，对着天空的怪老头号叫着祷告，他对谁在战争和足球赛中获胜很有兴趣。最后，不可思议地，弄清了一些事情，开始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宇宙，决定最好扔掉得来不易的知识，把怪老头带回来，再次强迫每个人下跪，接受教诲，相信古老的废话，当我们还在上面时为什么不恢复地平学说呢？
您忠实的，刘易斯·施皮尔斯。
报纸的编辑不是本地人，刚从新闻学校毕业。他对骚动很满意，继续发表那些回应（“上帝不是伪造的”，后面有礼拜堂每个成员的签名，“作者让辩论变得低俗了”，来自宽容而悲哀的联合教堂牧师，被“废话”和“怪老头”冒犯了），直到报纸出版人说明这种争吵是老套的，不合时宜，而且令广告商灰心。快点了结吧，他说。
刘易斯又写了一封信，这封是辞职信。保罗说，它被遗憾地接受—他的话也出现在报纸上—原因是身体欠佳。
原因是真的，尽管不是刘易斯自己愿意公开的理由。有好几个星期，他感到腿部无力。当他需要在课堂里站着的时候，他就来回走动。他能感觉到自己在颤抖，渴望能坐下来。他始终没有放弃，但有时他不得不抓住椅子靠背，仿佛是为了强调。有时他说不清自己的脚在哪里，它们失去了知觉。如果有地毯，他可能被最小的皱褶绊倒，甚至在没有地毯的教室里，一小块掉在地上的粉笔，一支铅笔，都可能意味着灾难。
这种疾病让他很暴躁，他认为是身心失调。他在班上或任何人群面前从来都不紧张。在神经病专科医生的办公室，当他拿到了确诊书，他首先感到的—他这样告诉尼娜—是一种荒谬的解脱之感。
“我担心自己得了神经病。”他说。他们都开始大笑起来。
“我担心自己得了神经病，但是我只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他们大笑着，沿着寂静的、铺着长毛绒的走廊跌跌绊绊，进到电梯里，人们吃惊地盯着他们—在这种地方，大笑是最不合常理的。
湖滨殡仪馆是金色砖砌的宽敞的新建筑—新到周围的土地还没有种上草坪和灌木。除了招牌，你也许会认为它是一座内科门诊，或政府办公楼。湖滨这个名字不是因为它面向湖水，而是殡仪事务承办人姓氏的巧妙组合—布鲁斯·肖。一些人认为这毫无品位。当这项生意在镇上一间维多利亚式大房子开始运作时，它属于布鲁斯的父亲，那时的名字只是简单的肖殡仪馆。它实际上是一个住家，二楼和三楼有很多房间，给艾德和基蒂·肖及其五个孩子。
没有人住在这个新的建筑里，不过有卧室和厨房设备，还有淋浴。这是为了方便布鲁斯·肖晚上待在这里，不必开十五英里的车去乡间他和妻子养马的地方。
昨天夜里就是这样，镇北部发生了车祸。一辆满载十几岁孩子的车撞到桥墩上。这种事情通常发生在春天毕业前后，或者九月开学前几周的兴奋中—刚拿驾照的司机或根本没有驾照的司机，每个人都酩酊大醉。这样的时候，你能更多地看见新来者的命运—去年从菲律宾新来的护士们—陷在陌生的第一场雪中。
尽管如此，完全晴朗的夜晚，干燥的路面，还是有两个七十岁的人，都是从镇上来的。在那之前到的是刘易斯·施皮尔斯。布鲁斯手上满满的活儿—他必须让那些死去的孩子中看，这个工作要到深夜才完成。他给父亲打了电话。艾德和基蒂夏天还是在镇上的房子里住，没有去佛罗里达，艾德过来打理刘易斯的事情。
布鲁斯刚去跑了一圈，放松一下。当他看到施皮尔斯太太停下她那辆旧本田雅阁时，他甚至还没有吃早餐，还穿着跑步的装束。他匆匆来到会客室，为她开门。
她个子很高，瘦削，灰白头发，但是动作年轻而敏捷。她今天早上看起来不是太伤心，尽管他注意到她连外套都没穿。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刚去锻炼了一下。恐怕雪莉还没有来呢。我们对您失去亲人感到难过。”
“是的。”她说。
“我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的时候，施皮尔斯先生教我科学，他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老师之一。您请坐。我知道您一定也做了些准备，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仍然是始料不及的。您想现在看看手续，还是想看看您的丈夫？”
她说：“我们只要火化就行了。”
他点头。“当然。接下来是要火化的。”
“不。他应该立刻火化。那是他的愿望。我可以拿回他的骨灰。”
“噢，我们没有那样的指令，”布鲁斯坚定地说，“我们准备了瞻仰遗容的环节。实际上他看起来不错。我想您会满意的。”
她站在那儿，盯着他。
“不想坐下来吗？”他说，“您安排了瞻仰，不是吗？某种悼念仪式？很多人要向施皮尔斯先生表达敬意。你知道，我们也举行没有宗教派别的其他仪式。只是有人致悼辞，而不是牧师。如果您不想那么正规，可以让人们一起表达他们的悼念。由您决定棺材开着还是关着。不过这里的人们通常是开着的。当然，去火化时，不是用同样的棺材。我们有很像样的棺材，但是会占用一部分开销。”
她站在那儿，盯着他。
事实上工作已经做完，没有指示说不要做。像其他任何工作那样需要付费。更别提材料的费用。
“我只是在说，我认为您可能需要，等您有时间坐下来仔细考虑之后。我们会遵照您的意愿的—”
也许那样说太过分了。
“因为没有相反的指示，我们就先这样做了。”
外面有一辆车停下，车门关上，艾德·肖走进会客室。布鲁斯感到如释重负。他在这一行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和家属这一边打交道。
艾德说：“你好，尼娜。我看见你的车了。我想我应该进来表达我的悼念之情。”
尼娜夜里是在客厅过的。她以为自己睡着了，但是睡得不踏实，一直能意识到自己在哪里—在客厅的沙发上—还有刘易斯—在殡仪馆。
现在她试图讲话，但是牙齿在打战。这对她来说完全是意外。
“我想要他立即火化。”她试图这样说，以为自己表现得很正常。然后，她听到，或是感觉到，她自己的喘气声和无法控制的结巴。
“我想—我—他想—”
艾德·肖拉着她的手臂，用另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肩膀。布鲁斯抬起了胳膊，但没有碰她。
“我应该让她坐下的。”他哀伤地说。
“没问题，”艾德说，“你想走到我的车那儿去吗，尼娜？我们要让你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艾德摇下了车窗，把车开到镇上的老区，到了街道的尽头，转弯处俯临湖水。白天人们开车过来欣赏风景—有时吃野餐—夜晚是情人们的天下。停车的时候，艾德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种想法，就和她一样。
“新鲜空气够了吗？”他说，“你出来都不穿外套，不是想感冒吧。”
她小心地说：“天开始变暖了。比如昨天。”
他们从来没有一起坐在停着的车里，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从来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单独相处。
现在这样想似乎是不道德的。
“对不起，”尼娜说，“我失控了。我只是想说刘易斯—我们—他—”
又是这样。她的牙齿又开始打战了，颤抖，词不达意。可怕得令人同情。它甚至表达的不是她现在的感觉。她之前的感觉是愤怒和烦闷，因为和布鲁斯讲话—或听他讲话。现在她感觉—她以为她感觉—非常镇静和理智了。
这时，因为他们单独在一起，他没有碰她。他只是开始说，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会处理好一切的。立刻就好。我保证一切顺利。我明白。火化。
“呼吸，”他说，“吸气。保持住。现在呼气。”
“我不会有事的。”
“当然啦。”
“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打击。”他干巴巴地说。
“我不是这样。”
“看地平线。那也有帮助。”
他从口袋里拿出什么东西。手绢？但是她不需要手绢。她没有眼泪。她只是在打战。
是一张折叠得很紧的纸。
“我帮你保存着这个。”他说，“在他的睡衣口袋里。”
她把纸放在手袋里，小心地，没有激动，仿佛那是医生的处方。然后她意识到他在对她说什么。
“他被送来的时候你在场。”
“是我处理的。布鲁斯打电话叫了我。发生了车祸，事情多得他应付不过来。”
她甚至没有问，什么车祸？她不在乎。她现在只想一个人看他的信。
睡衣口袋。她唯一遗漏的地方。她没有动他的身体。
艾德送她回来后，她开着自己的车回家。他挥手告别，刚一驶出她的视线，她就靠边停了下来。甚至一只手还在开车时，另一只手就在手袋里摸索出那张纸。她读着上面的文字，引擎开着，然后继续开车。
在她房子前面的人行道上有另一个信息。
上帝的意愿。
用粉笔写得很匆忙，细长而潦草。很容易擦掉。
刘易斯留给她的是一首诗。几段尖锐的打油诗。标题是—“创世说和达尔文的后裔们为了软弱无力的一代人的灵魂的斗争”
有一座知识的殿堂
坐落在休伦湖畔
很多目光呆滞的笨蛋来到这里
听许多讨厌的人讲课。
那些人中为首的是一个正义的家伙
经常咧嘴大笑
头脑里只有一个伟大思想的蠢人—
他们愿意听什么你就讲什么！
一年冬天，玛格丽特想组织一系列晚会，晚会上人们可以谈论—不是很详细地—任何他们知道和关心的东西。她的设想是给老师们举办—“老师们总是站着对被迷住的听众胡扯。”她说，“他们需要坐下来听别人告诉他们一些事情，改变一下。”—但是后来决定，如果非教师也被邀请来会更有趣。首先，将在玛格丽特家举办一次有酒的百乐餐。
就是那样，在一个清朗寒冷的夜晚，尼娜发现自己站在玛格丽特的厨房门外。黑暗的入口处，堆着玛格丽特儿子们的外套、书包和曲棍球棍—那时他们还在家里。客厅里—尼娜听不到那里的任何声音—基蒂·肖在继续讲自己选好的话题—圣人。基蒂和艾德·肖是“真正”被邀请的人之一—他们也是玛格丽特的邻居。艾德有一天晚上发过言了，话题是关于登山的。他自己登过山，在落基山脉，但他谈得最多的是他喜欢读的危险而悲惨的探险故事。（那晚他们喝咖啡的时候，玛格丽特告诉尼娜：“我担心他会谈论尸体防腐。”尼娜咯咯地笑着说：“但那不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不是业余爱好。我想不会有很多业余爱好尸体防腐的。”）
基蒂和艾德·肖是相貌漂亮的一对。玛格丽特和尼娜都认为，如果艾德不是做这个职业的话，会是很吸引人的。长长的灵巧的手被清洗得异常苍白，让人联想，那双手曾经抚摸过哪里？曲线优美的基蒂被认为是个可爱的人—她身材矮小，胸部丰满，目光温暖，眼睛呈深褐色，声音中充满了热情的气息。对她的婚姻、孩子、季节、城镇，尤其是对她的宗教充满热情。在她所属的英国国教教堂里，像她这样的热衷者还真不多见。有人说她令人讨厌，因为她很认真，喜欢空想，特别热衷秘密仪式，比如妇女的安产感谢礼。尼娜和玛格丽特也发现很难接受她，刘易斯认为她是毒药。但是多数人都被她迷住了。
今晚她穿了暗红色的羊毛裙，戴着耳环，是一个孩子给她的圣诞礼物。她坐在沙发的一角，腿蜷曲在身子下面。只要她局限于圣人的历史和地理影响就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尼娜可以接受，她希望刘易斯觉得没有必要还击。
基蒂说她被迫省略了所有东欧的圣徒，主要集中在英伦诸岛的圣徒，尤其是康沃尔、威尔士和爱尔兰，那些有着美妙名字的凯尔特圣徒，是她最喜欢的。当她谈到治疗、奇迹时，尤其当她的声音变得更加欢快和深信不疑时，她的耳环叮当响着，尼娜就感到忧虑。她知道人们会认为她轻浮，基蒂说，当她煮饭出现灾难时和圣徒讲话，但她真的相信圣徒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他们不是高高在上，强大有力，对灾难和困苦以及我们生活的细节不感兴趣，我们会羞于用这些来打扰宇宙中的上帝。在圣徒的帮助下，你多少会留在孩子的世界，了解一个孩子对帮助和安慰的希望。你必须成为小孩子。而且是小小的奇迹—当然是小小的奇迹帮助我们为大大的奇迹做好准备？
那么，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人问圣徒在英国国教里的地位。在基督新教中的地位。
“哦，严格来说，我不认为英国国教是新教。”基蒂说，“我不想加入。当我们在信条里说，‘我相信神圣的天主教会’，我认为它指的是整个宇宙的基督教会。我们说，‘我相信圣徒相通。’当然我们在教堂里没有雕像，尽管从个人来说，我觉得有雕像会很好。”
玛格丽特说：“要咖啡吗？”这时，大家明白晚会的正式部分结束了。但是刘易斯把椅子挪近基蒂，差不多是友善地问：“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你相信这些奇迹了？”
基蒂笑了。“完全相信。如果我不相信我就不能存在了。”
尼娜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刘易斯悄悄地展开无情的辩论了，基蒂反对快乐的信念，反对她认为魅惑人的东西和女性的善变。当然，她信仰—她自己的魅力。但是刘易斯不为所动。他想要知道，当下这些圣徒以什么形式出现？在天堂，他们会占据先前死者、善良先辈们的领地吗？他们是怎么被选定的？难道是凭经过验证、被证实的奇迹吗？你又如何证明生活在十五个世纪前的人的奇迹呢？如何证明奇迹？以面包和鱼为例，用算术。但那是真的算术，还是感知？信念？啊，是的。那么一切都归于信念。在日常生活中，在她的全部生活中，基蒂是靠着信念生活的吗？
她的确是这样。
她在任何方面都不依赖科学吗？当然不。当她的孩子们生病时，她不给他们吃药。她不关心车里的汽油，她有信念—
很多谈话围绕这些事情展开，但是因为其中的紧张和危险—基蒂的声音像电线上的鸟儿一样跳来跳去，说别这么天真，你认为我完全疯了吗？刘易斯的讽刺变得更加轻蔑和致命—整个屋子里的人一直在听着他们俩的谈话。
尼娜嘴里有股苦味儿。她去厨房给玛格丽特帮忙。她们彼此错过，玛格丽特端来了咖啡。尼娜径直穿过厨房，来到走廊里。通过后门的小窗，她瞥见没有月光的夜晚，街道边的雪堤，星星。她把发烫的脸颊靠在窗玻璃上。
厨房的门开了，她立刻挺起身来，转过头，微笑，准备说：“我正要出去看看天气。”但是当她看到关门那一刹那，艾德·肖背光的脸，她想她没有必要那样说了。他们彼此简短亲切地打了个招呼，略带歉意和婉转的笑，借此传递和理解了很多信息。
他们抛弃了基蒂和刘易斯—只是一小会儿，基蒂和刘易斯不会注意的。刘易斯不会精疲力竭的，而基蒂也会找到方法—对刘易斯同情可能就是一个办法—摆脱进退两难的境地。基蒂和刘易斯不会对此厌倦的。
艾德和尼娜就是这样感觉的吗？厌倦别人，至少厌倦争辩和轻信。厌倦从不放弃努力的个性。
他们不会这样说。他们只是说感觉累了。
艾德·肖用一只胳膊搂住尼娜。他吻了她—不是嘴唇，也不是脸颊，而是喉咙，喉咙上有激动的脉搏跳动的地方。
他要弯腰才能做到。对于大多数男人，当尼娜站直的时候，吻她这个部位是很自然的。但是他高得需要屈身，特意吻她那个暴露的、温柔的地方。
“你到外面会感冒的。”他说。
“我知道。我就进来。”
到现在为止，尼娜除了刘易斯之外没有和任何男人有过性关系。从来没有接近到那一步。
性爱。性交。很长时间她不能那样说。她说做爱。刘易斯什么都不说。他是精力充沛的、有创造力的伴侣，在身体上不忽视她。也不是不够体贴。但是他警惕任何接近多愁善感的东西，从他的角度来看，这种东西很多。她对这种厌恶变得很敏感，几乎和他一样了。
然而，对艾德·肖在厨房门外的一吻的记忆，变成了一笔财富。合唱团每个圣诞节都会表演弥赛亚，每当艾德的男高音独唱时，那个时刻就回到她的心中。“安慰你们，我的人民”像明亮的针直刺她的喉咙。那时，仿佛她的一切都获得了承认，变得荣耀，燃烧起来。
保罗·吉宾斯没有想到尼娜会有麻烦。他一直以为她是个温和的人，有她保守的方式。不像刘易斯那样刻薄。但是很聪明。
“不，”她说，“他不愿意那样。”
“尼娜，教学是他的生命。他付出了很多。有这么多人，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有多少人，他们记得坐在他的教室里听得入迷。他们很可能对高中别的事情都记不得了，除了记得刘易斯。他有一种风度，尼娜。这是天生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刘易斯无疑就有。”
“我对那个没有疑义。”
“所以有这么多人想来和他告别。我们都需要道别。也是对他表示敬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有这些结束，就完结了。”
“是的。我听见了。完结。”
卑鄙的语调，他想。但是他没在意。“不一定要带宗教色彩。不用祷告。不用陈述。我和你一样了解他不喜欢那一套。”
“他是那样。”
“我知道。我差不多可以主持整个葬礼，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想好了哪些人可以做简单的答谢致辞。也许五六个人，最后由我总结。‘悼词’，我知道是这个词，不过我喜欢用‘答谢’—”
“刘易斯更愿意什么都不要。”
“你可以决定参与到什么程度—”
“保罗，听着。现在听我说。”
“当然。我在听。”
“如果你这样进行，我会参加。”
“那太好了。”
“刘易斯死的时候留下了—他实际上留下了一首诗。如果你这样安排，我会朗读这首诗。”
“是吗？”
“我的意思是要在那里朗读，大声读。我现在给你读一点儿。”
“好。读吧。”
“有一座知识的殿堂
坐落在休伦湖畔
很多目光呆滞的笨蛋来到这里
听许多讨厌的人讲课。”
“听起来是刘易斯的风格。”
“那些人中为首的是一个正义的家伙
经常咧嘴大笑—”
“尼娜，好了。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吗？哈勃谷家庭教师协会？”
“还有更多的。”
“我相信还有。我想你太伤心了，尼娜。如果你不是伤心过度，你不会这样的。等你感觉好些的时候，你会后悔的。”
“不会。”
“我觉得你一定会后悔的。我现在要挂了。我要去道别的。”
“哇，”玛格丽特说，“他怎么受得了那个？”
“他说他要来道别。”
“你想让我一起去吗？只是陪陪你。”
“不用了，谢谢。”
“你不想有人陪吗？”
“我想不用。暂时还不用。”
“你确信吗？你不会有事吧？”
“我很好。”
就电话中的交谈来说，她对自己真的不太满意。刘易斯曾经说过：“如果他们无聊地要安排什么悼念性的东西，你一定要阻止。那个女里女气的家伙做得到的。”所以有必要制止保罗，但是她阻止这事的方式似乎粗暴而夸张。愤怒被留给了刘易斯，报复是他的专长—她所能做到的就是引用他的话。
只凭借她过去的平和习惯，她无法想象自己如何生活下去。失去了他，让她冷漠而无言。
天黑了一会儿之后，艾德·肖敲她家的后门。他拿着一盒骨灰和一束白玫瑰。
他先把骨灰交给她。
“啊，”她说，“已经结束了。”
她感到一丝温暖透过沉重的纸板。不是立刻而是缓缓地传过来，像是透过皮肤的血液的温度。
她要把这个放在哪儿呢？不是在餐桌上，靠近她迟了的、几乎未碰过的晚餐。搅鸡蛋和沙拉，是她晚上经常吃的搭配，当刘易斯有事晚回来，和其他老师在提姆·霍顿饭店或酒吧聚餐的时候。今晚证明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也不能放在吧台上。它像是一件笨重的杂货。地上也不行，更容易被忽略的同时也会显得是被降低到了一个低下的位置—仿佛里面装的是猫粪或花园肥料，某种不应该太接近餐具和食物的东西。
她其实想把它拿到另一个房间里，安置在没有点灯的前屋的什么地方。最好是橱柜的架子上。不过这么快就放起来也不太合适。而且，考虑到艾德·肖在看着她，她这样做可能会显得像在为轻快残忍地清除障碍而准备行动，一种庸俗的诱惑。
最后她把盒子放在低低的电话桌上。
“我本不想让你站着。”她说，“请坐。请坐下吧。”
“我打扰你的晚餐了。”
“我不想吃了。”
他手里还拿着花。她问：“那些是给我的吗？”他拿着花束的形象，他拿着骨灰盒和花束的样子，当她开门时—显得很奇特，现在她回想起来，觉得特别滑稽。这是那种她会歇斯底里地告诉别人的事情。告诉玛格丽特。她希望自己永远不会。
那些是给我的吗？
它们应该是给死者的。给死者房间摆放的。她开始寻找花瓶，然后把水壶灌满了水，说：“我正要冲点儿茶。”回身继续寻找花瓶，找到了，装上水，找到了剪刀，她需要修剪花茎，最后从他手里接过了花。然后她注意到她没有打开水壶下的炉子。她几乎控制不住了。她感觉她几乎要把花扔到地上，打碎花瓶，用手指把餐盘里凝结的一团捏碎。但是为什么？她并不是生气。正是这种疯狂的努力，让她一件一件不停地做事。现在她要把锅烧热，她要估摸放多少茶叶。
她说：“你有没有读从刘易斯口袋里拿出来的纸条？”
他摇摇头，没有看她。她知道他在说谎。他是在说谎，他在颤抖，他想要深入了解她的生活到什么程度呢？万一她崩溃了，告诉他自己感到的震惊，会怎么样呢—为什么不说，寒冷围绕着她的心脏—当她看到刘易斯写的文字？当她看到他写的只有那些。
“不要紧，”她说，“只是几行诗句。”
他们是没有中间地带的两个人，在礼貌和亲密之间什么都没有。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之间的平衡是因为他们彼此的婚姻。他们的婚姻是生活的真正内容—她和刘易斯的婚姻，有时粗糙和让人困惑，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另一件事的甜蜜，给人安慰的许诺，也要依赖于这些婚姻。它不可能成为独立存在的事物，即使他们都是自由的。但它并不是虚无。尝试它，看着它崩溃，然后想到它一直是虚无，都是危险的。
她点上了炉子，准备加热茶壶。她说：“你真周到，我还没有感谢你呢。一定要喝杯茶。”
“那很好。”他说。
当他们在桌子旁安顿下来，倒满茶杯，备好了牛奶和糖—本来可能会惊慌失措的时刻—她却奇怪地振奋起来。
她问：“你的工作究竟是什么？”
“我做什么吗？”
“我的意思是说—你对他做了什么，昨天晚上？通常没有人问你吗？”
“不是这样多话。”
“你介意吗？如果介意就不用回答我了。”
“我只是吃惊。我不介意。”
“我也吃惊于我会问这个。”
“那么，好吧。”他说，把茶杯放在茶垫上，“基本要做的是吸干血管和体腔，这可能会碰到问题，要看有没有结块什么的，那样就得想办法解决。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使用颈静脉，但有时得用心脏穿刺放液。用叫作套管针的东西把体内空腔吸干，是一条长而细的针，带着易弯曲的管子。不过，如果有尸体解剖和器官摘除，情况当然就不同了。要补进去一些东西，恢复自然的外形……”
他给她讲的时候眼睛一直小心地看着她。没有问题—她感到自己内部被唤醒的仅仅是一种寒冷和广泛的好奇心。
“这是你想要了解的吗？”
“是的。”她确定地说。
他看出一切正常。感到释然。放松，也许还有感激。他一定是习惯了人们完全回避他所做的事情，或者是就此开玩笑。
“然后注射液体，是一种甲醛、苯酚和酒精溶液，经常要加染料，用在手和脸上。大家都觉得脸重要，眼皮要做很多处理，还要用金属丝捆扎牙床。还有按摩、细致的眼睫毛以及特殊化妆。但是人们容易在乎手，希望它们柔软自然，指尖没有皱纹……”
“你做那么多工作。”
“没关系。那不是你想要的。我们大多做的只是美容装饰工作。我们更关心的是现在而不是长期保存。甚至老列宁，你知道，他们不得不经常进去重新注射，这样他就不会干掉或褪色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在继续。”
某种夸张或舒畅，与他嗓音里的严肃混合起来，让她想起了刘易斯。她想起前天晚上，刘易斯声音微弱但是满意地对她说起单细胞生物—没有细胞核，没有配对的染色体，没有别的什么—是地球三分之二的生命史中唯一的生命形式。
“现在说到古代埃及人。”艾德说，“他们认为人的灵魂继续旅行，要花三千年才能完成，然后回到身体里，身体应该保持比较好的状况。所以，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尸体保存，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同等的程度。”
没有叶绿体，也没有—线粒体。
“三千年。”她说，“然后回来。”
“对，他们是那么说的。”他说。他放下空杯，说他该回去了。
“谢谢你。”尼娜说。接着匆忙地又说道，“你相信灵魂这种东西吗？”
他站在那里，手压在餐桌上。他叹息着摇摇头说：“是的。”
他一离开，她就拿出骨灰放在汽车客座上。然后回屋去拿钥匙和外套。她把车开到镇外一英里的地方，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下了车，走上一条岔道，拿着盒子。夜晚清冷而静谧，月亮高挂在天空上。
这条路起初穿过长着香蒲的软泥地—现在香蒲已经干枯，看起来高而萧瑟。还有乳草属植物，豆荚空空的，像贝壳一样闪亮。一切在月光下都显得棱角分明。她可以闻到马的气息。是的—附近有两匹马，香蒲那边显现出马匹结实的黑色形体和农夫的栅栏。它们站着，互相摩擦着巨大的身体，看着她。
她打开盒子，把手伸进去，将冷却的骨灰扬到空中，或撒在地上—还有其他执拗的碎渣—撒在那些路边的植物中。这样做就像涉过浅水，然后把自己投进湖里，开始六月的第一次冬泳。起初是令人厌恶的震惊，接着是惊诧自己还在移动，被一股顽强的激流抬起—你生命的表面一片平静，你活着，尽管寒冷的痛苦继续侵蚀着你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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