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曼教会了我一切。他说：‘永远戴白色手套，那是最佳选择。’”
最佳选择。她为什么要为这话笑呢？这似乎只是一句轻声的建议，既荒唐又包含无穷的智慧。她戴着手套的手很有型，但看起来柔弱得像小猫爪一样。
皮埃尔问她为什么笑。“没什么。”她说，接着告诉了他原委。
他问：“巴尔曼是谁？”
他们正准备去参加葬礼。为了能准时赶上早晨的仪式，他们昨晚就从温哥华岛的家里乘船过来了。从结婚之夜算起，这是他们第二次住酒店。他们现在外出旅行总是带着两个孩子，找迎合家庭需要的不太贵的汽车旅馆。
这是他们结婚后参加的第二个葬礼。皮埃尔的父亲去世了，梅里埃尔的母亲也不在了，但那都是他们认识前发生的事。去年皮埃尔学校的一位老师突然去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有男生合唱，念十六世纪葬礼的悼词。那个人六十五岁上下，他的死只是让皮埃尔和梅里埃尔觉得有点吃惊，并没有让他们怎么难过。他们觉得，在六十五、七十五或八十五岁去世都没有多大差别。
今天的葬礼是另一回事儿。下葬的是乔纳斯，皮埃尔多年以来最好的朋友，与他同龄—二十九岁。皮埃尔和乔纳斯在西温哥华一起长大—他们还记得西温哥华在狮门桥建造以前的样子，那时它就像个小镇。他们的父母是朋友。他们十一二岁的时候一起造了一条小划艇，在丹达瑞夫码头下水。大学期间，他们分开过一段时间—乔纳斯学工程，皮埃尔学古典文学，文科学生和工科学生历来相互鄙视。不过那以后的数年间，他们的友谊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了。乔纳斯没有结婚，有时来看望皮埃尔和梅里埃尔，一住就是一个星期。
两个年轻人都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他们会拿这些开玩笑。乔纳斯选择的职业在他父母看来很靠谱，曾引起皮埃尔父母无声的嫉妒，但是，皮埃尔结了婚，谋到了一份教职，承担起平凡的责任，而乔纳斯大学毕业后，从来没有固定的女朋友和工作。他似乎总是在试用期，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司转过正，至于女孩子—至少听他说—总是与他处于某种试用期状态。他上一个工程师的职位是在温哥华北部，他在辞职或是被解雇之后继续留在那里。“经双方同意，中止雇佣关系。”他写信给皮埃尔说，补充说他住在高级人士住的酒店里，有可能会找一份伐木的工作。他还在学习开飞机，考虑做一名无人区飞行员。他答应等现在的经济纠纷处理好以后来看望他们。
梅里埃尔希望他别来。乔纳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早上把被子扔到地上，需要她去捡起来。他不让皮埃尔睡觉，半夜三更还陪着他聊十几岁时候的事，或者更早的事。他管皮埃尔叫“尿头发”[2]，小时候的绰号，提到别的老朋友时，他叫他们“臭水池”、“博士”或“捣蛋鬼”，从来不喊他们的名字—斯坦、唐、里克，都是梅里埃尔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粗暴地卖弄般地回忆一些事情的细节，梅里埃尔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好笑（在老师家的前门台阶上点着一包狗屎，一个老头缠着他们这帮男孩，出五美分要他们脱掉裤子）。而如果谈话转到现在，他会变得很气愤。
当她不得不问皮埃尔宣布乔纳斯的死讯时，她既感到抱歉又感到震惊。抱歉是因为她从来不喜欢乔纳斯，震惊是因为他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第一个离世的熟人。但是皮埃尔似乎并不吃惊，也不特别伤心。
“自杀。”他说。
她说不是，是意外。当时天已经黑了，他骑着摩托车行驶在石子路上，后来便驶离了路面。有人发现了他，陪着他，救助很及时，但他不到一小时就死了。他受了致命伤。
他母亲在电话里是这样说的。他的伤是致命的。她听起来似乎很快就认命了，根本不感到奇怪，态度跟皮埃尔说“自杀”的时候一样。
在那之后，皮埃尔和梅里埃尔几乎不谈论死亡本身，只谈葬礼，酒店房间，需要请全职住家保姆。他的西装需要洗，白衬衫也搞定了。这些都由梅里埃尔来安排，皮埃尔以丈夫的方式不断地检查她的进展。她明白他希望她控制好情绪，就事论事，像他一样，不要自以为可以恣意悲伤—他确信—她并不真的感到悲伤。她问过他为什么说是“自杀”，他告诉她：“我只是这么想的。”她认为他的回避是一种警告，甚至是谴责，仿佛怀疑她从死亡—或从他们与死者的亲近关系中—汲取了一种可耻和自私的情绪。一种沾沾自喜的病态的兴奋。
在那个年代，年轻的丈夫们是很一本正经的。不久前他们还是求爱者，几乎是玩物，奴颜婢膝，因为性的痛苦而绝望。当婚姻之实已是铁板钉钉，他们就变得果断，挑剔。每天早上去上班，脸刮得干干净净，年轻的脖子上打着领带，在无名的工作中打发一个又一个白天；晚饭时回家，挑剔地看一眼晚餐，抖开报纸，举着，挡在自己与厨房、疾病、情感和孩子的一团混乱中间。他们要迅速掌握很多东西。如何对老板毕恭毕敬，如何管理妻子；如何在抵押贷款、挡土墙、草坪、排水管、政治，以及如何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中以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这些事情上享有权威。那么，可以溜回第二个青春期的是女人—在白天，在承担照料孩子这种惊人的责任之余。丈夫不在，精神放松。梦想的叛逆，造反的聚会，高中时那种阵阵狂笑，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在他付费的四壁间迅速滋生。
葬礼之后，一些人被邀请回到乔纳斯父母在丹达瑞夫的家中。杜鹃花篱正在盛开，红色、粉色和紫色的花。有人向乔纳斯的父亲称赞他的花园。
“啊，我不知道，”他说，“我们当时得在仓促之间弄出个样子来。”
乔纳斯的母亲说：“恐怕算不上什么午餐，只是便饭。”大多数人在喝雪利酒，一些男人喝威士忌。食物摆在加长的餐桌上—鲑鱼冻和饼干、蘑菇馅饼、香肠卷、柠檬软蛋糕、切好的水果和杏仁曲奇饼，还有虾、火腿和黄瓜牛油果三明治。皮埃尔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他的小陶瓷盘子上，梅里埃尔听见他母亲对他说：“要知道，可以回来再添的。”
他母亲不在西温哥华住了，是从白石城赶过来参加葬礼的。她已经没有底气直白地训斥儿子了，毕竟皮埃尔现在是老师，而且结了婚。
“还是你以为不会有剩下的了？”她说。
皮埃尔漫不经心地说：“也许剩下的都是我不想吃的。”
他母亲对梅里埃尔说：“你的衣服很漂亮。”
“是的，不过你看。”梅里埃尔说着抚平她在仪式上坐出来的皱褶。
“这就是问题。”皮埃尔的母亲说。
“什么问题？”乔纳斯的母亲欢快地边说边把一些馅饼放到加热盘里。
“亚麻布的问题，”皮埃尔的母亲说，“梅里埃尔只是在说她的裙子皱了”。—她没有提“是在举行仪式的时候”—“我说亚麻就是这样的。”
乔纳斯的母亲也许并没在听。她望着屋子另一头说：“那是给他看病的医生。坐自己的飞机从史密瑟斯来的。我们觉得他人真是太好了。”
皮埃尔的母亲说：“那真太冒险了。”
“是呀。我想他就是那样照顾偏远地区的病人的。”
他们在谈论的人正在和皮埃尔讲话。他没有穿西装，但是在高领毛衣外穿着体面的夹克。
“我想他会的。”皮埃尔的母亲说。乔纳斯的母亲说：“是的。”梅里埃尔感觉仿佛他们解释了什么事情并达成了共识—是他的穿着方式吗？
她低头看着折成方形的餐巾。不像正餐餐巾那么大，也不像鸡尾酒餐巾那么小。它们交叠着放成两排（角上绣着或蓝或粉或黄的小花），每一块的角都和旁边一块的折角相互交叠。没有两块带同色花的餐巾放在一起。没有人动过它们—她看见屋子里很少有人拿餐巾—即使拿，也是从一排的尾端小心地抽出来的，没有打乱顺序。
在葬礼仪式上，牧师把乔纳斯的生命比喻成子宫里的婴儿的生命。婴儿，他说，不知道任何其他的存在，住在温暖黑暗的水洞里，对于将要闯入的光明大世界一无所知。我们对世界略有所知，但是无法想象，我们经历了死亡的分娩剧痛后幸存下来后将进入什么样的光芒之中。如果可以告知婴儿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他难道不会恐惧和怀疑吗？大部分时间，我们也满心恐惧，满腹疑虑，但是我们不应该如此，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承诺。即使这样，我们盲目的头脑还是不能想象，不能相信，我们会进入怎样的世界。婴儿被包裹在无知中，对自己无声无助的存在充满信念。我们这些并非全然无知的人，或完全有知的人，必须小心地把自己包裹在信仰里，包裹在主的话语里。
梅里埃尔看着牧师，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杯雪利酒，听一个长着蓬乱金发的快活女人说话。在她看来，他们不是在谈论死亡的剧痛和前面的光。如果她走过去和他讨论那个话题，他会怎么做呢？
没有人会有这样的勇气或是那么不礼貌。
她转头去看皮埃尔和无人区医生。皮埃尔带着孩子气的快活劲儿与人交谈，这些日子里他很少有这样的快活劲儿，或者要么是梅里埃尔很少见到。她假装现在是第一次看见他。他拳曲的黑色短发贴在额头上，露出光滑泛着金光的象牙色皮肤。他的肩膀宽大有型，四肢修长，头不大，形状却很好看。他令人着迷地笑着，但是从来不故意做作，自从他做了男孩子们的老师，似乎就不再相信微笑了。他的额头上出现了浅浅的永久的细纹。
她想起一次教师聚会—一年多以前—那时他和她分处于房间两端，都发现自己无法参与进身旁人们的谈话。她绕过房间，在他不注意的时候靠近他，然后开始和他交谈，仿佛她是一个谨慎搭讪的陌生人。他微笑着，就像现在一样—但是有所不同，就像对一个缠人的女人说话那么自然—摆出并不高明的伪装。他们交换着紧张的神情，索然无味的话题，直到两个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有人向他们走过来，说禁止讲夫妻笑话。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结婚了？”皮埃尔说，他在此类聚会上的行为通常是慎重的。
她穿过屋子走到他身边，心里没在想那些蠢事。她要提醒他，他们很快就要分头行动了。他要开车去马蹄湾，搭下一班轮船，而她要乘汽车穿过北海岸，去林恩山谷。她安排好趁此机会去拜访一位她过世的母亲曾经爱戴和崇拜的女士，事实上她母亲是用她的名字给自己女儿命名的。梅里埃尔总是叫她姨妈，虽然她们没有血缘关系。缪丽尔姨妈。（梅里埃尔是去读大学时才改变了自己名字的拼写的[3]。）这位老妇人住在林恩山谷的养老院，梅里埃尔有一年多没去探望她了。他们难得全家出游去温哥华，而且从温哥华到那儿路上花的时间太多，孩子们也不喜欢养老院的气氛和住在那里的人们的样子。皮埃尔也是，尽管他不喜欢这么说。相反，他会问梅里埃尔这个人和她有什么关系。
似乎她不是个真正的姨妈。
所以，现在，梅里埃尔要自己去看她。她说过，如果有机会去却没有去，她会觉得内疚。她对能离开家人的这段时间满心期待，尽管她没有这么说。
“也许，我可以开车送你，”皮埃尔说，“天知道你等公交车要等多久。”
“不行，”她说，“你会错过轮船的。”她提醒他有关保姆的安排。
“你说得对。”他说。
和他交谈的那个男人—医生—别无选择，只能听着他们的谈话。他出人意料地说：“我开车送你吧。”
“我以为你是开飞机来的。”梅里埃尔说。这时，皮埃尔才说：“对不起，这是我妻子，梅里埃尔。”
医生告诉她一个名字，她几乎没听见。
“在霍利本山降落可不容易，”他说，“所以我把飞机留在了机场，租了一辆车。”
他有点强作客套，让梅里埃尔觉得自己有点讨厌了。一般来说，她既不鲁莽也不羞怯。
“那真的没问题吗？”皮埃尔问，“您有时间吗？”
医生直视着梅里埃尔。不是那种让人不悦的目光—既不鲁莽也不狡猾，这算不上是赞扬，但也不是场面上的恭敬。
他说：“当然啦。”
于是就决定这么办了。他们现在就开始道别，皮埃尔将出发去乘船。而亚瑟，他的名字叫亚瑟—或亚瑟医生—将开车送梅里埃尔去林恩山谷。
梅里埃尔的计划是探望缪丽尔姨妈—很可能陪她一起坐到晚餐结束，然后从林恩山谷搭车到中心汽车站（去“城里”的车相对多一些）。然后搭夜班车去渡口，乘船回家。
那个养老院叫作“公主庄园”，是座一层楼的建筑，侧厅很长，刷着粉棕色泥灰。街道熙熙攘攘，根本没有像样的庭院，也没有树篱或屏障来隔开噪音，把草坪保护起来。一侧是福音堂，带有可笑的尖顶，另一侧是一个加油站。
“‘庄园’这个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不是吗？”梅里埃尔说，“甚至不意味着有其他楼层，而只是提示，你不应该把它当成什么。”
医生什么都没说—也许她的话他没听明白，或者只是不值得说什么，即使她说的是实情。他们从丹达瑞夫出发，这一路上，她都在听自己说话，感到很郁闷。她也不是在天南海北地瞎扯—想到什么说什么—她只是在试图表达她觉得有趣的事情，或者说如果她能把它们表达清楚的话，会很有趣。但是像她那样喋喋不休，这些想法听起来即使不是疯话，也有自命不凡的味道。她一定像那些女人一样，铁了心不想进行平凡的交谈，而要追求真正的谈话。即使她知道没有用，知道她的话对他一定像是一种负担，她也无法让自己停下来。
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不自在，因为她现在很少和陌生人说话了。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单独坐车有点怪怪的。
她甚至冒失地问，他对皮埃尔认为摩托车出事是自杀有什么看法。
“你可以把任何事故都想象成自杀。”他说。
“别麻烦开进车道了，”她说，“我可以在这里下车。”实在是太尴尬了，她急于离开他和他纯属客套的冷漠，她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好像车还没停就等不及要开门。
“我正打算停下来，”他边说边转进了车道，“我没打算把你困在车里。”
她说：“我可能要久一些。”
“没问题，我可以等。或者我可以进去转转。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她想说养老院可能很沉闷，令人心烦。然后她想起来他是医生，这里不会有他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而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时的方式—礼貌得体，但也有一种不确定的语气—令她吃惊。仿佛他所贡献出的时间和精力都和客套无关，而是和她有关。是稍带诚恳的谦逊的主动请缨，伸出援手，而不是请求。如果她说她不想再占用他更多的时间，他就不会再费口舌劝说她了，他会客气地道别，然后开车离开。
最后，他们下了车，并肩走过停车场，朝前门走去。
几个老年人或者也有可能是残疾人坐在铺筑的广场上，周围有几丛毛茸茸的灌木和盆栽牵牛花，表示那是个小花园。缪丽尔姨妈不在那里，但是梅里埃尔发现自己开心地和他们打着招呼。她感觉到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她突然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和快乐，仿佛每迈一步，就有一条光明的信息从脚跟传递至头顶。
后来她问他：“你为什么要和我一起进去？”他说：“因为我不想让你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缪丽尔姨妈正独自坐在轮椅上，就在自己卧室门口那条阴暗的走廊里。她很臃肿，微微发光—但那是因为她裹着石棉围裙，这样她就可以抽烟了。梅里埃尔相信，当她很久之前对她说再见的时候，她就坐在同一辆轮椅上，在同一地点—尽管没有穿石棉围裙，那一定是新规定，或是反映出她身体状况的进一步衰退。很可能她每天坐在固定的盛着沙子的烟灰缸旁边，看着刷成猪肝色的墙—可能是粉色或淡紫色，但看起来像猪肝色，因为走廊很暗—墙上有分层的架子，上面摆着垂散的假长青藤。
“梅里埃尔？我想到是你了，”她说，“我可以听出你的脚步声。我可以听出你的呼吸声。我的白内障一定是糟透了。我只能看见一团一团的东西。”
“是我呀，您好吗？”梅里埃尔吻了吻她的鬓角，“您怎么不出去晒太阳呢？”
“我不喜欢太阳，”老人说，“我要照顾我的肤色。”
她可能是在开玩笑，但也有可能是真的。她苍白的脸上和手上遍布着巨大的斑点—白斑会吸收各种光线，变成银色。她曾经是真正的金发美人，面颊红润，瘦削，精心修剪的直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白了。现在，她的头发被枕头摩擦得乱蓬蓬的，耳垂耷拉着，像扁平的乳房。她耳朵上过去戴小钻石—它们上哪儿去了？她耳朵上的钻石，真的金项链，真的珍珠，颜色奇异的丝绸裙子—琥珀色，茄紫色—漂亮的瘦瘦的鞋子。
她身上有医院消毒粉的气味，还有甘草汁的气味，烟是定量的，没烟抽的时候，她就啜甘草汁。
“我们需要椅子。”她说。她探出身子，挥着手，手里还夹着烟，试图吹口哨。“服务生，请拿些椅子来。”
医生说：“我去找。”
老缪丽尔和年轻的缪丽尔单独在一起了。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皮埃尔。”
“你有两个孩子，是吧？简和大卫？”
“对。但是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
“噢，不，”老缪丽尔说，“那不是你丈夫。”
缪丽尔姨妈是梅里埃尔祖母而不是母亲那一辈的人，她是梅里埃尔妈妈的艺术老师。开始是启蒙，接着是同盟，然后成为朋友。她画过大幅的抽象画，有一幅—是给梅里埃尔妈妈的礼物—挂在房子的后厅里，梅里埃尔就是在那座房子里长大的。每当这位艺术家来访的时候，画就会被移到餐厅。画的颜色昏暗，深红色和棕色（梅里埃尔的父亲管它叫“着火的粪堆”）—缪丽尔姨妈的心情却总是欢快明朗，无所畏惧。她年轻时住在温哥华，后来到内地这个镇上来教书。她有一些艺术家朋友，这些人的名字如今已见诸于报刊。她渴望回温哥华，最终如愿以偿，和一对富有的老夫妇住在一起，帮他们处理事务。这对老夫妇是艺术家们的朋友和赞助人。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似乎有很多钱，但等他们去世，她就受了冷落，靠退休金生活。她开始画水彩画，因为她买不起油彩。为了带梅里埃尔出去吃午餐，她自己得饿肚子（梅里埃尔的妈妈怀疑是这样）—梅里埃尔那时在上大学。和梅里埃尔吃饭的时候，她会滔滔不绝地讲笑话做评论，主要是指出人们极力赞美的作品和思想都是垃圾，但是偶尔—在某个默默无闻的当代人物或几乎被遗忘的另一个世纪的人物的作品中—会有些不同凡响的东西。那是她表示赞扬的最坚决的词汇—“不同凡响”。她会突然沉默，仿佛那时那地，她与一种可贵的品质不期而遇，这种品质来自于一个仍然需要绝对尊崇的世界。
医生拿着两把椅子回来了。他做了自我介绍，语气很自然，好像直到现在才有机会似的。
“艾里克·亚瑟。”
“他是医生。”梅里埃尔说。她正准备解释葬礼的事、意外，还有从史密瑟斯的飞行，但是话题被转移了。
“我不是医院派来的，不用担心。”医生说。
“噢，不会，”缪丽尔姨妈说，“你是和她一起来的。”
“是的。”他说。
这时他从两把椅子之间伸过手来拉起梅里埃尔的手，紧紧地握了片刻，然后放开。接着他对缪丽尔姨妈说：“你怎么知道的，从我的呼吸中感觉到的吗？”
“我可以辨别出来，”她有点不耐烦，“我过去是个恶魔。”她的声音—其中的颤音和傻笑—与梅里埃尔记忆中的不一样。就在这个突然陌生起来的老妇人身上，她感觉到仿佛有某种骚动的背叛。一种对过去的背叛，背叛了梅里埃尔的母亲与一个卓越之人的友谊，梅里埃尔的母亲特别珍视这段友谊；或者是背叛了和梅里埃尔一起吃的那些午餐，以及两人之间那些阳春白雪的交谈。某种即将发生的堕落。梅里埃尔对此感到不安和淡淡的气恼。
“噢，我过去是有朋友的。”缪丽尔姨妈说。梅里埃尔说：“您有很多朋友。”接着她提了几个名字。
“死了。”缪丽尔姨妈说。
梅里埃尔说：“没有。”她最近还在报纸上见过一次回顾展或者颁奖什么的。
“哦？我以为他已经不在了，也许我弄错人了—你认识迪兰尼一家吗？”
她直接问医生而不是梅里埃尔。
“我想我不认识，”他说，“不认识。”
“有些人在我们过去经常去的鲍恩岛上有房子，迪兰尼一家，我以为你或许听说过他们。发生了各种事情。我说我过去是个恶魔，就是这个意思。冒险。嗯，看起来像冒险，但都是按照脚本来的，不知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冒险。当然，我们都醉得像臭鼬一样。但他们总是要点一圈蜡烛，当然还有音乐—更像是一种仪式。但又不完全是跟着脚本。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遇到什么新的面孔，然后让脚本去见鬼。第一次见面就开始疯狂地接吻，一头钻进森林。在黑暗中。你走不了太远。没关系。被压在地上。”
她开始咳嗽，一边还拼命想讲话，然后放弃了努力，停下来剧烈地咳嗽。医生站起身，在她弓起的背上熟练地拍了几下，她终于呻吟着停止了咳嗽。
“好些了，”她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但却假装不知道。有一次，他们把我的眼睛蒙上，不是在树林里，是在室内。是我同意的，没有问题。尽管进行得不那么顺利—我的意思是说我确实知道。不管怎么说，很可能没有什么我认不出来的人。”
她又开始咳嗽，尽管不像刚才那么要命了。然后她抬起头，大声深呼吸了几分钟，举起手，示意谈话暂停，仿佛她很快就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要说了。但是她最终只是大笑起来，说：“现在我有了一个永久的眼罩。白内障。这个眼罩不会让我在什么放荡的饮宴作乐中被人占了便宜。”
“长了多久了？”医生带着彬彬有礼的兴趣问：让梅里埃尔欣慰的是一场投入的交谈开始了，关于白内障的富有见地的讨论。白内障的摘除，摘除手术的利弊，还有缪丽尔姨妈对—如她所言—转到这里来照看老年人的眼科医生的不信任。淫秽的幻想—梅里埃尔确定就是这个—不知不觉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医学方面的谈话，缪丽尔姨妈的态度是亲切随和的悲观，医生则是谨慎周到的鼓舞，在这里，这类交谈一定经常发生。
过了一小会儿，梅里埃尔和医生交换了一下眼色，意思是说是不是待得太久了。私密，体贴，几乎是夫妻之间的一瞥，其中的伪装和淡漠的亲密，能唤起那些还没结婚的人的兴趣。
快了。
缪丽尔姨妈自己采取了主动。她说：“对不起，我太粗鲁了，不过，我要说，我累了。”她的态度中没有暗示是谁先开始了最初的话题。带着隐隐的羞愧感，梅里埃尔心不在焉地俯身和她吻别，就跟演戏一样，她感觉到她再也不会见到缪丽尔姨妈了，她真的再没有见到她。
拐过一个角落，房间的门都开着，里边的人躺着睡觉，或是在床上观望着。医生把手放在她的肩胛之间，然后从她的后背移到腰部。她意识到他在扯她的裙子，刚才她靠着椅子背坐着时，衣服贴在了她潮湿的背上。她腋下的衣服也湿了。
她想上洗手间。她不停地寻找着访客洗手间，她记得他们进来时见到过。
在那儿，她是对的。一阵轻松，但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她不得不突然离开他身边，说：“稍等一下。”她的声音连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冷淡而气恼。他说：“好的。”然后快速朝男洗手间走去。微妙的瞬间消失了。
当她来到灼热的阳光下，她看见他在车旁边走来走去，抽着烟。他之前没抽过烟—在乔纳斯父母家里，在来这儿的路上，或者和缪丽尔姨妈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有。这种行为把他孤立起来了，显示出某种不耐烦，也许是了结一件事，开始着手下一件事的那种不耐烦。她现在不能确定，她是下一件事，还是要了结的那件事。
“去哪儿？”他把车发动起来的时候问。然后似乎觉得说得太唐突了，便又问：“你想要去哪儿？”几乎就像是在对一个孩子或缪丽尔姨妈说话—对某个他有义务在这个下午逗她开心的人。梅里埃尔说：“我不知道。”仿佛她没有选择，只能让自己变成那个累赘的孩子。她忍住失望的悲叹，压制欲望的喧闹。那欲望似乎羞怯而零星，但又不可避免，现在一下子不合时宜地单方面宣布出来了。他把着方向盘的手完全属于他自己了，恢复了原状，仿佛从来没有触摸过她。
“斯坦利公园怎么样？”他说，“你想到斯坦利公园去散散步吗？”
她说：“噢，斯坦利公园。我很久没有去那儿了。”仿佛这个想法让她重又振作起来，她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主意了。她又补充说：“天气真的太棒了。”这让事情更糟糕了。
“是啊。太棒了。”
他们像漫画里一样讲话，真让人受不了。
“这些租借的车上没有收音机。嗯，有时有，有时没有。”
经过狮门大桥时，她摇下车窗，并问他介不介意。
“没关系。我一点都不介意。”
“把窗子摇下来，胳膊肘伸出窗外，让微风吹进来，那对我就意味着夏天—我想我永远也无法适应空调了。”
“控制在一定温度，你可以适应的。”
她决定让自己沉默下来，直到公园的树林将他们拥入怀中，高大茂密的树木或许会吞没愚蠢和羞耻。然后她用过于赞赏的叹息毁掉了一切。
“观光处。”他读出标志牌上的字。
周围有很多人，尽管这是五月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假期还没有开始。他们也许很快就会对此发表评论。沿途停满了车，一直到餐厅，观光平台上有人在排队，等待投币看望远镜。
“啊哈。”他发现一辆车正从停车位上开出来。片刻的暂时解脱，不用说什么话了。他慢慢地倒车，然后熟练地开进相当狭窄的车位里。他们同时下车，到人行道上会合。他看看这边又望望那边，仿佛拿不定主意去哪里。每条路上都有人来来往往。
她的腿在颤抖，她再也撑不下去了。
“带我去别的地方吧。”她说。
他凝视着她的脸说：“好吧。”
人行道上，光天化日之下。疯狂地接吻。
带我，她是这么说的。带我去别的地方吧，不是让我们去别的地方。这对她很重要。冒险，权力的转移。完全的冒险和转移。让我们去—就会有冒险，而不是放弃，而这种冒险对她来说—每次她在心中重温这一时刻时—都会是堕入淫欲的开端。如果他自己放弃又怎么办呢？别的什么地方？那也不行。他只能这么说，他只能说，好吧。
他带她到他暂住的公寓，在基斯兰奴。这套公寓是跟渔船出海的一个朋友的，他去了温哥华岛西岸的什么地方。那是一座体面的小建筑，三四层楼高。她所记得的只有入口处的玻璃砖和精致时髦的高保真音响设备，那似乎是客厅里唯一的家具。
她宁愿要另一个场景，来替代她的记忆。一家局促的六七层的酒店，曾经是时髦的住所，在温哥华西端。黄色蕾丝边的窗帘，高高的天花板，窗户上也许还有半高的铁栅栏，还有一个假阳台。没有任何肮脏或不体面之处，只是有一种长驻的隐秘的痛苦和罪恶的气氛。在那里，她要走过小小的大堂，低着头，胳膊贴在身体两侧，整个身体弥漫着强烈的耻辱。他会用低低的毫不张扬的声音跟接待员讲话，但是并不掩盖他们的目的，或是为之感到抱歉。
然后是乘坐老式的笼子电梯，由一个老男人操纵—或许是老妇人，或许是一个瘸子，一个狡猾邪恶的仆人。
为什么她要凭空想象，为什么要加上那个场面？是为了那暴露的片刻，当她走过（假想的）大堂，刺骨的羞耻感和自豪感会遍布全身；是为了他的声音，他对服务员说了些她没听清楚的话，声音中带着慎重和威严。
车停好之后，他说：“稍等一下。”他在离公寓几个街区远的药店里讲话时，用的可能就是这种口气。这种在婚姻生活中似乎让人心情沉重和沮丧的现实安排，能在这些不同的场景中在她身上激起一种微妙的热度，一种新奇的慵懒和屈就。
天黑后，她又被带回来，穿过公园，过桥，穿越西温哥华，经过离乔纳斯父母家不远的地方。她几乎是在最后一刻到达了马蹄湾，走上了渡轮。五月的最后几天是一年中最长的几天，尽管船坞上的灯和车灯照亮了船身，她依然可以看见西天的余晖，还有一个岛屿黑乎乎的轮廓—不是鲍恩岛，而是她不知道名字的岛—像块布丁一样整洁地排在海湾口。
她不得不加入拥挤的人群，想办法到楼上去。到达乘客甲板后，她在看到的第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她甚至懒得像平时那样去找靠窗的位子。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海峡的另一端，在这段时间里她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开船，她旁边的人们就开始交谈了。他们不是在船上偶遇的闲谈者，而是朋友或家人，彼此熟悉，一路上有很多话要说。所以她站了起来，来到甲板上，爬到最顶层，那里的人总是要少些。她坐在放救生设备的箱子上。她身上想到想不到的地方都在疼。
她觉得，她要做的工作是记住每一件事—“记住”的意思是指她在心里再次体验—然后永远封存起来。这一天的经历要整理好，一点儿都不能凌乱或四处散落，所有的一切都要像珍宝一样收集起来，了结，放在一边。
她坚持两个预测，第一个预测给人安慰，第二个预测现在很容易接受，以后无疑会变得艰难一些。
她和皮埃尔的婚姻会继续，会持续下去。
她永远不会再见亚瑟。
这两个预测结果证明都是对的。
她的婚姻确实持续下去了—之后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皮埃尔去世。他生病的初期，相对不那么痛苦的时候，她给他读书，读完了他们以前都读过，想要重读的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父与子》。她读完巴扎洛夫对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表白炽烈的爱情，安娜被吓坏了的那段以后，他们中断了朗读，讨论了起来。（不是争吵—他们已经变得温柔到不可能争吵了。）
梅里埃尔想要不同的情节。她相信安娜不会有那样的反应。
“是作者，”她说，“我平时不觉得屠格涅夫是那样的，但在这里，我感觉是他插手把他们分开了，他这样做是有个人目的的。”
皮埃尔淡淡地笑了。他所有的表情都变得肤浅粗略。“你觉得她会屈从吗？”
“不。不是屈从。我不相信她，我觉得她和他一样为爱痴狂。他们会结合的。”
“那太浪漫了。你在为大团圆的结局削足试履。”
“对于结局我什么都没说。”
“听着。”皮埃尔耐心地说。他喜欢这样的谈话，但是这对他很困难，他要不时地停下来休息，攒足气力。“如果安娜屈服，那是因为她爱他。那之后，她会更加爱他。女人不都是这样的吗？我是说如果她们坠入爱河的话。那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在第二天离开，也许连一句话都不和她说。那是他的本性。他憎恨爱上她。所以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会拥有一些东西。他们的经历。”
“他很可能会忘个精光，而她会因羞愧和抛弃而死。她很聪明。她明白这一点。”
“嗯，”梅里埃尔停顿了一下说，因为她觉得陷入了困境，“好吧，屠格涅夫并没有那样说。他说她吓坏了。他说她感到冷。”
“聪明让她感到冷。对女人来说，聪明意味着冷。”
“不。”
“我的意思是说在十九世纪。在十九世纪是那样的。”
那天晚上在船上，她想要把一切都理清头绪，却并没有那么做。她不得不重温的是一阵一阵紧张的回忆，而且在未来很多年里，她会不停地重温这些回忆—虽然频率会越来越低—很多年。她会不断捡起丢失的东西，这些东西仍会令她震惊，她会再听到或看到一些东西—他们一起发出的声音，作为认可和鼓励而交换的眼神，一种本身看起来很冷淡的眼神，其实却包含着深深的敬意，比任何已婚或彼此亏欠的人之间传递的眼神都更加亲密。
她记得他那榛果灰的眼睛，他那粗糙的皮肤近看时的样子，鼻子旁边一个圆形的旧伤疤，他从她身上直起身时平滑宽大的胸部。但是她不能够准确描述他的样子。她相信，她从一开始就强烈地感觉到了他的存在，让一般的观察都变得不可能了。突然想起他们开始时不确定的试探性的时刻，仍然会让她蜷缩起身子，似乎要保护自己身体那本色的惊奇和欲望的喧腾。我的爱—我的爱—她会刺耳机械地低语，那些词就是一剂秘密的药膏。
她在报纸上看见他的照片时，没有马上感到剧烈的痛楚。剪报是乔纳斯的母亲寄来的，只要她活着，就坚持与他们保持联系，一有可能就提醒他们想起乔纳斯。“记得乔纳斯葬礼上的医生吗？”她在小标题上方写道。“无人区医生死于空难。”那肯定是张旧照片，在报纸上印得很模糊。一张相当短胖的脸，微笑着—之前她从没想过他会对着照相机这么微笑。他不是在自己的飞机上死的，而是在一架进行紧急行动的直升机上。她把剪报拿给皮埃尔看，问他：“你有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来参加葬礼？”
“他们一定是好朋友。所有那些远在北方的迷失的灵魂。”
“你和他都谈了些什么？”
“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教乔纳斯开飞机。他说：‘再也不教他了。’”
然后他问：“他是不是开车送你去过什么地方？哪里来着？”
“林恩山谷。去看缪丽尔姨妈。”
“那你们谈了什么？”
“我觉得很难和他交谈。”
他去世的事实似乎对她的白日梦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能够称之为白日梦的话。她在这些白日梦里想象的巧遇，或是不顾一切安排的重聚，无论如何都不会在现实中找到立足之处，也不会再被改写，因为他已经死了。记忆只会以一种她不能控制也不能理解的方式自行消退。
那天晚上她回家时，天开始下雨，不是很大。她仍然留在露天甲板上。她站起来走了走，没法再坐在装救生设备的大箱子上了，她的裙子上会湿一大片。她呆呆地看着船尾激起的泡沫，想到了在某一类故事中—现在没人写这类故事了—她要做的事情就是跳入水中。就因为幸福溢满了她的身心，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犒赏了，她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甜蜜的自尊。这个浪漫的举动—从一个禁讳的角度看来—极其理智。
她被诱惑了吗？她也许只是任由自己去想象被诱惑而已。也许根本算不上是屈服，虽然那一天的规则就是屈服。
直到皮埃尔去世后她才记起了一个细节。
亚瑟开车载她到马蹄湾去赶渡船。他下了车，绕到她身边。她站在那儿等着跟他说再见。她主动上前要吻他—在经历了之前的几小时之后，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他说：“不。”
“不，”他说，“我从不。”
当然，他也并不是从来不那样做。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都能看见的地方公开接吻。可就在那天下午，他就那样做了，在观光处。
不。
那很简单。那是一种戒备。一种拒绝。你可能会说，这是在保护她，他自己也会这么说。虽然在那天的早些时候，他根本就不担心。
我从不完全是另一回事。是另一种戒备。这样的信息不会使她高兴，尽管这是要防止她犯大错误，是要把她从某种错误的虚假希望和屈辱中拯救出来。
他们最后是怎么告别的？他们握手了吗？她想不起来了。
但是她听到了他的声音，他轻快而浑厚的音调，看见了他那张坚定而可人的脸，她感到有点想不通。她并不怀疑回忆的真实性。她不明白自己是如何一直成功地压制住这种情感的。
她觉得，如果她没有那样做的话，她的生活会迥然不同。
怎么不同呢？
她可能不会留在皮埃尔身边。她可能无法保持平衡。如果她能试着让自己在船上说的话和那天早些时候说的话、做的事情匹配，这会让她更警觉更好奇。骄傲与矛盾可能是一部分的原因—为了让某些人收回那些话，认错道歉，以及拒绝吸取教训—但不会是全部。她本来可以拥有另一种生活—不是说她会更喜欢那种生活。可能是因为她的年纪（她总是忘记考虑的一件事），也可能是因为自从皮埃尔死后，她所呼吸的稀薄冷酷的空气，她把另一种生活纯粹当成了一种研究，有它自己的挫折和成就。
也许你不会发现那么多。也许同样的事情会一遍遍重复—那是有关你自己的某个明显但不确定的事实。就她的情况来说，事实上审慎—或至少是对情感的某种有节制的管理方式—始终是她的指路明灯。
他小小的自卫之举，善意而无情的谨慎，不灵活的态度在他身上体现得有些迂腐了，就像一种过时的排场。她现在可以用一种日常的不解来看待他，就如他是丈夫一样。
她不知道他是否会一直都是老样子，或者她是否有新的角色在等待着他，在未来的岁月里，有些角色仍会使他在她脑海中浮现。
注 释
[1].皮埃尔·巴尔曼（Pierre Balmain），法国著名时装品牌巴尔曼的创始人，巴尔曼的时装以典雅气质见长，其客户包括了很多影视明星和皇室贵族。
[2].原文是“Piss—hair”，和“皮埃尔”（Pierre）音近。
[3].由缪丽尔（Muriel）改成了梅里埃尔（Meriel）。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