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也有去宕昌的车。”
我用力撑起身子，然后给断腿套裤管，他把拐杖递给我。午后的阳光从窗帘边照进来，打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很特别，一只单眼皮一只双眼皮，我叫他雌雄眼。虽然他穿的还是以前的那身牛仔裤和Ｔ恤衫，胡须也刮得光光的，可脸上多了许多皱纹，头发也白了许多，不像才四十岁出头的人。他要的东西上午就送来了，那是做枪弹用的铅块和火药。他给送货的付钱时，我还没醒呢。
说实话，我多少有些羡慕他。我的腿没断的话，可能也会像他这样成天打猎不干别的。显然他已经不习惯城市生活了，每次来我这儿只待在房间里不出来，也不看电视。我想他在宕昌林区能搞到弹药的话，不会来找我。
“是不是有女人了？”我打趣道。
他背着沉甸甸的黑包笑而不答。我明白留不住他，便拄起拐杖送他走出巷口。他不要计程车，独自朝车站方向大步走去，不一会就消失在周末来闹市区逛街的人流中。于是我只好一个人去街角那家饭馆喝酒，喝到天黑才回家。
据他母亲讲，我是唯一知道他的下落的人，可我无法断定他是否还在宕昌。这十多年来，他单枪匹马走遍了西北五省。凡是有草原和森林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脚印。然而跟许多自称是旅行家或探险家的人相比，他很少跟别人讲自己的事。
“他天生喜欢打猎。”我对他母亲说，“要是香港有打猎的地方，他会待在您的身边哪也不去。”
“这么多年他没给我打过电话，也不写信，我每次回来都找不到他。”
衣着华丽的香港太太又开始流眼泪了。来我这儿看台球的胖子还躺在墙边的沙发上睡觉，他本该这时候拎着皮包去上班。昨晚有个陌生人在我这里赢了钱，请我们喝酒，结果胖子喝醉了，半个脸泡在自己吐出来的脏物上鼾声如雷。屋子里气味很重，墙上没窗户没法散出去。老太太刚进来时拿手绢捂住嘴，生怕吐出她在德克斯萨大酒店吃下的美味早点。桌上仍杯盘狼藉，酒盅里塞满了烟头和烟灰。我给她沏了杯茶末子，大概杯子太脏，始终没碰它一下。
我抱歉无法更多地说说张平的事，实际上我对这位香港太太的突然来访，多少有些戒心。在我的记忆中，张平早就没了父母，只记得他有个姐姐，但从没见过她。而我之所以有这个印象，是因为早年曾有个自称是他姐夫的外地人来找过他一回。他们见面后说的是家乡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我看得出张平对他的姐夫非常敬重。当然我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位伤心流泪的陌生太太不是他的母亲。她拿出她家的一张合影照片给我看，我认得出照片上的高个男孩是张平。他旁边站着一个漂亮姑娘，我猜那是他的姐姐。老太太端坐在中间，当时她还年轻。她说她男人死得早，自己又没工作，每天给街坊洗衣服挣来几毛钱养活一家人，吃尽了做寡妇的苦头。于是我安慰她道，张平准是弄丢了家里的地址才与您失去联系的。我请她留下她的香港电话，我说一旦张平来找我，一定叫他给您通电话。老太太很失望，因为在她看来，我开的这间台球房无疑是藏污纳垢之处，而她的儿子与我这样的人来往是交错了朋友。她不知道我以此谋生，正是她儿子张平的主意。她告辞的时候，胖子翻过身来，脸上沾满了白花花的脏物臭不可闻。
这是两三年前的事情。张平母亲走后，我用瑞士军刀将她的香港电话刻在石灰剥落的土墙上，原先那儿挂了一杆枪。我一直等张平来，可他一直没来，我猜他另有补充弹药的地方了。他老是背着我们一起跑测量时用过的那个黑工具包独往独来；磨破的地方也用黑牛皮仔细补好。那只包很大，放得下十来只野兔。不过我知道他不单打兔子，因为我闻得出包里有其它猎物的气味。一个常年靠打猎维持生计的人，有时不免把枪口对准一些禁猎动物弄些钱来；再说老打兔子之类的小家伙，也没啥刺激对不对。张平有鹿茸熊掌的话，我倒是可以帮他出手的，只是他从没跟我说起这种事情，我也没问过他。
我这里通常白天没人，因为那是我睡觉的时候。天一黑，邻居家的狗就开始叫个不停，因为它们在黑灯瞎火的小巷中见着了陌生人，而那些陌生人大都是过来找我的。
来我这里的人，衣兜里都多少揣些钱。他们一面抽烟一面看台球，呛人的烟雾使本来就昏暗不明的土屋显得更暗了，可这并不妨碍球手的沉着击球。其实这里不仅光线有问题，更要命的是，台面上的绿呢布已经破损，击球时不得不考虑那些被球杆捣破的洞对主球有何影响。几乎每个新来的球手对此都不免抱怨一番，尤其找粉盒而被告之根本没这样东西时，还要骂娘呢。通常看球的不敢把赌注下在这种人身上。
我不看他们打球，自己也不打，只坐在空荡荡的外间喝茶。外间的灯也挂得很高，往往看不清来人的脸。有些人进屋时朝我叫一声金老板，可他们并非个个都知道我不姓金。给我起“金鸡独立”这个绰号的家伙十年前就死了，他因走私手枪而死于同伙间的一场火并，如今只有我这个断了一条腿的残废人还记得他。
这天晚上胖子又输了钱，趴在桌上睡着了。他一面打呼噜一面流口水，湿了半个衣袖。这家伙出来时忘了带门钥匙，怕老婆不给他开门，只好待在我这里等天亮。另一个家伙要我听他讲完克林顿的事，便一支接一支地给我递烟抽。讲到眉飞色舞的时候，一个穿西服的外地人挑门帘进来，这人朝我看了半天，才朝我走过来跟我说话。
“我们一起喝过酒。”
“没错。”我说，“我们的下酒菜是野鸡肉。”
“你的腿是怎么回事？”
“给枪打坏了。”
“是不是野鸡开的枪？”
这人作了个扣枪机的手势，然后哈哈大笑，我也笑起来。
十多年前，我在陇南跑测量的时候，崔国平常陪我上山打猎；而且不论打没打到猎物，都设酒杀鸡作食，尽情款待我一番。记得当年他有一官半职；虽说还是个不大懂事的毛孩子，可管的是乡里的计划生育，因此在当地人，尤其是当地妇女的心目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酒兴大发时夸口道，你看上这儿的哪个女人就跟我讲，不管她是哪个沟里的，都包你弄到手。他说现在他在武都开了个公司做玻璃买卖；一面说，一面将皮夹里的钱币和纸片全倒出来，摊了一桌子。他要找张名片给我，结果没找着。那个跟我讲克林顿的家伙看见桌上的那堆纸币眼睛发直，这几天他身无分文，连抽烟的钱都是问别人借的。
跟小崔一起过来的两个人我都面熟，但叫不出名字来。他们拿了崔的钱，到巷口敲开饭馆的门，买来好酒好肉，于是我们在外屋喝酒划拳，顿时热闹起来。胖子酒量不大，没喝几口就醉了。
“狗日的……狗日的……不跟你走……”他的舌头开始打卷儿，说话像狗熊似的咕噜不清。“我们天一亮……就走……我老婆来……找我……就说……我……跟朋友……到……到……山里去了……狗……狗……狗日的……不走……”
他抓住小崔的胳膊，差点把刚吃到肚子里的卤牛肉全吐在崔的杉杉西服上。胖子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说他在一家外资企业做程序员，整天对着电脑打英文字没意思。他运气不好，难得赢一回。每天晚上输掉他老婆允许他留下的不多的那几个私房钱，就站在一边看别人下注，到半夜才回家。他说我这儿是他唯一喜欢来玩的地方。不喝酒的时候他文质彬彬，一看就知道是读书人。崔国平问他去不去武都玩原始森林他激动起来，嘴里时不时吐出几个脏字，表示自己不是那种循规蹈距的人。
不时有人从里屋出来，喝了两盅酒再进去。那个讲克林顿的家伙又开始讲克林顿了；一面讲，一面往嘴里塞牛肉。他的脸又长又窄，但嘴巴很大，仿佛一头牛都吞得进去。小崔问他在什么地方发财。他说他是电台记者，是专门写新闻的，装模作样掏口袋取名片，结果拿出一沓别人的名片给我们看，一个外交部的什么司的副司长的放在最上面。其实这家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监狱里出来后没干过一样正经事情。
“你的枪呢？”小崔问我。“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杆枪。”
“给朋友了。”我说。
“如果还在你手里，我出一万块钱买它，毛主席保证。”
“它不止这个价。”
“那就五万，要么十万。”
墙上挂枪的地方还依稀看得出那杆枪的影子。当年我断了腿，一个人躺床上。虽然血止住了，可是一条腿被一个自称是上海人的牧区医生给锯断了。他说如果我想留住这条残腿的话，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会得坏疽病死掉一命呜呼。那是在甘南的一个巴掌大的藏民小镇上。医生是唯一定居在那里的汉族人。我们一面喝酒，一面拿筷子在我腿上反复比划，看从哪儿截断像样些。外面是昏天黑地的黄风，看不清河对面的山。张平要送我去县医院，他说他会开拖拉机。医生的助手已经准备就绪，他们老干这种事情，早驾轻就熟，因此没几分钟就卸下了我的腿，把我扔到床上又去喝酒了。张平送我回家，那时我老婆已经跟我离婚了。她摇着大肚子来看我，肚子里是另一个男人的种。她说如果我少喝点酒，就不会出事情。她走后我跟张平说，我们这些跑野外的，就不该讨老婆。她现在的男人是工程师，每天晚上都待在家里陪她看电视。
我不知道张平至今独身未婚是不是受了我的影响。不过我相信我送给他一杆枪，他才热衷于打猎，丢了职业还乐此不疲。那杆枪是我大哥的。我大哥到甘南打豹子的时候我才读小学。他很晚才结婚。结婚前把枪送给我。其原因是，兄弟七人中我是唯一没结婚的一个。他告诫我，结了婚就别再玩枪了，否则就别结婚。那是一杆德国双筒猎枪，制造年份是一九二三年。我不清楚我大哥是怎么弄到它的。另外他还送给我一条宽厚结实的子弹袋。如果插满黄灿灿的铜壳子弹，有七八公斤重。当年我拄着猎枪而不是拐杖的时候，也曾威风凛凛，着实叫人害怕过。但我明白我不是好猎手，虽然五大三粗，没怕过什么，却没耐心守候猎物。我老想打一头豹子给我大哥看，但有一次在雪地里发现了豹子的足迹，也没找到它。现在我大哥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又养鸟又养猫，整日哈着腰，对谁都笑眯眯的。如今没人知道早年他因偷猎珍稀动物以及涉嫌凶杀械斗，被公安局多次通缉过。
老实说，我喜欢腰上系着子弹袋，手里拎着长枪，而不是简单地把它背在肩上，从人群中走过。大概至今还有人尊重我，呼我大哥，不砸我的场子，是因为他们还记得我当年的蛮横模样。我知道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即使另一条腿还在的话，也不会与惹我的人拔刀相向。现在我越来越像我大哥，恐怕以后也是见了谁都笑眯眯的，弄得人家莫名其妙。
除了一头撞到我枪口上的一只雄鹿外，我从没打到过什么值得炫耀的猎物。我之所以把枪送给张平，不是因为我们一起干野外是一对好搭档彼此情深义重，而是我看出他天生是个打猎的行家。他本能地知道哪儿有兔子哪儿有野鸡。一天夜里，他突然从行军床上爬起来，拎上我的枪就跑出去，天亮后扛回来一头脑袋上中了枪弹的母狼，狼血糊得他满脸都是。他说他闻到了野兽的气味，但不知道那是一头狼。这家伙瘦长个儿，身手敏捷，而且做什么事都细心认真。他浇的铅弹没有毛刺，光滑得像珍珠似的好看。我想假如我没断腿的话，也会把枪送给张平，这才适得其所。
张平最大的毛病是不爱说话。幸好我认识他的时候，不介意他像哑巴似的金口难开。下雨天出不了工，我到附近的小店找女人聊天，他就侧身躺在床上看书；光线太暗的话，就点两根蜡烛。我们有足够的蜡烛给他看书，因为出测前我总是比别的小组多领两箱给他用。有时候我也翻一翻他的书，可往往连书名都看不懂。什么叫物性论，什么叫形而上学，我对此一无所知。我问他这些书讲的是什么，他说讲的是道理。我又问讲的是什么道理？他说他也没弄懂。有些书是他自己买的，有些是图书馆借来的。我们每到一个新地方，他总是先去看看那儿的图书馆或文化站。我们在庆阳的时候，就住在一个乡的文化站里。那个管图书的女孩对张平特别客气，我以为他要谈朋友了，结果没谈。收测的时候，那女孩见我们装车就开始哭鼻子。车子从文化站开出去，她一步一步跟在车子后面走，一边走一边抹眼泪，后来竟失声大哭起来。我和张平都坐在堆满行李和仪器的卡车上。我对他说，你无端葬送了一个漂亮女孩的幸福生活很残忍。他咬住嘴唇没理我。后来那女孩来城里找过他一回，因为他到青海去了没见上面；他总是一收测就到外地去，那些年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自然也花光了从野外挣来的薪水和津贴。我不明白张平为什么拒绝那个女孩的爱情，但我相信其理由绝对不是因为她是乡下人。
那时候我们成天在山里跑东跑西。不好意思的是，我干了十几年测量，只会看个经纬仪，而且要别人指好了方向才找得着目标。至于什么设计图形啦，什么后交计算啦，我一概不会。所以在干活的时候，我总是听张平的。有人说张平是我们测量队数一数二的干活能手，可队上的头头要他当中队长，他却婉言谢绝，并说他喜欢在小组里干。我断腿的那年冬天，他给队上交了一份辞职书。他说他的测量生涯也就此结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今后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问他怎么现在才这么想，他没回答我。以前他不回答我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当时我没追根问底问下去。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张平是因为失去了我这个搭档才离开测量队的，心里好不感动，眼睛里竟流出眼泪来。他喜欢打猎，这谁也拦不住。我想即使我没给他枪，他也会设法弄一把往山里跑。
我知道他是重感情的人，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不背叛朋友。如果那个香港太太没拿出她家的合影照片给我看，我会把她骂出去。我不相信张平竟无视他母亲的存在而浪迹天涯不回家。那次他姐夫来看他，他问我借了一笔钱，我猜那是给他姐夫的。因此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那种只图自己快活、不问家里人是死是活的浪荡公子。
我天天等他来，可是他没来。见墙上的电话号码越来越模糊了，我拿瑞士军刀把它又刻了一遍。以前他每年至少来一趟，虽然待在我这儿的时间不多，通常只住一个晚上，他也很少说自己的事，可我见到他心里就踏实。
也许，我想，他真的有女人了。
他有女人才对。
胖子又是睡了一觉才醒了酒。他说他跟小崔去武都的话，准给老板炒鱿鱼。再说他老婆也不让他走。他老婆允许他晚上来这儿看台球，已经够宽容的了。小崔拍拍他肩膀安慰他道，等你老婆再宽容一些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小崔说兴隆山建起了森林公园，里面有许多别墅房子连外国人都去住。他扭头问我：“你找什么借口不跟我走？”
“没有借口。”我说。
“那我们就到兴隆山去，像外国人一样住一星期别墅房子。如果你还行的话，不妨找个妞儿陪你睡两夜。”
后来他就不跟胖子说话了。
我坐上崔国平叫来的计程车往武都方向走，是次日上午八点钟。屋子里的酒味烟味还没散尽，我请每天给我打扫房间的一个环县姑娘替我看房子。她问我哪天回来，我说不知道。
假如崔国平要我去的地方不是兴隆山，我不会答应他。我认识这家伙的那年夏天，跑遍了兴隆山数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我熟悉那儿的每一个山头，每一道山谷，连哪块石头上撒过尿都记得。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回想以前跑野外的事情，怀念那种快活自在的生活。你看到一卡车活蹦鲜跳的小家伙打老远来看你，且迫不及待地问你有没有野味涮口解馋，你不会无动于衷。那时候，我住的地方往往比开国宴还热闹。
出城后，车子在一条人烟稀少的军用公路上疾驶，两边是单调的黄土坡。羊儿三三两两地在坡上觅草，牧羊人拄了根棍儿傻站在路边。我和崔国平都坐在后面，他往脚下弹烟灰。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了，只皱了皱眉头不敢说话。崔国平要司机今晚就赶到数百公里外的兴隆山，自然车钱也给得多。我想这个身材单薄的矮个司机心里够紧张的。我少了一条腿，又是满脸的络腮胡子，且脸上有一条弯钩状的刀疤，叫人看了不舒服。何况崔国平也是人高马大的，仿佛杀个把人没问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心想，这个司机为了赚到数倍于平日的进账，冒了平生最大一次风险。他给他家里人打电话的时候腿在发抖，说话也结巴起来。我担心这家伙过于紧张出事情，而崔国平还老要他开快些。
“在这种路上开一百二十码没问题。” 崔国平拿起我们在一家路边小店吃午餐时喝剩下的半瓶白酒，把酒倒在瓶盖里递给我。“以前我也有一个桑塔纳，去年给法院缴去抵了债。法院的哥们对我说，你不能欠了人家的钱还成天开私家车，你要给我们一点面子对不对？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可以不坐桑塔纳，不可以没有朋友，法院里的朋友也是朋友对不对？所以忍痛割爱，把车钥匙交了出去……”
我一面抽烟，一面听他讲生意上的事。也许讲累了，嗓子讲哑了，要歇歇嘴巴了，他便问起我的事情来：“你是怎么想起来开台球房的？”
“有个朋友说我枪法好，打台球肯定厉害。”我说，“后来就买了一张破桌子，也没到工商所去注册。开始派出所三天两头来找我，要封我的店。我跟他们讲道理，他们讲不过我。后来就跟我订了君子协议，出了事拿我是问，平时就不大过来了。幸好来我这儿的人都很知趣，不给我添麻烦，这样才有口饭吃。”
“你是说你喜欢打台球？”崔国平问我。“兴隆山有高档司诺克台球房，我陪你玩两天。”
“现在不玩了。”我说。
“为什么不玩？”
“因为我不能叫我的客人输得太惨。”
“他们每天给你多少钱？”
“二十块。”我说，“不管来多少人，也不管赌注下多大，他们散场的时候，桌上搁二十块钱，这规矩谁都知道。”
“不够我买包烟抽。”
“我一个人花费不大。”
入住兴隆山密林深处的白云宾馆，我拄着木头拐杖，一步一步踏在毛绒绒的喀什地毯上；这里连楼梯都铺了这种地毯。我左脚那只皮鞋的鞋底脱了胶，快掉下来了，走路时啪嗒啪嗒地响。至今我还穿着十多年前跑野外时穿过的那种条绒镶皮茄克，它被烟头烫了多少个洞，我没一一数过。当年这种茄克被称为瓦尔特服。瓦尔特是南斯拉夫电影中的一个能干的游击队员。他身材魁梧，衣服也别具一格。不过我丝毫没有因衣着寒酸而自卑不安，相反我好像是这幢白房子的主人，崔国平为我跑前跑后，做了侍从的角色。
这家伙叫司机跟我们一起住，不用他出房钱。司机吓得脸都发白了，他说跟老婆说好的，要连夜赶回去。
“不就是少肏一个屄么？”崔国平一边掏车钱一边说。
司机也不敢回嘴，拿了钱便下了楼，匆匆开车走了，但愿他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换上宾馆里的长袍睡衣，我们在卧室里吃夜宵。我晚上不睡觉，崔国平陪我闲聊。我们还是一面喝酒一面聊。半夜了还给服务台打电话，请小姐送几包烟来。整幢房子就我们两个，房子周围是一株株树皮粗糙的秦岭松，它们大都有数百年的树龄；虽然看上去苍老不堪，可依然挺拔傲立。房子前面是一道清澈见底的小溪，它绕过一块块巨石往下流。虽然天黑了什么也看不见，我却感觉到这儿的景色依然如旧。若睡在看林人的小屋里，我会更自在些。大森林不仅风光宜人，而且还有许多好故事，住宾馆的往往与那些好故事失之交臂而懵然不觉。
“记得跟你一起的有个瘦高个儿，脸很白，像有病似的成天躺在床上看书，对不对？”崔国平说。
“那是张平。”我答道。
“他不爱说话，对不对？”
“没错。”
“好像喝酒还行。”
“是的。”我点点头。“不过他不喜欢喝酒。”
“他眼下在哪里？”
“不知道。”我说，“三年前他在宕昌那边打猎，后来就没消息了。”
“你是说山那边的宕昌？”
“没错。”
得知我的德国猎枪就是送给张平的，崔国平要租一部车绕过兴隆山到宕昌去。他要找到张平，得到那杆猎枪。他说张平肯出让的话，立马给五万现金一分不少。
我心想，即使再加五万，张平也不会卖掉那杆枪。他说过一旦他不打猎了，就物归原主还给我，我知道他是说一不二的。在我看来，那杆枪还是在张平手里最好。如果真的给崔国平买了去，无疑会沦落为一件招摇过市的平常什物，连打狗棍都不如。我知道他也会打枪，可往往打中的是兔子旁边的麦穗，而不是枪响后才慌忙逃走的兔子。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见到张平。即使他母亲没来找过我，我心里也常常惦记他。可是，如果我认为他现在还在宕昌，那就太傻了。他本质上是一个惯于过流浪生活的人，老待在一个地方，非把他憋死不可。其实我们说他不爱说话是不对的。我曾发现他跟一个老羊倌聊了半天还意犹未尽。而有时，他跟我说起河州人的茶碗子也口若悬河，头头是道。我母亲是河州女人，我小时候也在河州待过几年，可是我不知道河州人喝茶有那么多规矩，而张平却能一一道来如数家珍。
我劝崔国平别心血来潮，因为找张平如大海捞针。这家伙不听劝，非要明天就去宕昌不可。我说我们在这里歇两天再走，我要到另一条山谷去。老实说，我不喜欢这儿的白房子，也不喜欢这儿铺了柏油的盘山路。而且，看不惯那些衣着鲜艳的城市女人来这儿涂口红，她们在房子附近走走就兴奋得脸红起来，仿佛刚做了爱似的容易激动。我和小崔在餐厅吃晚饭时，一个上海女人嗲声嗲气地讲她如何在一个树洞里发现了一株红蘑菇，讲给一个与她共进晚餐的男人听。那个男人大腹便便，两手搭在肚皮上笑容可掬，手指上套了好几圈黄戒指。
“你一条腿走过去？”崔国平问我。
“没问题的。”
“如果，”他又问，“天黑了回不来怎么办？”
“就在林子里住一宿。”
“雇两个本地人轮着背你。”
“那还不如待在我的台球房里不出来。”
“如果有猎枪的话，”他说，“我们什么也不怕。”
“林子里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东西。”
来送烟的那个小姐很苗条，面孔也清秀迷人。崔国平看着她走出房间的背影若有所思。他点燃一根烟，两条腿还搭在当茶几用的矮脚鸡尾酒桌上。
“要不要来一个？”他转脸问我。
“不要。”我摇了摇头。
“是不是不行了？”
我点点头，还笑了笑。若是另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发火。何况我知道这家伙是认真的，毫无取笑之意。他生性慷慨，为朋友花钱心甘情愿，但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也无所谓别人知道我是行还是不行。他说我比他自由些，他是有老婆有孩子，而且老婆很漂亮。
“我老婆年轻的时候，”他说，“比刚才进来的那位还水灵。”
快天亮了我们才睡觉。他睡在另一间屋里，隔了一道墙还听得到他打呼的声音。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床头有张报纸，我拿在手上要看。可是我的眼睛竟模糊起来，一个字都看不清。我明白我对兴隆山的深切怀念，是因为这山里有个女人曾使我怦然心动。我是来看她的，不知道她是否还在那道人迹罕至的山谷里。也许她早就带着她的孩子──那是一个腼腆懂事的男孩──离开了那间石屋，搬到山下去住了。她说过她要搬出去住。那年她男人死了，是怎么死的她不愿说。记得她屋里也有一杆枪，那是一杆枪身上绑着铁丝的土铳，枪把被烟火熏得乌亮，拿它打野猪要有十二分勇气才行；而当年这个地方，是时常能见到野猪在草丛里拱来拱去的。
我拄着拐杖往山谷里走。前面的路若有若无，但我知道没走错方向。山林寂静，秋草金黄，阳光从树枝间照下来，落在我的身上。我走在头里，把崔国平拉了好远。这家伙一瘸一拐的，也拿了根棍子往地下拄。如今他坐惯了车子，已经不会走山路了；以前他陪我打猎时，跑得比兔子还欢。我从他手里接过那个放食品的背包，背在我背上。他埋怨我不让他雇人背东西。临行前他吩咐了几个当地人拿竹轿抬我们，因为我执意要步行才作罢。
“我一辈子走过的路没今天多。”他气喘吁吁地说，“你告诉我，走到那儿就不走了，我心里也有个盼头。你瞧我们两个人，一个是独脚大仙，一个是出水芙蓉──除了大汗淋漓脸上挂满了汗珠外，他大手大脚的模样，与那些被喻为芙蓉花的各色美女相差甚远──在树林里没头没脑地走，说不定就走到哪个豹子洞里了。刚才我看见一个形状奇怪的大脚印，怕是黑熊走过时留下的。若给黑熊当午餐吃了个饱，我心里会很难受。”
“我也会难受。”
这时我拿瑞士军刀削苹果，这苹果皮挂了很长才断。我们坐下来歇一歇，一面吃东西，一面欣赏四周的山野秋色。我们屁股底下的这块石头，是以前我跟张平一起上山时坐过的。那次我们碰到了雷暴，一个个闷雷在头顶上炸响。天空乌云密布，林子里暗得像没门没窗的黑屋子，只有闪电时才看得见周围的茂密草木。可我们并不害怕，甚至不觉得这有啥不好。有一回在定西碰上黄风──如今被称为沙尘暴──喉咙里灌满了土，那才不舒服呢。不过比起那次在河西挨冰雹打，又无处可躲，吃点黄土也算不了啥。
当时没下雨。我说要下雨了张平说不会。我要打赌他不跟我打。我说我输了，仪器和脚架我一个人背。那场突如其来的雷暴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本想干完活还能回住地，结果上了山顶仪器失灵，一个角都测不下来。张平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日他妈的读数窗里的数老在变，读数指针飘忽不定我读不准。张平放下测量手簿站起来。他喜欢戴那种黑色的旅行帽。其帽檐很大，像街头商店搭在人行道上的遮阳篷。他把帽檐转到脑后看仪器，嘴里咬着半截铅笔沉下脸。看了半天，他也读不准数。我们是早上四点出来的，那时天还没亮。我们翻过两道山谷，再爬上兴隆山主峰，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雷暴过后，天空格外明净，周围的几处目标肉眼都看得见。以前像这样的天气，十分钟就能结束一个站点上的观测，可是我们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还一筹莫展。如果测不下来，不仅白跑了这么多路，而且以后还要再来一趟。虽然我对我的本行工作几乎一无所知，可这时也明白我们碰到了麻烦事情。我们不知道经纬仪的读数指针为什么老是跳，像脚下闹地震似的不安稳。我气馁地说，我们干不下来叫中队派人来干，这么高的山也要多几个人跑跑才对。张平蹲下，把地图摊在地上一言不发。我猜想他在重新设计图形。这家伙有的是办法，说不定坐在屋里就把数字凑出来了。我躺在地上等他说话，只见他又起身走到仪器跟前，麻利地卸下仪器头，抱着它往山下跑。我大声喊他，他不理我，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我守在山头上耐心等他，以前他也时常做些莫明其妙的事，对此我已司空见惯。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他又上来了。奇怪的是，他脱了外衣，把仪器包在衣服里面，像抱了个娃娃似的小心翼翼。我问他玩的什么把戏，他要我离他远一点。这时他重新安好仪器头，自己观测自己记录；这在测量规程中是不允许的。大概他知道我不会记录，所以才违规作业。只花了五六分钟时间，就干完了。他把仪器装到箱子里，脸上浮起得意的笑容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那么得意，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山上有静电。”他把仪器背在身上，脚架也是他拿，我只扛我的枪。
“什么叫静电？”我听不懂。
“也是一种电，没电线也到处跑。”
“你怎么知道是静电搞坏了仪器？”
“没你的话我可能想不到这一点。”
“我又没跟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这么高的山，我才想起这儿的海拔高度超过了三千米。”
“上到高山上就有静电？”
“没错。”
“那我们怎么没电死？”
“你还不到死的时候。”
这是张平第一次跟我说笑话。
我们下到山谷，已经是鸟儿归巢的黄昏时分。既然回不了住地了，就只能在林子里露宿一回。幸好工具包内有锅盔填肚子，只要找一处背风近水的地方就行。虽然当时是初夏季节，可山里晚间的气温很低，张平问我打火机还在不在。我说我在没打火机卖的地方不丢打火机，通常抽烟人的打火机是你拿我的我拿你的弄丢的。我摸了摸口袋，打火机还在，这时我才发觉大半天没抽烟了。我们穿的衣服不多，不过架起火堆就行。天还没黑，说不定能打到斑鸠野鸡之类的东西就锅盔吃。
我们顺山谷往山下走。后来见到一个泉眼，就在泉边歇脚过夜。泉水从山肚子里涌出两股水柱很好看，它们从水面上凸起来，拱得高高的，像非洲女人的一对棒状奶头。张平在一株大树旁踩倒周围的蒿草，然后用一块石片开出一圈防火槽。他说不能离泉水太近，因为那儿潮湿，冷气逼人。他去找干柴火点火堆，我拿着枪往密林深处走，一边走一边打开枪膛。晚间也许会碰到什么大家伙，我退出上面一根枪管中的散弹，然后从子弹袋靠左腰的地方，取下一颗威力巨大的独子，把它塞进去；下面枪管中的没动。
我持枪走在一片茂密的杂木林中。我的脚步声音不时惊动树上的鸟儿，把它们吓得呼啦呼啦都飞走了。我想找一只兔子，却怎么也找不见。用木棍把剥了皮的兔子架在火堆上烤，其香味扑鼻，闻了就要流口水。当时打几只刮刮鸡那样的鸟不成问题，可是我想那些小东西拾掇起来很麻烦，再说吃不上几口就吃完了没劲。
我傍着一道小溪往下走，这样不会迷路。又一群鸟儿飞起来，我忽然看见一只大得出奇的野鸡没飞走；它依然举止优雅地待在一棵小树上，三尺多长的雉尾可引人注目。大概它年纪大了见多识广，心里还在嘲笑那些莫名惊慌的小辈。我离它七八米远，举枪用独子打它的头，如果打中的话肯定稀烂。枪响了，它飞起来，没打中它，便随即抬枪发第二颗子弹。那是一颗装满铁沙的霰弹，飞在空中的鸟儿难逃厄运。于是它被击中了，鼓起受伤的翅膀往前飞。我把两个弹壳拾起来，塞到子弹袋里，然后才顺着那只鸟儿飞去的方向追它。这时我又上了两颗枪弹，非把它打死不可。有把握打中一样东西，结果没打中，这使我恼羞成怒。我心想，哪怕追到天边，也要打死它。
我看见鸟儿掉下来了。我猜至少有三粒铁沙镶在它的皮肉里。我持枪的右手一直搭在枪机上。即使这家伙落在地上了，也再补它一枪，消消心里的气。穿过树林，我见那只鸟落在一个石堆上。当我正要开枪时，突然发现鸟儿旁边站着一个女人。
我无法说清第一眼看见她时的莫名心情。她穿着山里人常穿的那种蓝布褂子，不过我看得更多的是她的眼睛，这对眼睛在暗影中依然明亮。我怔了片刻才跟她说话，说话声音也变了，仿佛从没见过女人似的。我想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时，也是我这个样子。
“我把你吓坏了？”我说。
“没有。”
她已经不年轻了，至少岁数比我大。她的脸庞安详沉静，美丽迷人。这时我才看到她身旁蹲着一头大得怕人的黄狗，狗脖子上的一圈黑毛竖了起来，其神情非常紧张。如果它的女主人吩咐它咬我的话，我猜即使它明白我手上的枪必将致它于死命，也会拚死冲过来不说二话。
“我是搞测量的。”我又说，“从省城来。”
“你一个人吗？”她说话声音甜美。
“不，还有个人在上面架火堆。”我说，“我们干活干得太晚，回不去了，只好在林子里过夜。”
“还没吃晚饭吧？”她又问。
“正要拿这只鸟当饭吃。”
“你去把你一起的人叫来，去我家吃饭。”
“你家在哪儿？”
“那边那棵大树前面。”她转身指给我看，同时将垂在身后的一根又粗又黑的长辫子甩到胸前去。
我拾起奄奄一息的大鸟递给她，请她带回去。我从没像那天晚上那样文雅过。而且我跟张平说起那个女人时也轻描淡写。既然这儿有人家，我们就没理由在外面冻一夜。张平拿石头将火堆砸灭，然后背了仪器脚架跟我走。我说今晚有野鸡肉吃，他点点头，没说话。
那个女人手脚麻利，已经把野鸡放进锅里煮起来。此刻又在案板上揉面，给我们擀长面吃。除了门口的那只黄狗，我们还看见一个男孩。天完全黑了，看不清山谷对面是什么树。女主人叫孩子把门关上，屋里有个粗陶火盆，我们坐在火盆旁一面烤火，一面问她一些闲话。自然是我问得多，张平问得少。后来张平跟那个男孩熟悉起来，孩子坐到他身上摸他的胡子。
“你多大了？”张平问。
“五岁。”
“你爸爸呢？”张平又问。
“死了。”
“对不起。”
我猜这话是说给孩子的母亲听的，尽管张平没抬头看她。
孩子要张平讲个故事，张平讲了一个笑话。这家伙会讲笑话，我以前不知道。记得他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为了得到一笔巨额奖金，跳入一个有鳄鱼的水池里，从这边游到那边；上岸后，给奖金的人问他是不是一向这么勇敢，他说他是被旁人推下去的。张平讲得绘声绘色，孩子从一开头就笑，一直笑到笑话讲完。张平问孩子认没认字，孩子抿紧嘴点了点头。他从工具包里拿出几支铅笔给孩子，还给了一把削铅笔用的单面刀片。
“认了字才能做大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张平对孩子说。
孩子又点了点头。
我跟女主人闲聊。我已经知道她的名字了。她嫁给一个世代以打猎为生的男人已经有七八年了。她的娘家在山外的一个小村子里，距这儿大约四五十里路。她到山里来是因为她父亲要她来。不过她很快就习惯了这种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当时她婆婆还在，男人也身强力壮。生了孩子后，原先还多少觉得有些寂寞的她，就不大想娘家了；一年也就是过年时候回去一趟。她自己种瓜种豆，每天也忙忙碌碌的，没有半点空闲时间。我注意到她和她孩子的衣服，都是手工缝制的。
油灯的灯捻在缓慢燃烧。看她擀面的样子我心醉神迷。她非但漂亮健壮，而且落落大方。最叫人动心的是，她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刚才我走过去问她讨擀面杖，我说我来擀面，让她歇一会。她可不相信男人会做这种事情，一边说一边笑，笑得清脆悦耳。于是我脱了外衣，又卷起袖管，要在她跟前露一手。我握住她拿在手上的那根长长的擀面杖，可她死也不松手。
“你说我不会擀面我擀给你看。”
“我们这儿不作兴男人上锅台。给乡邻看见了，会说这家人家没女人。再说你们是客人，更不能做女人做的事。”
争擀面杖的时候，无意中我的胳膊碰到了她的前胸。我像被电打似的立刻松了手，而且脸红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女人面前脸红。幸好灯油不亮，没给她看出来。她自己好像一点感觉也没有，依旧跟我平静说话。我要烧火也不让我烧，这时我尴尬地站在她旁边，找不到合适的话头跟她闲扯。她叫我回火盆那边烤火。这屋子很大，屋里家什不多，因此显得空荡荡的。最里面有一张炕。那张炕也很大，睡得下七八个人。这时我环顾四壁，才发现炕头上挂着一杆枪。
那顿晚餐非常可口，我一连吃了三四海碗。这到底是野鸡肉鲜美所致，还是女主人的长面擀得好，我一时难以分辨。使我们不安的是，她和她孩子没跟我们一起吃。她说让客人先吃是本地的规矩，我们跟她争了半天也没说服她。最后我和张平只好入乡随俗，自己先吃起来，由她和她的孩子看着我们吃。
“今晚没有外人来。”我对她说，“谁也不知道你跟客人一起吃饭，我们也不会说出去。”
“可我自己知道呢。”
“你不该叫娃娃饿坏了肚子明天生病。”
“他刚才吃了半个馍。”
我们胃口很好，她几次起身去锅台给我们捞面。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张平突然发毛病了，非要睡到外面不可，而且要我跟他一起出去睡。徐秀蛾──这就是那个女主人的名字──明白我们在一旁争论什么时，便说她和她孩子可以去邻居家过夜。我问她邻居家离这儿有多远，她说不远，男人抽袋烟的工夫就走到了。我要陪她一起去，她说夜里黑灯瞎火的，陌生人要迷路的，可是张平又挡在门口，不让她出门。
“我们露天睡觉睡惯了。”他对女主人说，“你拿一条毡子给我们，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不行的呀！”徐秀蛾急得要哭出声音来，仿佛让客人睡在野林中是犯了弥天大罪不可饶恕的。
她拉张平的胳膊，张平像木桩似的纹丝不动。小孩见了吓得哭起来，张平这才让出身子开了门。徐秀蛾抱起她的孩子，唤了她的狗，往小溪那边走，慢慢消失在月光朦胧的疏林中。
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开始埋怨张平。
“你他妈的就是多事，睡一个屋子人家女人都说没什么，你反倒啰嗦起来。”我教训他道，“做事情要看具体情况是不是？不能死板教条。你在兰州饭店跟一个陌生女人睡一间屋子肯定不行，到山里来就不能太讲究了是不是？我跑河西那年，你还没到队上来呢，我跟哈密──这是我们都认识的一个同事的绰号──睡在蒙古人的蒙古包里。我的这边睡的是哈密，我的那边睡的是一个蒙古姑娘，那姑娘还是黄花闺女呢，大家睡到天亮一点事都没有。我跟你讲，人家女人让你睡你就睡，不让你睡你也别骚情。我看你成天看书，以为你知道的事情多，哼没想到你只不过是一个装假正经的书呆子。你叫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孩子半夜三更去敲邻居家的门，而那个邻居离这儿很远，这样你心里就舒服了是不是？我跟你讲，你不是张平的话，非把你的嘴巴拿胶带纸粘住不可，不许你说一句屁话……”
我变得也会叨叨不休了，张平躺在炕上不理我。
“你没摸过女人，所以不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我还在说他呢。“女人不一定非要你跟她做爱不可，有时候跟她说说话她就很开心，没了男人的女人更是这样。”
“睡觉吧好不好？”他对我说，“明天要赶回去把这个点算出来。如果出错的话，还要来一次。现在离队上来验收的日期只有三四天了，我们要抓时间才行。”
铺了狗皮褥子的土炕很暖和，张平躺在徐秀蛾替我们铺好的被子里，闭上眼睛要睡觉了。这时我还跟他说话，要他承认今天是他不对。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我还坐在炕头抽烟。火盆里的火已奄奄一息，灭了油灯的屋子里，只有我的烟头在一闪一闪地亮。我还在想徐秀蛾，想她的模样儿。她说话时嘴角露出甜甜的笑容，谁见了都动心。想起晚饭前碰到她酥软的胸乳，我回味无穷。我想应该找机会跟她好好聊一聊，心里琢磨着明天走后再来一次。
我躺下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这狗皮褥子是好东西”。
“是狼皮不是狗皮。”张平纠正我道。
我以为他早睡着了，谁知他也是一夜无眠。
我在测量队最出名的倒不是我有一杆猎枪而且枪法准，而是我喜欢睡懒觉。拿我们的黑话来说，这叫“背床板”。次日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了。阳光越过门槛照进来，两只小鸡在耀眼的光柱下悠闲走动。我听见外面有人劈柴，一记，两记，被劈开的柴火哗啦落地，发出欢快的响声。
这时张平蹲在桌边的一张长凳上，一面查测量手簿，一面拿计算机算座标。原以为他一清早就要把我叫起来动身走路，谁知他也迷上了这间林中的古老石屋，在这儿多待了半天。
我从被窝里伸出一条光胳膊找衣袋掏烟抽。我点了烟趴在炕上看张平。他做事总是全神贯注，一会儿拿铅笔记数字，一会儿用指头点计算器。他点计算器的动作十分娴熟，右手的五个指头一起动，像钢琴家弹钢琴似的畅快流利。这时候，他总是拿左手写字，他拿左手写出来的字跟右手写出来的一样好。我不跟他说话，怕打扰了他。如果他算座标算错了，可能不该爬的山要去爬，而要爬的却没有爬，结果验收时给查出来再去补爬，那就倒霉了。
抽完一支烟我才起床，悄悄走过他身旁不惊动他。外面阳光灿烂，我去小溪边洗脸。徐秀蛾劈完木柴干别的去了，我四下里看了看，没看见她。石屋与小溪之间是一片开阔地。柔蔓的野草像地毯似的铺在这块空地上。一道几度弯曲的小路很有意思，仿佛一条细长的土蛇自屋门口游出来，游向小溪边。小路从一株老核桃树下穿过去，这株老树的伞盖很大，几乎容得下上百个人来此歇脚乘凉。我从椭圆形的树荫下走过去，走到小溪边。我捧起溪水往脸上泼，那沁人心脾的清凉感觉好不痛快。我发现一条小鱼从石缝间游出来溯流而上。虽然溪水湍急，但它摇摆着尾鳍显得很自在，轻轻松松就游到上面去了。我想如果我是那条鱼的话，准给流水冲得无踪无影。我游过黄河，因此我知道在急流中往上游是何等的困难。
回头往平顶石屋那边走。我发觉它端庄朴实，看上去很美。它是用许多方方正正的石头垒起来的，石头与石头间的缝隙很小，没抹泥灰也不透风。我想象不出造这间石屋的人花了多少年心血，才把那些石头一块块弄方正了，而且大小都相同。当然我更想象不出它建造于哪个朝代。如果你说它已经存在了二百年，那么似乎再加上二百年也说得过去。它的窗户又小又高，是乡间古典风格的古老范本。
我围着石屋走了一圈，这时才看见徐秀蛾正在屋后的菜地上侍弄瓜秧。那是一块不大的菜地，地边有几株罂粟非常显眼。那些被称之为孔雀罂粟的植物，正开出猩红色的花朵亭亭玉立。我发现花瓣上有些莫名其妙的暗斑，觉得这样反而更好看。
“这些花是从哪儿弄来的？”我问徐秀蛾。
“不知道。”她摇摇头。“我婆婆来这儿的时候，就有这些花了。”
“它们很好看。”
“是的，是好看。”她说，“孩子闹肚子的时候，拿它的果壳熬汤喝很管用。”
我跟她又说了半天闲话，直到她突然想起我们还没吃饭才打住。她的孩子和黄狗始终跟在她的身边，与她寸步不离。我说这地方不赖，以后还要来。她说你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搬山下去住了。
“回你娘家去？”我关切地问。
“对，我娘不放心我一个人带娃娃住在这里。”
“你舍不得走？”
“是的，我现在已经喜欢这儿了。”
“这房子也搬不走。”
“就是。”她有些伤感，脸上露出一丝痛苦表情。“两年前有个搞地质的来我家住过。他说我们家的这间房子是稀世珍宝。他说石头上刻了不少明朝时候的皇帝年号。什么叫皇帝年号我不懂，不过听我婆婆也说这房子有年代了，是我们家老祖宗盖起来的。后来还来了两个拍照的，他们拍了房子，也拍了我娃娃，他们拍给的时候我不让拍。”
“为啥不让他们拍？”我好奇地问。
“也说不上为啥不为啥。”她用手抹了抹脸，好像脸上有虫子什么的。“要是跟娃娃他爸一起拍了照，现在倒可以看看呢。”
“娃娃他爸是怎么死的？”
“我们不说这件事好不好？”她恳求道。我发觉她的眼睛红起来了。“回屋去吧，我给你们馏馍吃。”
假如我觍着脸问个明白，那就太残忍了。我们回屋的时候，张平已计算完毕，揪了一大锅面片儿香味扑鼻。徐秀蛾见了不禁吃惊地叫起来，她叫的那个字眼是当地土话，我听得懂但写不出来。锅里的面片方方正正，大小厚薄都一样，仿佛是机器压出来的。假如她看见张平像雨点似的快速把面片往锅里扔，肯定会更吃惊。
“我们女人也做不出这么好的面片来。”她赞叹道。
“城里人都是男人做饭。”我说给她听。
“女人不做饭做啥？”她很奇怪。
“城里的女人就喜欢串门儿，扎堆聊天，最多织个毛衣什么的，别的啥事也不做。”
“我是不做事情就难受，好像日子也过得慢，太阳落不了山。”
那是徐秀蛾平生第一次吃男人做的饭。她搛起第一块面片时看了又看，像城里女人看金银首饰般仔细。而且，她也是第一次跟客人同桌进餐。张平劝她道，这是我们借了你家的锅台做给你吃，你不动筷子，我们都不好吃。听了这话，她才坐下来端起碗，只坐了半个凳边儿，其神情很不自在。她儿子跪在凳子上，见母亲动了筷子才呼啦呼啦往嘴里拨。那面片儿是用昨晚吃剩下的野鸡汤做的，味道好极了。饭后我拍了拍孩子的肚皮，圆滚滚的已装下两海碗，比我吃的还多。
饭后我抽了一根烟。我跟张平讲，抽完烟就走。我要对徐秀蛾说一句告别的话，可想来想去不知说什么好。那男孩拉住张平的衣角依依不舍，就像我舍不得离开他母亲一样。这时张平已经背好仪器和脚架，这瘦长个儿腰板倒挺得笔直。烟屁股烧了我的指头，我还怔在那儿不动。徐秀蛾问我们拉没拉下东西，我说拉下了好再来一趟，她不禁笑起来。一个女人不知道自己要笑的时候笑起来，那样子最美。她的粗辫子挂在胸前，脸上不抹粉也红润迷人。
张平这家伙只麻木不仁地对女主人说了句“我们走了”，就迈过石头门槛，走到太阳底下。他脸上是无动于衷的表情，仿佛这间石屋与别处并无二致，而徐秀蛾也与别处的女人没有两样。惯于跟女人说话的我，一时竟张不开口，像卡了弹壳的枪没声音了。后来我也只说了句“我们走了”，跟在张平后面往山下走。徐秀蛾母子二人送我们，一直送到山嘴嘴那边才站住。她抱着孩子站在树下，要孩子跟我们说“叔叔再见”孩子说了。走出老远老远，我又回头瞧了一瞧，见这对母子还站在那边没走。
“昨天那个测站上的座标算出来了，所有的数字都没超限。”这时张平跟我讲起工作上的事情来。
“你是说以后不用再来了？”我问他道。
“是的。”他点点头。
这个麻木不仁、生性冷漠、生了小孩没屁眼的混账家伙！
当时我想还要来，一个人来。假如人世间有爱情的话，那次我与徐秀蛾偶然相遇，便是一见钟情，至少我是这样。糟糕的是当年我还年轻，不知道这种感情并非常有。虽然回到住地后我仍痴心想她，可是当晚来了两个姓张姓李的小家伙，他们是另一个小组的，骑自行车风尘仆仆，从五六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小镇跑来找我，于是我买来陇南春跟他们喝酒划拳，其他事都丢到脑后不想了。那两个小家伙要我陪他们游白龙江，还要我带上我的枪，我一口答应。次日一早，我们就骑车往白龙江林场跑，那儿水情险恶，一个漩涡套一个漩涡，比游黄河还刺激。
游了白龙江，两个小家伙又请我去他们组玩两天，他们也喝陇南春。他们的房东女人见这边热闹，便走过来蹭酒喝。那个女人非常胖也非常矮，样子呈正方形，而且嗓门也很大，说什么都笑。她大笑不止的时候，两个胖奶子像加了振动器似的晃个不停。我给她倒酒时故意碰她一下，她说我不老实，不像尕张尕李坐怀不乱。晚上我问她要她家的水晶眼镜看，她叫我到她屋里去。这时候，尕张尕李已经醉眼迷蒙，快睡着了。以前我从没遇见过那样的女人，一进屋就把手伸到我底下去，紧紧抓住不放。从我给她剥衣服开始，就呻吟不止。第二天见了我，问我睡得好不好，尕张尕李都听不懂，眨眨眼睛莫明其妙。后来又跟她搞了一回，她要我再待两天再走，我说我要回去了。临别时她一面掐我，一面送我一双绣花鞋垫，那鞋垫被我在路上就扔掉了。她是怎么叫她老公睡出去的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总是一有机会就做这种事情，可每次做完后，心里并不舒服。好像蓄满水的水池一下子放空了，里面什么也没了。后来我才意识到，应该找个女孩成家才对。我心里想，跟女人除了打情骂俏或疯狂做爱外，应该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才对。于是我和一个饭店里的小姑娘谈起恋爱来。她的样子还算可以，细巧玲珑的，说起话来也甜言蜜语，每日像小鸟依人似的靠在我身上。
那个冬天我们天天在一起。我请她吃饭馆，陪她坐公园。虽然我不跟她说我以前的事，可暗自下了决心，从此不再拈花问柳四处解馋了。次年出测前，我们结了婚。我还要到野外去，所以她一个人跟我妈待在家里，偶尔她母亲也来看看她。
在外面我跟她打电话，一有机会就跑回去，我们相亲相爱。我妈说我变了，她说结婚的男人都要变。那时她老人家还在，她跟我媳妇说，你要管好你男人，可我媳妇傻，听不出话里有话。那时候我们住的就是那间土屋子。屋子前面有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棵白果树。我媳妇是个勤快女人，也讨我妈喜欢。我以为我很幸福，当时也确实很幸福，只是后来才节外生枝。
那是我结婚后第二次出野外回来，媳妇儿已经怀孩子了。一个跟我们熟识的医生给她做Ｂ超，测出她肚子里是男孩。我妈很开心，成天笑得合不拢嘴。收测后，测量队的男人除了陪老婆外，什么事都没有。我给我媳妇做饭，还给她洗衣服，可她常闷闷不乐，有时一句话也不说。我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说没事。
一天晚上，我们已经躺下了。她随我摸她拱起来的下腹纹丝不动，好像那个身子及身子里的孩子不是她的。
“想什么呢？”我掐灭烟头问她。
“你能不能换个工作别出野外了？”
“你一个人在家很寂寞是不是？”我又问。
“是的。”
“受不了？”
“对。”
我已经习惯于年年跑野外，老待在一个地方有什么意思。再说即使我想留在城里，也没单位好去。正经事情中，除了会摆弄一下经纬仪，我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干。何况调单位并非轻而易举。凡测量队的男人，大都弄一个乡下姑娘做老婆，这不是随处播洒爱情的结果，而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些乡下姑娘像到了天堂似的留在大城市里心满意足，因此她们能忍受城里女人无法忍受的寂寞和痛苦。也许我也应该跟别人一样，讨个漂亮的乡下女人养儿育女，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对此我是有把握的，不该沾城市姑娘的边，尽管我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我很害怕。”她见我不说话越发紧张。
“怕什么？”
“怕你杀了我。”
“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我惊讶起来。
“你想杀人的话准下得了手。”
“不要说这种莫明其妙的话。”
媳妇不吭声了，我坐起身子点烟抽。
“你有事瞒着我。”
“是的。”她承认。
“跟别人好上了？”
“还没到那种程度。”
“不喜欢我了？”
“还没不喜欢。”
这时我既没有紧张，也没有沮丧，还像平常说话时那样温和自然。“你想怎么办？”我轻声问她。
“不知道。”她开始流眼泪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
“你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我很害怕。”她说，“怕有一天管不住自己，给你脸上抹黑。”
“那个人是谁？”
“我姐姐单位上的。”
“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小两岁。”
“你们天天见面？”
“是的。”
“你不要怕。”我对媳妇说，“别看我样子凶，可无论如何也不会伤害你。我要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喜欢他多一些，还是喜欢我？”
“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搂住我，眼泪落在我满是胸毛的光身子上。
“你不用多说了。”
此后不久，我们办了离婚手续，孩子也被打掉了。她说她保证这孩子是我的，我说我养不活这个孩子。她还对我起誓，还没跟那个男人有性关系。我说这是你们两个的事，不用跟我说。她问以后还能不能来看我，我说你高兴就来。那天晚上我们还睡在一张床上，我尽量显得没事一样。她要我跟她做爱，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顺着我。
“我是个坏女人。”她说，“不值得你爱。”
“不。”我摇摇头。“你没错。”
“好女人是从一而终。”
“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女人，往往比那种被公认为是好女人的女人要好得多。”
“我以为你要杀了我，不然就杀了他。”
“不会。”
“你很伟大。”
“不伟大。”
后来她常来看我，有时也在我这儿过夜。她说她现任的工程师丈夫不知道她来看我。其实我根本不在乎那人知道不知道。她对我比以前更温柔更体贴，而且她自己也成熟起来，像个女人的样子了。我断腿后，她几次给我钱我不要。有时就塞在枕头底下，被我发现后又还给她。我跟她讲，我拿了你的钱还有脸做男人么？有时候她带着她的孩子一起来，那是一个跟她一样漂亮的小姑娘，现在越发丰满起来。她说如果那个男孩不打掉的话，比这姑娘大。我给她们沏茶末子喝，她女儿直皱眉头，她却一杯一杯地喝下去，不在乎杯子有多脏。
我离婚的事连跟我妈都没说，可不知怎么搞的，一次跟张平单独喝酒时，竟详详细细地全讲给他听了。张平听了脸色发白，仿佛比我还难受。
“可能这样更好。”我对他说。
“是么？”
他看我的那双眼睛，充满怀疑的目光。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多少有些瞧不起我。幸亏多年来我们同甘共苦，天天吃一个锅里的饭情谊深厚，否则我受不了。我知道这家伙道德感很强，被他鄙视的话，一辈子都别想变过来。
此后不久，他来跟我讲他已经辞职，以后专事打猎，不干别的了。我心想，也许他只身一人到边远地方去，是因为他对变化中的城市生活以及城市观念完全失望。他好像期盼着一种他认为合理的社会准则被普遍接受，但这种期盼越来越渺茫。于是他离开了这个城市，也离开了我。也许我的离婚事件，以及我对性和婚姻的随便态度，使他对我也大失所望。可能他离开我，就是以免以后再次对我流露鄙视的目光。他知道我最恨被人瞧不起。吃饭馆的时候，若有陌生人无意中投来不屑的眼色，我就会砸过去一只碗跟他干起来。在野外我们时常破衣烂衫，可我们是堂堂汉子，不容他人小觑。我跟张平灵犀相通的是，我和别人打起来，虽然他不会帮我打，但也从不劝我住手。他明白，男人为保持自己的尊严，应当有打架乃至动刀动枪的权利。
他还来看我，但次数越来越少。他把两只箱子送到我屋里，它们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木头箱子，每一只都装得下两个人，可以当棺材给夫妻合葬用。箱子里都是书，我说你放我这儿，随你什么时候过来拿。
“这些书都送给你。”他对我说，“我不需要了。”
“我要书干吗？”我叫起来。
“你不要的话，就当废纸送废品站。”
“这么多书你都看过了？”我问他。
“是的，都看过了。”
“看过的就不看了？”我又问。
“以后不看书了。”
“为什么？”
“不看了。”
尽管当年我时常入不敷出，却没把那些书卖掉换钱用。有一次我打开箱子，从里面随便抽一本薄书来。那是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书名叫《哈吉穆拉特》。这是一本好书，我一下子就喜欢它了。虽然几乎每读一个句子就有三两个字不认识，可是我猜得出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就像你不认识一个女人，但你一眼就看得出她是哪种女人，而且可以立刻判断能否与她亲近。我喜欢哈吉穆拉特坐在马背上的威武样子，他腰间挂着一把古尔答剑，那是高加索地区的名贵古剑。他将那把剑送给伊凡·马特维也维支的时候，好像送一句祝福的话一样平静自然。我断了腿很少出门了，于是天天在家里看书，甚至连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都敢拿起来看。时间一久，我也会说几句文绉绉的话了。不过我想除了看书外，总该还干些什么才对，不然要饿死在家里，我问张平干什么好。
“搞个台球房。”这话虽是脱口而出，但在我看来，他是认真替我考虑过这件事的。
“为什么搞这个？”我不大明白。
“你打枪打得准，打台球也不会太差劲。”
这些事我不会讲给崔国平听。
我们在森林里走了七八个小时，现在已是黄昏时分。这家伙走不动了，躺在树根上抽烟。这时候，我也快不行了，用力的那条腿发胀了，胀得生疼；拄拐杖的腋窝，也早就磨破了皮，流了不少血。太阳落山了，林子里的光线突然暗了许多，我也躺倒抽烟。崔国平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朝我笑笑，扬了扬手中的烟把儿，表示抽完它就走，我点点头。
躺在树下又想起张平来。我以为我是了解他的，至少他母亲来找我之前，我相信对他了若指掌。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早就跟家里人断了联系，更不知道他母亲是一位雍容华贵的香港太太。看一个人就像看一座大山一样，你永远也不知道大山里有多少秘密。你看见这儿有块林子，那儿有个泉，就以为你认识这座山了，其实远非如此。平静的狭谷可能在晴日里爆发洪水，如果你听不出那种奇怪声音，甚至把那种声音当音乐听，那么你除了死无葬身之地外，不会有任何其它结果。
“路上我看见一条花蛇，”崔国平对我说，“有扁担那么长。”抽了烟他才精神起来。
“是么？”
“骗你是孙子，毛主席保证。”
“我没看见。”
“我怕被蛇咬才跑起来追上你。”
“除了怕蛇咬还怕什么？”我问他。
“怕死呀。”他情不自禁地说，“想到现在的这种好日子没你的份了，你不觉得难受么？别人还都活着你却死了，什么也享受不到了，这就非常可怕。报纸上说，数字电视比现在的电视清晰六倍，你死了你看不到了，而别人能看到。六倍是什么个概念你知道不知道？比如你，哦不对，我是说，比如我，现在只讨了一个女人做老婆，若是多六倍的话，我就可以讨六个女人做老婆，你想想看，那样的美好日子是什么滋味？我敢说你想都想不出来。现在什么都在变，变得五花八门，叫你看得眼花缭乱。不过我也想过，假如真的给我六个老婆我也受不了对不对？我们不是什么都能享受的。有的人有了钱身体不好了，有的人身体好可就是没时间，也有的人既有钱也有时间，而且身体也不错，可就是不知道享受什么好。我发觉游山玩水的人并非真心喜欢户外生活，而那些喜欢玩女人的也并非真心喜欢女人。现在谁都买车，谁都玩女人，不跟潮流走别人瞧不起你。做生意的人更是这样。你跟人家做生意不讲究派头不行。我不喜欢穿西服，更不喜欢打领带，可只要出门到外面来，就得这身打扮，像套了戏装似的给自己添罪受。老实说我不知道人活着要干啥，想不明白。眼下我只想买一部比桑塔纳更好的车子给别人看。如果不这么想，我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不料这家伙也会长篇大论，我说可能你本人有问题。
“什么问题？”他又扔给我一支烟。
“正常人不想这些事。”我说，“打个比方，一对好得如胶似漆的男女粘在一起时，他们不考虑为什么在一起，除非他们有毛病。”
“你好像成了哲学家而不是台球房老板。”
“我只是我自己，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崔国平饿了，解开食品袋取卤牛肉吃，我也吃了几片。
“说这些没意思。”他嘴里塞满牛肉，两个腮帮鼓得像发情时欢叫的青蛙嘴巴，一会瘪下去一会饱起来，嘴里也吧咂吧咂地响。他一边吃一边说，“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今晚在哪儿过夜。”
“你瞧，”我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棵核桃树对他说，“那儿有一间石头房子。”
“你是说这儿有人家？”
“以前有。”
“以前什么时候？”
“十八年前。”我说，“那年我在那间房子里住过一宿。”
“简直是天方夜谭！”他直叫冤枉。“难道你要我陪你走了这么多路，就是来看看十八年前住过的一间破房子，还不知道这房子里有没有人？”
“是的。”
“我猜你是鬼迷心窍了。山里鬼多，女鬼比男鬼多，你要小心才好，不然要出事的。”
穿出这片林子，才看到那间石屋。崔国平走在前面，他绕过墙角找石屋的门。那株老核桃树依然葳蕤，十八年没有任何变化。树下的小路也依然弯了好几道弯，朝小溪那边逶迤而去。只是春去秋来，地上的草叶开始枯黄，多少显得有些凄凉。我一瘸一拐地走近石屋，它也还是老样子，结实得像城堡似的。我伸手摸了摸质感粗糙且爬满泥苔的石墙，才发现墙上有几个繁体篆字，这怕是石匠造屋时留下的遗迹。
屋前垂下两串金黄色的苞谷。一件红颜色的小孩衣服在风中飘动。门开着，里面黑洞洞的。我用左腿跳过门槛，拐杖的铁头碰到它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时候，我才看清屋里有个男孩。
“你是说你和你妈住在这里？”崔国平问他。
“是的。”男孩答道。他大约七八岁，穿一件紫红背心，眼睛清澈明亮，一点不怕陌生人。
“你爸呢？”
“我爸死了。”
“怎么死的？”
“生病死的。”
外面响起了狗叫声音，我听得出那只狗是从远处跑来的。崔国平问孩子，你妈叫什么名字，孩子说徐秀蛾。其实不用说我也看得出他母亲是谁，这孩子跟我以前见过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脑袋大一些。狗吠声越来越响了。我正要朝门外张望时，突然怔住不动，头皮像通了电似的发麻。我从没害怕过什么，可此刻却怕得浑身打哆嗦，差点掉了拐杖摔下去。因为我转身之际，发现炕头那边挂着两杆枪，其中之一，便是我给张平的那把德国猎枪。
那只狗冲进了屋子，幸亏被跟在它后面跑过来的女主人大声唤住。她跑得气喘吁吁，脸色煞白。
“还认识我吗？”我问她。
“认识。”她说。
“真的认识？”
“真的认识。”
她给我们擀长面吃，我到灶后点火烧水。我看到她头上别了一朵小白花，如今已剪掉长辫子，短发齐耳。张平死了，死在这里。徐秀蛾还没开口说这件事，眼泪就像雨珠似的往案板上掉。这时候，崔国平领着孩子和那只狗到外面遛达去了。
点了灯我仔细看她的脸，她脸色憔悴。她还是穿以前那种蓝布褂子，只是身体瘦弱了许多。岁月和磨难在她的脸上留下一道道皱纹，不过尽管变化很大，但依然美丽迷人。她说话还像以前那样平静自然，说到高兴时，眼睛里忽然放出明亮的光。昨晚我刮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眉前的那块刀疤，也不大显眼了。我知道我老了，脸上的毛孔越来越粗，眼袋也垂下来了。本不指望见到她，只要看一眼这间石屋，就了结了心愿了。
“他得的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徐秀蛾已经止住泪水，开始切面了。“早上发高烧，晚上就不行了。我给他灌罂粟汤喝，他喝不下去。起先嘴唇发紫，后来身上也有紫斑，而且越来越多。”
“怕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我猜测道，“要不就是给蛇咬了。”
“不，不是。”
记得那年一收测张平就拔腿走了，没想到他是来兴隆山的。他带了一大包城里小孩常吃的几样零食，送给那个男孩。那孩子欢天喜地，成天待在他身边听他讲故事。要走的那天晚上，孩子睡着了，张平和徐秀蛾仍坐在桌旁闲聊。他说话越说越少，最后只问一句答一句，不像前几天那样说个没完。
“不舒服就早点睡觉，明天还要赶路呢。”徐秀蛾说。
“没有不舒服。”
都半夜了，徐秀蛾还坐在灯前陪他。“我没见过像你这么喜欢孩子的男人。”她对张平说，“将来你有孩子的时候，准是一个好爸爸。”
他干脆不说话了。
此后张平年年来一趟，每次都给孩子带好吃的来。有时住三五天就走，有时待一两个月呢。他陪孩子玩耍，同时也帮徐秀蛾做些力气活。那年徐秀蛾要搬出去住，孩子又哭又闹，说张平叔叔来的。张平曾答应孩子明年这时候再来，但徐秀蛾以为这是哄孩子随便说说的。等了整整一年，张平果然来了，孩子问母亲：“你说他不会来怎么来了？”
徐秀蛾感动得掉眼泪。“难道我没跟你说我们要搬走？”她问张平。
“你说了。”
“不怕白跑一趟？”
“不怕。”
我能想象出张平说这话时的沉着表情。他从不轻易承诺一件事，但如果一旦答应了别人，哪怕赴汤蹈火也不食言，对孩子也是如此。他每次临别时都说他要再来，所以每到来年秋季，孩子就成天盼他来。这时徐秀蛾也在天天想他。起初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大山里无依无靠地忍受艰辛与磨难，是出于母爱迁就孩子，可后来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想见他呢。每当瞧见远道而来的张平，心里就热乎乎的，平日中的孤单感觉被一扫而空，连自己也不愿搬到娘家去了。她母亲去世后，亲戚间的走动就更少了。
幸福是一种感觉。她看着张平替她劈柴、烧火、开垦更多的地，那地里种满红紫相间的孔雀罂粟，心里像蜜一样甜。即使张平走了，也不再寂寞。想想他还要再来，想想他再来时给孩子买些什么，就觉得很幸福。
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石屋里的火盆烧得很旺。外面狂风四起，松林间发出铺天盖地的怒吼声。孩子已经睡着了，油灯也灭了，她和张平还坐在火盆旁说话。她觉得张平看她的眼睛有些异样，于是站起来，走到他身边。这是她第一次摸他的头发，摸他的脸。这时他心情激动，泪流满面。那天晚上，他没睡到孩子的另一边去，此后就一直睡在这边了。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虽然徐秀蛾只轻描淡写地讲了这件事，但我想象得出他们干柴烈火般的激情燃烧。她脸红的时候，一扫刚才那种疲惫憔悴的倦容，脸颊光芒灿烂。那一夜他们两个谁都没睡觉，彼此要说的话像兴隆山上的土堆得那么多，而说出来的只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这时的张平，比任何时候都温和，甚至还说几句甜言蜜语逗徐秀蛾笑。他像孩子一样靠住我，徐秀蛾对我说。
两个人睡在铺了狼皮的热炕上说个不停。
“当初你为啥给我孩子送吃的来？”她问张平。
“我见孩子平白无故冻了一夜，心里过意不去。”
“什么冻了一夜？”
“别瞒我了。”张平对她说，“那天夜里我们睡在炕上，你和你孩子睡在外面。”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得出来。”
“你什么都看得出来？”
“那当然。”
“还看得出我喜欢你？”
“那当然。”
此后张平一收测就过来，直到下一年要出测了才走。再后来，他就不走了，一直待在徐秀蛾身边。徐秀蛾儿子出去学木匠后，更是与她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现在我才明白，张平由我那儿回来时，因为归心似箭，才去搭宕昌的班车，再翻山过来，这样走比走武都近一天的路程。
“我那儿他一天也不多待。”我对徐秀蛾说，“问他是不是有女人了？他不雌不雄不告诉我。没想到他真的有女人了。没想到他的女人是你徐秀蛾。”
我没说我也想你，没资格这么说。
崔国平也是个爱睡懒觉的货，没人叫他起床，他会睡到下午还睡下去。山里的太阳已经升到老高老高了，鸟儿在林中宛转鸣叫，那叫声悠扬悦耳，这时林子里充满阳光。
我和徐秀蛾站在张平的坟前说话，不知不觉在这儿待了一个多钟头。这块坟地很大，安葬着一个世世代代以打猎为生的古老家族。每个坟堆都用卵石镶嵌，或大或小，或高或低，在疏林中四处漫延。上次我打下的那只野鸡就落在这里，当时天黑了，没看清这些石堆是什么。
张平的坟在一片不大的空地上，镶坟头的那些卵石都大小相同但颜色各异。我不知道徐秀蛾为找那些石头花了多少时间跑了多少地方。我从没见过那么多色彩的石头聚在一起。远远看去，那好像是一幅意味深长的现代画。
徐秀蛾将一块松动的石头用手压紧，她不哭了，有时还笑一下。“他的手很巧。”这个女人还在讲张平的事，“做什么都做得好。”我默默聆听。“他给孩子做风筝，在门口的空地上放风筝。那风筝飞得可高了，都快瞧不见了。”
“孩子叫什么名字？”我随便问问。
“狗娃。”她对我说，“他要我给孩子起名字，我说我不识字起不了名。他说你想怎么起就怎么起，我说那就叫他狗娃吧。我爷爷就叫狗娃，就狗娃狗娃的给人叫了一辈子。”
“孩子有没有大名？”我问的是这个。
“没有大名。”
得知张平在那间老屋里与徐秀蛾同住了好几年，而且有了孩子，我便留意起他生前的遗物来。可瞧来瞧去，除了我那把猎枪，还有那孩子的一对雌雄眼──那明显是他的──我再也找不出其他东西来。原以为他会记日记什么的，徐秀蛾摇摇头。
“没见他写过字。”
“也不看书？”
“不看书，家里也没有书。”
“他说他家的事情吗？”我只好直截了当地问。
“不说。”
“一句也没说过？”
“我问过他的。”徐秀蛾说，“他说他爹死得早，他两岁的时候就死了。我问他你娘呢，他说他没有娘。我见他脸色不对，没敢问下去。”
我们回来时崔国平还躺在炕上，一条毛茸茸的黑腿从被窝里伸出来。徐秀蛾替他掖好被角，然后系围腰开始做饭。山里人一天只吃两顿，所以早餐和午餐合二为一了。她说她要包饺子给我们吃。我牵着狗娃的手出去转转。屋后那块菜地大了好几倍，靠树林的那边全是罂粟草。眼下花儿谢了，草叶也枯黄了，但那些形状像水罐似的小圆果却十分可爱。我摘下一枚闻了闻，然后把它放到裤袋里。我想象得出这片罂粟在开花的时候是怎样的美丽。这儿没有人禁止种它，也没有人拿它当毒品卖。像山里其他的花草一样，只是平静地生长、开花、结果，然后枯萎，然后再生长。
“还记得你爹是什么样子么？”我问男孩。
他点了点头，他的背后挂着一个小铃铛，走起路来叮当叮当地响。
屋前的那块草地被太阳照得金黄，我倒在核桃树下看树影移动，男孩给我讲狐狸列那的故事，那是他的父亲张平给他讲的。崔国平从屋里走出来，他的腿瘸得厉害，肩上搭了块毛巾，来水边漱口洗脸。
“这儿比九寨沟还好。”他对我说，“九寨沟除了人看人啥也没有。”
“你是哪一年去九寨沟的？”我问他。
“年年都去，有时一年跑三五趟。”
“没看出你还雅兴不小。”
“那是陪客户去玩。”崔国平说，“我跟你讲，各地的风景区，都他妈的就跟女人一样，再漂亮的女人，给人玩多了就没感觉了，你说是不是？”
崔国平洗了脸又过来了，我还躺在树下不动，男孩不讲故事了，正拿起我的木头拐杖研究一番呢。
“这房子有多少年了？”崔国平问我。
“大概六百多年，是明朝洪武年间造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墙上有字呢。”
后来我们说起别的事情了，当他知道张平的坟就在附近，便立刻拉了狗娃的手，要狗娃带他去看。这时徐秀蛾叫开饭了，他说去去就来。两个人回来后，狗娃告诉他妈：“这个大块头叔叔给我爹磕了三个头。”
崔国平鼓动徐秀蛾带着孩子跟他走。他一面咬韭菜饺子，一面向徐秀蛾描述武都街市的熙攘情形。这家伙口才不错，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死人也给说活了。
“嫂子你听我跟你讲，我给你买武都最好的房子，那房子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什么有什么。我上海有要好朋友，是专门搞建筑的，上海静安寺希尔顿饭店的室内装璜，就是他的大手笔，我请他来武都他不会不来。我要他给你设计一种最新潮的现代家居风格，保你看了装修样图就喜欢。”
“我们可住不惯那样的好房子。”徐秀蛾说。
“住住就住习惯啦，嫂子你也不是天生待在山里的命。我跟你讲，你把这间老房子出手卖掉，至少值一百万。若算上它的无形资产，也就是说，如果你跟买主讲清楚这房子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开价五百万也不算高。你同意出手的话，我到深圳给你找买主去。我知道那些深圳佬的怪脾气，他们可喜欢深山老林里的老房子。”
“是吗？”徐秀蛾咯咯咯咯笑起来。现在她脸色好看多了，眼角的皱纹也越来越浅，好像给熨斗熨平了似的，而且眼睛也越来越明亮。“你喜欢说笑话。”她对崔国平说，“城里人过来住两天还可以，天天待在这儿就难受了。”
“嫂子你这话说得不对，没有道理，难道我张平大哥不是城里人？”
“他跟你们不一样。”
“他怎么跟我们不一样？他是比我们多一个鸡……鸡眼──这家伙脱口而出的是一个粗俗字眼，说了一半就赶紧改口了──还是多一个头？”
“他喜欢这里。”
“我也会喜欢的。”
“你不会。”
“我们打赌？”
徐秀蛾自然不会跟小崔到武都去，不过她同意陪我们去白云宾馆住两天，带上她的孩子和狗一起去；那也是一头黄狗，是以前那头黄狗留下的种。崔国平叫她锁好门，她说她家从没锁过门，再说家里也没有锁门的锁头。
这个山里女人住宾馆只住了一宿就回去了，她说房间里的枕头太软，怎么也睡不着。她家用的是白瓷枕头，硬梆梆的好舒服。崔国平问狗娃电视好不好看，孩子说不好看。又问为什么不好看？孩子说就是不好看。崔国平给他看的是香港台播放的香港武打片，片子里一会儿弄枪弄刀，一会儿动手动脚，连我都看得莫明其妙。
徐秀蛾走后，小崔要我去他家住几天，顺便瞧瞧他媳妇。出了兴隆山往东走，去武都只一个多钟头就到了，可是我急于回兰州，非立刻动身不可。
“放心不下你的台球房？”他对我说，“你那张破桌子给人砸了也不可惜。”
“我有要紧事情要办。”我说。
“什么要紧事情？”
“我要给张平的娘打个电话。”
“这算啥事情？”崔国平把他的手机扔给我。“你现在就打，随你往哪儿打，打科索沃都行。我这个机子是爱立信公司的顶尖产品，瞧没瞧见它的型号是ＦＨ９０９。人家说摩托罗拉的好，我就不信这个邪，非买爱立信的不可。一般的机子只能在两个差转台之间用，我的只要有一个就行了，跑再远也漫游得到。”
“我没记住电话号码。”
“叫114给你找。”
“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114。”
“你是说，张平的老娘在香港住？”
“是的。”
“记错了吧？”他将信将疑。
车子依原路回去，我和崔国平都在车上，他一定要陪我到家才放心。我抱着枪在车上打盹，这把枪除了枪带被换过外，还是老样子；沉甸甸的，拿在手上很带劲。枪管涂了油闪闪发亮，上下两个枪口像一对深不可测的黑洞，叫不懂枪的看了害怕。枪膛里没有子弹，子弹都在子弹袋上。我数了数，装好火药的还有二十三颗，其余的都是空弹壳。我摸着那些铜壳子弹沉思默想，还在想张平的事。车子在军用公路上平稳地行驶，崔国平跟司机说了一会儿话就睡着了，他认识那个大个司机。
那天晚上，徐秀蛾把枪还给我。她从墙上把它摘下来，用红绸细心擦拭，连枪机圈的里沿也擦了好几遍。我明白她在跟张平的遗物告别。她的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她想止住泪但止不住。
“我不再年轻了，即使没断腿也不打枪了。”我对徐秀蛾说，“你把它留下，只当是张平的东西。”
“不行。”她摇摇头，“张平临死前交待我，一定把枪还给你，他说这是你的枪。”
“当初我是送给他的，没想过问他要。”
“他没这么说。”
徐秀蛾还在擦枪管，她说她用的是自己打的篦麻油。
“原打算来年春天去兰州找你，知道你住山西巷１０４号。”
“现在我跟你讲，我把这杆枪送给你。”我对她说，“它是你的了。”
“我不能要你的东西。”
这话说得我好伤心。
一向温和待人的徐秀蛾这时却很倔，我没法说服她，只好背了枪离开那间林中的石屋。崔国平要替我背，我说我背得动。
把子弹袋系在腰间，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我还行，我对自己说，只要背得动枪，还能出来打兔子。回宾馆的路上，我倚住树，端枪瞄准树上的一只大鸟扣扳机。枪没响，因为没给枪膛填子弹。我相信我能打下那只鸟，所以没放枪打它。
路上徐秀蛾要换我背一会，我说这是男人的东西不让她背。孩子和崔国平跑在前面，他们有说有笑，惊得松鼠四处奔逃。我无法想象假如不是徐秀蛾一路陪我，我会背那么重的猎枪和子弹，拄拐杖在树林里走一天。到了宾馆，我自己摘下肩头的枪，把它放入贮衣柜里，子弹袋也放在里面的搁板上。我以为我会倒下去，爬不起来，结果还好，勉强能走到沙发前没出洋相。
车子在树木稀少的土塬上奔驰。天高云淡，不见南飞雁。我给司机敬烟，他用车上的点烟器点烟，不要我的火。他说他也打过枪，在部队上打过，打的是半自动。他问我，你的腿是怎么搞断的，我说枪走火了。那年我在甘南干活，住在一家藏民家里。那家藏民的小孩玩我的枪我没在意，枪响后才知道出事情了。幸好孩子不大，枪口抬得低，不然的话，丢的就不是一条腿而是一条命。好人命大，司机在后视镜里朝我笑了笑。他还年轻，身体壮实。我注意到他握方向盘的手很大，显得孔武有力。
我们到家时已经天黑了，我的台球房还像往日一样乌烟瘴气。给我看门的那个环县姑娘正端坐在外屋的桌前神色庄重，而那个爱讲克林顿的家伙还在讲克林顿。我把猎枪挂在原先挂它的木钉上，然后叫姑娘回家，她应该回去好好睡一觉。我坐在她刚才坐的那张凳子上，接过她给我沏的茶。
崔国平买了酒买了肉，拿手机给家里打电话。
“喂老婆我真的好想你喔，我明天到家。没错没错，是明天。你等不及了么？等不及就自己想办法。我没说你坏话，没这个意思。你问我坐什么车回来？不对不对，不是火车，是空中客车。对啦对啦，我飞回来。你不知道我在哪儿？你忘了我跟你说我来美国加利福尼亚？你问我来美国什么？我是来考察美国的玻璃行业的。美国佬刚打了我们的大使馆，我不跟美国佬喝酒，除非他们的大使馆也给我们打一下。没错没错，我现在还没睡觉，不然跟你说话的是另一个男人了。我讨厌么？不讨厌。睡吧睡吧，睡个好觉。我要挂电话了。喂，你儿子踢足球踢没踢……”
说着说着，这家伙突然想起我的事情来，便立刻结束他们夫妻间的异地夜谈，把手机沿桌边推给我。“你给香港打，快打快打。”
“现在是半夜十二点，”我对他说，“人家不像你是夜猫子夜里不睡觉。”
“你搞错了。”他对我说，“我们是白天的时候，外国人就是夜里；我们是夜里的时候，外国人就是白天。”
“香港不是外国。就算它是外国，也跟我们是同一个时区。”
“讲这事我最清楚。”那个爱说克林顿的家伙插嘴道，“我们东半球是一个时区，西半球是另一个时区。东半球的时区给西半球用，就会出问题。克林顿打科索沃打不下来，就是因为他在西半球指挥东半球，乱了时区怎么打得赢？莱温斯基不告克林顿搞她的话，克林顿也不会打科索沃。北约不清楚这件事，跟着克林顿瞎起哄。”
这家伙老说克林顿叫人心烦，崔国平给他一块牛肉堵他的嘴，反而更来劲。
我还是白天睡觉，晚上看店。来我这儿的球手也还是一杆一杆地捣球，捣给下注的看。除非定期擦油，那把猎枪始终挂在墙上没人碰它。大家都到里屋去的时候，我时常盯住它看半天。现在我知道张平不会来了，因此一看到枪就想他。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说一不二的堂堂汉子，可他的母亲却抱怨他心性硬，忍心断了他们的母子关系，这使我心里不舒服。我对那个香港太太多少有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她的皮肤保养得很好，指甲也抹了油。叫人奇怪的是，她额前的皱纹既细密又整齐，就像精心折叠的一样。她说她当过保姆，干过体力活，对此我将信将疑。怕是她见我胡子拉碴形象欠佳，而且我屋里的空气也不好，所以不跟我细谈，我也没问她什么问题。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只跟她讲张平在武都兴隆山，告诉她怎么走最便当。我没说张平死了，觉得张平跟她没关系。在我看来，她在香港过有钱人的生活，张平在森林里与一个善良女人相依为命，这是各得其所。我见她流眼泪时，也说了几句安慰话，可心里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她没见过张平上山干活时的认真样子，也没见过张平点蜡烛读书时的专注表情，自然更没见过张平持枪追击猎物时的矫健身影。她徒然知道自己有个儿子。如果这个香港太太不为亲情所动，我反而会尊重她。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去了兴隆山。如果去了，也不知道她见了她儿子的坟有何想法。我猜她会哭得死去活来，然后拿细白的绢头擦干眼泪，然后回到香港，然后坐在自己家富丽堂皇的客厅里跟客人一起玩麻将牌，一边玩一边说一些邻长里短的闲话。我看得出她的手指是惯于洗牌齐牌的，其动作想必比别的老太太要快得多。
我想张平的时候，没法不想到她。从她给我看的那张照片上看，她年轻时是在大陆的；尽管衣着简朴，甚至有些寒酸，但脸色安详沉静，眉目间透露出大家闺秀的高贵气质。照片的背景是天安门，但那个背景是画在画板上的，其形状和色彩都有些失真，看上去有点别扭。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到香港去的，也不知道她到香港去是因为她是香港人还是香港有人。当然，更不知道她和她儿子怎么后来就天南地北，不在一起了。
今年的雪下得特别早，院子里传来扫雪的声音。那个环县姑娘已经替我点着了铁炉，屋里暖洋洋的。我躺在床上抽烟，不知道现在是上午十点还是下午两点。通常我总是肚子饿得前后贴在一起了才起床，所以有时候起得早，有时候天黑了还赖在床上呢。我住在小巷深处，巷尾是坍了雉堞的半截城墙；只有胆子大的人才敢翻过墙头往皋兰山上跑。这儿没事的时候，这里很安静。
奇怪的是外面有汽车声音了。不知哪个冒失司机没弄清巷子里有没有掉头的地方，就一头钻进来。我的肚子还没饿到要起床的程度，所以还在被窝里抽烟斗。我一个人的时候，拿烟斗点烟叶抽。那是陇东人种的金黄色的“唐烟”。早年有个陇东老人跟我讲起“唐烟”的典故时一脸自豪。当时我也真以为唐朝的李世民落难时途经陇东抽过这种烟，后来才知道，我们中国人抽烟的历史很短，清朝的纪晓岚一面给乾隆编书，一面衔烟斗吞云吐雾，这在当时尚属新潮呢。
我睡觉的屋子不关门，那个正在扫雪的姑娘走进来跟我说有人找我，这时我不得不套裤腿下床迎客。
张平的母亲坐在她以前坐过的那张长凳上等我。昨晚没人在这儿喝酒，抽烟的也不多，所以屋里的空气比往日好。她叫我金先生，一边叫一边站起来，且恭敬有加。她旁边坐着一个男孩，那孩子抬头看我。
“还认识我么，狗娃？”我问他。
“认识。”
“你娘呢，”我又问，“她怎么没来？”
“她给我爹看坟不来。”
我还是给张平的母亲沏茶末子喝，因为我这里只有这种蹩脚茶叶。这回她喝了，竟没皱眉头一连喝了好几口。她说她要带孩子到香港去，要给孩子上最好的中文学校。孩子端坐在凳子上神色严肃，仿佛面试的学生正时刻准备老师提问。
“他会喜欢香港的。”我对老太太说，“香港是个好地方。”
孩子不说话，没了在树林里跑东跑西的那股活泼劲了。大概他在想他的娘，心里不高兴。张平的母亲则喜形于色，虽然得知儿子不幸身亡万分悲痛，但现在看到了孙子，而且徐秀蛾同意她带走这个孙子，便大喜过望了。她建议徐秀蛾跟她一起走，把张平的骨殖也带走，可徐秀蛾坚决反对。她说张平临死前交待她，一定把他埋在树林里。老太太对深山老林有恐惧感，对一个女人在森林里过日子的艰幸与寂寞，只表示出一般人所表示的惊讶和不解。她体会不到徐秀蛾对她儿子一往情深的真挚，也想象不到徐秀蛾是忍痛割爱把狗娃交给她，以此弥补张平因固执绝情而有违孝道的缺憾。所以，老太太现在心安理得，仿佛没事似的不管徐秀蛾了。她说她给徐秀蛾留钱徐秀蛾不要。我猜这个香港老太太有她自己的看法，大概她认为徐秀蛾是那种引诱她儿子误入歧途的坏女人，因为有涵养才压在心底没这么说。
老太太请我去德克斯萨大酒店吃西餐我去了。司机把车子从七拐八拐的巷子里倒出去，倒了半个多钟头才倒出巷口。他停下车，弯腰查看车身是否有被擦伤的地方，然后才拐上马路往酒店方向开。
我的胃口一向很好，而且从不挑食。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可来者不拒，有啥吃啥，有多少吃多少。老太太给我讲香港的风土人情我洗耳恭听。她要我当晚住在这里，享受一下五星酒店的豪华与奢侈，我婉言谢绝。
“您知道我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我对老太太说，“抱歉不能晚上陪您。”
在我看来，她只是出于礼节上的需要才如此客气地款待我。若不是我帮她找到她儿子的下落，她不会多看我一眼。她说她和孩子搭明天的飞机飞香港。于是我们又聊起前几年建香港启德机场时的那段新闻风波。她始终不说她儿子的事。六点多钟的时候我要告辞了，她问我是否能等她去一趟洗手间再走，我说您请便。她穿的是那种色彩艳丽但不失典雅的厚旗袍，后面挽着发髻，头发一丝不乱。她走路时腰身笔直，摆动有致，是下了功夫才走得这么自然的。
“狗娃，”我单独和孩子在一起时问他，“你跟叔叔讲，你想去香港么？”
“不想去。”
“那你为什么不跟你娘在一起？”
“我娘要我跟她走。”
孩子还是满脸的严肃表情。现在他焕然一新，身上穿的全是专卖店里买来的高档衣服。若有人告诉我，他脚上的那双小孩皮鞋是五百块钱买来的，我不会大惊小怪。我自己有十多年没买皮鞋了，要买的话，也只能花二三十块钱买那种积压了十多年的鞋子往脚上套。
我一面点烟一面给孩子搛菜，不问他问题了。
老太太去了好长时间才过来。她给我一张香港支票，说拿上它到中国银行能取到现金。我不收她的钱，她明白我不是嫌多嫌少不拿支票，因为我没看支票上的数字就还给了她。
“金先生，这是我一点点心意。”她坚持要我收下来。“如果张平还在的话，他也会同意我这么做。”
“钱我是不收的。”我对她说，“如果您真的想帮我个忙，那么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您把我不知道的事情如实告诉我，免得我以后经常烦心想它。”
“什么问题？”老太太笑着问我，我却看得出她心里很紧张。
“当年张平为什么不跟您和您女儿一起去香港？”我要问个明白，不管她是否愿意回答我。
这天晚上胖子带门钥匙了，我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去。他说坐一会儿再走，我给他一根烟，他拿拇指和食指捏住它。以前他给我五哥家的孩子讲过电脑，我发觉他打电脑时不看电脑，知道他是行家里手。
桌上放着一枚罂粟果。胖子拿起来细看，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当他知道这就是做鸦片的植物果球时，问我从哪儿弄来的。我说兴隆山，他后悔没跟我们一起去。
“听说你想关台球房了？”他说话细声细气的像女人嗓子。
“是的。”我答道，“也不住在这儿了。”
“你要去哪儿？”
“不告诉你。”
我说这话既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不屑跟他讲。我原则是，该讲的就讲，不该讲的就留在肚子里。他是读书人，自有读书人的悟性，所以只点点头，不觉得尴尬。
“你什么时候搬家？”他又问。
“明天上午。”
“我可以请假出来帮你搬。”
“不用。”我说，“除了墙上的那把枪，我什么也不拿。”
“这房子怎么处理？”
“给金妹住。”
金妹就是天天给我打扫房间的那个环县姑娘。她来城里打工，一个也是打工的小伙子跟她谈朋友，我看得出她能管住那个小伙子，现在他们正准备结婚。
我也搭宕昌的班车到兴隆山去。临行前到铁匠铺给拐杖换了头，拄在地上稳扎多了。我再次见到徐秀蛾时她大惊失色，脸上布满恐惧的阴云。
“你不能跟我在一起。”她对我说，“不然你也会像张平那样死掉。”
“不会那样的。”我对她说。
“算命的给我讲过我要死三个男人，张平死后我才想起这句话。”
“你跟我讲过这件事。”
“那你为啥还来找我？”
“因为我喜欢你。”
她躺在炕上时打哆嗦，仿佛预感到难逃厄运，我搂住她不让她哭。她说她的第一个男人也像张平那样死得不明不白，我说就算那个算命的算对了，跟你做一夜夫妻就死也愿意。
“不知道我前世作了什么孽。”她还在哭。
那个当木匠的儿子常来山里看她，他说他还记得我。崔国平没破产的时候也来过几次，带了陇南春跟我一起喝酒，两个人也喝得昏天黑地。虽然徐秀蛾滴酒不沾，但她始终坐在桌旁给我们斟酒，直到我们中的一个醉倒为止。崔国平很是自豪，他说现在走这段路只需两小时三十六分钟，他说下次来要给我们一个惊喜。结果当他正准备租用武都森林公园的直升机来我们这里时，法院冻结了他所有的银行账户，连他的别墅房子都贴了封条。这时候，他还照样带了陇南春来，跟我喝个痛快。
“你跟张平一样，也喜欢过田园生活？”喝酒时他问我。
“你怎么知道张平喜欢田园生活？”
“他能去香港却不去，跑到山里来种瓜种豆。”
“不是这样的。”我摇摇头，“当时他已经办好了去香港的签证，节外生枝才没去。”
“出了什么事了？”徐秀蛾问。
“他姐姐为了能够去香港，跟姐夫离了婚。那时候进出香港控制得严，他姐夫和孩子不能跟他们一起去。”
“这算什么事情？”崔国平不以为然。
“可张平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他说我们以前有香港亲戚被人瞧不起，全家人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国家开放了，香港亲戚叫我们去是对我们好，但没不必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给拆散。他姐姐跟他吵起来，不要他管她的事。张平一怒之下，撕了签证不去了。他母亲左右为难，一方面香港那边盛情难却，另一方面，她自己也渴望回到久违了的大家族中过好日子，虽然她心里喜欢那个老实巴交的女婿，在生活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那个女婿大小事情都帮她做，也时常给些钱她补贴家用，可她既无法阻挡她女儿要离婚的决心，也无法劝张平回心转意。再三权衡后，她跟女儿走了。张平站在阳台上看着她们离去，一句话都不说。”
“后来呢？”徐秀蛾问。
“后来他母亲回大陆来看他，张平不认她了，只当陌生人不理不睬。”我接着说，“老太太一面流眼泪，一面把香港带来的牛仔裤送给别人。她求他跟她说句话他不说，面孔像铁板似的冷冰冰的。再后来，他母亲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她的前女婿也帮她四处打听，可年复一年仍杳无踪迹，直到找见我才柳暗花明。”
崔国平只默默喝酒，徐秀蛾则欲言又止，油灯的灯捻在缓慢燃烧。我给烟斗装烟叶，跟油灯对个火。森林里万籁俱寂，仿佛能听到火苗跳动的声音。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