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星期三早晨，刘玉勇如常去上班，如常坐在黑色捷达车后排左侧座位上，也如常被堵在县城中心广场的十字路口。阳光刚好穿过剥落的车窗贴膜，漏进车内，在他的黑毛衣上砍下一把光刀。

    他发现司机小范这天很烦躁，尽管一年多来，刘玉勇都认为小范不算那种坏脾气的司机。堵车半小时后，小范也按捺不住，先按了几声喇叭，又下车去打探，回来告诉他，几辆对驶的车互不相让，后面的车又贴上去。车头对车头，打了个死结。

    刘玉勇摇下一半车窗，望出去，路面本有余地供车辆腾挪的，只是那点儿不多的地方，已被几家新开张的名鞋超市占用了。鞋店都不叫鞋店了，全叫超市。货架溢出店堂，涌向人行道、自行车道和绿化带。几家名鞋超市看上去也没什么区别，只是各家高音喇叭传出的曲子不一样，但都是欢快喜庆、适合节庆的昂扬调子。刘玉勇上下班总要经过这里，遇上堵车，就常欣赏《步步高》《恭喜发财》和《欢乐中国年》。

    他说，不急。

    刘玉勇是县城建局局长，局长迟到一会儿，当然没关系。县城里的班不严格，人们九十点才陆续到单位。而且他上午没什么重要事儿，倒是下午要去列席县委常委会，决定中心广场的改造方案。

    中心广场从他小时候起就是这样子了，几十年都没改动过结构——杂乱的结构，内里却蓬勃，且经年累月越发蓬勃，自然生长，野蛮蔓延，终于撑不住，要炸开般。这里每寸地面，都像反复使用的旧抹布，可看出每次使用的痕迹，旧的痕迹还在，新的印痕又添上，层层叠叠、修修补补。路面挖开又补上、补上又挖开，如积累数年的沉积岩——他的专业是地质。

    中心广场的改造项目半年前由县委书记动议，县长极为关心，财政拨款充足。小半年来，刘玉勇一直紧锣密鼓地安排招标。他倾向于将广场中心环岛改建成城市花园供居民休闲的方案。周边小店铺拆除、回迁，入驻高层商场。商场旁设计停车楼、影剧院。这是正常的方案，没有亮点特色，却实用、适用，是县城该有的中心广场的样子。

    小范说：“本来就堵，那几家卖鞋的又占了半条道，现在还修路，早该把这地方全拆了。”

    小范做他的司机满一年了，当初是县长夫人介绍来的。小范和县长夫人是远亲，抑或只是浙江某地同乡，他们没明确说，这类事不好明确说。城建局是好单位，司机不是好工作——这工作介绍便很得体、讲分寸——好与不好相结合、能互补。刘玉勇不关心小范和县长夫人的关系，只确保没有程序错误即可。司机不占编制，属于外聘工人，所以刘玉勇也算不得徇私。

    初见小范时，刘玉勇觉得他乡野气息重了些，简单说，是粗野又善良的那种气息。开车技术还可以，只是不适应城里的道路，有时会急躁，左奔右突，极不稳妥。刘玉勇说过他几次，小范也不介意，只是道歉，然后保证一定改。倏忽一年，小范身上的野气渐退，开车也不再超速。只是那种淳朴善良，似乎也消失了，大概跟局里的同事们也学来了些心机。

    让小范当司机是否是个错误？他想，县长是在监控自己吗？其实，他当初也这样怀疑过，只是他堂堂正正一个人，怕什么呢？这样一想，也很容易释然。

    但小范一周前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那些人说，他们知道你做过什么事，如果那什么，他们会捅出来。”

    当时，刘玉勇是不在意的。不过是泛泛的威胁，他清楚，那些人手段高明，只是用错了对象。他理直气壮地告诉小范：“随他们去。”然后下车，依稀听小范在车内嘟囔着什么。他没细听，因为不需要——难道小范也以为他真有把柄吗？

    那些人，是中心广场改建项目的一家竞标商。他看过他们的竞标书，改造方向竟是华北鞋城——他们要把这里建成华北地区鞋品集散中心。那几家新开张的名鞋超市，让他隐约窥见其间关联。但琢磨不透，线索还未全面浮出。这里并不产鞋，连做皮鞋的牛皮、羊皮都没有。唯一有关联的是县里生产绳子——可以做鞋带吗？华北鞋城的想法古怪又突兀，他也就从没考虑那些人的方案。

    那些人倒是老早就找过小范，要往捷达后备厢放两箱东西。小范没敢要，不过小范猜那应该是两箱茅台酒。小范清楚刘玉勇从不要那些东西。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刘玉勇总是让小范给人家送回去。刘玉勇也担心小范会委屈，毕竟别的局长司机如何他可以想见——局长看不上眼的东西，都是司机的。小范偏生遇上他，没好处可拿。于是他常给小范塞一包妻子做的面点，不值钱，只多少算种安慰。

    小范说，那些人有东南沿海口音。

    他猜应是福建或浙江，有南方人的坚韧。浙江不是生产皮鞋吗？

    先送礼，再威胁，那些人肯定成功过，所以在他身上复制经验。谁没点儿不能见光的秘密呢？

    二

    很多年来，刘玉勇都不常想起青海的事，直到一周前小范重复说了那些话：“那些人说，他们知道你做过什么，如果那什么，他们会捅出来。”

    星期三这天，小范又说了一遍。说完后，小范扭头看他，两人却同时一趔趄，捷达熄火了。

    “哎哟。”小范叫了声。

    刘玉勇说：“这老车，熄火才正常呢。”

    没想到小范问：“听说您父亲是老司机，您也会开车？”

    他否认，只说小时候当好玩学的，并不真会，何况多年没握方向盘，技术怕早丢了。

    小范又问多少年，没准还能捡回来。开车跟游泳一样，学会了一辈子也不会忘的。

    刘玉勇很多年都没开过车了。在县城，几乎没人知道他其实是会开车的。有些老人当然会记得，他父亲曾是县供销社开大货车的司机，他小时候也跟父亲学过几天。他个头长得快，十二岁，一米六五，腿长，能踩死大货车的刹车。只是转方向盘要下死力。为此他练过一段时间双杠，主要练臂力。那时正发育，吃得多又好，每天早晚各一枚鸡蛋，无氧运动和高蛋白结合，作用出与年龄不相衬的肱二、肱三头肌。这样再去转大货车的方向盘，轻而易举。但他没去考驾照，那时人们对这事儿并没上心。后来上大学，便忘了这回事，以为总有一天会去考的，就拖延着，直到大学毕业也没落实，和很多事一样悬置、无后话了。少年好奇，再多技能也学得来；日后则觉烦心，一心只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局长前，刘玉勇骑自行车上下班；当局长后，就坐局长专车——捷达。县长专车是丰田越野，像县长一样高撅鼻子。刘玉勇认为，越野车虽然那么贵，真坐上去，其实跟皮卡也没区别。

    皮卡是刘玉勇最后一次开过的车，那还是在青海的时候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他突然意识到，小范的问话是种暗示。那些人的威胁跟青海有关吗？又突然记起，小范也是浙江人——他跟县长夫人是同村，而县长夫人是浙江人。他们和那些浙江商人，是否本就是同一伙人？

    小范直接说到青海去了：“我没去过青海，但在青海开车，肯定很危险。以后有机会，我要开车去西藏、青海转一圈，当然我得先有辆自己的车……”

    刘玉勇打断他：“那些人还找过你吗？”

    他的打断太突兀，小范没明白，停顿片刻才回答说：“没有了，只是上次，我告诉过你了。”

    他没说话，寻思刚才的问话是否不自然，泄露了心虚。

    小范悄声说：“我听说那些人很厉害的，他们的项目在全国扩张，怕是每座城市都有他们的‘特务’。”说完又笑起来，大约认为“特务”用在这里，值得一笑。他却听小范每个字都是暗示，笑不出来。

    捷达车还停在原地，小范又下车去观望，回来说，交警马上就来了。“这样子，必须得警察来才行。”

    刘玉勇突然希望能一直堵在这地方，设身处地，就更容易想明白问题。而答案取决于那些人是否真知道他做过什么，是否真有证据。

    队尾的车辆在缓慢移动，先倒车，让出空间，再往前，是“欲先进，必先退”的方式，也是暗示。车窗两边，自行车迅速超过汽车的长龙。

    有一瞬间，他发现世界安静极了，没有《步步高》的音乐，也没有自行车铃声和汽车喇叭的声响。路对面，修路的工人、运载水泥的巨大机器，只剩下默剧般的机械动作。也是那一瞬间，他感到一种宁静的幸福，真是难得。他曾以为再也不会幸福了。

    这其实是重要的一天，对他而言，一点儿都不平常。

    三

    刘玉勇出生成长都在县城。除去四年大学在北京和在青海支教的一年外，他几乎没出过远门，这和他县城里的朋友很不一样。那些人总是挖空心思制造出远门的机会，招商引资、开会、学习、考察或交流之类，每年都能有那么几次。他从来不找，有现成的机会也不去。他偶尔去趟石家庄或北京，也是因推不开的工作需要。省城和京城分别位于县城南北，其实都不远，所以他认为那算不得出远门。他还谦让过两次出国考察的机会，一次去澳大利亚，一次去日本，都是市里组织，各县都有人参加。有人说他太刻意，猜测他是否有更大的野心。他只好更低调，毕竟没人理解他的苦衷。好在人们后来都习惯了他的做派，也没人跟他计较了。在城建局长的正科职位待满八年后，就更没人跟他计较了。

    他和妻子是幼儿园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高中毕业后，他去北京上大学，学地质。她没考上大学，家里在邮局给她找了份工作。他孤身回来，被分配在县政府规划办做小科员，故人重逢，不是相见欢，只是觉得久处也不厌。在县城，久处不厌的人就可以结婚了。妻子在邮局的工作不需要太多技术，只是烦琐。后来邮局系统更新换代，她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电脑的复杂操作，便被调去卖邮票。这地方集邮的人不多，邮票柜台兼卖电话卡和杂志，总是积压，卖不动。渐渐连寄信的人都少了，电话卡也退出历史舞台。邮票柜台被遗忘，邮局干脆关闭了邮政大厅角落的小柜台。那年正逢他初任城建局长，势头看上去总在上升中，她也就申请了病退，回家相夫教子。她认为自己辛勤工作十几年，最后结局十分悲哀，而其中原委，是这世界一直在变，而她并不想变。她追呀追，也追不上这世界，只好不追了。作为北方女人，妻子生得高大，少了些灵活。性格和体型相匹配，她的人也是又冷又硬地决绝着。这样有些事就无法希望她能理解，他也就从没向她解释过，他自有的那套秘而不宣的辩证法。

    在县城政界，他也不是没有再上升的可能。县里领导各方面条件放到一起，显而易见也不如他。他多年前从京城名牌大学毕业，去青海支教后被分回县城。他没抱怨，因为分配这回事有太多人为因素，况且回县城的结果，其实也合他心意。京城的车水马龙，在他看来与己无关。青海倒好，终究太偏僻。县城离北京很近，一百多公里，高速直达，也许将来会是京城的七环八环呢。这里的生活和北京迥异，像隔开了三十年时间。他喜欢这种距离感。

    刚工作时，人们背地里都说他，人年轻，其他都好，就是太内向，有时候想不开。看他的眼神也像看叛徒。“不适合机关工作”，年底述职会，他得到这样的评判，“学究气，毕竟是大学生，缺少历练，应该去基层锻炼几年”。然后他才被调到城建局，油水很厚的单位。大概人们认为这对他来说正合适——他不是宣称吃素吗，那就去油锅里历练和见识吧。

    县城的城建，工作不多。只是近年，小城突然打足精神成长，道路拥堵变得严重，城周边有新建楼盘，市政设施看上去也都该更新换代……他的工作才开始繁重。不过他还能应付，况且当局长后，再没同事宣称他“不合群”了。小范告诉他，他在局里的口碑其实一直很不错。他没去分辨小范是不是在讨好自己。因为他对自己的口碑如何，好像也不太在乎。

    四

    刘玉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学毕业的时候，知道学校有个支教项目，可以去青海一年。当时他以为那意味着诗和远方，后来他不这么看了。他明白自己报名其实是因为恐惧。怎么能不恐惧呢？清贫又稳固的工作即将开始了，想来人生就再没变动的可能了。如此就要开始一生了啊？总还是不甘心的。那么趁着年轻再干点儿什么吧，就像给自己争取一年的“缓期执行”——这话是冯媛媛讲的，“你会工作一辈子的，不着急，但是支教的机会，以后再也不会遇到了”。

    刘玉勇很快就报了名，因为人生还长，他还可以做些事儿，比如去遥远的青海，人少地广，人均面积两平方公里。他查了地图，找到他们将去的地方，细小的县名孤零零地标注在一个偏远的位置，还有条细线标记的道路，通往县城北边的无人区。

    九月，他们五男四女就到了青海。其中八个是同校一届的毕业生。领头的冯媛媛是另外八个人的辅导员，比其他人高三届。冯媛媛毕业后留在校团委做学生工作，长得很漂亮，两条黑辫子在头顶处绕两圈，像藏族人那样，身量也像，因为丰满。腿很长，不过也因为腿太长，所以没有腰。

    高原的天空低，随时都会压下来一般。他们去的小学，只有两排平房。前排是教室、办公室，门上挂小学的门牌。后排是宿舍、食堂，宿舍很多，食堂只小小一间。一共五个班，百余名学生，都是走读的。校长老梁，此前一直一个人上课。老梁也住学校，没有家人。他那间宿舍是最好的，因为门前有棵斜着长的树。树是这里稀罕的东西。树上挂口钟，老梁还管敲钟。老梁的衣服和抹布洗了就挂树枝上。高原干燥，衣服转眼就干透。老梁还在树底下练嗓子。秋天，老梁一嗓子喊出来，树叶就扑扑往下掉。

    县政府在学校旁边，也是两排平房，中间没有围墙，只有道砂石垒的矮墙，膝盖高。学校还有根旗杆，上面总有国旗在飘。高原风大，留不住云，有点云，瞬间就散了。风也终日刮得国旗呼呼作响。

    县政府前有块长方形水泥地。后来小学生开始做课间操，就去水泥地上列队。在政府上班的人，都从窗户探出半个身子，看学生做操。县政府时常派人来慰问，有新鲜蔬菜也给他们送来。两棵白菜冻得硬邦邦的，小秘书一手一棵提来。

    刘玉勇喜欢运动，大学时就是学校标枪队主力，虽然标枪队一共只有三个人。青海这地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空地，很适合练标枪。但这里没有标枪，这儿的小学连体育课都没有。刘玉勇就扔石头，他说，臂力不练会退化的。其实，他只是闲不住。石头从小学飞到县政府，他又跑过去扔回来。两次后，面色黑红的小秘书就制止他：“小刘，知道的说你在练标枪，不知道的以为你对政府有意见，朝我们扔石头呢。”他就再不扔石头了。

    学校开了体育课，刘玉勇负责。他带学生跑步，跑了一百米，停下来，解释说自己不擅长下半身运动。这话在男生中传开，一度成为笑谈。

    后来就竖起了两个双杠，县长个人捐款买的。刘玉勇发挥自己上半身力量，整日在双杠上翻筋斗，简直是赌气般，要证明自己擅长运动。冯媛媛她们四个女生喜欢在双杠上晾衣裳。刘玉勇说：“两个双杠，能不能留一个给我？”而后女生的衣服就挤着晾在一个双杠上。

    十月一到，雪很着急地把一切都盖住了：老梁的树，树上的钟。双杠上白茫茫的一茬茬雪，连旗杆也顶着白色的小帽子。有雪又有风的日子，来上课的学生都少了。

    白天还好，夜晚却难打发。不是冷，是无聊。刘玉勇再不能在双杠上翻筋斗了，除非他想让手掌冻掉一层皮。县政府送来面粉，白菜越来越罕见。好在都是年轻大学生，身远地偏，心思却仍是大的。这些心思从书本和音乐里来。书多是自己带的，衣服可以少带，书一定多带。专业书看来看去就索然无味，诗歌和小说开始流传。县邮局有《人民文学》，他们订阅的，总是晚到几个月，那也无妨。冯媛媛有时去县政府借《人民日报》，也是一星期前的报纸了。

    那些晚上，他们都在老梁的宿舍，听音乐、聊天。冯媛媛说她睡觉晚，但她又总是起床最早的人。刘玉勇怀疑她是否一晚上都不用睡觉。一本杂志，她一晚就看完，第二天一早便拿给其他人看。她说时间不够，只能抓紧些。刘玉勇觉得奇怪，因为他的时间却是多得没法打发。

    那一阵，崔健已经唱过了《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有时他们见面，先吼一声：“你何时跟我走？”天低云淡，歌声响亮流传。有一次，县政府那边不知谁拉开嗓子回了句：“可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这边的人就大笑起来。

    刘玉勇当时正跟冯媛媛聊天，靠着老梁宿舍的窗户，木窗台上黑乎乎的，都是积年累月的沙土。他们说到王蒙的小说《蝴蝶》，他依稀听见冯媛媛低声说：“才不是一无所有……”但她的声音沉淀下去，难以察觉。待他问她的时候，她只是否认。

    如何说起去无人区考察的？应该跟《人民文学》上一篇讲青藏高原无人区的小说有关。有段时间，他们总是谈论这事，其实也没其他事可谈。冯媛媛最热心，老早就说：“县政府的皮卡可以借给我们用。”

    一个女生迟疑着问：“我们去做什么？”

    “去考察、探险，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科学，不就是为了探索未知吗？”冯媛媛一甩辫子，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

    她和苏文的专业都是生物。她说，无人区的生物考察项目，多好的想法。他们的大学从没人做过，何况他们已经在无人区边上了，再走五十公里，翻过一座冰山——海拔也不高，不过四千米——就能去无人区。

    “四千米？我会有高原反应的。”那女生说。他们都有过高原反应，缺氧，像喝醉般，在平地上也只能走曲线。每人适应高原反应的过程不一样，那女生适应得慢。

    “你可以不去。”冯媛媛别过脸。女生不再讲话，只怔怔把两手十个指头拧成一团，像朵复杂的花苞。

    老梁在吸烟，一尺余长的烟袋，端在右手心，这时他突然咳了一声。他们都看他。他眯着眼睛吧完一口，才睁眼，慢吞吞问：“咋了？”除了早上练嗓子的时候，他多数时间只是个沉默的老人。有次刘玉勇问他为什么练嗓子，他说：“不练练，嗓子就没用了。”这地方人少，没人说话，他担心嗓子功能退化。

    刘玉勇说：“去看看呗，来一趟不去无人区，也可惜。”他不再练双杠后，就精力过剩，每天在指甲盖大的县城逛。后来就逛出城去了，不过城外什么都没有。不对，还有荒原。刘玉勇和陈空竹都是地质系的，于是他们说起那种黑色的石头。

    “因为含有矿物吗？”陈空竹问。

    刘玉勇以为，不是矿物，而是“黑皮玉的原石”。这种玉石存量极少，且都产自高原。他已经捡了不少回来，还解释说：“现在捡石头，不扔县政府了，得留着研究，而且，说不定运气好，会在无人区发现矿藏。”他想就算没有矿，弄些黑皮玉在手里也是不错的。

    冯媛媛说：“反正，我们做点儿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如果真的发现稀有矿藏，怎么证明是我们发现的？”陈空竹问，大家都认为这问题确实难办，“我想，一定要先给大学知会一声，这样万一，万一呢……是不是？”

    “我给校团委打报告。”冯媛媛立刻保证。

    “我可以开车，我不会走路就会开车了。”刘玉勇也拍着胸脯。

    “不过，我觉得发现矿藏这种事儿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毕竟是有立场和想法的年轻人。”冯媛媛说。

    “立场？什么立场？”

    “对，立场和想法，我给你们听首歌，今天刚收到的磁带。”冯媛媛答非所问，雀跃着站起身去放磁带。磁带是她的好友从北京寄来的。老梁房里有台双卡录音机，是公物，在堆满杂物的写字桌上占了大半个桌面，显得很神圣。

    “无垠的旷野之中，一片干裂大地。在夜的世界里，袭来的是阵阵的热风，黎明泛红的天空中，燃烧着九个太阳……”

    冯媛媛说，唱歌的人是齐秦，一个台湾人。“为什么偏偏是九个太阳？”她说，“我们九个人，不是九个太阳吗？”

    磁带是翻录的，不知翻过几版，效果不好，从头到尾只有一首歌。

    刘玉勇后来很怀念那晚的时光。因为他们有了一个目的，用冯媛媛的话说，有了“立场”和“想法”。目的这东西，有时就像操场上那根旗杆，看似没什么实际用处，不能晾衣服，也不能当双杠玩，但它立在那里，你就觉得不一样，因为它就是中心，你就得仰视它。

    几天后，刘玉勇午睡醒来，准备出去寄信。阳光猛烈，朔风呼啸，操场上空无一人。他远远看见，旗杆下多出一丛绿色灌木，走近才发现是冯媛媛，她晕倒了，绿色棉衣十分抢眼。刘玉勇叫她也不醒，他没多想，背上她就往县医院跑。

    为去无人区，她把自己累倒了。她确实忙碌了几天。没有经费，她要想办法筹措。县政府也无力支持，不过答应把皮卡借给他们用，还专门请人对车辆做了改造。皮卡后车厢原是敞开的，只是拉货用，现在要坐人，就得搭棚子，用编织布挡起来。车厢里安上木板，固定结实，当椅子。座位有限，无法再带上一名司机，好在刘玉勇会开车。这些事情想来容易，一件件做下来，也千头万绪。

    县医院比小学校还小，缺医少药，白布棉门帘是发黄的，上面的红十字不太明显。医院的人不知是医生还是护士，给冯媛媛灌了白糖水，他们的诊断是低血糖，说需要补充糖分，然后休息。喝了糖水后，她醒来，张口就问这是哪里。

    刘玉勇说是医院。

    她突然激动了，手舞足蹈地说要回去：“我怕医院，我不在这里。”就像撒娇的孩子。

    他想了想，觉得低血糖确实没有待在医院的必要，就同意了，他背她回宿舍。她趴在他背上，软软的，像没有骨头。

    走出医院，天色已黄昏，她突然凑近他耳朵说：“你知道吗？校团委派我来支教是有原因的，领导认为我不适合重要岗位的工作了，就被边缘化了。”

    他想，她是不能被边缘化的，所以她还在争取，就说：“支教只是一年，很快就回去了。”他记得，当初她劝他来支教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讲的。

    她说：“有些事儿你不明白。我可能没有一年时间了。”

    刘玉勇那时已经知道冯媛媛的一些情况。工人家庭的孩子，她是老大，家里有两个妹妹，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她身上有与生俱来的狠劲，大约从小就是一路拼搏过来，凡事总要争先，都得靠自己，坚忍无畏，不会迂回，也不能迂回。她是这些人里从不抱怨高原反应的一个人，但她似乎又不是总能如意的，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永远如意，刘玉勇认为她并不懂这道理。

    他以为她指的是提拔的时间没有一年了，就笑着说：“这种事儿，总是很难说的。”

    晚上，所有人都去看望冯媛媛。跟她一个宿舍的女生说，冯媛媛昨天就晕过一次了，她往洗脸架上挂毛巾，一仰头就倒了。

    陈空竹是最后一个来的，他一进来，刘玉勇就发现陈空竹在跟所有人使眼色，暗示他们出去说话。人们陆续离开，叮嘱她放心休息。刘玉勇等冯媛媛睡着了才走出来，看见一堆人都聚在旗杆底下，就也走过去，听陈空竹说什么。

    “冯媛媛不是劳累，是癌症。当然，晕倒可能是因为劳累，但她确实得了癌症，而且是最麻烦的血癌，就是白血病，预计活下去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了。”陈空竹说。

    “真的吗？”刘玉勇不信。

    陈空竹补充说，他在校团委认识一些人，那些人将本该保密的消息告诉他了。陈空竹总是有各种灵通的消息。冯媛媛在校团委办公室的人缘，显而易见并不好。那些人对她也就少了善意，尽管她是绝症患者，尽管她叮嘱他们要为她保密，但她的同事还是出卖了她，将秘密以一传十，她来支教后，她得白血病的事儿在大学已经无人不知了。

    “你们可以去问！”陈空竹言之凿凿，又说，“大学里的那些人对冯媛媛的病也唏嘘啊，她毕竟年轻，但想起她争强好胜的劲儿……”他没继续说下去，“她来支教不是校领导的本意，校领导是想让她回内蒙古休养，好好治疗，就把她手中的学生工作给了其他人。她怎么甘心？直接敲门去找校长，说学校把她的一切都剥夺了，然后主动要来支教。”

    “为什么？”

    “这还不明白吗？她一方面是赌气，另一方面，她根本就没想治病。”

    “也是，白血病得花很多钱的。”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难怪她那么想去无人区呢？”

    “我不想跟她去送死。”

    陈空竹说：“不只白血病。还有呢，我听老梁讲，有时在无人区里会碰见牧民，游牧的人更可怕，那些人会抢走你所有的东西，连内衣都抢光，然后杀人、抛尸，反正也没人去管他们。这种事儿，这地儿出了好几回了。”

    “是啊，生死面前，都是小事儿啊。”

    “好在还没出发，还来得及。”

    突然一阵大风，国旗在他们头顶呼啦啦地打了一个卷儿，随即又展开，在半空中精神抖擞地招展着。

    五

    刘玉勇死了。

    这些年他们这些人联系不多，彼此都换过几次住址和电话，早些时候换了号码的人还发短信相互通知，但也只是通知而已，苏文存下来，然后再不联系，仿佛躺在手机通讯录里的，不过是一个个死人。在苏文的世界里，很多人都是这样死去的。人还在，你也知道人家还在，但因为再也想不起来，其实就跟死了一样。苏文也愿意自己死在别人手机里。多清净！

    刘玉勇这次可是真死了。苏文想，对一个人来说，另一个人大概是可以死两次的。一次是你心里认为他已经死了，对你没有意义了，一点儿都不重要了；另一次才是他真死了，这就是生理意义上的判决了。不过，也有一些人，从生理意义上讲是已经死了的，但他对你依然重要，这就不免难办了一些，因为会痛苦。

    这些年虽然都没什么联系，可他们互相还是有邮件地址的，是早年留下的。大概五年前吧，陈空竹说聚一次，陈空竹似乎是这些人里最喜欢活动的人，所有的群体里都会有这样一个耳报神。

    五年前那次聚会在北京，簋街上一个热火朝天的川菜馆。人来得不齐，只有四个，另四个没来。有的推说在国外旅行，有的说家里出了事儿，理由都是不容置疑的。十人的大圆桌没坐满，每人之间都隔着一张空椅子，空荡又阔绰，他们在包间入座，避开大堂里的火热。席面上的转盘慢悠悠地转，一碟碟的凉菜就像当时的场面一样冰冻着。他们硬着头皮交谈，因为彼此的境遇都相差很大。刘玉勇和陈空竹算是混得好的，一个从政、一个经商。从政的刘玉勇话很少，为官的人都这样，轻易不说话，说话不轻易。陈空竹说得很多，主要关于他新开盘的项目，令他头疼，环保局一直在给他找麻烦。苏文和小郑的日子过得不如他们，但小郑也乐于描述自己的小家庭。他拿出自己一家人的合影，妻子和他一样长着圆滚滚的娃娃脸，儿子自然也是娃娃脸，一家三个娃娃。

    苏文呢，他一直在一个研究院的实验室当器材保管员。他喜欢这工作，因为不必接触太多人。他接触的都是器材，比如烧杯和试管。在那个研究院，他的办公室很隐蔽，要穿过曲折的走廊，上两层楼梯，再下一层楼梯，才能隐约看见油漆脱落的木门上的字——器材室。开门有一小间，一张桌子上方，日夜都悬着两根亮着的日光灯。灯下面坐着的，就是苏文了。苏文身后是另一扇门，常年锁着，门钥匙在桌子的抽屉里。门后是研究院的器材。

    苏文这样告诉他们，这看门人的工作，其实很不错的，像是隐姓埋名了，但隐姓埋名的一般都是高人啊。他不负责做实验，上班期间只是在日光灯下看小说，主要是看武侠，认为最好的是古龙。如此时间越过越快，转眼，他就看了二十几年小说了。

    他们在席间又留了一遍电话和地址，竟像是预备以后要频繁联系的样子。陈空竹找服务员要一张纸，服务员不耐烦地给了他们一张饭店新菜品的宣传彩页，他们把各自的信息都写在这张新菜单的背面，算是自我交代了。

    临走的时候，陈空竹把那张菜单带走了。他说整理好后发给大家。苏文后来就收到了这份四个人的通讯录，仅此而已。陈空竹在邮件标题上写着：太阳小组通讯录，保存备忘。他们那时自称为太阳小组。学校还有另一支支教小组，去了安徽大别山地区，是月亮小组。那次聚会，刘玉勇是专程从县城赶来北京参加的，足够真诚。现在想来，那该是最后一次见他了。苏文不觉得遗憾。

    根本不必备忘，人的记忆其实是很奇妙的，想忘记的东西，千方百计也忘不掉；想记住的东西倒也能记住。记忆的海绵永远不会饱和，倒是会变形，而且很多年以后你才会发现，它变形得有多厉害，真不可思议。比如陈空竹说刘玉勇这人，当年那么瘦。苏文却觉得不是，他记得刘玉勇是他们中最壮实的一个。五年前那次见面的时候，刘玉勇倒是显胖。白脸颊垂下两团粉团状的肉，很松动。他的胖也是松动的，像轻轻一戳就会破掉的气泡一般。

    现如今，通知刘玉勇去世的邮件，又是陈空竹发来的。点开邮件前，苏文迟疑了一下，他的邮件很少，毕竟，他是一个被遗忘的人，而且凡是通过邮件传递的消息，大概也没那么紧要。但陈空竹邮件里的消息却让苏文意外——刘玉勇因公坠楼身亡，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在后天，星期六上午，A县殡仪馆，请务必参加。

    坠楼？苏文想，坠楼的事如今媒体上倒是常见，似乎官员特别容易脚底打滑。刘玉勇因公坠楼。“因公”这两字稀奇，不知道是不是陈空竹自己加上去的。

    邮件还说，去吧，好多年没见了。

    苏文想了很久，主要是考虑交通方式。追悼会在后天，星期六，A县离北京不远，开车一个多小时，但苏文没车。火车只有慢车，时间反花得多。

    星期五的时候，陈空竹又打电话来，说他会开车去，让苏文搭车。苏文猜想，陈空竹只是怕他不去才这么说的。

    星期六早上六点半，苏文坐上了陈空竹的奔驰车，去参加刘玉勇的追悼会。出北京城的高速公路十分空旷，少有人在这样的清晨踏上行程，除非是像他们这般，赶着去和另一个生命告别。

    告别，也是了结，苏文想。如果真的可以是了结的话，那也不错，他这样说服自己走一趟。

    尽管有预期，但苏文还是没料到，这些人里来参加葬礼的只有他和陈空竹两个。这一次，那些人连个不容置疑的借口都没给出来。

    陈空竹很不满。苏文说：“来干吗呀，又不认识谁。”刘玉勇是县城里他们唯一认识的人，但现在他死了。

    陈空竹说：“好歹一起支过教，爬过山嘛！”

    苏文说：“那算什么，得一起扛过枪才算什么。你笑什么？”

    陈空竹笑道：“这话不全，得一起扛过枪、嫖过娼，才算兄弟。”

    “他们为什么不来？难道都恨他吗？”苏文问，他记得他们当年对刘玉勇都是有些怨恨的。

    “不知道。你呢？”陈空竹说。

    “我？我不恨。”苏文如实相告，他确实没必要去恨一个死人。

    县城里的丧事，追悼会的阵势不小，因公坠楼，规模就更大了，想来是重要的部门都要出面的。乌泱泱站着一地的人，他们谁都不认识。鞭炮的碎纸片铺成一大片，奔丧的人们踩上去，都软绵绵地粘在鞋底。

    他们径直往里走，没人跟他们打招呼，似乎他们本来就应该出现在这里。陈空竹去看殡仪馆院落四周的花圈，都挂着长长的白色挽联，盖住一部分色彩艳丽的纸花。县委、县政府的两只花圈最大，一左一右像两扇白色大门，把进入灵堂的门挡掉大半，如此，灵堂里便光线昏暗。他们走进灵堂的时候，里面并没有人，只有刘玉勇的遗体躺在正中棺材里。棺材不是透明的那种，全盖住了，什么也看不见，大概跳楼，不，坠楼死的人，死相是很骇人的。棺材四周是颜色饱和的塑料花，棺材上方是刘玉勇的遗照。苏文不敢往前走了，便拉陈空竹出来。

    “冯媛媛那时可真好看，胸下面直接长屁股。”对着灵堂中央横幅上白底的七个黑字，陈空竹没来由地说起冯媛媛。

    苏文没接话，也看那字，“刘玉勇同志千古”。

    从灵堂出来，在殡仪馆门口找到签到处。苏文觉得其实没有签到的必要，他可不想刘玉勇的亲属对自己的名字产生兴趣，然后追索出那些往事。

    他问陈空竹：“你说刘玉勇会知道我们来了吗？”

    陈空竹说：“所以我们得签个到，这样他才知道啊。”

    苏文不答，他觉得这是个玩笑。死去的人都有在天之灵的，既然有在天之灵，也许是会知道人间的事情的。

    陈空竹兴冲冲跑去签到处，那里只有几个粗笨的小姑娘，自称是“刘玉勇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陈空竹再问，她们紧张地交代说，她们都是城建局的职工。今天算加班，是有加班费的——一个不太有心计的小姑娘坦言。陈空竹笑着告诉她们：“那过会儿我们再来，是十点开始吗？”她们就一起拼命点头，像是巴不得这个说普通话的陌生男人尽快离开。

    看时间，追悼会还要过半个小时才开始。院内的人越聚越多，他们都生活在这里，也许彼此间还有好几层亲属关系，可以无碍地说家常话。这都是苏文和陈空竹无法参与的。他们只好先走出殡仪馆，在县城的马路上逛。

    陈空竹说他想喝咖啡了，还说自己这辈子只对咖啡上瘾，现在他发达了。“上瘾是发达的人身上才会发生的事。”苏文取笑他。陈空竹原来是他们中间最穷的人。

    “喝个咖啡你那么多话，操，这破地方什么都没有。”陈空竹点了一支烟，骂道。

    苏文不抽烟，也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的确，他就是活得这样无趣。“你活得真没劲儿。”陈空竹总这样说他。苏文不在意，反正别人都活得挺有劲儿的。这世界上从来都不缺有劲儿的人。苏文的劲儿在二十多年前就被放空了，像针扎了的皮球，这些年里，他一直在扑哧哧漏气。

    殡仪馆的位置大概很偏僻，上午九点多，路上什么也没有。间或有些小楼，都蒙上黑乎乎一层炭灰，仿佛烟熏火燎了一百年。偶尔有条狗，悠哉地横穿过马路，绕道踱步去往路边的早点摊。早点摊上坐着几个同样常年被烟熏火燎的人，都端着硕大的碗，声音响亮地喝东西。也许是豆浆或小米粥，肯定不是咖啡。

    陈空竹锲而不舍要去找咖啡。他说，六点就起床，开了两个小时车，才到这个破县城，现在什么也比不上一杯咖啡更带劲儿了。“我觉得我撑不到追悼会了，困到只想找个地方躺一会儿。”

    他们走到早点摊，陈空竹竟真开口问人家有没有咖啡。

    正在专心炸油条的女老板，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他们，又把脸一扭。

    陈空竹穿一套笔挺的黑西装，装模作样地打了条黑领带，是标准的中介着装。苏文想，陈空竹这个房产老板总有本事把自己弄成房产中介的样子。

    女老板撂下夹油条的夹子，抬起右手指着一个模糊的方向，说：“直走左拐，有个小卖部。”

    “你饿不饿？”陈空竹问苏文。苏文摇头，但陈空竹还是买了一屉小包子，边走边吃。“刘玉勇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大学毕业又分回来，这么无聊。”陈空竹左顾右盼。

    苏文问：“他怎么死的？什么是因公坠楼？”

    “哦，他是去工地死的，检查工作吧？好像是。那是个什么纪念馆，然后他一脚踩空了，从楼上掉下来，直接就死了。哎，这种死法。”

    “跟冯媛媛一样。”苏文小声说。

    陈空竹说：“你知道从一楼跳下和从十楼跳下有什么区别吗？”

    “什么？”

    “我告诉你，从一楼跳下，声音是，啪——啊啊啊；从十楼跳下，是，啊啊啊——啪。”陈空竹分别学着两种叫声，自己笑起来。

    苏文也笑，虽然他们刚从殡仪馆出来，其实不该大笑的。冯媛媛当年从山上坠落，没发出一点儿声音。

    “她不会叫的。冯媛媛跌落的高度，相当于十层楼？不止，我猜有三十层楼吧，她连‘啊啊啊——啪’都没有。”陈空竹说，像是还在回味自己刚讲的笑话，又不全是，因为他这次没笑。

    “是的，她怎么会喊呢，她已经不能喊了。”苏文说。

    陈空竹吃掉最后一个小包子，随手扔了塑料袋，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神的，当年冯媛媛这么死的，现在刘玉勇也是，这两人是不是很奇怪？”

    他们已经走过了拐弯的路口，左拐，果然看见一家小卖部。

    苏文想去把塑料袋捡回来，他总是做这样的事情，虽然又觉得其实没用。捡回来又怎么样，扔进垃圾箱？塑料一样被掩埋，一百年都不分解；或者被焚烧，那更可怕，塑料化成有毒的气体，破坏地球的臭氧，融化南极的冰川，让海平面上升。所以，那个塑料袋是不是被扔进垃圾箱，对那些必然发生的事儿完全没有影响。

    小卖部卖速溶的纸杯咖啡，可以帮忙冲泡。陈空竹边泡咖啡边跟小卖部刚睡醒的老板娘打趣。

    苏文问：“你为什么不带个杯子？不要用纸杯。”

    陈空竹奇怪地看他，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他不会明白。他这些年做了多少这样的事，用掉无数的纸杯，扔了大把的塑料袋。他还盖房子，铲掉地上的树木和庄稼，建成空旷得毫无必要的别墅区。

    苏文简短地解释：“纸杯不环保。”

    “啊？我有没有听错吧？你是环保主义者？哦，对了，我忘了你那个研究院就是研究这个的。环保嘛。不过，我没带杯子，我总想不起来带杯子，再说，空气这么差、环境那么差，又不是我一个人用纸杯给闹出来的。”陈空竹大概被咖啡烫了嘴，吐着舌头呼气。

    “不是的，我不为环保。”苏文从没告诉过别人，他为什么拒绝使用这些东西。

    “不为环保？那为什么？省钱啊？我告诉你别省钱，你光棍一个，就别成天想拯救地球了。”陈空竹很不满。

    “不，不是，我不拯救地球，我是怕环境越来越差，冰川会融化，你知道冰川融化是什么后果吗？你不害怕吗？”苏文说。

    陈空竹嘟囔着：“还说不是拯救地球……”然后愣了一下，小心翼翼地问，“是跟冯媛媛有关吗？”

    “是的，她会被发现的，如果冰川融化，她会被什么人发现的。那地方那么冷，她掉下去会立刻被冻住，就像速冻食品一样，她不会腐败，她会一直是那个样子，哦，我不敢往下想，你肯定知道。”

    “是的，她会被发现，她头上的伤也会被发现……”

    “我查过的，说在那样的地方，她会一直保持死亡时的样子，速冻啊，太可怕了。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冯媛媛被发现，她还会是当年的样子，没有老，没有皱纹和白头发，但我们……”

    咖啡杯里升腾出袅娜的水汽，但他们已经喝不下咖啡了。

    “刘玉勇死了。”陈空竹仿佛想了很久，才想出来该说点什么。

    “他死了。”苏文也毫无必要地重复。

    他们握着发烫的杯子，往殡仪馆的方向走，似乎都有意放慢脚步。殡仪馆里挂着刘玉勇的大幅遗像，也许是仓促间找来的，反正死者的形象不是太端庄，眯着眼睛，似乎在盘算什么，但也足够提醒所有人这样的事实——现在，他死了。

    “天哪，我们在这里干什么？”陈空竹突然喊起来。

    “不是你非要拉我来这里的吗？”苏文说，“我们这些年又没什么联系，你为什么非要来？”

    “人都死了，来看一下，为什么不来啊？你以为不来，那些事情就会忘掉吗？”

    苏文说：“来了又怎么样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我们只认识那个死人，刘玉勇那个死人。”

    “我想，我们需要平静一下了。”陈空竹说，“其实我一直觉得，是他救了我们。不是吗？我们应该来，不管怎样。”

    “我总觉得，他死得很……怎么说呢？你相信吗？坠楼？”苏文说。

    陈空竹说：“天哪，我们都经历了什么，坠楼或跳楼，有什么区别吗？他真有可能跳楼，别人不知道，可是你知道，我也知道，他是有可能跳楼的。”

    他们回到车上，打开暖风，天气其实并不冷，比当年的青海暖和太多了。苏文说：“我只是觉得多活一天，都是赚来的。”

    “那你还过得这么没劲儿？”

    “你过得有劲儿？”

    “是啊，我有劲儿啊，因为我多活一天就是白得的，我得更有劲儿一些，要不这些年，我怎么这么拼？我现在更拼了，因为每过一天，我的时间就少一天。”

    “他，我是说刘玉勇，这些年到底怎么样？”

    “不是太清楚，就这样吧，在这地方待着，我看跟死了也差不多。”

    “你是不是看我的日子，也跟死了差不多？”

    “你？对，你也跟死了差不多。”

    “都得跟你一样赚大钱才行吗？”

    “你不理解我，别人不理解就罢了，你也不理解，我从冰山上捡了条命回来，就是要拼命活，拼命享受的。难道要我去跳楼吗？我可不像你，我说，你每天没事儿都在琢磨什么？”

    苏文的确每天都没事儿，只是他什么也不想琢磨，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看武侠小说。

    苏文问陈空竹：“你知道马月云吗？”

    “谁？”

    “马月云，你不知道，是古龙小说里的人，一个女的。”

    “哦，我不看古龙，她怎么了？”

    马月云的名字在古龙小说里只出现过三次，苏文说，她是古龙写过的最悲伤的人物。因为她一生都很平淡，有两个孩子，丈夫和蔼、木讷，小户人家的温存日子罢了，你以为她就是这样一个农妇。但有一天，她家的地道里出现了一位老者，她从来不知道自己家有个地道，后来她才明白，原来丈夫一生都只为一个使命——在地道的出口等待营救老者。丈夫也不知道这任务会出现在哪天，也许立刻，也许永远都不会。丈夫一生的沉稳和低调，都不过是伪装。

    “那又怎么样呢？”陈空竹问。

    “丈夫完成了使命，在地道口接应了老者。为灭口，他杀了妻子马月云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啊，然后呢？”陈空竹迟疑着。

    “没有然后，这就是农妇马月云的一生。”苏文说。

    “你他妈的给我讲这个故事，是几个意思啊？”陈空竹嚷起来。

    苏文没回答，他想陈空竹完全明白了马月云的一生——用一辈子的时间等待一件事情的发生、一个时刻的到来。所有人生都可以简化为这样的模式。这样一想，一生就变得平常了。不是吗？无论如何用力经营，不过是在某刻走向终结。马月云的丈夫如此，马月云也如此，冯媛媛如此，刘玉勇也如此，这世界上的每个人，莫不如此。他们也许十几年前就都会死掉的，像冯媛媛一样，一起葬身冰川，成为一锅的九个速冻饺子，永远也不被发现。他们现在的命都是白得的。这样一来，很多事儿就都不重要了，至少对苏文来说是这样。他在研究院从未调动过岗位，升迁的事也永远跟他无关，他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人们都这样看他。他无所谓，反正命都是捡来的，他已经赚了。

    陈空竹又问苏文：“你知道前阵子，《九个太阳》又火了一把吗？”

    “什么？”

    “你不看电视吗？”

    “不看。”

    “有个选秀节目，比赛唱歌那种，周晓鸥，就是那个光头，又唱了一遍《九个太阳》，那场他拿了冠军。”陈空竹说。

    “哦。”苏文点头，若有所思，其实，他只是不想再谈论那首老歌了。

    陈空竹说：“也就这样了吧，那歌好多年没听了，乍一听，还是挺好听的。”

    “那又怎么样啊？我们都逃不掉。”苏文一直这样想。

    “我看我们该进去了，既然都来了，是吧？”陈空竹说。

    六

    那一年十二月，青海的天气罕见地晴转过来。已经连续一个星期没下雪了，艳阳高照。冯媛媛的体力明显恢复，面色也红润起来，她甚至每天都在操场上跑两个来回。只是脾气变得暴躁，她对自己的病也不再隐瞒，反而还感到骄傲一般，因为“我都得绝症了，你们还不依着我吗？”——她的表情无时无刻不透露着这样的信息。他们待她倒是很好，处处照顾她，她的开水瓶总是满的，饭盒也不等她自己洗就有人抢过去洗干净。没人再提去无人区的事情了。

    快到年末，老梁准备烙饼，他们都到食堂帮忙。食堂有个水泥台子，但他们平时都很少在上面吃饭，总是打了饭回宿舍吃。

    刘玉勇和苏文、陈空竹说，能不能提前放寒假，提前回老家过春节。

    “你们想做逃兵？”冯媛媛说。

    “我们不是逃，只是商量。”

    “没商量。”冯媛媛正拿菜刀切面。刘玉勇连忙上前去，不让她动刀。白血病无法凝血。她轻轻放下菜刀，挪了两步，拿把小油刷，往捏好的面上抹油。她是个被嫌弃又嫌弃自己的小孩，抹了两下就扔了小刷子，又去缸里舀水，舀了满满一盆，不知做什么用。她大概只是不想什么事也不做。

    “我们要去无人区。”她突然对一盆清水说道。水面动荡起来。

    “还去？”他们异口同声地问。

    “当然，校团委都知道了，怎么能不去呢？”她迅速从无所适从里恢复，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这是校团委的回信，需要我念给你们听吗？”

    一张轻薄的红头公文纸，手写的回信，盖着校团委的印章：对所报之事原则上给予支持，但因未提前报批，无法提供专项经费。考虑事项重大，会纳入我校科研课题计划。祝有所收获，并提请服从安排，注意安全。

    “看，我们身不由己了。如果不去，就是欺骗学校，是要记过的。”她念完了信，小心翼翼装回信封。

    他们没法分辨自己是否会被记过，有人说：“不至于吧？学校不会让我们去送死的。因为没去就要记过？”

    冯媛媛冷笑：“怎么是送死呢？太悲观了。”

    刘玉勇想起冯媛媛说自己没有一年时间了，突然明白她的急迫。他们对死的恐惧，她一直在经历。他们只是担心去无人区一件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更巨大、实在的恐惧里。

    “你的身体，还是不要去了。”刘玉勇说。

    她瞪了他一眼，他手一抖，菜刀差点儿落在手上。

    “你们不要拿我当病人好不好？我就想忘掉这件事。学校是不会因为我们不去就给我们记过，不过你们的支教鉴定由我打分，当时学校交代过，这份鉴定虽然不进档案，但以后你们的单位会看见。也不是说去无人区就一定会死的。只是有风险，不过什么事情没有风险呢？有风险才有收获。”

    没人说话，沉默就是默许。刘玉勇说：“去一下就回来，也没事儿，对吧？”所有人面面相觑，如同一起在默默思考是否真的会“没事”。

    “我们没事，她能行吗？”

    “不行就回来。”

    计划在复杂的情绪中重启。每个人都不安，但表面上反倒是沉寂下去了，仿佛巨大的光球在眼前，但因为太庞大，他们反而选择视而不见。他们都没有预知后事的能力，所有的希望只寄托于侥幸，这也是年轻人惯常会有的心理，或莫若说成是懒惰。他们就带着这样的侥幸，再次决定开始在青海探险。

    陈空竹近来上火，嘴上一圈都是光亮的红泡，说话的时候，嘴就像蠕动的红色肉虫。他的父母在安徽，家境窘迫，支教所得的微薄补助刚好够他每月贴补家用，他便不再有闲钱可拿出来作为考察费用。冯媛媛的意思是要他们每个人都拿出当月的补助，攒起来作为这次考察经费。

    他说：“既然我没出钱，就不好再去了，而且还上着火。”

    冯媛媛低头沉思，还是看着那盆水，然后突然伸手握住了他的手。他想把手缩回，却不能，知道她暗中加了力气。“我这么个病人都去，你怕什么？我们不要你出钱。你别缩手，我又没得传染病。”

    刘玉勇猜想，如果有一个病假的话，就会很快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何况最有理由请病假的人，不是冯媛媛吗？

    有些事开了口，就收不住。这样的时候，等于大军已压境。她不能松动。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她一个人严防死守。

    陈空竹终于缩回手，叫着：“就是不去，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不在乎。

    这是要起义的意思了，三个女生看见希望，也叽叽喳喳附和，起义的队伍还有扩张的可能。她们说：“冯媛媛和陈空竹吵起来了！”“为什么？”“因为陈空竹上火。”

    “除非我死了我们才不去。”冯媛媛气势汹汹。

    陈空竹坐在凳子上，突然笑起来。

    他一笑，她就哭了。“反正我也活不长了。”她声音又弱下去了。

    有人连忙回宿舍，取了毛巾，又打热水略微浸湿，给冯媛媛送去。她不客气地接过，没有擦眼泪，却猝不及防，把湿毛巾远远扔向陈空竹，甩出的两滴水珠，在干燥的空气里瞬间蒸发隐匿。毛巾落在地上。

    陈空竹从凳子上弹起来，很像是被冯媛媛扔出的那半旧的湿毛巾砸得弹起来了。在他们都还没有意识的时候，冯媛媛已经被陈空竹反拧了双手。起义军首领，生擒了女王。几只过冬的麻雀接连贴着地面掠过，擦起的粉尘飞舞起来，将他们都环绕在一片迷蒙里。

    她突然放松了，让自己就像那一团毛巾般，柔软地落在地上，蜷成一团。陈空竹的力量似乎因失去回应只好松弛下来。她就这样抱着两腿在地上蹲了很久，只流泪，一句话不讲。

    “你干什么？”刘玉勇拉陈空竹，用眼神暗示陈空竹道歉。对男人而言，动手的行为毕竟不体面。可是陈空竹没有道歉，他甩开两臂，气呼呼去了厕所。他嘴上的火泡已经连续破掉了，还有溃烂的迹象。陈空竹留下的话是：“你行！”

    一次起义就这样被平息了，起义者终被招安。陈空竹后来对此的解释是：“她挺可怜的，不如就随她，好男不跟女斗。”

    三个女生失去支援，无法形成气候，也开始默默筹备，将最厚的衣服打包，交换各自私藏的维生素片，并很务实地开始讨论如何洗脸等现实问题。既然局面无法扭转，不如多做准备。只是她们对冯媛媛开始敬而远之，哪怕她有白血病，她们也不再对她有同情。女生们擅长冷战。她又开始自己洗饭盒。

    冯媛媛看上去并不在乎自己被女生们冷落，她大体心情愉悦，对她们示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叮嘱每人应带的物品，发放印有地形图的油印纸——她通过县政府的油印室弄出了这些浑黄的纸页。她不再表现自己是个病人，也不让人提起和白血病有关的任何话题。她说：“对病人，最好的就是忘掉得了病。”她还说：“什么考察，其实都不用当真，我们就当去玩儿一趟，不需要理由。”她不应该是想去“玩一趟”的人。但她的这些话，却放松了连日来的紧张气氛。想着要去玩儿一趟，虽是不那么稳妥的目的地，却也有稳妥的乐趣。都是年轻人，他们很容易想开。

    七

    欲速则不达——小范第一次听这话，是刘玉勇说的。他当时觉得这意思真好，刘玉勇说话很少，偶尔讲来的，都是这种让人想半天的东西。小范开快车的时候，想想“欲速则不达”，不知怎么就下意识松开油门。当然，如果在城里开车，想快些也实在很难。每条路都被挖开，时时处处都堵车。小范本是急性子，堵车多了，急躁就变味儿，像放久的馒头，窝在肚子里，散发不出，只好一咽再咽，然后满肚子都是恶气。体会到这种感觉后，小范才明白，刘玉勇也像总有些什么事儿在肚子里翻滚。小范一开始理解为，他的工作多，要考虑的事儿自然比自己多，虽然小范认为自己要考虑的事情也很多。后来小范又觉得不是，工作只是烦琐，思考起来会皱眉头，却不会像刘玉勇这般，看上去既没想事情，而脑子里又像塞满了东西。

    初见刘玉勇时，小范还有点儿怕他。怎么说呢，这人太严肃，话少，简单吐几个字，也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一段时间之后，小范发现他人其实并不厉害，“不怒自威”——这话小范也是听刘玉勇讲的，他在车上接电话，小范恍惚听见，过后就问刘玉勇是什么意思，小范还是个好学的人。刘玉勇解释了。小范听明白之后就说：“局长，您就是不怒自威啊。”

    刘玉勇说：“我不怒也不威吧？”

    “真的，局里的人对您评价都很好的。”

    刘玉勇却没回答，他们在车上的时候，小范说的话经常没着没落地被搁起来。总是刘玉勇不接话，小范也不好再讲。

    刘玉勇死后，几个“又怒又威”的人找小范做笔录。小范其实已经不打算在城建局干了，他又不是本地人，在这里的一年，他觉得把一生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又遇上这样死人的事情。昨天，再开那辆捷达的时候，他总觉得后排座位上的人还在，他知道自己没法再干司机的活儿了，也没人需要他再干下去了。只是要去哪里，他还没想好。何况总得等追悼会后，他才能离开吧。

    小范以为那几个人是公安，看上去又不太像，倒像是刘玉勇那种干部，一板一眼地问话，要小范说一下星期三那天的情形。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小范说，那是普通的一天，堵车，刘玉勇在中心广场的十字路口下车，说走过去更快。

    而小范自己，一直堵在那个路口，把车上那盘CD从头听到了第七首歌，肯定是第七首，因为他最喜欢那首歌：“我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看见你们有多甜蜜……”

    “别唱了，继续说。”

    “有救护车过，但过不去，好在最前面那几辆杵一块儿的车已经腾出地方来了，我们就都能过去了，救护车要紧啊，别的车都让道，我也让道了。这时，街上有人跑着传话，说前面有人跳楼了。我还不知道是他，只想着不管谁跳楼，都是造孽啊。”

    小范没能提供更多的信息给那些人。他坐公交车回住处，经过纺织纪念馆，那里的工程好像停止了。回到租住的房内，发现内裤已经全湿了，是紧张得。他想该去洗澡了，又感到全身无力，趴在床上愣神儿，想起老家，想起小玉儿的模样，圆脸上红扑扑的两团，喜庆得像是带露水的果子。他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

    如果不是为小玉儿，小范不会出来打工。村里外出打工的人虽然多，但村里的日子并不难过。是小玉儿要出来的。她既然要走，他就想，她出去打工，别把心思打大了，打大了的女人心，可就留不住了。他也就跟着出来了。他们本想去北京的，如果当初真去了北京，现在该是不一样的日子了。

    可是也怪自己，一开始就不应该答应那女人。他知道她是县长的妻子，古时候该叫县太爷夫人吧。她头发很长，卷着，几乎盖到屁股了，人也丰满，眼睛斜着往眼角上长去，看上去有些凶悍。

    她问他会不会开车。他说会，早就学过，他们村里已经不种地了，都种果树，来钱快，有钱的人家就买车，为运果子方便，年轻人就都去学车，想着将来总会用上的。没想到，真用上了。

    她说介绍他去当司机，工资之外，每个月再多给一百块钱。

    他没听明白：“为什么要多给钱？”

    “我私人给你的，就当帮我忙。”她说，神情却是一副“你还有别的选择吗”的意思。

    “帮什么忙？”他问，其实他的确没有别的选择了，如果他还想再见到小玉儿的话。

    “你给一个局长开车，看看他有没有事儿。”

    “什么事儿？”他觉得跟她说话很费劲，虽然她也是南方人。

    “就是犯错误的事，行贿受贿、搞女人什么的，当然还有别的，比如跟什么人来往。”

    “为什么？”

    “你不看电视吗？”

    “看啊。”

    “那你不知道现在电视上都在说反腐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还想不想找到小玉儿了？”

    “想啊，太想了，只是我不懂。”

    “你不需要懂，只要听我的就行了。”

    “你会帮我找小玉儿吗？”

    “小玉儿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她就是跟别人跑了，我肯定帮你找到。”

    “她不会跟别人跑的。”

    “行了，还是个情种。我跟城里城外所有美容院老板都熟得很，连附近几个县都是，她还能做什么啊？肯定还是给人做美容啊，她只有这门手艺是不是？我可以帮你找到。”

    小范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小玉儿本来在美容院打工，打着打着，竟然失踪了，小范怎么也找不到她了。美容院老板说她跟人走了，“白教她手艺了，翅膀硬了就飞了”。

    小范始终不相信小玉儿会跟别人走，她在这里不认识什么人。当初他们来县城打工，只是因为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人，那人说能给他们俩都介绍好工作，他开出的工资价格实在诱人。只是到车站后他们才发现这里根本就不是北京，离北京还有一百多公里。他们都后悔了，那人却说：“先学手艺，再去北京，你们这样去北京，什么都不会干，只能去工地搬砖，怕都没地方要的。”

    他们觉得这话有道理，就决定先干一阵儿再说。

    小玉儿就在一家美容院学手艺，三个月后，人就没了。美容院的客人又都是女人，她能跟谁走呢？县长妻子是小玉儿的顾客，小玉儿似乎很喜欢她，那时总是告诉小范，县长妻子多么照顾她，每次来美容都只点名要她做。小范那时当保安，看不惯小玉儿这样得意：“那你也只是给她服务。”

    小玉儿失踪以后，小范每天就去美容院闹着要人，有一天就碰上了县长妻子。美容院老板急着赶小范出去，被她瞧见了。她挥手示意小范跟她走，小范就盯着她的长卷发，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走着走着就到了一家兰州拉面馆。

    她坐下来，点了一碗面，开口就让小范别再去闹事了：“当心人家打110，把你抓起来。”

    “我打110报警找人，人家也不管啊。”

    “她又不是失踪，只是不要你了，我知道，她跟我说过要去北京的。”

    小范就觉得小玉儿没说错，县长夫人是好心人。可是小范不去美容院，又去哪里找小玉儿呢？他已经不做保安一个月了，县城马路的每块地砖，他都恨不得挖起来，好像小玉儿会藏在里面一样。他想去北京找，又没钱。想来就哭了，拉面还没吃完呢。

    县长妻子——现在她让小范叫她郑姐——就说：“没事儿，我帮忙。”

    他当场就给郑姐跪下了，她倒是吓得不轻，让他赶快起来。“成什么样子？”她说。

    可是，他该怎么感谢她呢？他掏空口袋，刚好够付自己没吃完的这碗面钱。她不要他付钱。

    郑姐要的东西却更多。

    八

    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是出发的日子，也是西方的平安夜。冯媛媛认为是好兆头。按计划，元旦后他们就回来。天气预报这段时间也是晴好为主，无大风雪。十天的考察时间，是冯媛媛仔细考虑和计算得出的，依据食物和水在皮卡车厢所占据的空间。

    老梁送他们出发，叮嘱说：“有什么不对就回来，我包饺子等你们。”又给男生们每人发了一支烟。老梁自己平时只抽烟袋，香烟是他的珍藏品。

    出县城，道路先是笔直的沙石路，两条车道宽，两侧均可望见略呈弧形的地平线。天地交界处如此看来，似乎并不远，但这只是视觉假象，因为地球是球形，人的视线便有了终点。一望无际是一个虚假的词。

    沿路几乎没有车辆。路面上，沙石潦草铺就，没经过轮胎的重复碾压与梳理。皮卡车不时重重颠簸，有个女生差点儿掉出车厢。他们换了位置。车厢里的六个人都坐到里侧，物品和帐篷挪在外侧，再用绳索固定，防止跌落。冯媛媛和陈空竹因为都是病人，得到坐进驾驶室的待遇。他们曾经针锋相对，此时，至少表面上看已无芥蒂，也不知是否刻意地对彼此热情，以弥补曾经的莽撞失礼。

    天空越来越低，也可能是他们开始走向海拔更高处。天气晴朗，寒冷只是一种虚弱的存在，还不足以侵蚀内心的热情。

    汽车摩擦沙石的声音，像滚滚涛声，那涛声升起来，又散逸成风声，风声灌进车厢和耳朵，变成流动的浓稠液体般的东西，让他们再难分辨彼此的话语，只能看着别人干裂的嘴皮，或唇上暗黑的火泡遗迹——干燥让每个人都不断地经历着上火的痛苦。

    出发时的兴奋过去，心跳复归平静，各人似乎都陷入心事中，安静被彼此赋予。道路却随之曲折，雪山出现，先是低矮的，随后道路开始错乱。翻过这座山，就进入无人区了。这山也是一道门，世界与非世界的门。门这边是常识，门那边是非常识。也是时间的门，进入这门后，时间就停止了，此后多年的时光，只是重复旋转的陀螺，任尔东西南北、气象万千，也不过终回到这时间之门。

    一只黑色大鸟从车前飞快掠过，刘玉勇紧急刹车，结冰路面，汽车侧滑，车辆看似将冲出道路，眼前只见一尺高的冰层。但倏忽，峰回路转，皮卡回到路中央。又是一段直路，只可见远处弯道积攒到一个点，像菊花花瓣散开，再拧回一处——那就是山顶，位居高处的目标。

    惊魂未定的众人很快察觉，黑鸟出现后，耳边那黏稠液体般的轰鸣逐渐沉淀甚至消退了。另一种寂静开始主导，他们进入冰山。

    车速减缓，车厢里六人的身体不时向同一侧倾倒，这就是在过弯道。沙石隐退在白雪下，雪下应是冰层，也不一定。那看上去是雪的，再看一眼，又觉得其实已经凝结为冰。这一眼与下一眼之间，实实在在离开几米远的距离。冰层终年不化，因为这里不存在时间。

    车厢唯一敞开的这方，是摄影机镜头、电影银幕，他们借此方形天窗，窥视世界，移步换景。只是这镜头边缘并不固定，总在有节奏地鼓动。风是鼓槌，敲打得编织布的边缘起伏波动，如裙摆上的荷叶花边。

    刘玉勇的车技似并不如他形容的那般熟稔。对他而言，夸耀自己开车是“童子功”也非夸张，只是性格使然——那种总也不以为然的性格，觉得凡事皆算不得严重。日后，他以此为罪孽，因为“妄言”之罪，如出家人说不打“诳语”。

    那只掠过车前窗的黑色大鸟，似乎并没远离。待皮卡车爬行上山，曲折来回后，黑鸟的踪迹竟又近在眼前，只是比上一次更贴近，也更显庞大。

    黑鸟俯冲而来，似从天而降的陨石，又比陨石更具破坏力，因它还有展开的双翼。冯媛媛呼叫着：“鹰！”

    学动物学的小郑坐在车厢最靠近驾驶室的座位，他两手推了推眼镜腿，从容地说：“应该不是鹰，是鹫。”

    那个“鹫”字还未完全吐出，这边的黑鸟已贴近车厢编织布临时搭建的顶篷。车内几名女生立刻发出尖叫，那不知是鹫还是鹰的诡怪动物，反被这齐声的叫喊惊扰，翅膀猛地一扇，转换方向。眼见得一道黑色闪电灌进车厢。

    女生们不约而同挥手，试图驱赶这鬼怪，当然无用，车辆与鸟均在运动中，绝对运动，却是相对静止，除非某一方改变既定路线。

    后车厢的骚乱，干扰到驾驶室内的平静。刘玉勇听见黑鸟扇动翅膀钻进后车厢的声音，像极了标枪扔出手之后，那长杆与风相刮擦，漫长的一声嗖，减弱，随即又是漫长的一声嗖——是穿刺空气的声音，也是速度的声音。速度终将繁衍出漫长的距离，距离代表投掷的胜利。

    这一次，距离却不是胜利，而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急弯。黑鸟撞击在车厢一侧，鸟爪在编织布上留下三个破洞，犀利的光线如亮剑刺入车厢。

    有人反应过来，喊：“停车！”

    指令的发出，已落后于事实本身，皮卡撞上冰山内侧，这是被动的停止。

    众人惊心动魄，好在车辆没有转向另一侧的山崖。

    这一瞬间，那黑鸟反而得到解脱，它总算冲出了编织布的牢笼，直飞上天，只在他们的视线里留下一线黑色，犹如白纸撕开一道裂痕，隐约可见其下的暗色疮口。

    劫后余生的叹息。他们心绪未定，又很快发现，车厢外侧的几包物品，还不知是几包，在刚刚的撞击中被甩出了车厢。

    “幸好被甩出的不是人。”出发时本坐在车厢最外侧的女生满眼含泪，为自己庆幸。

    刘玉勇从驾驶座下车，转到驾驶室另一边。这边的车门紧靠山崖，已经无法打开。陈空竹、冯媛媛随后也从驾驶座一方下车，后车厢众人只忙着查看损失。

    总共三大包的物品失落。捆绑本经过细心检查，应当牢固，然而途中更换座位，将物品移至车厢外侧时十分匆忙，只简单系个活结。那系活结的绳索，眼下还留在车上，一头系在车厢的钢板上，另一头的结已散开。以为绳索越粗就越牢固，却忽略了越粗的绳子打成的结就越容易散开。有人推测，是那只鸟，是那鸟的爪子钩开了绳子，活结嘛，一拉就开。

    “那几包是什么？”冯媛媛问。众人摇头，打包行李的事情由冯媛媛操办，这里没有人比她更清楚那几包东西是什么。

    “不管了，先找找，没准儿就在附近。”刘玉勇说。

    说话的同时，他们已经发现，那几包东西滚在雪地上的轨迹。望过去，轨迹横穿过路面，断掉了，又在另一侧的雪地里重新出现，再看，线索彻底断掉——它们滚落到山崖下了。

    刘玉勇走过去，在崖边探身一看，倒吸一口凉气。

    凭借掷标枪时对距离的直觉，刘玉勇判断那三个红蓝格子编织布的大包，应在山崖下几百米外。它们还连在一起，大约将它们维系在一起的那个结，还是个牢固的死结。

    坡地在此处突然陡峭。积雪里留下它们滚落的痕迹，先是几个大坑，像巨兽的脚印，随即脚印渐密，终连成一线。不，不只是线，比线更粗，是一条沟渠。沟渠顺直而下，未遇任何障碍。这沟渠的终点，就是那几包东西，看上去只一丁点儿大，如雪地里开出一朵红蓝色的三瓣花。

    “都是吃的。”冯媛媛说，“红蓝格子的包里，都是吃的。”她自言自语地重复。

    刘玉勇飞快地回到车厢前，把剩余的几个包轮番拎起来：“所有的吗？我们所有的吃的？”

    冯媛媛说：“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所有的吃的都在红蓝格子的包里。”

    “你把所有吃的都放在一个地方？”刘玉勇回身问。他在车厢里翻找时发现帐篷还在，各人的行李堆在车厢内一处，一些杂物、一把铁锹绑在座位底下，还有塑料水桶、煤油灯、煤油瓶……都不能吃。

    “不是，我分在三个包里了。”冯媛媛为自己申辩。

    “刚好那三个包都丢了？”刘玉勇突兀地举起右手手臂，又不明白为何，大概只是他投掷标枪的习惯动作，于是又放下。这动作透露出了沮丧。先前他还有愤怒，但愤怒无用，对冯媛媛发泄愤怒更是毫无道理。他应该愤怒的是那只鸟，鹰或鹫，而不是站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的同伴。有人指责捆绑行李的人办事马虎，却没人记得是谁打了那个活结。

    有女生率先讲出要回去的话：“去不成了。”“是啊，现在还来得及，天黑前还能赶回去。”像是恳求，语气却迫不及待，因为这话合情合理。

    冯媛媛只轻声叹口气：“啊。”

    “回去吧，没吃的，去了也得马上回。”

    “今天运气不好，遇上这事儿。”

    “就是，我看是天意，那鸟儿不是天意吗？”

    “就是啊，走吧，走吧。”打道回府，失落自然也有一些，却不严重。去无人区的事情一波三折，眼下似乎终该有个了结。

    女生们已率先坐上了后车厢，又被陈空竹叫下来，说：“不行，你们先下来，我们还得先把车弄出来。”

    皮卡车头右侧已冲进雪堆里，陈空竹去车厢里拿铁锹，那绑铁锹的绳子却系得死死的，他无法解开。“该绑的东西没绑，不该绑的东西弄这么紧。”他蹲在后车厢抱怨着。

    冯媛媛突然想起什么，说：“不，我们没必要回去。”

    “你疯了？”刘玉勇说。

    她说：“不是，真的不用。我听老梁讲过，翻过雪山，还有一个村子，过了那个村子，才是真正的无人区，我们可以在村里找到吃的。”

    未等她说完，有人嚷起来：“我不信，雪山那边怎么可能有村子？不信，不信。”

    “如果没有村子，为什么要修这条路？”冯媛媛反问。

    “有路就一定有村子吗？你编个瞎话骗我们去送死。”

    “是啊，那是个什么村子？里面万一是那些杀人抛尸的人怎么办？”

    “没吃的怎么去啊？要打猎吗？我可干不过牦牛。”

    冯媛媛说：“我们说好要去的，怎么是瞎话呢？我真的听老梁说过的。”

    “天哪，你不能这样，这不是玩笑，这是送命的事。”女生们带着哭腔。“是啊，那地方有杀人抛尸的事情，也是老梁说的，你为什么不提？”

    冯媛媛没哭，神情却是胜利在握的傲慢，像被偷袭的动物准备绝地反击。她两眼放光，光里闪耀着生死之外的凶残。她不求生，她只是想做一件事。对其他人来说，都有无数方向解脱，她不能，她只有一个出口。

    “要去你自己去，我们不去。”刘玉勇甩出一句话。

    陈空竹拿到铁锹，准备着手清理埋住车头的积雪。

    是的，无论前进还是后退，他们都需要这辆车。分裂的集体再融合，纷纷着手清理车辆。只有刘玉勇手里抓着一块石头，刚才半路停车捡来的。书本大小的石头被他两手轮番抛起。石头跃起，只几厘米，又落入另一只手心。这让他看上去像是在思考，又好像只是焦灼。他刚刚讲的话，是要将冯媛媛驱逐的意思，但他们都清楚，没有人能在这里驱逐另一个人。

    苏文看准一个无人留神的时刻，悄声问冯媛媛：“为什么非要去？先回去，以后再来，还有机会。”时间有限，周围都是同伴，他只得长话短说。

    她蹲在车前，红手套插进白雪里，触目惊心的艳丽。她掏出一捧雪，扬手甩出去。雪花扑簌簌，迅速落满他们的肩。

    “现在的情况是，我本来可以去，却不能去。而原来的情况是，我本来就不能去。”她说，“当然是比我本来可以去却不能去的情况更糟糕。”

    “可是你以后可以去啊。”

    “我只有这一个愿望了。”

    “以后，过几天，一样的。”

    “我没有以后，我最多只能活一个月了……”她说。

    “但是，我们都有以后！”刘玉勇喊道，他不知是何时出现在苏文和冯媛媛身后的，也许他终于想通，也准备帮忙挖雪，无意间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你不想活了，不要带着我们去死。”

    “我怎么带你们去死了？我做这些不都是为了你们吗？我又不是为我自己，我都是要死的人了，我还计较什么？你还说什么我要去自己去，我还就自己去了，我计较什么？”她说。

    “你计较太多了！”

    “刘玉勇，还有你们，我告诉你们，必须走，不能回去，你们要走你们走，除非我死在这里，我才跟你们回去！”

    苏文劝：“别说死了死了的。”

    刘玉勇又无意识地举起右手，还是投掷标枪的习惯动作。冯媛媛抢先一步上前，拉住他肌肉发达的胳臂：“还要打人哪，来啊！”

    刘玉勇手里还握着那块石头，是黑色的，被他认为有可能是黑皮玉原石的石头，书本大小。被冯媛媛拉扯住手臂，他才感到这石头的分量，无比沉重，这意味着里面可能真的是一块黑皮玉，只是在原石被切开之前，没有人能确认。“放手，你这婆娘疯了。”冯媛媛看上去正让自己整个吊在刘玉勇的手臂上。他本来可以把手臂放下来的，但她抓住他，两种力量相平衡之后，他本能觉得她要去抢那块石头。她看起来真是疯了，举着两只手，去抓那石头，她当然是够不到的。他的意识里，也就直觉不能放下手臂让她拿到石头。

    他们急忙上前去拉开他俩，却让局势更混乱。她用了死力要攫住他，就像之前抓住陈空竹的手一样。

    石头从刘玉勇右手飞出，他感到一阵轻飘飘的风灌进他一直用力握紧的手心。石头砸在她后脑处，又噗地陷进雪地，它可能确实是一块价值不菲的黑皮玉。

    她突然松手，刘玉勇的胳臂失去她的力量制衡，反倒又往上冲了冲，她却向后倒下。几缕红色的血从发根缓缓漫延而出，落在雪地里，化作乌红的点点。血融化了周边一小圈一小圈的雪，雪水再混进血里去，那乌红就转淡了，竟又凝结起来，像雪地里埋下一个个粉红色果冻。

    九

    二十多年后，刘玉勇试图回忆冯媛媛的样貌，但能想到的，只是一枚枚果冻状血块围绕的人形雪坑。红色液体逐渐填进，像钢水注进模具，再定型。这些年间刻意忽略的记忆，如不断冲泡的茶水，终于淡薄至透明。

    刘玉勇从车窗看出去，所见却是与记忆完全相反的拥塞景象。拥塞中不时有密集的文字凸显出来，如活字印刷术中的字模：春华超市、扬州修脚、金泰福家常菜、德威治大药房、配钥匙配门卡、汽修五金专营、饮料电话卡、自行车补胎充气……不用再看过去，他也知道，往前，会出现五种颜色的金星幼儿园，蓝色字是电信营业厅，深红和金色的是周大福珠宝专卖，大红镂空的是红星运动鞋，白底黑字的是纺织纪念馆……他在县城里几十年的生活，分摊于一个个店面招牌上，像中药铺的小抽屉，打开一个，就出现一味药，就有一种滋味。一味药解决一个问题。他此刻需要的药，在哪个抽屉？

    捷达仍未通过中心广场十字路口。穿荧光背心的交警在车海中来回奔走，却收效有限。排头的车辆也想退让，只是退无可退，因为后面也有车，车后还有车。这是环环相扣的机关，如贪吃蛇游戏，牵一发而动全身。每辆车都想更快些，想尽办法再往前一些，终于没有余地，再不能回头。不能回头的时候，还来得及吗？刘玉勇感到悲观。

    他曾以为天无绝人之路，对凡事都不以为然，因为总可以化解，最次也还有时间，时间总可以化解任何事。这世上死去的人比活着的多，所以活着的人都是有余地的人。有余地就总有机会抽身退步的。可是想退步的时候，身后真的还有余地吗？

    车窗外的景象，简直密集如一盘杂烩的剩菜——陈旧的菜色和纠缠的形态。他眼前出现了星星般的光点，像汤里的油，一团团，漂浮、晃动着。太阳很刺目，时间是上午十点。冬日斜阳的角度，刚好拦截人的视线。眼花缭乱，他想，是不是就是自己现在的感觉呢？“缭”这个字，又是什么字体和颜色呢？

    他不再看窗外，低头翻检手机，下意识打开通讯录。手机通讯录也是一个个小抽屉。联系人的姓名分列整齐，是数码时代的排版，自动对齐、按姓氏首字母排序，几个大姓，陈、张、王、李……各自列下长队，仿佛等待点名的士兵。那些名字，有同事、亲属，各单位认识的、不认识的、似乎认识又似乎不认识的人，还有见过一面交换电话号码后再没联系过的人，物业、水管疏通工、儿子的班主任、洗衣店……

    光斑仍在他眼前，像电视剧特效画面——白娘子双手合十，酝酿发功，手指上闪烁光团。光团变形、拉长，又长出两只脚，化身人形，是多年前青海无人区那个人形雪坑。

    他下意识抬手，想要驱赶什么。小范见他挥手，以为车内有异味，就按下车窗控制钮。车窗徐徐落下，吵闹声迅速涌入。他的耳膜也膨胀了，似乎光团钻进耳朵，又宛如黑色大鸟在耳朵里扇动翅膀。

    他开车门，下车。

    小范从前车窗疑惑地看他。他简单解释说：“我不等了，走过去更快。”小范无奈地瘪嘴。

    刘玉勇沿上班的路，在汽车之间的夹缝里穿行，遇到后视镜，必要侧身，但仍时常被后视镜绊住，引来车主责骂。他毕竟心不在焉。

    他觉得自己也随那光斑飘起来了。正左右侧身、费力穿越汽车迷宫的不过是另一个肉身。真正的他，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四周都软绵绵的，是雪吗？真舒服啊。

    她攫住他的胳臂，用了死力，却不是往下，而是往上，这一次，她带他飘起来，她说：“还要打人吗？来啊！”又说，“还要杀人吗？”

    他张口，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都是她的声音，一声声叠加，最后只剩下两个字：杀人。

    杀人——白底红色字，黑体，加粗。

    他感到自己又突然落回地面了，低头看见穿了三年的黑色人造革的鞋子正踩在人民东路的街沿上，鞋面上蒙层薄灰，横向蔓延有几道裂痕。

    他杀过人。

    她死了。然后呢？是一片死寂，厉风变得轻柔，温柔地抚弄凶手。

    “快止血。”苏文最先叫出来。他脱了外套，盖在她头上。

    “没用的，她有白血病。”有女生说。

    “她会死吗？”

    她的眼皮似乎还跳动了两下，睫毛上落有白雪，也像泪。泪被血液冲开，她很快成了京剧丑角的样子。苏文摇晃她，她也跟着晃，血一直在涌，整件外套都变了色。

    陈空竹去探她的鼻息，又去探脉搏。

    “她死了吗？”他们互相询问，谁也不知道答案。女生们开始尖叫，也不知该做什么，纷纷用手盖住张大的嘴，又去蒙眼睛，最后，她们干脆把脸也蒙住了。

    风突然大起来，刮起一层雪花，好像要将所有的痕迹覆盖。这是一种提醒。在瞬息万变又永恒不变的时间之门内发生的任何事，都不过沧海一粟，终将被更磅礴的力量淹没。

    “怎么办？怎么可以止血？”不知谁在问，也没人回答。

    “死了，我想。”陈空竹站起来，说道。

    刘玉勇觉得自己快冻成冰雕了。苏文还把外套压在她头上，却不敢去看她的脸。他抬头，轮番去看每个人，好像希望得到什么答案。

    “她踩上去了，那不是冰，只是一层雪，她掉下去了。”他们反复背诵这句话，预备讲给见到的每个人听。他们一字不差地复述，从未有过差错。

    “她踩上去了，那不是冰，只是一层雪，她掉下去了。”刘玉勇喃喃自语，却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都门儿清。”

    他一惊，循声看去。“春娟美容美发沙龙”几个字下，卷发女人正叉腰打电话，声音很大，像吵架：“我都说过了，我们这儿签了三年合同，现在突然要拆，一分钱都不退。……是啊，改造归改造，我听说还要改造成什么鞋城，我不管你改什么，但你收了房租总该退的啊。……按合同办事，他们猫腻多着呢，以为别人都傻，可以瞒着。……是啊，我坚决不走，我肯定是最后的钉子户，他们瞒得了一时，还瞒得过一世去？真瞒得过一世去，我就服他，奶奶的……”

    他不想瞒一世，没想过。他从来想的是，重新再来，凡事不都有余地吗？他还可以弥补。回县城工作后，他资助了两名青海的学生。一开始是老梁介绍的，后来老梁也病死了，他就自己找需要资助的学生的线索，再后来，也不只是青海的学生了，只要有捐助的信息，他都捐，也不留名。他一开始还把单位每年发的年货寄给冯媛媛老家内蒙古的家人，他不敢在发件人处写真名。有一年包裹被邮局退回，说查无此人。包裹退到单位，收发室写了招领通知，他看见了，不敢去认领。他想冯媛媛的家人去了哪里？也死了吗？他希望他们好好地活着。

    车流在他身旁缓慢挪动，好像濒死的大型动物迈不动沉重的腿。那次之后，他再没开过车。当局长后，他摸过一次方向盘。司机中途去加油，他坐上驾驶座，感觉就像触电，又立即退出来。他的妻子提前病退回家，他没像别人建议的那样，用城建局局长的身份为她在地产公司谋一份只领薪水不上班的工作。妻子有很多埋怨，不是因为他的做法，而是因为他从不解释。就是这样，所有好事他都不配了。他无法解释。

    也有那种特别想说话的时候，他就去县城边的古庙。可后来他发现，那里的僧人都是职业化的，白天去寺庙上班，晚上开宝马车回家。他无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看电视，很羡慕国外那种偏远的小教堂，那些人可以把一辈子的话都说给上帝听。葛优在哪部电影里，就跟小教堂的牧师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

    刘玉勇不再开车，苏文开车带他们从雪山下来。那是怎样的山啊，是山，好像又不是山。苏文刚学会开车，不熟练，只穿件毛衣，两眼死死盯着挡风玻璃，红得像狼。刘玉勇坐在冯媛媛曾坐过的座位上，觉得两只脚都不存在了。真冷啊，明明是正午，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刻。他哆嗦着，将那块书本大的石头抛出车窗。那肯定是块黑皮玉。石头抛出去后竟是悄无声息的，仿佛它从没落地一样。

    刚刚，他们把她抛下山崖的时候，她的坠落也静悄悄的，仿佛从来没有落地。那地方，难道是无底洞？两山相抵形成的狭窄缝隙，是一道撕裂大地的黑色伤口，任何东西投进去，都迅速被吸纳，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回忆自己在专业课上学过的东西，试图判断她的去向，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大脑与那世界同样苍白。之后，是清理雪地上的血、车上的血、每个人身上的血。一个人身上，为什么会流出那么多血？

    “一条命和九条命，所以，只能这样。”陈空竹拍他的肩，他回头，看见的却全是人影，密密麻麻、重重叠叠。再望，都是死人。所有的事都有余地，只有死人的事，没有余地。

    “她会害死我们的，她本来就有白血病。”陈空竹说，伴以无可奈何的叹气。他想陈空竹只是为安慰他。他刚刚也差点儿从山崖上跳下去，他们拖住他，把他按在雪地里。“想想，想想”，很多声音重复着。

    处理尸体和统一说法，是他们共同的决定。冯媛媛不能再开口说话的时候，决定做得极为容易，没人有异议，异议者已不能发言。

    “她踩上去了，那不是冰，只是一层雪，她掉下去了。”苏文说，并让每个人都重复一次，一字不差。

    “必须镇定了，真的，你这样，我们都会完蛋的。”陈空竹也说。

    二十几年后，刘玉勇依然能把这句话一字不差地复述。可是，其他七人呢？这是虚假的供词，宛如“一望无际”一样不可信任。可他们依赖着这句话，抚慰彼此。誓言成立了，他们一直背负它，无论它会不会越来越沉重。他想起五年前，那次在北京簋街的聚会，八个人只来了四个。他当然去了，他必须确认其他人是否还在坚持，但有四个人没来。为什么没来？理由可以很多，最大的可能，也许是他们不再坚持，然后终将放弃。

    冯媛媛牺牲了，大学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所院校从没有过为科学考察牺牲的先例，冯媛媛是第一个。她被追认了很多荣誉，全校师生都去听冯媛媛先进事迹报告会。只是那些报告会与她无关——她在冰山下，冰冻、结晶，连同她的白血病一起。

    刘玉勇已经走到纺织纪念馆门前，死盯着牌匾上五个白底黑色的大字。县城纺织厂解体后，办公地址改建成纪念馆。工程从去年夏天开始，现在已一年半。十层的楼馆，只剩下外立面没有完工。楼上几层的绿色防护网被拆除了，露出半截灰玻璃墙面。下面七层，以后会是县城自主创业基地。纺织纪念馆其实只占上面三层。纪念，是为那些消亡的东西，新兴的生活却被消亡的东西覆盖——这是要一直被死去的东西压住啊，他想。

    他掏出手机，看小范的信息。“那些人又来电话，说今天下午最后一次常委会。我还堵车，怕耽误您，所以先发短信。”

    是宋体，小五号，手机上显示成四行。他反复读。这个上午他突然陷入文字和语义的困惑里。什么意思呢？最后的通牒？“怕耽误您”，耽误什么呢？其实那些人不需要这样的，他想。他能决定什么呢？眼前玻璃幕墙的楼，像个古怪的玻璃瓶子高耸在四周所有建筑上方，不就是他无关紧要的证明吗？当初他确实为纺织纪念馆争取过更好的方案，可他不过是执行者，其实连执行都算不上。他只是棋子，在宏大的棋局里，连自己的落脚点都无法得知。

    他并不知道那些人是否真有线索，可以追踪到青海的事情。他很累，就像一直扣着悬崖边缘的人，用尽了所有力气，会抓住面前出现的任何一根绳子，或者干脆松手。而这些天，他其实已经得到那根绳子了。于是他才会不断告诉自己，他们就是知道。

    他转进纺织纪念馆已经建好的大门，是两个并立的纺锤形状。上方有模仿纺线的设计，将两根纺锤连在一起。千丝万缕啊，他想。

    手机还在他手心，几分钟后，它将和主人一起，从十层楼顶坠落，摔成一把无用的金属碎片。

    坠落的感觉，其实很美妙。天空灰白，一道光斑，拉长了，直指太阳最刺目的核心。阳光铺成的路，白光闪烁，向斜上方延展，通往朦胧不可见的地方。他迈步往前，想看得更真切。松软、温暖的光芒就托起了他。他看见很多个太阳在四面八方升起。哦，是九个太阳。

    他回头，只见身后道路曲折蜿蜒。其实也看不大清楚，因为很快又开始飘雪，朦胧了这天地间的真相。

    十

    刘玉勇死了，郑姐不认识小范了，小玉儿走了，这地方和小范再没关系了。

    刘玉勇死后，小范接到过郑姐的电话，说：“不管谁问，我们都不认识。别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他还想问关于小玉儿的事儿，但郑姐已经挂电话了。

    郑姐到底是帮他找到小玉儿了，在北京房山的一家美容院。只是小玉儿不要他了，还打来电话说：“我们分手吧，不要联系了。”他想她的心思还是变大了。他说：“我去找你。”小玉儿那边说：“你来我还是会走的。”

    他一年多前来这里，留下的全是倒霉的记忆。此时想来，给刘玉勇开车的一年，竟是最好的时候。刘玉勇生活简单，只是上下班，或者下乡，外出也只是白天，跑不出县城。小范也不用像县里其他司机一样，等领导吃饭要等到半夜，他们司机之间会交流这些事儿，就在局长们在什么地方一起开会的时候。

    小范感到难过。他趴在床上，拼命想，也想不出星期三那天刘玉勇有什么跳楼的迹象。他一周前给刘玉勇讲了那些话，之后他好像并没有反常的举动，他以为那些话没用，但可能真是那些话逼得他跳楼呢？

    “那我是杀人凶手吗？”小范觉得自己快要被这问题折磨得也去跳楼了。他的确做了不好的事，可是他并不想害死刘玉勇。刘玉勇是好人，也是个好官，小范比谁都清楚。他之前就是这样告诉郑姐的，可是郑姐不信，她让他继续观察。这一年，郑姐也没怎么找他，就一次，还是小范主动打电话给她，他先说：“他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后备厢的礼品，他还让我送回去。”然后他问郑姐，能不能帮自己劝劝小玉儿，让她回心转意。他觉得小玉儿是肯听郑姐的话的。可是郑姐说：“不管用，我又不是她妈，不过，如果你发现了什么，我会考虑的。”她挂了电话，都没听他有没有答应。他想，是啊，郑姐根本不需要知道他有没有答应，因为他只能答应、必须答应。她给了他一份好工作，收入比之前当保安每个月多了一千块钱，她还帮他找到了小玉儿，而他还没有任何回报给她，他怎么还要求她更多呢？何况，虽说他有任务在身，却并不急迫，她又没有每天问他有没有发现。他有时会想，其实，忘掉这些，再忘掉小玉儿，好生做个司机，不是很好的生活吗？只是他忘不掉，尤其是小玉儿。

    直到两星期前，郑姐才在他当司机之后第一次主动联系他。他本来已经快忘掉郑姐安排的任务了，但电话一来，他就知道，有什么东西哗啦碎掉了。

    郑姐说了个期限，他说真没事儿怎么办。他想，反腐为什么要有期限呢？郑姐在那边就笑：“他没事儿，你不会套他的话吗？”

    他又问：“套话也没事儿怎么办？”

    郑姐说：“你是猪脑子啊？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自己想。”

    挂了电话，他开始想，还是想不出来。要换了其他局长，他可能早就完成任务了，小范现在已经知道别的局长后备厢里有什么东西，但偏是刘玉勇，他毫无破绽。他先是不可能受贿，因为刘玉勇身上穿的衣服，连小范都有些看不上，而小范还去过他家，也是四壁白墙，电视机是21英寸的。他儿子的床，居然是个衣柜改的。他老婆的穿戴，跟郑姐也是没法比的。他更不可能有女人了，刘玉勇看见漂亮女人，几乎都不会讲话的，这么一个人。

    正想着，就看见郑姐的短信，郑姐发来了刘玉勇的简历。小范是聪明人，突然明白郑姐的用意了。她让他套话，得先知道他的经历才成啊。可是，这经历也很简单，上学、工作，父母、家人，一目了然，只有青海支教一项，让这简历显得精彩些了。

    小范编了些话：“那些人知道你做过什么，会捅出来。”

    那些人是谁呢？他想，如果刘玉勇问，小范就说自己也不认识。那些人，这就对了，会让刘玉勇琢磨半天的。可是刘玉勇看上去并没琢磨。小范想，这就得从他的简历开始了，于是说到了青海。刘玉勇似乎有点儿反应，但小范不确定，而且事情到现在，小范认为自己的好奇心已经被鼓动起来了，倒不像是郑姐安排的任务，而像是小范自己的事儿了，就像打游戏，越打不过的时候，偏越想打。

    郑姐却催促得紧，见小范毫无进展，郑姐就说了中心广场的项目，星期三下午最后一次常委会之前，这是小范的最后期限。小范不太明白常委会是什么级别的会。

    郑姐说：“你再试试这个，跟他说中心广场的项目。”

    小范想这样也行吗？每个人都有秘密的，他想，那种打地鼠的游戏，其实每个洞都多打几次，总会打到老鼠的。他从这任务里感觉到了乐趣的成分。刘玉勇是多严肃的人，如果知道他更多的事儿，不也不错吗？

    小范就给刘玉勇讲了他们村子里的事儿。有人十年前为五十块钱杀了妻子，因为妻子拿五十块钱买衣服，他觉得妻子大手大脚，不理解他赚钱辛苦，一怒之下就杀了她，然后逃了十年，再没回过村里。他以为没事儿了，年前回家给父母上坟——十年没上过坟了——没想到在坟头前，被抓了。

    小范讲的这事儿是从电视上看来的，法制频道总播这样的案子。他还从法制频道看到过心理暗示的方法，公安在审讯时总用，看似无关紧要的话，却能引起嫌疑人的不同反应，然后泄露线索。

    小范又讲了些案子，都是这样的风格。刘玉勇似乎也没听进去，反正他总是在后排座位不言不语。小范那时以为，讲讲这些奇怪的事儿也没什么害处，但会不会真的是这些事儿逼死了刘玉勇呢？

    可是，如果刘玉勇一点儿事情没有，又怎么会被逼死呢？

    小范头痛极了，他觉得自己确实没做错什么，但又好像哪里真的做错了。他想起床，却怎么也起不来，就像被什么梦魇住了一般。他们村里，都管这叫“鬼压身”，会不会是刘玉勇的鬼魂压住自己了啊？他费力抬手，摸自己的脑门，发烫得像煮过一样。

    昏睡中，他突然产生一个念头：郑姐的目的，根本不是看刘玉勇有没有腐败，而是要威胁。

    小范被这念头惊醒了，威胁？那自己也是帮凶了。

    可是，郑姐为什么要威胁刘玉勇呢？县长比局长官大，不应该管着刘玉勇吗？就像乡长管着村长一样啊。

    小范忍不住还是给郑姐打了电话，第一次没接，第二次响了十声，郑姐才接起来，没好气地说：“谁啊？”

    “是我。”小范紧张地答，又不知那些乱麻一样的思路该怎么说，看时间，是晚上十一点了。

    “我不认识你。”郑姐说。小范就知道，她已经听出他的声音了。

    “郑姐，我、我、我们是在威胁吗？”小范想。电话里太明确的东西是不能讲的，他知道公安会监听电话，法制频道也演过。他突然后悔打电话了。

    “什么？现在，现在，都没事儿了，都没事儿了，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要多想，再把脑子想坏了。”郑姐挂了电话。

    小范却一直想啊想，没人可以帮他想。他眼睁睁看着天色发白。他租住的一间房子，也地动山摇般在眼前晃起来。简易的布衣柜上，黑白格子的花纹，像扑克牌一般翻来覆去。

    为什么郑姐说没事儿了呢？人死不能复生，他以为这话里有好多含意，法制频道那些节目又让他不得不产生更多联想。他当初看法制频道，还是在小玉儿失踪的时候，他关心那些拐卖妇女的案子，以为可以看出些门道来，却没想真把自己看坏了。

    人死不能复生，这是灭口的意思吗？刘玉勇知道什么呢？如果郑姐说没事儿了，难道是刘玉勇被灭口了？不，不可能，郑姐不会做这样的事儿，如果做，也不会绕这么大弯子让他去套话了。

    又是一念之间，意识倏忽一闪——不是郑姐威胁刘玉勇，而是刘玉勇知道县长的把柄。是的，要不县长为什么不能直接去管刘玉勇呢？所以郑姐才需要刘玉勇的把柄。她不是要威胁刘玉勇，也不是为了什么中心广场的项目，只是因为刘玉勇威胁到县长了。不过，那为什么还有个最后期限呢？

    小范昏沉沉睡去的时候，总算疲倦地想明白一件事。无论他们谁威胁谁，都是自己害死人了。他为什么要给刘玉勇讲那些法制频道的事儿啊？现在他再也不敢看法制频道了，因为他也会害怕了。他不知道这种害怕会持续多久。他想起那个十年后被抓获的杀人犯，又觉得这种害怕永远也不会结束，除非那最后的时刻，突然到来。

    可是，即使到那时，他怕还是不会知道，这世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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