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2003年第02期

    栏目：中篇小说

    1976年，我第一次见到了如今早已被淘汰进垃圾堆的黑白电视。在邵洼大队黑咕隆咚的礼堂里，我拼命地踮起脚跟，扒着我姐姐周英子的肩膀，从更前面挤得水泄不通的脑袋之间的缝隙里看见了那个脸上飘着茫茫大雪的家伙。大雪深处的人影若隐若现，他们的口鼻眉眼麻花儿一样扭曲着，忽上忽下不停跳来跳去。看不清他们在干什么，听不清它在说什么，沙沙拉拉的噪音仿佛遮天蔽日的蝗虫在啃吃青枝绿叶的玉米。但在那时我还是情不自禁喊了一声：“电视！”

    没有人理会我。甚至我姐姐周英子也没有回头瞥我一眼。

    你能想像到那一瞬间我脸上流露出的掩饰不住的失望。我渐渐地感到乏味，浑身上下火烤一样燥热并且酥痒难忍，似乎那些蝗虫正通过绵密的毛孔向我体内转移，它们嗡嗡地缭绕着沙沙地啮咬着滋滋地蚕食着我的五脏六腑，如果不是被裹挟着在黑暗中大人们奔泻的泪水和密如骤雨的哭泣里，我会毫不犹豫地第一个冲出礼堂，奔跑到阳光盛开的田野上去。但我还是强忍住了，缩着酸痛的肢体，见缝插针地一点点向外挤，不知拨开多少条灰暗的光线，才终于挤出来。我蹲在礼堂的一角，像一尾精疲力竭的草鱼，不停地喘着粗气，一会儿又抓起上衣的前襟去擦额头上淋漓的汗水。仍然没有人注意我，我的身体渐渐冷下来，无聊地计数着眼前挨挨挤挤的屁股和大腿，左顾右盼寻找着相熟的人们，企盼着纷扬的雪花不再飘落，等待着人们的哭泣停止。

    我回想着那个如今已经有些模糊的年代，时光的纸片仿佛秋风吹落的枯叶在我眼前不停地旋舞、扇动着迷离的翅膀，渐渐我看清了翅膀上的花纹和脉络，它们被我记忆的雨水冲涮濯洗着，颜色异常鲜亮明晰起来。

    我记得所有的故事都始于秋天的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

    那个夜晚的月光的确很好，至少以后二十多年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明媚的月光。这和传说大人物去世天空也会难过得落雨一点也不吻合。村子里的那些老屋就像浸在月光里假寐的大鸟，轻轻的一声咳嗽就会惊动它们抖抖翅膀飞起来，越飞越远，最后“倏地”消失在幽蓝的夜空深处。泡桐树阔大的叶片被微风摇曳着，筛下的月光变成了浅绿色的游鱼，在树影中悠闲地摇着尾巴。整个村庄突然失去了往日晚饭后的喧嚣热闹，变得鸦雀无声。所以尽管我悬着胆子，关大门时两扇门合拢的轻响，还是惊动了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周英子。

    “别在外面野太长时间了，明天清早你要迟到的。”周英子示意我。我看见月光下周英子的眼睛里有两三朵灼灼的火花隐隐闪烁，向周围吐着幽幽如兰的香气。我使劲点点头，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还撒开脚丫奔跑起来。我就是在奔跑的路上听到谁家收音机里骤然响起低回的哀乐的，当时我还得意我一路啪啪的飞奔竟然惊起了村街两旁那么多雀鸟，根本就没有把这种种异常和大人物的逝世联系起来。

    跑到村子东头的打麦场边，远远地我就看见了刘秀、卫战、玉东和铁锨等玩伴的影子。瞧他们心焦毛乱的样子，肯定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你知道刘秀是我们中间最早从娘胎里跑出来的，而且他的父亲刘大民又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所以他理所当然做了我们的头领，每天晚上带我们爬上一个又一个粪土堆垒的制高点，和臆想的鬼子兵展开浴血的肉搏，让胜利的红旗在我们的欢呼声中飘满浩渺的夜空。月光下，刘秀左手叉腰，右手按着插在皮带下的木头手枪，目光炯炯地望着远方，仿佛泰山顶上傲霜斗雪的青松。紧挨着青松站立的是我们中唯一的女伴马梅，接着才是剩下的我们几个。我至今仍然刻骨铭心地记得我们几个和马梅还在野地里搞过一个小小的游戏，游戏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担心马梅的肚子会不会像生产队的母牛一样一天天鼓胀起来，进而生下一个不知应该喊谁爸爸的娃娃来。恐惧和兴奋在我们内心扎下了根，并且一天天顽强生长着，抓地草一样蔓延开来。每次集聚我们都要偷偷议论一番，只是这个游戏基本上和我现在叙述的故事无关，所以我把它留在最后。我张大嘴巴喘息着，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后，就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嘭嘭的心跳。每次谁迟到，都少不了要挨刘秀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处罚严重的，还要一整晚蹲在麦秸垛下反省。看见我走到跟前，刘秀破例没有发火，而是把手从木头手枪上抬起来，轻轻抚摸着我的脑袋，说，“铁军，告诉你一个最不幸的消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刘秀的声音悲怆而凄凉，仿佛刚刚从结冰的河底捞上来。他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那天晚上我们没有演习勇往直前的冲锋，我们就那么默默地围坐在一起，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是空洞地流着眼泪，那是第一次，一个人的死，一个和我们毫无瓜葛又休戚相关的老人的死在我少年的身体上荡漾出如此鲜明的反应，它让我觉得内心猫抓一样难受，浑身绵软无力。我双手托腮坐在月亮地里，痴痴地望着蓝得深不可测的夜空。我的牙齿使劲地咬住下唇，脑海里一片空白。夜空是寂静的，星星忽明忽暗地闪烁着，泪珠一样从月亮脸庞上滚落下来，拍打着我瘦弱的瑟瑟发抖的身体。夜半时分，大队的高音喇叭里忽然传出了大队书记葛明辉的声音：“广大社员同志们，下边广播一个不幸的消息，接公社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了，享年八十三岁。全体社员和知识青年同志以及大队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听到广播后，明天上午去邵洼大队礼堂收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电视节目。五类分子不得参加。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葛明辉突然打了一个很响亮的嗝，咳嗽两下，又补了一句“五类分子不得参加”。通知三遍后，高音喇叭仿佛被葛明辉的老婆扼断了喉咙，再没有出一点声音。我们怅然地从地上站起来，各自深一脚浅一脚向自己家里走去。

    夜阑更深，如水的月光遍地流淌着，天上的云彩也多了，偶尔有几片碎纸被风撕扯着，踉踉跄跄地向前跑几步，又喘息着停下来，似乎皱折间也含着沉重的哀伤。这个悲痛的夜晚，万家灯火都耿耿难眠，偶尔还会有一声叹息或低低的啜泣刺痛着我的耳膜。

    轻轻推门走进院子，屋子里却黑灯瞎火的，但我父亲周福明却没有睡下，透过木格窗棂泄进来的朦胧月光，我看见他还在一口接一口抽烟，突然增亮的火星有时照见他的脸，那是一张紫褐色的布满皱纹的老脸，仿佛深冬风干在田垄间的冻红薯。看见我回来，周福明带搭不理，我也懒得和他说话，一偏身子进了我和姐姐周英子的房间。周英子床上的被子还叠得规规矩矩的，我衣服也不脱地蒙头躺下，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至于周福明什么时候睡下的，周英子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就不知道了。

    第二天我们去到学校，只看到办公室外面的黑板上写着放假通知，老师们也不见一个，我们只好又返回家，跟随着各家的大人三五成群地向着邵洼大队赶去。我是紧跟着周英子一起出门的。周英子走得很快，脚底生风似的，不一会儿就不见了影子。我就随着别的人一起走，一路上除了我们小孩叽叽喳喳议论、猜测、描述着自己心目中电视的模样，只有不识时务的知了躲在道路两旁的泡桐树叶背后，扯着嗓子聒噪，而那些沉默的大人则只快步走着，他们的眼睛布满血丝，表情也显得凝重、木然和凄惶。

    邵洼大队离我们周庄不过七八里路。拐进村南的大队部院门，我看见宽阔的院子里已经聚集了十里八村的许多人，男女混杂一堆分头坐着。这一堆和那一堆之间都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却又相互低低地打着招呼，然后男人们继续低下头闷闷地抽烟。眼瞧着大礼堂迟迟没有开门的迹象，几个妇女也学着男人的样子盘腿坐下来，掏出藏在裤兜里的鞋底，一针一线地专心纳起来。季节已是中秋时分，院子里的泡桐树上变黄的叶子忽忽悠悠飘下来，蝴蝶一样无声地落在人们的身前身后。风里混合着快要成熟的玉米和大豆的甜腥气息，肆无忌惮地钻进人们的鼻孔，使得人们打喷嚏的声音分外密集和响亮。我们这些孩子则不顾大人的呵斥，甩掉鞋子爬上窗户，一只手紧抓着粗硬的钢筋，另一只手拨着厚厚的窗帘，伸长脖子睁圆眼睛，使劲往礼堂深处瞅，让我们失望的是里面黑咕隆咚的，什么狗屁玩意儿也没有。又过了很长时间，人们的视野里才姗姗闪进两个面色严肃的中年男人来，他们一前一后走着。前面的手上拎着一串丁丁当当的钥匙，紧跟着他的则吃力地抱着一个用白色粗布床单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人们望得脖酸背痛的电视了，只是不知为什么没有看到发电机和放影机搬进来，毛主席他老人家难道会从什么地方自己跳进去吗？就在我胡猜八想的时候，他们已经打开了礼堂的门锁，院子里的人们就紧跟着潮水一样涌了进去，等我们这些小孩挤到门口，礼堂里早已水泄不通，我的眼前只有挤挤挨挨数不清的肩膀和脑袋。接下去礼堂里的场景我已经在前面的叙述里有所涉及。整个礼堂里哄哄闹闹嚷成了一团乱麻，最后还是邵洼大队的民兵营长把带来的十几个拿着长竹竿的基干民兵安插进去，人们才渐渐安静下来。

    那时候我们老家根本没有电视插转台，所以现在想来荧屏上雪花飘舞，画面不停地跳动，声音沙沙拉拉也就顺理成章了。但在那时，尽管人们全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眼睛里闪烁着泪水，鼻息不停的抽噎，收视效果的不理想还是把人们失去领袖的伤感和对新事物的好奇渐渐转化成了不可抑制的失望和烦躁，很快就有人向外挤着挪动、离开。我不知道怎么挤来挤去就挤到了我姐姐周英子身后，也不知道后来又怎样被挤得找不见了周英子的身影。

    当我慢慢地退出来，无聊地蹲在礼堂的角落里，等待着纷扬的雪花不再飘落和人们的哭泣停止的时候，放纵的泪水也和所有的人们一样禁不住哗哗流满了脸庞。黑咕隆咚的礼堂里，没有人看见我，我也看不见任何人，我一片空白的意识里只有纷扬的雪花，不停跳动的模糊的人影以及沙沙拉拉的噪音在荡漾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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