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人，姓李名瑞清，字仲麟，晚号梅花庵主、梅庵先生、玉梅花庵道士。生于1867年，卒于1920年，江西临川（今抚州）人。晚年寓上海之“三牌楼”，易道士装。当代画坛大师张大千、胡小石，均曾投其门下，毕恭毕敬，习书学画。清道人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书画家、鉴赏家，又是一位情痴、孝子、末代孤忠之臣，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李瑞清的最高成就是书法。他自幼善书，落笔坚实，尤喜大篆、西汉碑碣，心摹手追，无不精绝，其中以北魏碑体最为闻名。他用笔有一个怪癖，“以浓墨胶笔，务使坚结。临用之时，咬开分许，即以作字”。

    恰逢有位李父故交余祚馨颇为赏识李瑞清的才华，有心招他为婿，便拟将长女许配给他，谁料这位闺秀命薄，未婚早逝。不料六女余梅仙乐意代替姐姐出嫁，他们结婚后度过一段甜蜜时光，但三年后梅仙病逝而去。余祚馨老泪纵横，但他视李瑞清如己出，又将第七个女儿玉仙许配给他。当时已是19世纪末，西风东渐，女性开始追求自由，但玉仙愿意以自己的温柔去抚慰李瑞清备受创伤的心，便不顾两个已故姐姐的阴影，决然与李瑞清完婚。但令人不堪忍受的是，玉仙不久也命归黄泉。

    李瑞清揣着一颗破碎的心，把姐妹三人合葬在一起，在草地上栽上梅花，是名“玉梅花庵”，并将自己的字改为“梅痴”。从此，李瑞清没有再娶，他的字号寄寓着他一生的隐痛与哀思。他的《春日元配余梅仙墓下作》和《邓尉看梅悼逝》，表达了他对余氏姐妹尤其是对梅仙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此后，李瑞清把自己的余生都投入到书画艺术创作中去了，技艺日臻完善。

    他对南京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他不但把当时江南最有规模、最早创办的新式学堂“两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师范大学前身）纳入正轨，更以其远见卓识为中国率先创办了第一个独立的美术课系“图画手工科”，使南京人引以为荣，被誉为“首辟两江文化”之功臣。

    辛亥革命后不久，李瑞清迁居上海，仍留着满头长发，身着长衫，俨然是个道士，自称“清道人”。清道人患半身手足麻痹之症，其躯体“有同浦柳末秋先陨之态”。在寓居沪上之初，复患脚疾，“股臀间又生一大痈，痛苦不可言”，而一家数十口之生计全赖他一人，经济陷入困境，以至“贫至断炊”，只好日夕劳苦以鬻书画偷活。当时，他曾自嘲“已成为制米机器”。

    清道人食量奇大，特别爱吃螃蟹，一餐可吃一百只，朋友们戏称他“李百蟹”。他在上海，最爱到三马路的“小有天饭馆”就餐。他曾应店主之邀，撰有一副闻名沪上的对联：

    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

    上联，取老子《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之句，而改变其含义，宣传此店每道菜都非凡品。字好意妙，一经张挂，饭馆天天宾客满座，真正成为风味独具的“小有天”了。

    清道人与上海震亚书局的朱挹芬有交情，震亚书局在1915年为其出版了《玉梅花庵临古》，瞬即轰动，为海内外书画家所争购，截至当年11月已三次付梓。于是道人之声名大显，以至“儿童走卒，皆知有李道士”。

    愈是晚期，清道人的画名、书名越大。东邻扶桑（日本）亦遣人远道来索书画，因此使他忙得不可开交，犹终日抱病挥毫，不知写秃了多少枝笔。他所绘《危岩梅花图》《桃花源图》等杰作，已被公认为是“稀世之国宝”。道人临终前半月，应“日本书画会”之恭请，写了四幅魏碑书作送往日本参展。使人惊愕的是，此四幅展品竟全是临摹之作。临的分别是郑道昭所书摩崖两幅：《司马景和妻墓志》及《嵩高灵庙碑》。虽是临作，仍轰动彼邦，讴歌载道，誉之为“中岳再世”“近五百年来第一人”。

    1920年，贫病交加的李瑞清投水自杀。他的死，与同是民国初年投水自杀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死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有对旧文化的眷念，对洋文化的抵触和对分崩离析的时局的绝望。他曾对朋友说过：“衣食诚足困人，求赏识于洋人，分余沥于大贾，自非李之愿，乃不得安身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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