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齐白石定居北京，以卖画为生。他反对保守，勇于创新，以“我行我道，我有我法”的精神，全力进行艺术上的创造。当时的京派正宗画家，出于旧时代封建士大夫的文人偏见，竭力诋毁齐氏绘画艺术。凡举办国画展览，齐氏的画只被挂在阴暗的角落，且标价极低。
1929年9月，年仅三十四岁的徐悲鸿担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天，应几位学生相邀，去参观一个中国画展览。
宽敞的大厅里，一幅幅装裱精致的国画令人眼花缭乱。徐悲鸿看了一会儿，感到不太痛快。因为不少作画者墨守成规，闭门造车，致使画面陈旧，使观者兴味索然。他陷入了沉思。忽然，挂在角落里的一幅小画引起了他的兴趣：画面上画着几对虾，只见它们体若透明，摇须晃尾，生动、逼真、传神。这位曾经观赏过世界许多名画的大画家，居然为眼前那笔法娴熟的无名作者感叹不已。他以过人的慧眼，发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暗暗地看着“齐白石”三个字点了点头。
“徐先生，这位齐白石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听说他从前是个木匠，画得不怎么样！”旁边的一位学生说。
徐悲鸿听了摇摇头说：“不！我是为这个怀才不遇的先生感到惋惜，真没想到在这个角落里还藏着一位杰出的国画大师啊！”
突然学生冷笑起来：“哈哈，你真会开玩笑，居然把一个性格怪僻、土里土气的乡巴佬当大师！”
徐悲鸿的脸色突然严肃起来：“我不是开玩笑，我不仅要去拜访他，而且还要聘请他当教授，这样的人才不重用，实在可惜！”
此后，徐悲鸿真的三次拜访齐白石，而且要聘请他当国画系的教授，但是一再被齐婉言谢辞。齐白石说：“徐先生，不是我不愿意，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过洋学堂，更没有在学堂里教过书，连小学、中学都没有教过，如何能教大学呢？”
徐悲鸿告诉齐白石先生，不需要他讲课，只要他在课堂上给学生作画示范便可，并且说：“您放心，我一定在旁边陪着您上课。”
过了些时日，徐悲鸿终于聘请到了齐白石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并亲自乘车接送他上课。当徐悲鸿看到齐白石慎重地、沉思地举起画笔，异常精练地绘出栩栩如生的虾、螃蟹、青蛙和飞翔在残荷上的蜻蜓、惹人喜爱的小鸡，以及清新秀丽的山水时，给予了“致广大，画精微”的高度评价。
在学院里，三十多岁的徐悲鸿和六十多岁的齐白石，竟亲密融洽，互相尊重。他们常在一起谈画、谈诗、谈文章、谈篆刻，各抒己见，彼此有许多相同的见解。
一年后，由徐悲鸿亲自编辑、作序的《齐白石画集》问世了。它好似一阵春雷，震撼了当时保守气氛笼罩的中国画坛。齐白石以“我行我道，我有我法”的精神，全面进行艺术创新的举动，开始为画家们所赞赏了。原来那种出于旧封建文人的偏见、竭力诋毁齐白石绘画艺术的言论，逐渐没有什么市场了。
从此，二人结下了生死不渝的深厚友谊。齐氏激动之余，精心绘制了一幅山水画送给徐悲鸿，并在画上题诗：
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
傅抱石原名傅瑞麟，出身于江西南昌市一个穷苦人家里。约十七岁时，曾将石涛所著《苦瓜和尚画语录》中的一些精辟章句，作为座右铭抄录张贴，下面题款“抱石斋主人”，这便是傅抱石名字的由来。一次，年轻的傅抱石带着一卷画，去请客居南昌的徐悲鸿指点。悲鸿看了极为赏识，后资助他去日本留学深造。待学成归来，又推荐他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
徐悲鸿慧眼识“二石”，无愧为画苑伯乐。悲鸿一生做了不少好事，而本人却一直身世坎坷，道路不平。有人说他性情过于拗直，他却谨遵“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一信条。他曾为犹太富翁哈同画像，后感到富翁们并不尊重他的艺术，而只是开心消遣，附庸风雅而已，便不计优厚待遇，当即辞别了。
20世纪20年代，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期间，曾受一外国留学生歧视，被辱骂为“天生的亡国奴”“永远成不了材”，他勇敢地接受了挑战，用“一杯水，一块面包”的艰苦生活和顽强刻苦的钻研精神屡获优异成绩。他的油画《远闻》《箫声》《琴课》等展出后，轰动了巴黎美术界。他用实际行为向那个狂傲的洋学生证明了“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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