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潘天寿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即后来的浙江美术学院、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民族美术教研室主任。由于当时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中国画很不景气，几乎要从美院的讲坛上取消。但潘天寿老艺术家怀着对祖国、对民族文化执着的爱，仍坚持从事中国书画的资料收集和研究。

    一天，有位画商上门兜售一幅元代大画家王蒙所作山水。潘天涛、吴茀之打开画卷，只见笔精墨妙，画境深幽，越看越舍不得放手；但听画商报价九十元，不免心生疑惑，觉得太便宜了，莫非是伪作？人们都知道在解放前夕，“美丽牌”香烟老板为了不使国宝流失到日本，硬是用一条弄堂房子的高价买下了王蒙的《青卞隐居图》（现藏上海博物馆，系著名珍藏品），一时被传为美谈。而眼前的这幅山水并不逊色于《青卞隐居图》，即使再从纸质、印章、款式、装裱等方面来鉴定，也是真品。但潘天寿深思熟虑，认为王蒙等“元四家”的作品被后人仿制较多，生怕此幅也出自明代造假高人之手。

    考虑再三，潘天寿特请来他极为推崇的山水画大师黄宾虹来定夺。英雄所见略同，黄宾虹出言掷地有声：“画虽不能肯定，但画得很好。如学校不收，我收了！”最终，潘天寿为学校以七十元价成交。不料，有人却散布闲言碎语：“哼，七十元钱收了一幅假画！”甚至还上告到校领导，给潘天寿他们无端增加了压力。

    直至若干年后，人们才发现当年潘天寿主持收集的许多古画、碑帖等资料，不但成为很好的直观教材，而且为学校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正因为他们在当时经费极少，压力频频的困境中，对收集的每一幅作品都仔细鉴定、研究再三，才使得该校的古画收藏成为全国美术学院之最。

    潘天寿为公家护住了国宝，但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自己的五百多幅巨作却被洗劫一空。潘老一生极少卖画，更不滥画，故幅幅是精品。当时身为浙江美院院长的他被关进了“牛棚”，而那些批斗他的造反派学生们，私下里却瓜分了从老师家中劫来的“战利品”。就连平时练字的毛边纸上的习作也被他们拿走珍藏。而且，潘老师所抄“大字报”，一夜之间也被人揭走。这些人一面假作正经地批判潘老师的“黑作品”，一面却视为奇货可居而掠人之美。如果潘天寿为人乖巧，善于钻营，或许能躲过这场劫难，起码也能少受不少罪。“文革”前，康生对潘天寿十分客气，又是登门拜访，又是赠名砚，又是请进京亲为潘老画展题词……但潘老做人刚直不阿，康生一再暗示，都未主动赠画。后来通过省领导出面，康生才算得到一幅潘老的杰作《柏园图》。康生十分喜爱，还交荣宝斋制作了木版水印复制品。

    潘天寿于1971年终因受迫害病重致死，于1977年平反昭雪。但五百多幅被抄的画却只剩下一二百幅。20世纪80年代，潘老的后人遵照他和夫人的遗愿，将他一生留存的书画作品全部捐给文化部，还将所得几十万元奖金设立“潘天寿基金”，用于奖掖人才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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