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母不厌其烦地给王开农讲解：那几片小萝卜表示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和睦；小青芋有消除邪念的魔力；沙丁鱼像征和谐；鲱鱼像征兴旺……
吃完美味杂煮，大厨立刻命令大家着装，参拜神社。日本人称这一行动为“初诣”。不管你信不信鬼神，都要例行公事。
灯如海，人似潮。王开农和大厨一家汇入欢乐的海洋。美和子挽着王开农的胳膊，挤到大殿前。殿前摆着巨大的彩箱，上书“广播福”。人们站在三米远的围栏边，争着往箱里投硬币、预卜新的一年中的吉利。
美和子向王开农要了六枚硬币，居然枚枚命中。好兆头，大吉大利。美和子高兴得扒着王开农的肩头，雀跃欢呼。王开农的脸被那散发着温馨女儿气息的秀发，搔得痒痒的。美和子姣姣的脸蛋就在面前，呼出的气息直喷他的脸，他的心扉扣动，真想吻美和子。但他想到远在北京的女友，他立刻觉得自己的念头太荒唐，太卑鄙。莫名的犯罪感将那瞬间的美好激情驱赶得无影无踪。
王开农难以入睡。思乡的忧愁困扰着他，想念含辛茹苦的母亲，为他、为那个家吃尽了苦头的母亲……但那个家，给他的辛酸、痛苦、怨情，多于快乐。“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刚小学四年级，却吃尽了苦头。父亲只因出身资本家，被造反派弄去扫厕所，受到皮肉之苦也不敢发作，他小小年纪被打成狗崽子，直到他父亲去了“五七干校”才结束了他悲惨的命运。
参加工作，他和煤粉、板车、木柴打交道。他看不起张长海父亲那样的领导，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男盗女娼。为那四十零一大毛的工资，他忍了。别的青年人有了工资，首先买一块上海手表，接着置辆飞鸽或凤凰自行车，他不敢奢望。工资交给母亲，他仅留下六块钱。两块钱的大众烟丝，每晚一两“糠麸酒”。他学木匠，为人家打家具；学瓦匠，帮人家盖小房。他公开声明，不吃饭，但要钱。他要补贴因俩哥一姐在土里刨食，给家带来的“饥荒”。
哥哥要结婚，女家多次催促，他借了两千四百元钱；一个朋友结婚缺台彩电，求到他头上，他外借了一千二百块买了彩电……三千六百块的债，使他萌发了出国闯荡的念头。
王开农新起炉灶，找了份基本不影响上课的工打——送报。每天两次，早上五点半到七点半，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专给一些大公司送。日本的报纸，一份厚得像中国的画报。二十多家公司，一个公司就是几十份，厚厚的、沉沉的报纸像小山一样，必须按时送到。
他想母亲，想那个“她”，想信子，想美和子……他想起大厨的话：“毫不畏惧，带着一颗男子汉的心，迎接未知的明天。”他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在大街上奔跑……
“樱花啊，樱花啊！阳春三月晴空下，一望无际的樱花啊，花如云朵似彩霞，芳香无比美如画，去看吧！去看吧！快去看樱花。”
轿车里荡漾着美和子圆润的歌声。大厨开车，师母和美和子坐在后座，抱着手袋和摄像机。王开农西装笔挺，新理了发，除了瘦削的脸颊，缺觉造成的眼底青晕，实在英俊潇洒。今天，王开农请人代送报纸，一来赴美和子的邀请，去上野公园观赏樱花；二来借机休整一下。几个月的苦力，把他刚刚养壮的身体毁了，腹背疼痛依旧，肝部也不适。
日本人会玩，赏花成了大和民族最普及的雅事。其实，是人都会玩，只不过有个玩得起玩不起的问题。短短的四十年，在战争的废墟上建成了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的现代化的日本，花儿，成了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鲜花店遍及东京的每个角落。无论红白喜事，探亲访友，您想不失礼，就请买一束鲜花吧。三月赏梅、四月看樱、五月观莒莆、冬秋瞧菊花。
上野公园，已人满为患。大厨一家总算找到一块落脚之地。在一棵盛开的樱花树下，铺上毡毯，摆好各式甜点和饮料，大家席地而坐，欣赏令人心旷神怡，含苞欲放的花姿。
王开农心里被一股绵绵蜜蜜、酥酥痒痒的感觉包围，好像碧绿的春虫在周身蠕蠕而动。他大胆直露地盯着美和子富有弹性的俊美的身腰，是美和子青春的秀丽强烈吸引着他。
冷静下来，王开农又犯了心病。送报的收入相当可观，一月十六万日元，加上去餐馆打工挣的钱，总收入接近当“茶壶”的钱了。但是，他新近接到国内女友的来信，说她的哥姐已由外地调回北京了，她想买一套商品房……他将身边的钱全部寄给了女友。
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人不能不被欲望所累。正是人为欲望付出的血汗，增长着社会的财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大塌陷！”大厨看报，脱口而出。
王开农接过报纸，看完那条消息，再也无心赏樱花了。他不好意思，但执拗着非要告辞。揣着美和子塞给他的一包点心走了。
几百名卖苦力的就读生早已蜂拥而至。日本是个惜土如金的国家，东京的地下早被挖空子。地铁、地下商业街、地下汽车道、各种地下管线，密如蛛网，层层相压。塌陷的地方，长约两百米，深达数十丈。煤气泄漏；断裂的自来水像罗马广场的喷泉；电缆冒着怕人的火花；受伤的人在呻吟，哭爹喊妈；死去的人血肉模糊，狰狞可怕。必须立刻抢修，自然要付大价钱。露天工作的差使苦，一天两万日元，日本人不愿意干。正好，这些靠打工的就读生乐意出牛马力，挣血汗钱。
王开农卷入这场抢修工作。第一天还好，第二天，天公不作美，下起牛毛细雨。工地一片泥泞。
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王开农全身早已湿透，拼命抡着大锤。日本人很精明，一万日元不是白给的，他们早已测量计算过工作量，一人一段，精确到按分钟计，让就读生们拿“计件工资”。机械施工费用高，又需要场地，就读生的人力很便宜，不需要多大地方就能干。
“开农哥。”
“海子——”王开农放下大锤，惊喜欲狂。多日不见的张长海也来参加“大汇战”了，“你小子跑到哪儿去了，让我好找！”
张长海全身上下沾满泥浆，土猴一般。
“一言难尽。”张长海有气无力地说。
王开农三跳两蹿，来到张长海面前，将自己的塑料安全帽扣到他头上：“吃得消吗？”
“发昏当不了死！”张长海咬牙切齿：“谁让咱穷呢。”
“注意安全呀。”王开农指着脚下近三十米深的大坑，“别把小命搭上。”
“混蛋！”身披雨衣，脚穿防滑雨靴的日本工头用根当拐杖的木棍指着他俩，歇斯底里地大吼：“还不滚过来，中国猪！”
是个十分不友好的日本人。就读生们已给他起了个外号：“日本大叫驴。”这家伙骂人嗓门特大，又爱尥蹶子踢人。
王开农啐了大叫驴一口，扔下大锤，和张长海小心翼翼地走过几处危险地段，来到一辆载重大卡车旁边。这儿有一堆桌面大小厚约两尺的混凝土块。几个留学生已搭上两块厚木板，用绳子在车上拽，一些人在下面推，装车速度挺快：“哥们儿，咱这群‘愚公’跑到日本来‘移山’来了。”不知谁突发奇想，引起一阵大笑。劳动就是怪，多苦多累多危险，也有笑声。
天黑了，点钨灯照得工地一片雪亮。霏霏细雨在灯光里编织着幻影。
不知是因为车上装得太多，没有退步的余地，还是下面的两臂气力已成强弩之末，总之，最后的一块混凝土居然从车上滑了下来。
“海子——”
王开农大叫，可是一切都晚了。张长海哼都没哼一声，就晕死过去了。他的两条小腿压在混凝土块下面。
就读生，急忙围过来。
日本叫驴来了，他吼了两声，见没人理他，飞起一脚将一个就读生踢了个前趴虎。他还要踢，脚刚抬起来，一记铁拳正打在他的面门上，他倒退几步，摔了个四脚朝天，他爬起来，抡圆了木棒却没打下来。他高举着木棒，一脸惊恐——那群中国就读生各个环眼圆睁，睛光怒射，为首的瘦削青年紧握着一根三尺来长的粗壮钢筋。
“你奶奶的！他妈的还算人？”王开农怒骂，然后一指倒在血泊中的张长海。
日本叫驴傻了。
张长海躺在病床上。不幸中的万幸，工地杂乱，有几块碎石支住那混凝土块，要不，张长海的两腿非成肉饼不成，学没留成，倒把两条腿留在日本了。
“哭什么！”王开农想骂，但语调很温和，“事已至此，安心养伤，钱不用愁。”
日本不会给就读生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险。真是叫天天不应，王开农盯着自己青筋暴露的胳膊……四百CC鲜红鲜红的血流进医院的血库，张长海有了张病床。
张长海抽泣不止。
“海子，残不了，不过是小腿粉碎性骨折。”王开农劝道：“仨月，保你欢蹦乱跳的。唉，我怎通知高田禾男？”
“她……”张长海停住哽咽，脸色越发难看，“她死了。”
“死了？”王开农追问，“怎么死的？”
“她……她上了吊……她是个‘贱民’！”张长海大哭。
王开农默然。他不悲天悯人，仅哀叹这人间的不幸。
张长海甭提有多懊丧，本想财色两得，轻取日本国籍，结果，美丽梦幻却似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高田禾男是“部落民”，其他的日本人蔑视他们，说他们不用语言，只是将一只手弯曲，四指并拢，像征动物的爪子。只因他们祖上是从事殡葬、屠宰、加工动物皮毛和建筑行业的贫民。他们不能在大公司任职，不能和“普通人”结婚。当今日本有三百五十万这样的贱民。高田禾男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受了高等教育，遇到如意郎君。但婚前，男方进行调查，户籍上赫然写着“新平民”三字。这是部落民的现代称呼。高田禾男悲痛欲绝，自走绝路，遇到张长海，她被这位中国小伙子的痴情所感动，她准备和他结婚。天公不作美，她的身份不知怎么让人知道了，老板立刻将她解雇了。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爱，她再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
王开农悲愤交加。日本并不像旭日那样光明，在高度发达繁荣的背后，也有像印度、南非那样令人发指的现实，他由高田禾男想到张长海，想到那些在工地拼命卖苦力的同伴……要算帐，要找那家承包公司负担张长海的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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