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后，斯蒂格利茨进了阿默斯特学院。起初，他主修的是物理，但经济学却对他有一股无法抵抗的吸引力。所以，他后来改为主修经济学。他认为这样可以把他的数学知识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并且选修经济学可以把他对于历史及写作的兴趣结合起来。就这样，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
从获得学士学位到获得博士学位，斯蒂格利茨只花费了三年的时间。之后，他曾担任过多项职务，其中包括：1966～1967年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助教；1968～1970任考利斯基金会副教授；1970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时候，他只有27岁；1974～1976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1976～1979年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德拉蒙德教授（由银行家德拉蒙德出资设立的一个通过选举上岗的职位）；1979～1988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88～2001年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经济学教授并于其间的1995～1997年兼任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2000兼任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及首席经济师；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由于其出色的学术成就，曾被多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斯蒂格利茨教授也同样有着中国情结。他的教科书《经济学》是继萨缪尔逊的教科书之后另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中文版本在中国销量达十万册以上。但他却谦虚地说，中国成功地发展了经济，它的成功给全世界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教科书。斯蒂格利茨自1981年以来频繁地访问中国。1998年7月20日，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了题为《中国第二代改革战略》的讲座。2000年12月，他到北京参加劳动人事部和体改办共同举办的关于社会保障改革试点方案的研讨会，在会上对试点方案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2002年9月，斯蒂格利茨曾在香港召开的以“审时度势，锐意图新”为主题的2002年度福布斯全球行政总裁会议上作了关于国际经济状况及前景的演说。他还于2003年9月再次出席在上海举办的以“中国因素为全球经济提供活力”为主题的2003年度《福布斯》全球行政总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认为中国发展经济的成功做法可以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榜样。他还反对将人民币升值。他认为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中国而在于美国本身，将人民币升值会造成中国经济波动，并带来全球金融波动，这样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他还将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赞赏中国政府不将人民币贬值的做法与2003年美国政府又要求中国将人民币贬值的做法做了讽刺性对比，并说，美国政府的要求是不合理的。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与另两位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斯彭斯同样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而分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克洛夫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在一个充满不对称信息的市场，市场的运行将导致逆向选择而不是正向选择。斯彭斯的贡献在于揭示了拥有信息的一方如何通过向不拥有信息的一方发出讯息来抵消或阻止这种逆向选择，例如以学历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现在要介绍的斯蒂格利茨则在阿克洛夫和斯彭斯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前进，他阐述了一个相反的过程，即不拥有信息或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可以做一些什么，以便从拥有信息较多的一方去伪存真地获取有用信息，从而避免逆向选择。
斯蒂格利茨用保险市场的例子向人们展示了他的理论。在保险市场上，承保人总是希望被保险人发生事故的概率越小越好。因为被保险人发生事故的概率越小，承保人赔付的概率就越小，因此承保人盈利的概率也就越大。但在保险市场上，被保险人比承保人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被保险人和承保人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信息。例如，被保险人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是否健康，在多大程度上会生病等。当承保人由于缺乏信息而不了解被保险人的真实情况时，承保人就无法区分谁是发生事故的高风险者，谁是低风险者。承保人因此就可能向市场提供一视同仁的保费政策。这个单一的保费政策是建立在对于市场上所有被保险人的平均风险基础上的。但显然，在实际中有的人发生事故的风险高，有的人风险低。低风险者的风险低于全体被保险人的平均值，因此面对着这单一的保费政策，那些低风险者就会感觉到这个保费对他们来讲太高了而不情愿购买这个保险，所以他们就退出了保险市场。当市场上只剩下那些中高风险者后，承保人赔付的概率也增大了。这时，承保人为了确保盈利，就不得不提高保费。面对更高的保费，那些本来还愿意购买保险的中等风险者也会由于以上同样的原因而退出保险市场。当市场上只剩下高风险者后，承保人就不得不再次提高保费，最后高风险者也退出了保险市场。本来保险公司希望低风险者留在市场，高风险者退出市场。但实际结果却事与愿违，因此这也是一个逆向选择。这个逆向选择最终又导致了一个市场失效。斯蒂格利茨因此揭示出，在一个单一的保费政策市场上，均衡点是不存在的。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上述问题呢？斯蒂格利茨指出，承保人可以通过向市场提供多种形式的保费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典型的形式为保费与自负额（或称免赔额）的组合。所谓自负额就是一旦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不是100％地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被保险人也承担一部分损失，这部分就是自负额。当然，自负额越高，保费就相应地越低（理论上讲，当自负比例为100％时，保费应当为零，也即不购买保险）；自负额越低，保费就相应地越高。所以，保险公司可以提供低保费、高自负额及高保费、低自负额两种不同的保费政策。面对这两种不同的保费政策，高风险者不倾向于购买低保费、高自负额的保险。因为他们发生事故的风险比较高，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将面临着较高的自负额。所以他们倾向于购买高保费、低自负额的保险。而那些低风险者却倾向于购买低保费、高自负额的保险。因为他们的风险比较低，真正发生事故的概率比较小，所以他们不太顾虑高自负额。这样一来，不同顾客选择了不同的保费政策这一事实本身即将他们在承保人面前区分开来。承保人因此而得以识别谁是高风险者，谁是低风险者。至此，承保人就从投保人自我选择行为中获取了关于消费者的信息。所以，承保人提供的这一政策具有让投保人自我甄别的功能。这样，在高、低风险两个分开的市场上，都达到了市场均衡。逆向选择被避免了，市场失效也被避免了，问题从而得以解决。
斯蒂格利茨在1976年和罗斯柴尔德合写的《竞争性保险市场中的均衡：一篇关于不完善信息经济学的论文》具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关于均衡的分类，现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中，特别是信息经济学的规范概念。他的文章在信息经济学领域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可能是引用率最高的。在他的很多论文中（其中很多是与别人合著的），他反复指出如果忽视了信息的非对称性，经济模型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误导。
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在《竞争性保险市场中的均衡：一篇关于不完善信息经济学的论文》一文里总结了阿克洛夫与斯彭斯两位学者的工作，并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终于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此这篇论文也成了斯蒂格利茨在不对称信息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
除以上研究成果外，斯蒂格利茨在其他方面也建树颇多。他曾与格罗斯曼在198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论信息性有效市场的不可能性》引出了所谓的“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即，如果市场上所有相关信息都在市场价格上体现出来，经济实体就再也没有积极性会尽力去获取这些信息。但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掌握这个信息的话，那么就必有某些人会设法去获取这些信息以图盈利。因此，信息有效均衡点是不存在的。这一研究对金融经济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还与维斯（AndrewWeiss）在1981年发表的“不完善信息市场中的信用配给”论文里共同研究过不对称信息情形下的信用市场。斯蒂格利茨也对公共经济学，尤其是对最优税收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1982年发表的《自我选择与帕累托最优税收》里，他研究过最优税收的问题，成了继维克里、米尔利斯等人之后又一个在最优税收理论上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1984年，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在《均衡失业作为促使工人遵守纪律的一种手段》里创立了被称之为效率工资的劳动市场模型。他们的研究揭示出通过适当提高工资来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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