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父亲对我说，你这样呆在家里，为什么不去守厂啊？我说，厂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去守什么厂？父亲说，正因为一个人都没有你才要去守厂，这是你的厂，你靠它吃饭。我哑口无言。我不知道他这个念头是怎么生出来的，但从某个角度讲，他这个念头是对的。老一辈的人都是这种“热头气”，说好听的是“境界高”，在他们心里，只有集体，没有个人。
那年，我19岁，长得还算结实。虽然在外面呼风唤雨，如鱼得水，但在家里，我还是非常老实的。所以，父亲的话就和圣旨差不多。
于是，我准备了十来斤大米，几件换洗衣服，走出家门，守厂去了。
路上已逐渐萧条，行人神色匆匆，有零星的枪声在远处响起，“嘎贡嘎贡”的，那是自动步枪的节奏。我经过小南路，经过清明桥，经过雪山路，这些重要的路口都有工总把守，他们远远地用手指勾着我，问哪里来哪里去？我老实地回答，从家里来到厂里去。在他们盘问我的同时，那些高处的暗处的机枪都在瞄着我，只要我有一点点可疑，或不顺眼，他们就会一枪把我“嘎贡”掉。
这时候的路上已没有了汽车，连手扶拖拉机也没有了。我像个步履蹒跚的老人，走在西山的这条路上。所谓百步无轻担，我背着十来斤大米，在肩上换来换去，等我用两个小时走到了厂里，我头上和身上都已经白花花了，像面粉厂的一个工人。
守厂当然是无聊的，但我要给自己增添一点乐趣。白天，我跑到后面的河边看人钓鱼，这里毕竟是郊区，虽然不是歌舞升平，但也是相对安全的。夜里，我就严实地锁好大门，还搬来一些桌凳，把门口垒成了障碍。我披着值班用的军大衣，打着五节电筒，强光像宝剑一样划来刺去，把那些角落里的垃圾都照出来。有时候，我也会自欺欺人地警觉起来，壮胆吆喝，口令？哪一个？肚饿的时候，自己烧饭吃，七分钱一个的鸡蛋，打成水蛋，可以喝个半饱。实在想换换口味了，就跑到后面河边等，农村有那种小船载过来的货郎，买一斤粉干，一两虾皮，再去农民的田里偷一只球菜，合在一起烧也是不错的美味。
那几天，风声一点点地紧起来。有消息传来，溃败的联总要从西山这条路上退下来，城里已经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他们想退到巨溪，再退进大罗山，就可以扎下来打游击了。这天夜里，联总真的退下来了，他们趁着夜色，越过封锁线，松台山上的岗哨没有发现他们，积谷山上的机枪也没有堵住他们，他们像水银泻地一样朝西山路上下来。我躲在厂里，隔着障碍和大门来判断路上的动静。白天农民说，现在的联总已经是饥寒交迫，作困兽斗了，因此，他们可能会对沿途实行“三光”政策——吃光，用光，抢光，他们要带点东西上山去，以备日后打持久战。我来守厂，也是为了防止这个。
路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更愿意把这些想象成其他：那咕噜咕噜的声音，是不是农民偷偷地出来拉水？这是生活之需，白天不方便，只好夜里出来冒险弄一点。那窸窸窣窣的声音是什么？是不是什么碎步的动物在轻巧地跑过，流浪的狗或是无家的猫？突然，我的厂门被人凌乱地敲响，接着是擂响，再接着就是踹响。我躲在车间里面没出来，不明的情况最好都不要冒头，不冒头至少在理论上说是安全的。但门口的联总似乎没有打住或离去的意思，我马上意识到，是我垒在门后的障碍露了馅，里面垒了东西，就说明里面有人。我只好硬着头皮走出来，故作粗声地问，哪一个？门外杂乱地应着，联总联总。我说，我们厂里没有蛇哪，隔壁酒厂里有鳗。我说的是俏皮话，有温州民间意味，是说“吃蛇的人还会把鳗落在锅里吗”。也许这句话这时候有了别样的指向，是说“横竖是个抢，干吗不抢好一点的东西呢”。这个指向刺激了他们，他们觉得被侮辱了，就恼羞成怒地愈发要进我们的厂。很快，我一个人构筑的“工事”被他们推倒了，他们涌进了我们厂。当然，我们厂也真的没什么东西好拿，除了车床，就是钳桌，但他们还是在翻砂车间里搜走了一车焦炭。焦炭不能当饭吃，但在这个冬天，生火取暖还是有用的。
因为上面那句话，我还被他们揍了一顿。打架的人有经验，逃不了就赶紧躺倒。我双手护头，身体团成虾一样，他们的拳头打不着我的头，但我的腰被他们踢坏了。当时没有什么感觉，还以为自己是身体好，抗击打。但多年以后，我的腰就和我抬杠了。到了我34岁的时候，我就走不动了，不得不做了手术。医生说是脊椎移位引起的椎管狭窄，CT显示管内严重钙化，神经全都压死了。过去像牛一样的我，现在只能一瘸一瘸地走路。
我父亲看到我这样并没有黯然和后悔，他更多的是得意和骄傲，觉得磨难即是财富，觉得有了这样的经验，我才有今天这样的自如。有时候，我真想问问父亲，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有没有想到过意外？比如，万一哪一颗流弹长了眼，把我射杀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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