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里荒滩，数不清的帐篷，黄的、白的、黑的、圆的、方的、三角型的。壮丽的帐篷上有成群的乌鸦，哇哇地叫。忽尔飞起来，片片黑色，投在地上的是一些奔驰的荫凉，也是一种壮丽。人有多少，鸦就有多少。人鸦同归。是人随了鸦还是鸦随了人？鸦带来的自然是凄凉荒败。但又不尽然。鸦不是孤独的，且没有枯藤老树的陪衬，所以算不得昏鸦，而是朝气蓬勃的晨鸦。夏日格勒的乌鸦是气氛的指南：嘈嘈杂杂，悲悲怆怆。
一座名副其实的帐篷城。只有一处有一些土木或砖木结构的房舍，显得气度不凡。就它是稳固的：农场转运站。别的一切，在它刚出现时，就蕴含了时过境迁的意味。壮丽的梦幻，几千年才能做一次。夏日格勒从次有了它的地理位置。全世界都将知道它。新来的客人有些激动。
两年前我们来这儿时，半人高的芨芨草，铺天盖地。我敢说这儿从来没到过人。
你们来了以后呢？
我们来了，天堂也就来了。
大气魄。
谁能办到，只有我们。
真叫人羡慕。
主人的介绍和客人的赞叹不绝如缕。客人决定在这里多呆几天。他是记者，他需要具体事例。他预感到自己就要放声歌唱，一肚子热情洋溢的词汇正在发酵膨胀。他迅速行动起来，相信每一顶帐篷都会告诉他。至于那封曾让他忿忿不平的信，似乎与帐篷城的壮丽没有丝毫关系。
可是，迅速地，他理屈词穷。他因失望而恼怒。他那训练有素的歌喉，此时喑哑到极限。再也不能张口说话了。沉默是生命的冬季。他在春天走向严寒，久久颤栗。
每一顶帐篷都能填补几页采访本的空白，填补了厚厚一本，接着又是厚厚一本。归期已近，而此行的终点还在一百多公里远的农场总部。当记者想到，必须从脑子里抛开夏日格勒时，他深深吐了一口气。似乎轻松多了。在这里，一顶帐篷就是一层沉重，压得他心跳几欲停止。抛开这些帐篷就是抛开天上的乌云、地上的狂风。实在的，他不想头顶乌云，面迎狂风。人，生活，心灵，流萤似的眼睛，总在企求一湾避风港，总在渴念明净与平定。
然而，事情没有完，悲哀没有完。地上的故事比记在脑子里的多，脑子里的比记在本子上的多。那么多的草黄，那么多的素白，那么多的沉黑——索索发抖的帆布的穹窿。年轻而苦涩的一群，哀怨地活动着。乍一看，赞美吧，光荣的青年垦荒者，英勇的移民，荒原的希望，蓓蕾初放的花朵精神，只是别走进帐篷，别问他们那许多为什么。是的，如果不是出于职业习惯，他何苦要在这里停留，要接近人群，何苦要用问题去折磨他们，也折磨自己呢？
夏日格勒西部有一条河。河水从西而来，在滩地边缘洒脱地弯出一片风平浪静的水域，既深又广。之后流向改变了，由北往南，坦坦荡荡漫出十里缓坡，碰到垣壁的阻拦，逗留片刻，就直走东方。据说由于地热的关系，这是一条不冻河，即使腊月零下四十多度也不见冰凌上岸。不知过去它叫什么名字。自从这儿有了人迹，人们就叫它立鬼河。帐篷城里年年月月都有人自杀。唯一的办法就是跳河。不会水的穿着衣服跳下去，会水的绑着石头跳下去。不论是绑了石头的还是没绑石头的，顷刻漂起来，都是头朝上脚朝下，直直地立着。河水漫过腰际或漫过胸脯，酷似踩水，但他们的确是死了的。那尸体立着，河水流向南流向东，向低海拔走去。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集体行动。能立到哪一天，会立到什么地方，死后直立的原因又是什么，没有谁说得清楚。神秘是立鬼河存在的资本。连人们为什么会自杀也是神秘的。
立着去了多少青年，多少移民？记者试图搞清这个至关重要的数字。有的说一两千，有的说三四千，还有人说不下五千。莫衷一是，无法断定谁对谁错。官方也有矛盾：农场转运站的那个拐腿子站长说，七八十个，不算啥。青年垦荒队的队长说，他来这里两年了，见死人比见河滩里的石头多。移民科的人说，自杀加上水土不服病死的，也就千把人。哪个部门也没有一本死亡名录。记者只好放弃调查。他以为，只要是无辜而死，一万和一千，十人和一人，都能说明问题的严峻：这里是创造死亡记录的鬼域。
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自杀是八十六人。清一色的上海姑娘，初高中毕业生，唱着歌进入荒原。仅仅在夏日格勒居住了一个月，就觉得死亡是最大的幸福。从拐腿子的解释中，记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大上海投入荒凉，受不了环境的严酷。幻想与现实相去甚远，悲观失望直至轻生。可仔细一想，这不是非死不可的理由。因为虽然艰苦，只要想活就能活。和她们一起从上海来这里的还有三千多个姑娘，活着，已经嫁人或正准备嫁人。记者和她们接触，发现她们来这里后，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我要嫁给谁。几乎所有人都把嫁人当作了使命，都会说，嫁人光荣，嫁人是祖国的需要。新生活的开始，就是性生活的开始。从处女到妇人，从纯洁到失贞，荒原做了温床。但在往事的淡烟薄雾中，她们谁也没做过嫁人的梦。
那儿是供给制，是共产主义的雏形。管吃管喝，管穿管戴。需要什么发什么，包括牙刷肥皂，手巾手帕，卫生纸和雪花膏。更重要的是，在那里，你将成为：祖国的希望，地球之巅的主人，母亲的好女儿，时代的英雄，新一代的创业者，人民的骄子，世界的未来。总之，关于荣誉，你渴望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荒原是精神宝库。一个人，他的政治生命所需要的一切营养，应有尽有。在上海，在动员她们西去时，政府的人都这么说。都是热血青年，她们相信政府甚于相信父母。报名，踊跃如潮。体检，政审，还有一些附加条件：要有文化，要漂亮，要会做各种家务。已经很明显了，是在挑选老婆而不是在挑选英雄。但迷信使她们毫无觉察。为得不到准许而流泪满面。口头决心，书面决心，泪写的，血写的，坚定到不可能动摇。终于看到榜上有名：万分激动，喜泪盈眶了，如狂如痴地奔回家去。有的父母始才知道女儿已经成了他乡之客。难分难舍，叮嘱啊叮嘱。也有不许女儿离开的。那就哭就闹，就赌气做出各种不让父母顺心的事。父母无可奈何。有一家四个姊妹都报了名，都被录取了。四个女儿四枝花，一枝比一枝艳美。妈不同意，爸不同意，奶奶爷爷不同意。她们不哭不闹，守在一间房子里静静坐着。给吃不吃，给喝不喝，绝食了，直到胜利。所有要走的姑娘都战胜了感情的抗拒。走出家门，上火车去。胸前的红花脸上的笑。花是假的，笑是真的。月台上的锣鼓震天响。亲人们的哭声沉入音浪的底层，听不到，听不到，永远听不到了。西去的列车，滚滚的历史的脚步，就此迈出。长长的汽笛声，把分别推向高峰，推向消逝。伤感顿然变作激动。满车歌声满车笑。
长龙串起几个不眠的昼夜。高原的太阳君临头顶。西宁到了。富有的紫外线让那些嫩白的面颊感到灼烫。风呼呼的，是那种从未领教过的强劲。柔软的南国笑语戛然停止。搞错了，一定是带队的搞错了，接收她们的怎么是劳改局？人家说，没错。劳改系统也不全是劳改啊。比如劳改局长，难道要从犯人中提拔？有道理。她们不再怀疑了，只是少了许多忘情的歌。在西宁的日子还算美好。第一天发钱，一人十五元。第二天每人领得一套外衣，黄色的淘汰军服。第三天，她们排好队，用掌声欢迎局长的亲自接见。来自革命根据地延安的局长和蔼可亲，不厌其烦地和她们一个个握手。晚上会餐。一桌八个菜，主食是正宗的北方饺子，吃多少有多少。第四天，劳改局举办联欢晚会。有唱有跳。姑娘的身段，姑娘的线条，姑娘的脸庞，姑娘的姿态，一览无余。之后，有人宣布，以下三十七名姑娘将留在局机关听候使用。那四个姊妹，二姐和小妹也在其中。第五天，西宁上空明净的蔚蓝突然逃逸。薄薄的乌云从南北两架山上同时跃起，很快封合。天空铅青一片。四个姊妹悄悄离开了劳改局，打听着路线来到汽车站。东去的班车一天一趟。今天的班车早已出发。那就等着。她们抱定了回上海的决心。她们不认为这是逃跑，所以没有躲藏，所以就被人家轻而易举地抓了回来，所以就成了众口交詈的对象，所以就让西宁的天变成了昏暗的天。劳改局的工作方针是消灭一切不驯服。你们要跑，谁给的胆量？今天跑四个，明天就会跑四十。不做惩治就等于践踏王法。她们再次登上那座曾经表演过节目的舞台，接受责问和批斗。你们究竟为什么要跑？你们动机不纯。你们对祖国大好河山心怀不满。你们的行动就是破坏支边运动。许多人都在发言：同来的姑娘和局里的职工。她们本能地低着头，流泪无声。有许多话要说，许多事实需要澄清。可那不行，那无异于自我宣判，已经警告过她们了，不能乱说，更不能反抗。只能哭泣，只能发抖。只能用自悲自怜的举动引来同情。别忘了，这儿是劳改局，自由与牢笼只有一步之遥。内部调整——随便一个动作，你就会从广阔的田野走向狭小的号子，穿着囚服，扛着工具，哀恸一生。
在姑娘们离开西宁继续西进的那一天，二姐和小妹也爬上了敞篷车。不能留在局里了，这是惩罚，是对漂亮的惩罚，是启示——那些因崇尚浪漫而不愿留在局里的姑娘们恍然明白，前面，荒原，并不意味着更高层次的荣光。而对四个姊妹来说，生生死死厮守在一起就是幸运。在成了批斗对象，在被孤立出人群之后，她们更加明白了互相关照的重要。
后来，她们成了河中的立鬼。据说在八十六个集体自杀的姑娘中，她们穿着大红色的衣服，手拉手，行走在最前面，首先迎接每一轮激浪的拍打。
死亡原因？死亡原因？死亡原因？记者依旧茫然着。
篝火晚会。夏日格勒的春夜里，到处是燃烧的青春。荒滩上人蚁而聚。表演节目，是女人就可以登台，尽管那被观众围起来的圆心并不是舞台。篝火让她们通体发光。而更亮的则是观众的眼睛。农场以及各分场科级以上的干部全部来了。赏心悦目的精神会餐经久不散。姑娘们时不时地听到一些粗话，一些浪语，一些荡笑。按捺不住的调情不知从哪个角落就会飞升而起。她们感到害怕，感到生活在一个异陌而贪欲的环境中。已经落入陷阱了，还要放声歌唱。她们怔忡不宁。她也在表演。她的歌声绵绵如絮。
掌声和议论都显得模糊不清。第二天，就有人找她谈话。在一间专门用于谈话的房子里，一个四十开外的管教干部傻乎乎地向她表白着。他说他出身雇农，党员，参加革命二十一年。虽然年纪大点，但本质好，根子正，从未婚娶。现在，经上级领导批准，他将成为庞爱华同志的丈夫。
他们正在逐渐摊牌。一切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什么骄子，什么英雄，什么主人，什么未来，统统放屁。动员她们来荒原的首要目的，是解决农场职工的老婆问题，确切地说是饥渴问题。能不能缓些时候？她们可以先生活再恋爱，后结婚。婚姻大事是终生大事，父母不能包办，政府不能包办，农场更不能包办。不行。因为根本不存在你是否愿意的问题。他们的需要就是你的前途。你只有一种自由——自由地向他们袒露胸襟。也就是说，地点由你选，在房间，或者在荒野。
她简直不相信这就是她所面临的。她一句不吭，起身就走。门从外面锁住了。她要喊叫，却见他腾地跪倒在她面前。他说，她不答应他就不起来。她没有答应。他忍着膝盖的酸痛，抱住她的双腿，哀哀哭求，并表示着他的吃惊：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分配？要知道，现在，你对抗婚姻就是对抗组织。姑娘，想一想，后果是什么？
这是最文明的一场爱情戏。更多的则是暴力制服。等她们哭哭啼啼走出那间专门用于求爱的房子时，处女膜的裂变已经带来了心灵的裂变。
一个月过去了，全农场科级以上的光棍汉将近三分之一有了老婆。那八十六个集体自杀的姑娘是谁们的老婆？不知道。似乎，好像，仿佛，她们在还没有对上象的情况下，就匆匆而去。还有一些单个自杀的，加起来也有五十多名。是由于不堪虐待狂的凌辱，是由于发现自己一再上当：理想的欺骗加上丈夫的欺骗。来自农村的家信里，竟有另一个老婆呼唤情欲的呻吟。是由于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她们常常迷失在绝望之中。她们的豪迈和知识，她们的灵光秀气，如残云卷入风尘。她们存在的价值，与丈夫性欲的强弱成为正比。她们没有工作。如果她们不甘堕落，就没有吃饭的权利。
除了去总场的，丈夫在各分场的女人都定居在夏日格勒。房屋是囚犯们建造的。那一天，用汽车拉来的囚犯少说也有三百多。有了劳力就有了一切。半个月后，夯起的土墙如新林滋长。搭上梁椽，铺上麦草，再抹一层泥巴。新房霎时落成。数百个新娘各占一间。丈夫们从各自的分场拿来一些粮米油盐和日用品，生火，吃饭，做爱，争吵，打架，言和。夫妻不能天天厮守。去了，来了，频频穿梭。他们有家了，也就是说，有奶子可摸了，幸福啊。至于妻子，那份委屈着的感情，就让它委屈下去。他们是粗人，有理由忽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丈夫们，形形色色的狱吏性格，让来自南国的柔弱更加柔弱。
当然，记者不可能寻觅不到例外。庞爱华的丈夫是三分场的副场长。有耐心，蛮体贴，从不强迫她做什么。只要他来，家务事就全是他的。一日三餐，双手捧到她面前。她不吭声，他就闷着。等她吃完，他就端去洗涮。晚上，他给她扫炕铺被。
爱华，睡吧。
她睡了，他才睡。两床被子，中间是楚界汉河。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她可怜他。渐渐的，认了，丈夫就丈夫。比起别人，她是得到爱护的一个。那次他走后半个月没回来。开始不介意，后来就想他。越想就越觉得他已经成了她的依靠。至少，他是个好人。他勤快，顾家，不无善良。终于等他回来了。她第一次给他做饭，虽不言语，但眼里，情意脉脉而来，只要是男人、是活人就能感受。他喜出望外，总是从她手里抢过活路，说，我来，我来，你忙了半个月。好像他到三分场是去享福的。夜来临，宁静来临，气氛来临，情绪来临。那就来吧，上炕，睡觉。她今天铁了心要往他怀里钻。他惊喜万分，搂着她，却又不急着行动。该说的都得说出来。他铺摆他的家乡亲人，他的历史，他的脾性。完了，又问她的一切一切。她的回答让他叹息不已。他呆板着面孔陷入沉思。扫兴，他这是怎么啦？她问他。他憋了半晌才说出自已的心思：她打了埋伏。她茫然不解丈夫所说的埋伏是什么。他只好把话挑明：她有过心上人，可她不打算告诉他。她说他瞎猜。他一口咬定她有，而且感情蛮深。深夜的花园里，他和她坐在一起，谁知道都干了些什么。她推开他，什么话也不想说，有什么好解释的，那首歌，那种抒情，那般温馨怡静，是她飞起来的憧憬。可谁能说，有什么事情就得唱什么歌呢？他的看法恰恰相反。家乡，山林山坡，男男女女，做什么事情唱什么词。坐在身边就唱坐在身边，睡在一起就唱睡在一起。这一夜，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她那生动的表情又被冷漠代替。有苦难言的心境森然如夜。而他却以为，她念念不忘他过去的心上人。他不能和一个随时都可能变心的女人去做那种生儿育女的事。
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直到记者来这里，他也没有从三分场回来过一次。不来也好。时间长了，关系也就淡了。她依然是处女。她要贞洁来贞洁去。她幻想着回上海的日子。
庞爱华的隔壁住着三分场场长的妻子。她叫曹林燕。高个，一张白白净净的脸，细眉细眼，身条颀长而饱满。她内向、文静。问她最不爱什么，她会说最不爱唱歌。问她最爱什么，她会说猫咪。大概从小就有一只猫陪伴着她。她的性格里既有猫的温顺，也有猫的敏捷。她那个倒搭着眉毛的丈夫在第一次谈话时就占有了她。方法很简单：他从腰里抽出一把杀猪刀，撩开自己的衣襟，露出脏兮兮的肚皮。他说如果她不答应，他就把肠子挑出来给她看。她吓得浑身哆嗦，瞪凸了眼看刀尖在那肚皮上划出一道弯弯的血痕。
出来了，看吧，出来了。
她看到他把裤子抹到脚腕上，一截红红的肠子垂吊在小腹下面。她尖叫一声，闭上了眼睛。他过去，拽住她的手，要她摸摸他的肠子。她几近昏厥，任他将自己平瘫在床上。一会，她感到了腹内的疼痛。她流了血。她以为他用刀子划破了她的肉体。她恐怖地呻吟着。后来，她明白了，垂吊在他小腹下面的，并不是他的肠子。她愤恨他，从此夜夜不让他得逞。于是，属于她的那间房子里，夜夜有了她的惨叫。她的每一块皮肉上，都留下了他用指甲抠出来的血痕。她丈夫不在时，庞爱华常去陪她坐坐。但她什么也不说，尤其是对丈夫如何折磨她的情形讳莫如深。她坚定地认为他不是人。而她，作为人，却拿一个畜生毫无办法。一个憔悴的女人，无望地忍受着。庞爱华安慰说，总有一天，她们能够回上海。她说她根本不想这事。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掐死一个比她弱小的人，然后自杀。庞爱华不寒而栗，再也不敢接近她。在对方那血丝游动的深眸前，憧憬过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的姑娘自认是弱者。
听了庞爱华的介绍，记者去找过这个女人。好像几天没洗脸，好像被犁铧开垦过，额面颊边是年轻的褶子和点点血痂。好像眼睛是两团燃尽的焦炭，莹黑之上是一层灰色的蒙垢。好像双唇日日都在焚烧，干枯到紫皮如鳞。好像她正处于饥饿之中，大口吞咽着土豆，连皮也不剥。土豆不知是什么时候煮熟的，现在已经冰凉。记者说他是记者。她似乎不明白记者是干什么的，起身，费劲地想从表情上做出某种反应，终于又没做出来，甚至没有客套地让坐。记者并不介意，坐到灶前的小板凳上，连声让主人坐下。沉默。问她什么她都沉默。出于习惯，记者只好说，他听说了她的情况。她应该鼓起生活的勇气，相信前途是美好的。这话和荒原一样空洞。她的神情也和荒原一样冷漠。冷漠即是逐客令。记者起身告辞。突然，她说，等等。记者期待地望她。她说她是上海人。她家在上海闸北区。也不管对方是否感兴趣，她继续说下去。她爸爸叫曹树森，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她十三岁时，母亲离家出走。那一夜，她从床上醒来，喊着要妈妈。爸爸没办法，带她去找妈妈。他们在街上转了一圈，除了灯光，什么也没看到。第二夜，她悄悄出门，独自去找妈妈，找到天亮，终于在一个木匠家看到了妈妈的身影。她喊着妈妈扑过去。妈妈却认不出她来了。她回家去，告诉了爸爸。爸爸吃了一惊，吃了一惊，吃了一惊。大了，她才听别人说，妈妈是遭流氓强奸后被爸爸抛弃的。从此，每当她在清晨第一眼看到爸爸时，都会有吃一惊的感觉。记者也吃了一惊，他看到，她几乎是面带笑容地说出了最后几句话。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这些。是遗言，还是寓言？记者的揣摸让他害怕。他觉得这里的人和事都是不可思议的。
也许一切都是误会。一切都会成为历史的陈迹：罪恶将得到审判，遭受践踏的善良和美好都将重返美好。记者自解自悟，希望自己的心情明亮起来，希望他即将访问的总场能带给他愉快。他一再对自己强调：夏日格勒，城市，拓荒者的家园，毕竟是骄傲——我们的，中国人的，当然也是她们的。尽管，她们，有过，不幸的待遇，等着瞧。他相信等着瞧。总有一天会是壮阔的一天。为此，他再次找到农场转运站的那个拐腿子站长，想绘制一份农场分布图。他的目的达到了。对方一边说，他一边绘。先绘出荒原的轮廓，再找到总场和九个分场的位置。你就看吧，哪儿有平原，哪儿就有被开垦的处女地；哪儿有河流，哪儿就有拓荒人的踪迹。尽管有强制拓荒和自愿拓荒的区别，但在未来的蓝图上，苍翠的夏日和金黄的秋色都将证明，我们创造了奇迹。那时，荒原，以总场为中心，辐射形的水网和农田，将扫除万年荒凉。好啊，迷了天堂，乱了江南。记者的情绪又开始激荡。他甚至这样安慰自己，夏日格勒人的苦难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只要他把情况如实反映上去，正义之光就会普照大地。
他就要离开这里了。带他去总场的车是由拐腿子安排妥当的。临行，车就要起动，拐腿子气咻咻赶来，敲开驾驶室的门，递给记者几个用旧报纸包起来的烙饼。他说路上没有人家，饿了就啃几口干饼吧。他又让记者返回时再来找他。记者问他是否有事。他说没有。汽车开动了。现在是早晨，前面是东方，太阳冉冉升起。
到达总场时已是傍晚。管教处处长周子千接待了他。啊，老同学。
周子千把那封信还给记者。他说这是一封彻头彻尾的诬告信。应该调查一下写信的人，是她自己的反动意识作怪，还是受了别人的指使。为了让记者相信他的话，他表示愿意提供所有方便，包括向任何一个在押囚犯询问情况。记者很高兴。他想更透彻地了解面前这个囚犯世界。这世界，对任何一个局外人，都具有奇异的魅惑。公事谈完了，记者开始转移目标。提到保罗，两个人都怃然喟然。周子千说，保罗的变化比谁都大。从前是什么样子？诚实，随和，善良。现在，嗐，尖滑、孤僻、冥顽不灵，要多糟有多糟。他竟然敢于逃跑，敢于诈骗农场，敢于和女囚犯鬼混，敢于顶撞管教干部。什么犯忌他就干什么。要是稍微好点，能减刑也就减刑了。他周子千也不是个见死不救的人，记者忙问，他是死罪？周子千说，照他现在这样顽抗下去，离严惩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记者忧急地喊起来，找他谈谈，提醒他呀。周子千晃晃脑袋说，任其自然吧，等他求到我时再说。记者说，他要是不求你呢？周子千一拍胸脯说，放心，我不会让他走向绝路的。记者又提到他在夏日格勒见到的那些女人。周子千笑笑，说，城里的姑娘，资产阶级娇小姐，经不起半点考验。夫妻生活，捏一把掐一下，常有的事，哪能叫虐待？你结过婚，你知道。男人荒久了，野一点，情有可原。又不是哄娃娃，文皱皱、嗲兮兮，啥也不主动，就不是无产阶级作派。感情嘛，当然不能一下子就蜜起来。日子刚刚开始，得慢慢培养。有了孩子就铁了心。不信明年你再来，要是她们再诉苦，我就把头掐给你。记者说，死人太多，总得搞清原因。周子千说，女人死了就怪丈夫？还有别的原因嘛。比如乱搞两性关系，叫人发现了，没脸见人就往河里跳。有一些没等嫁人就去寻死。谁欺负她们了？利己主义严重，个人目的达不到，就用死来要挟我们。我看死了也好。这种人，给个脸就染大红，娇生惯养，拍着、捧着、用头顶着，还嫌你手不干净头不平。她们活着是负担，除了吃饭造粪，没啥用处。话不投机，记者也就不再问什么。天黑了，该睡了。周子千把记者送往招待所。夜幕中，似乎有人说话。周子千喊一声：谁？没人回答。又走几步，他们真真切切听到一阵喘息似的沙哑声音：
周子千，周子千，周子千，冤死鬼，冤死鬼，冤死鬼。
两个人毛骨悚然，细细谛听。来的，去的，都是风的脚步声。
闹鬼了。
记者不相信世间有鬼。他是个无神论者。
当地牧民说，我们没来时，这儿就常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鬼话。要是害怕，你就跟我住在一起。
我不害怕。
呶，那儿，亮着灯的。
周子千中途返回。如果他把记者送到，就会延长他一个人行夜路的时间。他不想领略陷入恐怖的滋味。记者来到招待所。空荡荡的房子里，他的喘息如同鬼的喘息。他将门从里面闩死，合衣躺到床上，用被头蒙住眼睛和耳朵，奔波了一天，累了，很快就困意朦胧。恍恍惚惚的，有个声音在对他说话——在窗外，或者在床下。一直说到天亮。说的是什么，一起身就忘了。清晨的明净里，是春天的冷凉。新的一天有新的精神。昨夜的忧惧溘然逸去，他的情绪还是那样饱满。他发现，这儿的阳光比城市的阳光更加亮丽。地域，天空，云朵，辽远的地平线，都显得宏大无比。多么恢弘的景观，属于农场。农场犹如宝石，因其浑朴而迷人。它等待着雕琢，它的精美在未来。如果他能够，他将写出整个农场和荒原的开发史。他在总场院子里转悠、远顾。然后来到周子千的宿舍，和主人一起吃早饭。早饭是食堂送来的。大米稀饭、香豆花卷、一碟香肠、一碟油炸蚕豆和一碟腌黄瓜，一碟辣子拌豆芽。桌上还有他的钢笔和采访本。他边吃边记下周子千提供的一些数字。农场规模，土地资源，可耕地面积，已开垦面积。有一些数字是保密的。比如在押囚犯的总数、警备部队的人数，自然也有死亡的人数。周子千不说，他也不追问。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摆到桌面上来的。他掌握了也没用。饭罢，他还想聊。周子千要他先接触一些囚犯，至于他们，聊的机会很多。他欣然同意。
准备接受采访的囚犯早就在等他。一间专门用于审讯的房子，落成不久，潮湿的气息中混合着草腥泥腥。房子被长长的条几隔成两半，一半大，一半小。条几的两头朝外斜出两尺，是书记员坐的地方，正面是审讯人的位置，松松宽宽可以并列五个人。条几没上漆，只涂了一层桐油。油光可鉴，是农场发展的一大进步。条几前的椅子上，囚犯已经坐得疲倦了，换了一种姿势，又换了一种姿势。越换越没精神。她双手按住肚子，思念着那顿耽搁了的早饭。周子千带着记者走进去，坐到审讯人的位置上。这布局就已经规定了下面将要进行的是审讯，而不是采访。记者毫无觉察，以为采访囚犯就应该这样。因为他和他的采访对象属于两个对立的阵营。先是周子千按照审讯程序询问囚犯。之后，记者开始调查他感兴趣的问题：在你妹妹探视过你以后，你是否得到了减刑的通知？你妹妹是不是给你说过总场个别管教干部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个男的和你妹妹一起探视过你，他给你说没说过类似的事情？狄秀东的回答加起来一共六个字，没有，没有，没有。一次比一次肯定。记者不甘心，每个问题又重复问了一遍，依然是三个没有，比刚才还要干脆利落。几分钟就解决了记者的全部问题，他有点不知所措，沉吟着，意识到自己的目标本来就不应该仅仅是给那封信寻找或是或不是的注脚。更要紧的是，问问她，你，一个囚犯，农场的最小细胞，是否明白你在荒原的意义，即你的改造与你的贡献？她说她不明白。记者略感失望。
改造好不好？
好。
改造的成果大不大？
大。
改造给你带来了什么变化？
她两眼的幽光就像磷火飘移，就像死后的茫然。不知道，但又不能说不知道。半张的嘴，流进流出的，是无声的气息。记者巴巴地等着，很希望她的话能够成为对他有用的材料，希望她能够提供自己由坏变好的事实，以便让他藉此发出早已酝酿好的议论：这就是人的变化，是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的质的飞跃。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劳动改造的伟大成果。可是，她没有任何反应，呆子，难道她是个呆子？
你是怎样改造的？
累死累活呗。
换句话说，就应该是：以农场为家，为农场而活，为农场而死。可她毕竟没有这样说。也许，她拙于言词，她分不清词汇的感情色彩。她想赞美劳动，无意中却变成了对劳动的控诉。
改造并不轻松。累恐怕是要累一点。周子千说。记者马上接住话茬：
累的结果是，人变了，地变了。比如你，过去想啥，现在想啥，肯定不大一样。
她腊黄的面孔爬满倦意，眼睛闭合了，实在不忍目睹面前这两张脸那种高高在上的红润。健康属于主人。
说呀。别人还没有这种机会哩。
不错，仅仅是为了这种幸运，她也得说不一样。
你具体说说，哪些方面不一样？
过去，在家时，她说，老想，找朋友，玩。现在，老想，老想吃。
就是说，你食欲很好？
她猛然抬眼：我们，没吃过一顿饱饭。每个字都说得非常吃力，完了，她微微喘息。
越问越离谱了。糟糕的还不仅仅是这语言的离谱。记者的上帝是事实。即使是迫不得已，他也应该膜拜这上帝。周子千小声问记者，还有什么。他说没有了。周子千挥挥手，押解人员走向她身后。囚犯顷刻消逝。这是一次不成功的采访。主人和客人都感到不满意。不过，主人自信，下面会有戏的。他们走出审讯室，来到两个管教干部面前。这是两个数年如一日的优秀管教。一个黑胖，脸上是毫不动摇的横肉。尽管农场一再发展，但他艰苦朴素的作风没变。还住在那间宿舍兼办公室的房子里，还和过去一样，负责接待来探监的家属，忠于职守到无私无欲。他向记者证明，他的确接待过一个叫狄秀君的姑娘。那时，探监的人很少。只要来一个，农场就很重视。所以，她在农场期间，她的行动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安排之内。她如果去找场领导，他肯定知道。可是，他对记者想要调查的那些事情毫无印象。再说，葛场长是农场的首脑。他的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去接触一个犯人家属。葛场长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是个很有修养的领导，他怎么可能干这种事。退一步说，如果葛场长真的像信中所说，是个色魔，他完全可以在那么多女囚犯身上打主意，为什么偏偏要占有一个来农场探监的家属呢？难道他不怕张扬出去？要知道，我们这儿的女囚犯中，有很漂亮很漂亮的姨太太、资产阶级小姐、舞女、妓女，还有唱歌的、演戏的和旧时代的交际花。她们在农场的管制之下，作为一场之主，睡她们几个，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葛场长从来不干这种事，连想都不想。他是我们全农场的楷模，尤其是在思想道德方面。横肉管教最后强调，他说的这些，周处长更清楚。周子千连忙点头。
记者把对方的话全部记下来。这就是证据，活生生的人证。至此，他已经十分明白自己想要做的，是对那封信的证伪，而不是证实。感情使然。他骨子里并不希望看到一个十恶不赦的干部。行了，该进行下面的工作了。记者把视线对准了另一个静候采访的管教干部。
他姓张，形像敦厚，给人一种稳实可靠的感觉。几年来，他一直负责总场直属监狱中部分囚犯的生活管理和劳动管理。他和囚犯朝夕相处，会说囚犯的话，会用囚犯的脑袋去考虑问题。他声称，自己首先是囚犯的朋友，其次才是管教。而囚犯，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罪人。既然是人，或者说，既然他们身上还有人味，就不是不可救药的。他的工作就是占领他们的心灵，并让他们发现自己和这个社会并不是格格不入的。如果这些囚犯将来能够重新做人，能够对国家有用，通向新生的桥梁就一定是管教人员。
记者打断了对方的话。他想尽快落实那封信是否纯属编造的问题。
没有。他说，农场一建场他就在这里工作，从来没听说过葛场长在生活作风上有什么问题。他熟悉囚犯，在他的管辖范围内，陆续有几个囚犯提前释放或假释，但没有一个是因为家属用肉体买通了场领导。有一个囚犯，他哥哥杀了人。在凶手潜逃期间，他顶替他哥哥来到农场。后来他哥哥被逮住了，自然要释放他。还有一个囚犯，叫黄涛。去年冬天，他报告说，囚犯们收集了许多器械，准备春天爆狱。我们的人在监房进行了搜查，果然查出了一些镰刀和磨出利刃的铁片。对这样的人，提前释放是应该的。因为他的觉悟提高了。他已经不是敌人，而是朋友。再比如，囚犯林有富，他姑夫是沈阳钉丝厂的党委书记。通过他的关系，农场便宜买进了一批铁钉和铁丝，用于不断扩大的农场建设。这说明他能为农场着想，他为农场做了特殊贡献，假释有什么不可以呢？总之，对囚犯如何处理，都是有根据的。而这些根据众所周知。
记者饶有兴味地听着。笔一直没有动。他拿不定主意：这些事例是不是可以写进文章去？
再比如，有些年老体弱的囚犯，得安排他们干一些轻活、杂活。有些囚犯，老实，本分，服从管教，吃苦耐劳，作为奖励，得把他们调进食堂工作。扶正压邪嘛。还有些囚犯，虽然表现不好，但他们曾经为革命做过贡献。有的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身上还带着国民党的枪伤。有的过去是地下工作者，担惊受怕，没过一天好日子。新社会了，理应享享福了，就因为女人勾引，金钱诱惑而跌了跤。这种人，本质是好的。过去和我们是一家子，犯了罪也是一家子，大不了是个不争气的儿子，各方面照顾一下是感情需要，不是因为他们买通了场领导和管教人员嘛。该照顾的都得照顾。就说负责打扫厕所的那个囚犯，原先在我们那个棚子里。是我向周处长建议把他从号子里调出来的。是不是？为什么？我当时就说了，他父亲是二七年的老革命。儿子杀了人，由老子亲自把他送到公安局。人家大义灭亲，我们可不能落井下石。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不照顾谁照顾？
不错，他有他的道理。同情那些带有革命色彩的罪犯，也许，这就是革命人道主义。记者开始记录，刷刷刷的。已经有三个人做出了证明，那封信所说的情况，恰好是事实的反面。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保罗。如果他也能尊重事实，记者就可以顺利结束这项调查。唉，保罗。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见到他，不知应该做何种表示。激动？不行。过去是朋友和同学，如今是敌人。他的反应会是什么？怜悯吧，彼此的眼里是怜悯的沉默。惋惜他。他只能惋惜他。压抑着感情，公事公办。冷漠是他必须信守的表情。可如果保罗又惊又喜呢？如果保罗还像从前那样哀伤，回忆往事：离别，握手，浓浓的、浓浓的友谊，地久天长。异地重逢了，该是拥抱的时刻？不行。得克制，得让保罗一见他就明白，彼此的冲动已成过去，已成虚妄。他们，要冷静，要保持距离，那种只有仇恨才能拉长的距离。好吧，就这样，情绪的准备已经完成。用不着担心什么了。他向周子千提到保罗。周子千征询张管教的意见。张管教说，囚犯们都到大田劳动去了，中午不回来，得等到傍晚收工以后。也好，利用傍晚以前的这段时间，到总场各处走走，松弛松弛神经，也增加一些感性认识。记者站起来，要老同学陪他走走。张管教说，别忙，中午有人请客，他想请记者和周子千一起去，当然还有横肉管教。后者连忙拒绝，声称自己胃疼，根本不想吃东西。
谁请客？
还不是那个郑钦来。
那我们就跟你沾光了。周子千说罢，猛然一拍大腿，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差点忘了，葛场长叫我去一趟。说着，就往外走。
我们等你。张管教说。
我就来。
周子千没有来，大概是被什么重要事情牵制住了。记者欣然前往。临近饭馆，张管教才告诉他，做东的是个囚犯，不过马上就要释放了。记者顿时有些犹豫。囚犯请管教的客，还要一个记者做陪，这算什么？张管教很明白他的心思，停下，絮絮叨叨地向他解释。
没办法，怎么推也推不掉。本来昨天要请客，他都给饭馆说好了。我坚决不去。他说，就要离开农场了，难道他不能感谢一下一个待他如兄弟的管教。我说，无论我做了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我不能吃请，这样会犯错误。我的话让他很伤心。他当着我的面哭起来。就这样我还是没去。我知道，他请客的钱是发给他的路费。今天上午，他又来缠，说要是我不给他面子，他就不走，说着又哭起来。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也就应承了。仔细想一想，一个管教能和囚犯建立这样的感情，也真是难得，是吧？我怕什么？他已经释放了。他不求我给他办什么事情。再说，我不能白吃，我要回报。他走时，我可以送他一些路上吃的东西，还可以给他贴补一些路费。反正我的工资月月花不完。
好素材。记者高兴起来，觉得面前这个姓张的管教倒是个人物。两个人一起步入饭馆。东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饭馆紧挨着总场职工食堂。职工食堂旁边又是囚犯食堂。这布局是去年才确定的：在原来的食堂两翼加盖了一些房间。分工也就明确起来。饭馆是营业性质的，收取管教们打牙祭的钱钞，接待来探监的囚犯家属，酒菜饭食自然昂贵得令人咋舌。厨子和服务员由两部分人组成：农场职工家属和就业犯人。作为饭馆老板的，是场长办公室主任的小姨子，四川人，三十过头，有点文化，调来这里后，觉得任何地方都没有农场好。这里自由，舒心，还能让她有权有势。她是个热心人，一见他们，就从厨房迎出来，高声让坐，又说他们来迟了，贵客难请，接着又说张管教面子好大，能把记者请来一起吃喝。显然她早就知道农场来了位记者，并且在什么地方瞅见过他。记者多少有点尴尬，也隐隐觉得自己在农场人眼里，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这使他不期然而然地矜持起来。他微笑着不断点头，免去了许多没用的客套话。女老板进厨房亲自为他们端菜。趁这机会，张管教给他们互相介绍。郑钦来站到记者身边，点头哈腰地伸出手。记者坐着和他握手，并要他赶快入座。
酒菜很快齐备。女老板忙别的事去了。郑钦来为他们斟酒。酒是白酒。白瓷的酒盅比拇指大不了多少。斟酒的手颤抖着，倒在桌上的比倒在盅里的还要多。东家很紧张。因为他觉得自己得到的，比他们准备给他的，要多得多。既然一个记者能吃他的酒菜，说明释放带给他的不仅是行动的自由，而且是心理的平衡。今后，他将和所有自由人一样，具有平等的地位。张管教首先举杯，他说，承蒙记者赏光，这第一杯就应该为他千里迢迢光临此地而干。记者赶紧纠正，说这第一杯不是接风酒，而是送行酒。郑钦来获释了，大家都应该高兴。来，庆贺郑钦来走出农场，干杯。他说罢就一饮而尽。纯粹是逢场作戏，却使郑钦来感动得两眼潮红。他领情了，望望自己的管教，又望望记者，把酒杯送到唇边，嗞一口，再嗞一口。泪光闪闪的，酒光闪闪的。等酒盅一干，他就哽咽起来。张管教感叹一声，喝完自己的酒，说，大喜的日子，哭就哭吧，只要你不怨我就行。这话似乎是启闸的动力，郑钦来无法自禁了。他说他只有感激，决没有半点怨言。他记得前年，春播大忙时农场规定犯人不准生病。可他偏偏病了。张管教瞒住上面，没让他出工。他和别的囚犯发生了口角，由于张管教出面制止，才使他免遭了一顿毒打。他来到直属监狱后，灰心丧气，什么也不想干。张管教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我保证把你送出监狱。他的胶鞋被人偷走了，是张管教帮他找了回来。还有一次，在大田割麦时，他屎憋，真的屎憋。可押解他们的班长硬说他借口偷懒，任他怎样哀求也不让他去解手。张管教来了，不仅允许他拉屎，还批评那个班长把人不当人。郑钦来越说泪越多，竟致于泣不成声。没有人安慰他。张管教静坐不语，似乎想让他把所有的感激都吐出来。记者掏出采访本，全神贯注于他所攫取到的素材。并且，哭本身就是事例。他得琢磨如何形容这场恸哭。女老板从厨房走出来，嗓音亮亮地责备道，一个大男人，有啥冤屈就说唦，哭啥子哟。郑钦来抬起头，揩揩眼泪。
不是，不是冤屈。
还不是冤屈，你的事我知道。送新娘的自家进了洞房，磕头作揖也少不了婆婆一巴掌。
记者睃一眼女老板，巴望着她赶快离开。张管教忙说菜凉了，要女老板去热热，女老板一手端起一盘菜，笑着说，进去了哭，放出来也哭，你是哭溜神转世的？哭凉了菜好热，哭伤了元气，可就不好见媳妇了。不哭，不哭，我这里可不是坟骨堆。她立等着郑钦来停止了抽搐，才朝厨房走去。
似乎没有了泪也就没有了话，郑钦来呆望着桌面，一声不吭。记者有点着急，要他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他叹口气说，吃啊，你们快吃啊，别光听我说。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我心里难过，我是舍不得张管教。三个人都拿起了筷子。女老板过来，把热好的菜放到桌上，又要去热别的。记者说，别麻烦了。女老板说，不麻烦，不麻烦。但她却没有再把菜端走。她立了一会，看他们一个个吃得极其认真，便悄没声地溜进了厨房。
饱了。六个菜，一盆鸡蛋汤，一盘肉松饼，还剩一多半。郑钦来抬头惊呼一声，你们怎么不喝酒？记者说，下午还要工作，不能多喝。他说不行，站起来，给每人斟了一盅。斟酒的手已不再颤抖了。干杯。自然是最后一杯。谁也没有再劝酒。一会，他们散了。女老板送他们出门，寒暄几句，就踅进门去。来了新顾客，她得去张罗。张管教告诉记者，那是几个来探监的囚犯家属。记者应付地嗯一声，低着头，心思茫茫。争吵、殴打、偷窃、乌七八糟的囚犯内部。不准生病，不准拉屎，违背常理的规定不知还有多少。终于，一个管教站出来说，生病和拉屎由不得自己。受罪的人们于是就感激他。谁是谁非？是规定错了，还是他错了？也许，只要进了监狱，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改造，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阶级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如果是这样，张管教的所做所为就应该有另一种解释。他这个人也就毫无宣传的意义了。令人无所适从的是，敌人和朋友的界线常常摇摆不定，常常模糊不清。谁是敌人？保罗？郑钦来？狄秀东？
郑钦来诚惶诚恐地和他们告别，回监狱去了。他已经得到获释通知，但还住在里面，还得受到管制。没有特许，就不准出来，出来了也必须按时回去。这就是说，他仍然是敌人，或者，是半个敌人。记者忽然有些后悔：吃饭是小事，可别弄出个丧失立场的大事来。想着，一个念头渐渐明确起来：他不能让感情左右自己。他完全可以避免和保罗的直接会面。就像城市回避着荒原、宁静回避着骚乱、绿色回避着干旱。他烦劳张管教为他做一件事。要一份保罗手写的证明材料。张管教的神情骤然沉重起来，显得有些为难。你知道，我是一个管教。记者想，正因为如此，我才求你的。张管教又说，无论谈什么事情，管教对囚犯无形中存在着一种压力。囚犯会想，管教需要我怎样证明，我就怎样证明。那就很难说他会尊重事实。而你不一样。记者，公正的化身，不偏不倚，不损害囚犯的利益，不给农场泄露你们谈话的内容。囚犯一定会很信任你。这理由太充分了。记者不得不对他的拒绝表示理解。但他仍然没有放弃由别人代劳获取证词的想法。他和张管教告别，来到周子千的宿舍。
周子千正在睡觉。门没锁。记者进去后有意咳嗽了几声，他才吃力地睁开眼。
完了？
完了。等你半天你不来。
没意思。我不想去。我一见那个姓张的心就烦。
他人挺好。
好啥？伪善。农场就有那么一帮子人，专门做装潢门面的事。当然也是需要。但你作为一个人，太那个就有点让人讨厌了。
人嘛，各有各的作派。他这种人，犯人欢迎。
哼，周子千掀掉盖在身上的皮大衣，直起身子，语气和神情突然变得神秘起来。
你来的时候，在西宁听说啥事没有。
啥事？
我琢磨咱们国家又有事了。
国家天天有事。
这事大概不一般，就像五三年的镇反。
别胡说。
没胡说。葛场长找我去商量扩大监狱、接受新犯人的问题。我越想越邪乎。
记者觉得周子千的疑惑与自己无关，便不再搭话。周子千下床，趿着鞋给记者倒了一杯茶。
太酽了。
这还酽？我们这儿的人喝茶总是大把大把下茶叶。要么不喝，要么就苦得头晕。还有喝茶喝醉的哩。
没听说过。记者想，他怎么不问问吃饭的情形？
你嫌太酽，我给你兑出一点。
别。我也想醉一回。
周子千笑笑，端过自己的茶杯。里面有半杯剩茶，他倒满，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干，长喘一口气，额上顿时有了一层汗水星星。
这儿干燥，得多喝水。
他又倒满自己的茶杯，坐到桌前的椅子上。记者坐在桌边，望着老同学滋滋润润的两颊，心想这大概就是喝茶喝出来的。
保罗现在是什么样子？
这个，我形容不出来。你见了你就知道。
我不想见他了。
咋？
我不是个唱红脸的。我怕把握不住情绪。
那有啥关系？你是记者，想怎样待他就怎样待他。
记者摇头。
怕啥？我还想今晚把他搞到这儿来。你跟他聊个通宵。我陪着。再叫食堂弄几个小菜，吃点喝点。
记者愣愣的，半晌，才说：你不怕犯错误？
啥叫错误？不犯上就没有错误。
记者沉思着：不行。我有我的原则。
啥原则？
不徇私情。
周子千哈哈大笑说：我看你在城里学文件学呆了。啥叫私情？没有私情就没有我们这个国家。调查、采访，不就是为了应付上面么？上面怎么高兴你就怎么写你的调查报告。剩下的，就是拉拉关系交交朋友。大老远来到这荒滩上，连老同学都不见一面，你算咋回事？是想叫人佩服你，还是想叫人骂你？就按我说的办。出了事我担戴。
记者笑了，心里也亮堂了些。但他并不认为周子千说得就对，只是觉得既然周子千能这样安排，就定然不会出大错。他端起杯子连连喝茶。中午吃得太咸太腻了。周子千给他续水。续完了他又喝。喝干了主人又续。
咋样？醉了还是清醒了？
记者晃晃脑袋：清醒了。
那就好。走，我带你去见个人。
谁？
葛一德葛场长。
那儿很幽静。那儿是农场的最高指挥部，是整个荒原的心脏。一座红砖砌成的拱门，门形加上封闭式的铁门扇，如同耸立着一面巨大的盾牌。伸向两边的围墙也是砖砌的，比狱墙还要高。墙顶上拉着三道铁丝网。铁丝拧成的梅花状钉刺凌凌乱乱，是一种从不规则中求统一的排列方式。铁门关着，但没有上锁。周子千推开一条一人宽的缝，和记者挤进去，再回身将铁门轻轻关严。门内两边是两片矮小稀疏的杨树林。平整的林地上，均匀地泛出一些湿气。枝头有新绿，像一些横竖撇捺的笔划，扬洒着希望。能感觉到，这是一些经过精心保护的植物。五十步开外，一排瓦房横挡在面前，中间是甬道，宽宽的，能够通过汽车。砖铺的地面干净得不起纤尘。他们走过甬道，看到一座用花墙围起来的院落。墙外是瓦房，门窗全部朝里。从门窗的间隔看，每间房子都应该是中型会议室。花墙内，用三角砖隔出一些花坛，靠边的是长方形，靠角的是三角形，上部和下部是菱形，中央是圆形。所有花坛中属圆形最大。坛内有些花树的绿意，姿影婆婆娑娑的，预示着未来的花团锦簇。他们沿着花坛之间的曲径走出院落，又经过一道牌坊似的大门，便是一墙青砖青瓦的照壁。照壁狭长宽厚，什么图案也没有。不知是没来得及绘饰，还是主人就喜欢这副灰青的面孔。绕过照壁，左右两边各有一片别致的殿堂式建筑，乍一看，像寺庙，细看就知道是宅邸。再往前，是一片开阔的场地。地上喷了水，潮气飘出一层白雾，新鲜泥土的味儿弥漫不散。有些枯瘦的草，一簇一簇地连不成片，却展示着一种过程：不毛之地正在死去。未来的草场上，可以策马驰骋，可以散步野炊，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正前方，三百米的地方，是一溜参差错落的建筑，有平顶也有歇山顶，有深檐也有浅檐，几道坡度很小的阶梯连接着凹进凸出的穿廊，大大小小的门窗在穿廊的一边闪耀着玻璃的莹亮。那儿就是葛一德居住的地方，同时又是他转动庞大的劳改机器的枢纽。很静。但平静就能说明一切。记者觉得这儿时时都处在夜晚之中。夜晚，人都睡了，所以他们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而只有葛一德醒着，并且通宵达旦地盯视着荒原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从偏右的台阶上走进穿廊，马上听到有人在说话。周子千推开一扇门，说话的声音就大了。他们走进去，看到里面有两个人正在下象棋。他们都半跪在椅子上，斜靠着长方形的深棕色几案。几案在房子中央围了一圈。靠后是皮革蒙面的沙发，占据了贴墙的所有空间。
葛场长呢？
下棋的两个人不理周子千。周子千过去，两手在棋盘上来回一抹。棋子乱了。他们叫起来，都说周子千是丧门星。周子千笑着，回敬他们是两个赖皮狗对阵，不知是赛棋还是赛赖。
再有两步，他就死了。
没屄了毬硬，放你娘的空炮去吧。
复盘复盘。
复就复。
等一等。常主任，你先去给场长通报一声，记者来了。
常主任扫一眼记者：欢迎欢迎。
办公室主任常放。周子千介绍道。
记者上前和常主任握手：打搅了，多多指导。
你是上边来的，应该是你指导我们。
记者谦虚地笑笑，望望常主任的棋友，期待着周子千的介绍。周子千却对常放说，啥时候请记者到你那儿抿两盅，我知道你有好酒。常放说，有你接待，记者恐怕就不喝别人的酒了。说罢他走向门外。那棋友随他出去。两个人在门外嘀咕着什么。一会，声音消失了。
大约等了二十分钟，常放重新出现。他对周子千说，二分场出事了，场长马上就要走。他又转向记者说，实在过意不去。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转告场长。场长说了，尽量满足。记者忙说没什么。周子千问，老常，出了啥事？常放说，你还猜不着？啥事能惊动场长？周子千似有意会，长长地哦一声。常放很快就走了。周子千苦苦一笑，招呼记者离开了那里。
他们原路返回。记者虽说不介意，但情绪已大受影响。他隐隐感到，这个静悄悄的指挥部是个隐藏着巨大机密的地方，像一间黑屋子里的黑色保险箱，谁也不知道打开它的密码是什么。
回到周子千的宿舍，记者给自己沏了一杯酽茶，直喝得浑身冒汗。
妈的，说好了又变卦。
你就别埋怨了，你们场长有要紧事。
有毬的事，还不是为了那个。
为了哪个？
周子千叹口气，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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