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知识的态度

    我年轻时当过知青。当时没有什么知识，就被当做知识分子送到乡下去插队。插队的生活很艰苦，白天要下地干活，天黑以后，插友要玩，打扑克，下象棋。我当然都参加——这些事你不参加，就会被看作是怪人。玩到夜里十一二点，别人都累了，睡了，我还不睡，还要看一会书，有时还做几道几何题。假如同屋的人反对我点灯，我就到外面去看书。我插队的地方地处北回归线上，海拔2400米。夜里月亮像个大银盆一样耀眼，在月光下完全可以看书——当然，看久了眼睛有点发花——时隔二十多年，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如今，我早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旧事重提，不是为了夸耀自己是如何的自幼有志于学。现在的高中生为了考大学，一样也在熬灯头，甚至比我当年熬得还要苦。我举自己作为例子，是为了说明知识本身是多么的诱人。当年文化知识不能成为饭碗，也不能夸耀于人，但有一些青年对它还是有兴趣，这说明学习本身就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学习文史知识目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从过去到现代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学习科学知识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未来，他生活在从现在到广阔无垠的未来。假如你什么都不学习，那就只能生活在现实现世的一个小圈子里，狭窄的很。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来举个例子。

    在欧洲的内卡河畔，有座美丽的城市。在河的一岸是历史悠久的大学城。这座大学的历史，在全世界好像是排第三位——单是这所学校，本身就有无穷无尽的故事。另一岸陡峭的山坡上，矗立着一座城堡的废墟，宫墙上还有炸药炸开的大窟窿。照我这样一说很是没劲，但你若去问一个海德堡人，他就会告诉你，二百年前法国大军来进攻这座宫堡的情景：法军的掷弹兵如何攻下了外层工事，工兵又是怎样开始爆破——在这片山坡上，何处是炮阵地，何处是指挥所，何处储粮，何处屯兵。这个二百年前的古战场依然保持着旧貌，硝烟弥漫——有文化的海德堡人绝不止是活在现代，而是活在几百年的历史里。

    与此相仿，小时候我住在北京的旧城墙下。假如那城墙还在，我就能指着它告诉你：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克天津，破廊坊，直逼北京城下。当时城里朝野陷于权力斗争之中，偌大一个京城竟无人去守……此时有位名不见经传的营官不等待命令，挺身而出，率健锐营”霆字队“的区区百人，手持新式快枪，登上了左安门一带的城墙，把联军前锋阻于城下，前后有一个多时辰。此人是一个英雄。像这样的英雄，正史上从无记载，我是从野史上看到的。有关北京的城墙，当年到过北京的联军军官写道：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防御工事。它绵延数十里，是一座人造的山脊。对于一个知道历史的中国人来说，他也不会只活在现在。历史，它可不只是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

    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其实我更该谈谈科学，说说它如何使我们知道未来。打个比方来说，我上大学时，学了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今天回想起来，都变成了老掉牙的东西。这门科学一日一变，越变越有趣，这种进步真叫人舍不得变老，更舍不得死……学习科学技术，使人对正在发展的东西有兴趣。但我恐怕说这些太过专业，所以就到此为止。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常听人说，人有知识就会变聪明，会活得更好，不受人欺。这话虽然不错，但也有偏差。知识另有一种作用，它可以使你生活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这其中另有一种境界，非无知的人可解。不管有没有直接的好处，都应该学习——持这种态度来求知更可取。大概是因为我曾独自一人度过了求知非法的长夜，所以才有这种想法……当然，我这些说明也未必能服人。反对我的人会说，就算你说的属实，但我就愿意只生活在现时现世！我就愿意得些得到的好处！有用的我学，没用的我不学，你能奈我何？……假如执意这样放纵自己，也就难以说服。罗素曾经说：对于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他的本意恰恰是劝人不要放弃求知这一善行。抱着封闭的态度来生活，活着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6期《辽宁青年》杂志。

    有与无

    我靠写作为生。有人对我说：像你这样写是不行的啊，你没有生活！我虽然长相一般，加上烟抽得多，觉睡得少，脸色也不大好看。但若说我已是个死尸，总觉得有点言过其实。人既没有死，怎么就没生活了呢？笔者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如果说这种生活就叫做”没有“，则带有过时的意识形态气味——要知道，现在知识分子也有幸成为劳动人民之一种了。当然，我也可以不这样咬文嚼字，这样就可以泛泛地谈到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有“，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无“；换句话说，哪种生活是生活，哪种生活不叫生活。众所周知，有些作家常要跑到边远、偏僻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这话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说有些死人经常诈尸——我老婆也做过这样的事，因为她是社会学家，所以就不叫体验生活或者诈尸，而是叫做实地调查——field work。她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做这件事，我却没有。

    有一次，我老婆到一个南方小山村调查，因为村子不大，所以每个人都在别人眼皮底下生活。随便哪个人，都能把全村每个人数个遍，别人的家庭关系如何、经济状况如何，无不在别人的视野之中；岁数大的人还能记得你几岁出的麻疹。每个人都在数落别人，每个人也都在受数落，这种现象形成了一条非常粗的纽带，把所有的人捆在一起。婚丧嫁娶，无不要看别人的眼色，个人不可能做出自己的决定。她去调查时，当地人正给自己修坟，无论老少、健康状况如何，每个人都在修；把附近的山头都修满了椅子坟。因为这种坟异常的难看，当地的景色也异常的难看，好像一颗癞痢头。但当地人陷在这个套里，也就丧失了审美观。村里人觉得她还不错，就劝她也修一座——当然要她出些钱。但她没有修，堂堂一个社会学家，下去一个月，就在村里修了个椅子坟，这会是个大丑闻。这个村里的”文化“，或者叫做”规范“，是有些特异性的。从总体来说，可以说存在着一种集体的”生活“。但若说到属于个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没有的。这是因为村里每个成年人惦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给自己修座椅子坟就是其中比较有趣的一件。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他们也说不出。

    笔者曾在社会学研究所工作，知道有种东西叫做”norm“，可以译为”规范“，是指那些约定俗成，大家必须遵从的东西。它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当然能起一些好作用，但有时也相当丑恶。人应该遵从所在社会的norm，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除了遵从norm，还该不该干点别的，这就是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norm很坏，就如纳粹德国或者”文革“初期的中国，人在其中循规蹈矩地过了一世，谁都知道不可取。但也存在了这样的可能，就是经过某些人的努力，建立了无懈可击的norm，人是不是只剩遵从一件事可干了呢？假如回答是肯定的，就难免让我联想到笼养的鸡和圈养的猪。我想任何一个农场主都会觉得自己猪场里的 norm对猪来说是最好的——每只猪除了吃什么都不做，把自己养肥。这种最好的norm当然也包括这些不幸的动物必须在屠场里结束生命，……但我猜测有些猪会觉得自己活得很没劲。

    我老婆又在城里做一项研究，调查妇女的感情与性。有些女同志除了自己曾遵守norm就说不出什么，仿佛自己的婚姻是一片虚无。但也有些妇女完全不是这样，她们有自己的故事——爱情中每个事件，在这些故事里有特别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姐妹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到岁数了，找合适的对象结婚，过正常的性生活“和”爱上某人“，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当然，假如你说，性爱只是生活的一隅，不是全体，我无条件地同意。但我还想指出，到岁数了，找合适的人，正常的性生活，这些都是从norm的角度来判断的 ——属于个人的，只是一片虚无。我总觉得，把不是生活的事叫做”生活“，这是在巧言掩饰。

    现在可以说到我自己。我从小就想写小说，最后在将近四十岁时，终于开始写作——我做这件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爱的事业。是我要做，不是我必须做

    ——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个人以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生活看似平淡，但也不能说是”无“。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了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虚伪与毫不利己

    过去我有过这样的人生观：人应该为别人而活着，致力于他人的幸福，不考虑自己的幸福。这是因为人生苦短，仅为自己活着不太有意思。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再说这话有沽名钓誉之嫌。当时我们都是马克思的信徒，并且坚信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以为帮助别人比自己享受，不但更光荣，而且更幸福。假如人人都像我一样，就没有了争权夺利，岂不是天下太平？

    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一个悖论；倘有一天，人人像我一样高尚，都以帮助别人为幸福，那么谁来接受别人的帮助？帮助别人比自己享受幸福，谁乐意放弃更大的幸福呢？大家毫不利己，都要利人，利归何人？这就是我发现的礼让悖论。

    设想有一个美好社会，里面住的都是狂热分子，如我之辈，肯定不会太平。你要为我我要为你，恐怕要争到互挥老拳，甚至拔刀玩命。其他民族咱说不准，我们中国人为了礼让打架，那是绝对可能的。再说，我们专门利人，人家专门利我，利他成了可疑的东西。利己很坏，受人利也难受。比如吃饭，只有人喂，我才能吃，自吃是不好的（一、利己，二、剥夺了别人利他的机会）；我们大家喂来喂去，都是baby——sitter。如此看来，我的生活目的，就是要把可疑的东西强加于人，因此也不能说是高尚。归根到底一句话，毫不利己必然包含虚伪，等到想通了这一点，我也不再持有这样的人生观。从那时到现在想的都是：希望我有些成就，为人所羡慕；有一些美德，为人所称道。但是为时已晚，大好年华已经空过。

    唉，蹉跎岁月，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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