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文集-卷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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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似水流年里见过这样的事:我八岁那年,正逢大跃进,人们打算在一亩地里种出十万斤粮食,这就要用很多肥料。新鲜的粪便不是肥料,而是毒药,会把庄稼活活烧死,所以他们就在操场上挖了很多极深的坑,一个个像井一样,把新鲜大粪倒了进去。因为土壤里有甲烷菌存在,那些粪就发起酵来,嘟嘟地冒泡。我小的时候,曾立在坑旁,划着火柴扔进去,粪面上就泛起了蓝幽幽的火光。

    在我小时,觉得这蓝幽幽的火十分神秘。在漫漫黑夜里,几乎对之顶礼膜拜,完全忘记了它是从大便中冒出来。

    不幸的是,这挖坑倒粪的事难以为继,因为当粪发酵之后,人们才发现很难把它弄出来:舀之太稠,挖之太稀,从坑边去掏又难以下手,完全不似倒下去时那么容易。何况那些坑深不可测,万一失足掉下去,很少有生还的机会。所以那些坑,连同宝贵的屎,就一齐被放弃。

    过了一些时候,坑面上罩上了浮土,长起了青草,与地面齐,就成了极可怕的陷阱。我的一个同伴踩了上去,惨遭灭顶之灾。这就是似水流年中的一件事。

    线条说,此事还不算稀奇,下干校时所说过另一件事。在同一个时期,当地的干部认为,挖坑发酵太慢了。为了让大粪快速成熟,他们让家家户户在开饭前,先用自家的锅煮一锅屎(参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沈关宝博士论文──王二注)。一边煮,一边用勺子搅匀,和煮肉的做法是一样的。还要把柴灰撒进锅里,好像加入作料一样。煮到后来,厨房里完全是这种味儿。有些人被熏糊涂了,以为这种东西可以吃,就把它盛进碗里,吃了下去。

    这个故事是线条讲的,我听出前面是实(有沈博士论文为证──王二注),后面两句是胡扯,这种浪漫主义要不得。但是煮屎的事则绝不可少,因为它是似水流年中的一条线索。它说明有过一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当傻x(线条所谓silly cunt──王二注),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当时我们还小,未到能作出选择的年纪。

    而当我们长大之时,就有了两种选择:当傻x或是当亡命之徒。我们的选择是不当傻x,要做亡命之徒。

    要记做亡命之徒的事,那就太多了。我们的很多同伴死了。死得连个屁都不值。比方说,在云南时,有些朋友想着要解救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越境去当游击队,结果被人打死了。这种死法真叫惨不忍睹。想想吧:

    一、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二、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你知道他们受的什么苦吗?

    三、正如毛主席所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为他们而死,不觉得有点肉麻吗?

    死掉的人里有我的朋友。他们的本意是要做亡命徒,结果做成了傻x。这样的故事太悲惨了,我不忍心写出来。假如要求直笔来写似水流年,我就已经犯了矫饰之罪。

    我还知道很多更悲惨的事──在我看来,人生最大的悲哀,在于受愚弄。这些悲惨的故事还写得完吗?

    线条说:就凭你这平凡、没长性、已经谢顶的脑袋瓜,还想在其他方面给人类提供一点什么智慧吗?假如你写了矿院的黑土之来历,别人就会知道它是屎,不会吃进嘴里,这不是一点切实的贡献吗?难道你不该感谢上帝赐给了你一点语言才能,使你能够写出一点真实,而不完全是傻屄话吗?

    如果决定这样去写似水流年,倒不患没得写,只怕写不过来。这需要一支博大精深的史笔,或者很多支笔。我上哪儿找这么一支笔?上哪儿去找这么多人?就算找到了很多同伴,我也必须全身心投入,在衰老之下死亡之前不停地写。这样我就有机会在上天所赐的衰老之刑面前,挺起腰杆,证明我是个好样的,但要作这个决定,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革命时期的爱情(1)

    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性爱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推动,但自发地做一件事在有的时候是不许可的,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举例言之,颐和园在我家北面,假如没有北这个方向的话,我就只好向南走,越过南极和北极,行程四万余公里到达那里。我要说的是:人们的确可以牵强附会地解释一切,包括性爱在内。故而性爱也可以有最不可信的理由。

    作者

    1993年7月16日

    有关这篇小说:

    王二1993年夏天四十二岁,在一个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在作者的作品里,他有很多同名兄弟。作者本人年轻时也常被人叫做“王二”,所以他也是作者的同名兄弟。和其他王二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插过队,是个身材矮小,身体结实,毛发很重的人。

    一

    王二年轻时在北京一家豆腐厂里当过工人。那地方是个大杂院,人家说过去是某省的会馆。这就是说,当北京城是一座灰砖围起的城池时,有一批某个省的官商人等凑了一些钱,盖了这个院子,给进京考试的举人们住。这件事太久远了。它是一座细砖细瓦的灰色院子,非常的老旧了;原来大概有过高高的门楼,门前有过下马石拴马桩一类的东西,后来没有了,只有一座水泥门桩的铁栅栏门,门里面有条短短的马路,供运豆腐的汽车出入。马路边上有一溜铁皮搭的车棚子,工人们上班时把自行车放在里面。棚子的尽头有个红砖砌的小房子,不论春夏秋冬里面气味恶劣,不论黑夜白天里面点着长明灯,那里是个厕所。有一段时间有人在里面的墙上画裸体画,人家说是王二画的。

    王二在豆腐厂里当工人时,北京冬天的烟雾是紫红色的,这是因为这座城里有上百万个小煤炉,喷出带有二氧化硫的煤烟来。当阳光艰难地透过这种煤烟时,就把别的颜色留在天顶上了。这种颜色和他小时候见过的烟雾很近似。对于颜色,王二有特别好的记忆力。但是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罢,他居然是个色盲。早知道自己是个色盲,他也不去学画,这样可以给自己省去不少的麻烦。

    王二在豆腐厂当工人时,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色盲,将来当不了画家。相反,他们只知道他右手的手指老是黑黑的,而别人不这样。这说明只有他经常拿着炭条画素描,别人则不画。而厕所墙上的裸体画正是炭条画的。除此之外,画在白墙上的裸体女人虽然是一幅白描,只有廖廖可数的几根线条,那几根线条却显得很老练,很显然是经常画才能画得出来。这些事足以证明是他画了这些画。那个女人被画出来以后,一直和上厕所的人相安无事。直到后来有人在上面用细铅笔添了一个毛扎扎的器官和一个名字,问题才变得严重起来。照他看来,原来作画的和后来往上添东西的显然不是一个人。但是这些话没人肯听。人家把厕所的墙重新粉刷了,可是过了没几天,又有人在厕所里画了这样一个女人,并且马上又有人添了同样的东西,这简直就是存心捣蛋了。你要知道,人家在那个女人身边添的名字是“老鲁”,老鲁是厂里头头(革委会主任)的名字。这位老鲁当时四十五六岁,胖乎乎的,两个脸蛋子就像抹了胭脂一样红扑扑的,其实什么都没抹。她说话就像吵架一样,有时头发会像孔雀开屏一样直立起来。她是头头,这就是说,她是上面派来的。有她没她,一样的做豆腐,卖豆腐。但是谁也不想犯到她手上。当时还没有证据说是王二画了那幅画,她就常常朝王二猛扑过来,要撕王二的脸。幸亏这时旁边总是有人,能把她拦住。然后她就朝王二吐唾沫。吐唾沫想要吐准需要一定的练习和肺活量,老鲁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很少吐中王二,都吐到别人身上了。

    厕所里的那个女人画在尿池子的上方,跪坐着手扬在脑后,有几分像丹麦那个纪念安徒生的美人鱼,但是手又扬在脑后,呈梳妆的姿势。那个毛扎扎的器官画在肚皮上,完全不是地方。这说明在这画上乱添的人缺少起码的人体解剖知识──假如老鲁的那部分真的长得那么靠上的话,会给她的生活增加极多的困难。进来的人在她下面撒尿,尿完后抬起头来看看她,同时打几个哆嗦。然后就收拾衣服出去了。我猜就在打那几个哆嗦时,那位不知名的画家画出了这个女人──总共也用不了五秒钟,但是这五秒钟几乎能让王二倒一辈子的霉。

    王二在豆腐厂里当工人是一九七三年的事,当时北京城显得十分破败,这是因为城里的人衣着破旧。当时无所谓时髦,无所谓风流,大家也都没有什么财产。没有流行音乐,没有电影可看,在百无聊赖之中,每个人都想找别人的麻烦。

    一九七三年早已过去了,厕所里的淫画是一件很常见的东西,像老鲁那样的人也无甚新奇之处。所以我们看到以上的论述,就如看一幅过时的新闻图片,不觉得它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只有一种情况会使这一点发生变化,就是那位王二恰巧是你。把这一点考虑在内,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二

    小的时候我想当画家,但是没当成,因为我是色盲。我经常怀疑自己有各种毛病,总是疑得不对,比方说,我怀疑过自己有精神病,梦游症等等,都没疑对。因此正确的怀疑方式是:当你想当画家时,就怀疑自己是色盲;想当音乐家时,就怀疑自己是聋子;想当思想家,就怀疑自己是个大傻瓜。如果没有那种毛病,你就不会想当那种人。当然,我想当画家的原因除了色盲外,还有别的。这些情况我慢慢地就会说到了。

    前几年,夏天我们到欧洲去玩。当时我是个学生,乘着放暑假出来玩,和我一道去的还有我老婆,她也是个学生。我还当过工人,教师等等,但当得最久的还是学生。我们逛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最后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有个现代艺术画廊,虽然我们一点也不懂现代画,但是也要去看看,表示我们是有文化的人。那个画廊建在地下,像一个大口井,有一道螺旋走廊从上面通到井底。我顺着走廊走下去,左面是透明的玻璃墙,右面是雪白的墙壁,墙上挂着那些现代画。我走到达利的画前,看他画的那些半空里的塔楼,下肢细长,伸展到云端的人和马。这时我的右手忽然抽起筋来,食指忽左忽右,不知犯了什么毛病。后来我才发现,它是挣扎着要写出个繁体的为字来。这种毛病以前也有过,而且我做梦时,经常梦见红砖墙上有个为字,好像一颗巨大的牛头。后来我在那个画廊里坐了半天,想起一件小时候的事。小时候我住在一所大学里,有一天上午从家里跑出去,看到到处的砖墙上都用白粉写着大字标语,“为了一零七零”,这些字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连周围的粉点子全记得很清楚,但是我当时一个也不认识。我记得为字像牛头,一字像牛尾巴。如果细想一下牛头牛尾的来路,就会想到家里那些五彩缤纷的小画书。我顺着那些砖墙,走到了学校的东操场,这里有好多巨人来来去去,头上戴着盔帽,手里拿着长枪。我还记得天是紫色的,有一个声音老从天上下来,要把耳膜撕裂,所以我时时站下来,捂住耳朵,把声音堵在外面。我还记得好几次有人对我说,小孩子回家去,这儿危险。一般来说,我的胆子很小,听说危险,就会躲起来,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在梦里。没有一回做梦我不杀几个人的。当时我就认定了眼前是个有趣的梦境,所以我欢笑着前进,走进那个奇妙的世界。说实在的,后来我看见的和达利画得很有近似之处。事实上达利一九五八年没到过中国,没见过大炼钢铁。但是他虽然没见过大炼钢铁,可能也见过别的。由此我对超现实主义产生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一些人,他们和童年有一条歪歪扭扭的时间隧道。当然这一点不能说穿,说穿了就索然无味。

    五八年我走到了操场上,走到一些奇怪的建筑之间,那些建筑顶上有好多奇形怪状的黄烟筒,冒出紫色的烟雾。那些烟雾升入天空,就和天空的紫色混为一体。这给了我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想法,就是天空是从烟筒里冒出来的。但我不是达利,不能把烟囱里冒出的天空画在画布上。除此之外,周围还有一种神秘的嗡嗡声,仿佛我置身于成千上万飞翔的屎克螂中间。后来我再到这个广场上去,这些怪诞的景象就不见了,只剩下平坦的广场,这种现象叫我欣喜若狂,觉得这是我的梦境,为我独有,因此除了我,谁也没有听见过那种从天上下来撕裂耳膜的声音。随着那个声音一声怪叫,我和好多人一起涌到一个怪房子前面,别人用长枪在墙上扎了一个窟窿,从里面挑出一团通红的怪东西来,那东西的模样有几分像萨其马,又有几分像牛粪,离它老远,就觉得脸上发烫,所有的人围着它欣喜若狂──这情景很像一种原始的祭典。现在我知道,那是大炼钢铁炼出的钢,是生铁锅的碎片组成的──我哥哥当时在念小学,他常常和一帮同龄的孩子一起,闯到附近的农民家里,大叫一声“大炼钢铁”,就把人家做饭的铁锅揭走,扔下可怜的一毛钱,而那个铁锅就拿到广场上砸碎了──没炼时,散在地上就像些碎玻璃,炼过以后就粘在一起了。但是我当时以为在做梦,也就欣喜若狂──虽然身边有好多人,但是我觉得只有自己在欣喜若狂,因为既然是做梦,别人都是假的,只有我是真的。这种狂喜,和达利画在画布上的一模一样。等到后来知道别人也经历过大炼钢铁,我就感到无比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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