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冥想之中长大了以后，我开始喜欢诗。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是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了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
但是我好久好久没有动笔写，我不敢拿那么重大的希望去冒险。如果我写出来糟不可言，那么一切都完了。
我十七岁到南方去插队。旱季里，那儿的天空是蓝湛湛的，站在小竹楼里往四下看，四外的竹林翠绿而又苗条。天上的云彩又洁白又丰腴，缓缓地浮过。我觉得应该去试一试。
开始时候像初恋一样神秘，我想避开别人来试试我自己。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得可怕。我涂了又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这好像是一个更可怕的噩梦。
后来我在痛苦中写下去，写了很久很久，我的本子上出现很多歪诗、臭诗，这很能刺激我写下去。到写满了三十个笔记本时，我得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弱得像一只瘦猫。正午时分，我蹲下又站起来，四周的一切就变成绿色的。
我病退回北京，住在街道上借来的一间小屋里。在北京能借到很多书，我读了很多文艺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苏联的叶比西莫夫，试着从理论分析中找到一条通向目标的道路，结果一无所成。
那时候我穷得发疯，老盼着在地上捡到钱。我是姑姑养大的，可是她早几年死了。工作迟迟没有着落，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我转起各种念头，但是我绝对不能偷。我做不出来。想当临时工，可是户口手续拖着办不完。剩下的只有捡破烂一条路了。
在天黑以后，我拿了一条破麻袋走向垃圾站。我站在垃圾堆上却弯不下腰来。这也许需要从小受到熏陶，或者饿得更厉害些。我拎着空麻袋走开时却碰上一位姑娘从这儿走过。我和她只有一面之识，可她却再三盘问我。我编不出谎来，只好照实招了。
她几乎哭了出来，非要到我住的地方去看看不可。在那儿，我把我的事情都告诉她了。那一天我很不痛快，就告诉她我准备把一切都放弃。她把我写过的东西看了一遍之后，指出有三首无可争议的好诗。她说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那三首诗是怎么写出来的了。我还不是一个源泉，一个发光体，那么什么也安慰不了我。
后来她常到我这儿来。我把写的都给她看，因为她独具慧眼，很能分出好坏来。她聪明又漂亮。后来我们把这些都放下，开始谈起恋爱来，晚上在路灯的暗影里接吻。过了三个月她要回插队的老家去，我也跟她去了。
在大海边上，有一个小村镇。这儿是公社的所在地，她在公社当广播员，把我安排在公社中学代课。
她有三间大瓦房，盖在村外的小山坡上，背朝着大海，四面不靠人家，连院墙都没有，从陆上吹来的风毫无阻碍地吹着门窗。她很需要有人做伴，于是我也住进那座房子，对外说我是她的表哥，盖这座房子用了我家的钱。人家根本不信，不过也不来管我们的闲事。我们亲密无间，但是没感到有什么必要去登记结婚。我住在东边屋里，晚上常常睡不着觉在门口坐着，她也常来陪我坐。我们有很多时候来谈论，有很多次谈到我。
看来写诗对我是一个不堪的重负，可是这已经是一件不可更改的事情了。我必须在这条路上走到底。我必须追求这种能力，必须永远努力下去。我的敌手就是我自己，我要他美好到使我满意的程度。她希望我能斗争到底。她喜欢的就是人能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她的一切希望就系之于此。如果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一切都好办了。
我不断地试下去，写过无数的坏诗。偶尔也写过几个美好的句子，但是没有使她真正满意的一篇。我好像老在一个贫乏的圈子里转来转去，爬不出去。我找过各种各样的客观与主观的原因，可是一点帮助也没有。她说我应该从原地朝前跨一步，可是我动弹不得。
我就这么过了好几年。有时挎着她的手到海边去散步时我想：“算了吧！我也算是幸福的了。她是多么好的伴侣。也许满足了就会幸福。”可是我安静不下来。我的脑子总是在想那个渺茫的目标。我常常看到那个寂寞的大海。如果我停下来，那么就是寂寞，不如试下去。
昨天早上，校长让我带十几个学生去赶大潮。我们分两批到大海中间的沙滩上去挖牡蛎，准备拿回去卖给供销社，给学校增加一点收入。下午第一批学生上船以后，忽然起了一阵大风，风是从陆上吹来的。这时潮水已经涨到平了沙滩，浪花逐渐大起来，把沙洲上的沙子全掀了起来。如果浪把我们打到海里，学生们会淹死，我也可能淹死，淹不死也要进监狱。我让学生们拉住我的腰带，推着我与大浪对抗。我身高一米九○，体重一百八十斤，如果浪卷不走我，学生们也会安全。
小船来接我们时，浪高得几乎要把我浮起来，一浮起来我们就完了。小船不敢靠近，怕在沙滩上搁浅，就绕到下风处，我把学生一个一个从浪峰上推出去，让他们漂到船上去。最后一个学生会一点水，我和他一起浮起来时，他一个狗刨动作正刨在我下巴上，打得我晕了几秒钟，醒过来时几乎灌饱了。我再浮上水面，小船已经离得很远。我喊了一声，他们没有听见，我又随浪沉下去。再浮到浪顶时，小船已经摇走，他们一定以为我淹死了。
我在海里挣扎了很久，陆地在天边消失了。我一个劲地往海底沉，因为我比重太大，很不容易浮起来。大海要淹死我。可是我碰上了一条没桨的小船在海上乱漂。我爬上船去。随它漂去。我晕得一塌糊涂，吐了个天翻地覆。天黑以后，风停了。我看见这座大海之中的小孤岛，就游了上来。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我听到了金喇叭的声音。在这个荒岛上，我写出了一生中第一首从源泉中涌出来的诗，我把它刻在了石头上。
在我的四周都是海，闪着金光，然后闪着银光，天空从浅红变作天蓝。海面上看不见一条船。在这小岛顶上有一座玩具一样的龙王庙。也许人们不会来救我，我还要回到海里，试着自己游回岸上去，但是我并不害怕。我不觉得饿，还可以支持很久。我既可以等待，也可以游泳。现在我愿意等待。于是我叉手于胸站在小岛顶上。我感到自豪，因为我取得了第一个胜利，我毫不怀疑胜利是会接踵而至的。我能够战胜命运，把自己随心所欲地改变，所以我是英雄。我做到了第一件做不到的事情，我也可以接着做下去。我喜欢我的诗，因为我知道它是真正美好的，它身上有无可争辩的光辉。我也喜欢我自己造出的我自己，我对他满意了。
有一只小船在天边出现，一个白色的小点，然后又像一只白天鹅。我站在山顶上，把衬衫脱下来挥舞。是她，独自划着一条白色的救生艇，是从海军炮校的游泳场搞来的。她在船上挥着手。我到岸边去接她。
她哭着拥抱我，说在海上找了我一夜。人们都相信我已经淹死了，但是她不相信我会死。我把她引到那块石头前，让她看我写的诗。她默默地看了很久，然后问我要那片硬质合金，要我把我的名字刻上去。可是我不让她刻。我不需要刻上我的名字。名字对我无关紧要。我不希望人们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的胜利是属于我的。
地久天长（1）
一
十七岁那年，我去了云南。我去的那地方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平原，有翠绿的竹林和清澈的小河。旱季里，天空湛蓝湛蓝的，真是美极了。我是兵团战士，穿着洗白了的军衣，自以为很神气，胸前口袋里装着红宝书，在地头休息时给老乡们念报纸。我从不和女同学谈话，以免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除此之外，那几年我干的事情就像水漏过筛子一样，全从记忆里漏出去啦。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使我终生难忘，印象是那么鲜明，一切宛如昨日。
事情发生在那年春天。队里有个惯例，农忙时一天要给牛喂两顿红糖稀饭，要不牛就会累垮。那一天，教导员从营部来，正好看见我的朋友大许提了桶稀饭去喂牛。他一见瞪起眼来就喊：“给牛喝稀饭！哪个公子哥儿干的事儿！”
他等着大许跑到他面前来认罪。可是大许偏不理他。教导员喊一声没人理，又直着脖子吼起来：“谁干的？”
大许走过去说：“我提来的稀饭。耕牛都要喂稀饭，不然牛要垮的。”
教导员斜着眼打量了他一番，冲他大喝一声：“牛吃稀饭！人吃什么？你给我哪儿来的送哪儿去！”
大许被他溅了一脸唾沫星子，不由地发怒：“哪儿来的？那边大锅熬的，一头牛一桶。”
教导员大怒：“你放屁！拿粮食喂牛就是要改！把桶提到伙房去！给人喝！”
大许冷笑一声：“人不能喝啦，教导员。桶里我撒了尿啦。”
大许没撒谎。牛就是爱喝人尿。我猜这是为了补充盐分，另外据说尿素牛可以吸收。因此，我们在没人的地方常常撒尿给牛喝，有时就撒到牛食桶里。教导员以为大许是拿他开心，伸手就揪大许的领子，要把他提溜走。大许当然要挣扎，两人撕扯起来。教导员大骂：“你这流氓！二流子！”大许回嘴：“你知道个屁！你就会瞎喳喳！”
后来，别人把他们劝开了。教导员怒气不息，坚持要开大许的批判会，队长百般解释，他执意不听。直到队长急了，冲着他大叫：“教导员同志！你这么搞我们怎么做工作！我要向团党委汇报。”教导员这才软下来。可是晚点名时他又说：“你们队，拿大米喂牛！我批评以后还有人和我顶起来，好嘛！有两下子嘛！这叫什么？这叫无政府主义！”老职工在下边直嗤他：“他是怎么搞的，喂牛的饲料粮是上面发下来的嘛！”“咱们的牛都瘦成一把骨头了，还要犁地，他娘的不犁地的还要吃四十二斤大米哩。”
从此以后，教导员见了大许总斜着眼。他知道大许出身不好，背地里常骂他狗崽子。后来就三天两头往我们队里跑，想找大许的碴碴儿。我发现他来意不善，常在背地里关照大许：“教导员要整你啦。”大许并不害怕，说：“我干我的工作，他整得着吗？”
碴儿到底还是给教导员找着了。那年秋收时，大许的脚扎伤了，雨后地里潮湿，队里照顾他在场上干活。几千斤稻谷上了场，需要留人翻晒，于是又派了我和一个女同学邢红。
早上雾气消了以后，我们打开麻袋，把半湿的稻谷倒出来，摊在场上，这活儿直到中午才干完。下午我们到场上时，她已经在那儿了。她洗了头，长发披在肩上，在树荫底下盘腿坐着，笑嘻嘻地看着小鸟飞，好像很感兴趣。我去拿耙子，想把稻谷翻一遍，可是她对我说：“别翻了！五分钟以前我刚翻过一遍。”
于我们俩也到树荫里坐下。我对大许说：“我看你什么时候还是去找教导员谈谈，他可能对你有误解，谈了就解开了。”
大许回答得很干脆：“我不去！”
我说：“还是去谈谈好。我可以替你先去说说。”这时我听见哧哧的响，原来是她在鼻子里哼哼。她说：“没意思。干吗让大许去讨饶？”
我白了她一眼，觉得她瞎搭碴儿。她觉察出来，就笑了笑，走开了。
大许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忽然，他抬起头来大叫一声：“不好！来雨了！”
我一看，果然，乌云已经起来半天高了。我们赶紧去收稻谷。她不见了。我就喊：“邢红！邢红！来了雨了！”
她在远处答应：“知道了！我在拉牛。”
她从河边拉来一头牛。我们给牛架上个刮板，用牛拉着把稻谷堆起来果然快得多，一会儿就把谷堆撮起来一多半。
风来了，雨马上就到，偏巧这会儿牛一撅尾巴。她赶快把牛尾巴按住说：“这个该死的！”她笑起来了。我连忙把牛赶到一边去，让它拉了一脬牛粪。这一弄实在耽误工夫。等我们堆好谷堆，雨点子已经劈里啪啦地打了下来。当时有一块盖谷堆的席子不合适，反正那席子已经烂了半边，大许就拿镰刀削下一块来，然后盖上防水布。刚弄完雨就下大了。
我们跑到凉棚里躲雨，大许还拿着那块席片呢。我说：“扔了吧。”他说：“留着可以补箩筐。”忽然邢红弯下腰去看那席片，然后直起腰来在大许肩上拍了一下说：“你看这儿！”
我们一看，席子上粘着一角人像。坏了，那会儿根本没有别人的像。大许吓得手直哆嗦，悄悄地把一角画像揭下来捧在手里看。
这块席原来一定是草屋里打隔断的。我说：“怎么办？另一半在谷堆里呢。天晴以后打开就该被别人看见了。大许，你快报告去吧。”
她说：“报告说是谁搞坏的呢？”
我没吭声。大许说：“当然是我。”
邢红说：“你瞎说，不是你。教导员正要整你呢，说是我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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