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胜利后，有许多新奇的事等着本吴庄的人们。

    先是，革命者李登高的遗孀赵春玲登上了我们本吴庄的政治舞台，竟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红到了七十年代末。

    说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登高这个我们村最早的革命者，居然娶了个童养媳。他的妻子赵春玲，十五岁就嫁给了李登高，然后作为条件，李登高才由赵家推荐到省城武汉去读的书。这么说来，这个读书人其实也是被封建礼教害的。不过，如果不是他到省城读书，我们本吴庄的革命也不会发展得这样迅猛，这样强烈。

    那时，赵家在我们附近也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要门当户对，这是中国乡村包括我们黄安县在内的正常事。这样的事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至于灰姑娘与白马王子，或者穷小伙吃天鹅肉，毕竟只是少数，在我们黄安县，至今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赵春玲嫁给李登高那年，走的是老式婚约。两个人从小没见面，大人们指腹为婚。等赵春玲出落得水灵了，李登高读书回来，李有德便请当地乡绅出面，将赵春玲娶进家门，事便了了。

    关于李登高，我所能找到的证据是，他参加革命后一去便杳无音讯，除了后来他被证明牺牲在祁连山下西路军的队伍里。无数个从本吴庄走出去的人，鲜活的、活蹦乱跳的生命，最后再没有在村庄出现过。

    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里，赵春玲带着李登高的遗腹子，在解放前曾度过了怎样漫长的岁月？

    这样说来，赵春玲本身也是个可怜而不幸的女人。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永远忘不了本吴庄东边的那堵青砖砌成的高墙。高墙上的阳光斑斑驳驳，上面常常挂满了青草。风一吹，草下总像是躲着一个什么人的身影。

    高墙后就是赵春玲家的房子。那幢房子很黑。今天我有时还做梦梦见，梦里我腿脚打战，发凉。因为，那黑色的房子里，曾好长时间，被人认为闹鬼。

    赵春玲的胆子却很大，经常在黑色的屋子里纺线。小时候，那个黑屋子曾让我特别害怕。老觉得那漆黑一团的地方，藏着什么鬼怪，猛地里要跳出来，将小孩吃掉。我甚至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还听到了死去多年的赵春玲在那黑屋子里发出的令人悚然的咳嗽声。她的咳嗽声不仅把我吓一跳，还要把全村人都吓一跳——以为她又不高兴了。我母亲说，有好几年，村庄里只要赵春玲不高兴，全村人肯定高兴不起来。

    我后来想，关于一个女人的命运，在极尽屈辱之后，她有可能爆发生命潜力中的另外一种可能。这就如原来在延安非常革命的江青，在走上历史舞台后却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令人不可思议。

    赵春玲的生命中也有这样的因素。在李登高革了自家的命，李有德又被人莫名其妙地杀死后，赵春玲从此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惧中。她带着李登高的遗腹子李希望，在时时可能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的危险中过日子。

    在那样的岁月里，这个女人过早地有了白发。每当风声一起，山头上有军队出现，她就得赶紧钻进自家的地洞。那个地洞，我们童年时曾钻进去玩过。那里面像个迷宫，进口多，出口也不少，低矮而压抑，以至于现在我有时做梦，还能梦见自己藏在那深不可测的黑暗中，找不到出来的关口，醒来觉得后怕。

    老一辈的人说，自从李登高走后，赵春玲年轻时的大部分日子，就是带着他们的儿子李希望在地洞里度过的。她有过对光明的强烈渴望，但那一天来得那样漫长；她有过对死亡的恐惧，但因为孩子的缘故，她又变得那样坚强。日本人来，她要躲，不然被当成共产党的遗孀杀掉；国民党的人来，她同样要躲，那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土匪来，她更要躲，他们杀人放火什么事都能干得出。何况孤儿寡母，危险的系数更大。

    如此说来，这个女人同样值得我们同情。

    关于她孩子李希望的事，同样有种种传说。有人说他是革命者李登高留下的，李登高在革自己父亲的命前，早留下了革命火种。

    而另一种说法在本吴庄也流传甚广，说李希望是后来省里某位革命领导留下的。那位领导今天已经过世——由于当过大官，姑且以X称之。X当年在大别山里打游击时，不小心遇上了日本正规军，日本人与国民党的伪军一起追他，没得法，他马不停蹄地日夜穿林越寨，跑到了我们本吴庄时，再也走不动了。于是，他无意中逃到了赵春玲家的院子里。

    不久，日本人循着他的路线，跟到我们村子里来搜捕。X进村后，村子里一直慌张。我曾祖父说，不能讲，一讲就说不清了，日本人肯定会认为还有更大的队伍，还会深挖下去。于是，村庄集体选择了沉默。善良的乡亲们，不管家里是参加国民党的，还是参加共产党的，自始至终都没有人吐出一个字。

    大家知道赵春玲家有暗洞，就让X躲在赵春玲家的地洞里。日本人来了之后，还是放火放枪放狗，结果什么也没有搜着。

    没想到，由于负伤，X在地洞里生活了整整十个月。此时，正是李登高离开村庄不久。那时赵春玲的肚子还没有迅速鼓起来，所以西边的那些怀着复杂心情的李姓子弟，在革命胜利后挨了赵春玲的整后，怀疑肚子大了的赵春玲，怀着的不是李登高的儿子。但无论是不是，反正李希望是革命的火种，这一点绝不用怀疑。

    还有一点无须怀疑的是，革命者X特别感激赵春玲家的地洞岁月。

    革命胜利后，这个在赵春玲家地洞里躲过一劫的男人，后来当了我们省的主要领导。当赵春玲被评上烈士家属时，X曾到我们村子里来重温过艰难的烽火岁月。他的到来，客观上也给正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赵春玲一臂之力，让她如愿以偿得心应手地当了大队的妇联主任。

    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当时的环境里，一个大队领导就是绝对的领导。而这位早年参加革命的省领导X，在我们本吴庄参观时，除了提出要修一条马路报答老区人民外，并没表示出其他的任何异样。因此，关于赵春玲儿子归属的流言，也就不翼而飞。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位省领导很健忘，他提出要修的那条马路，回去他就忘记了。这条路一直到今天才刚刚开通，还是条土路，是由我小学同学陈定勇当队长时修的——在此，向这位为故乡扎扎实实做了点事的同学致敬，他已因白血病发作不在人间混了。

    而当时，省领导X到我们村子里来时还哭了。

    他感动的泪水，也引发了本吴庄许多人的泪水。本吴庄的革命群众是多么纯洁啊。

    哭归哭，村庄一直没有什么改变。有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那位领导的讣告，看到了党报党刊对他的那些高度评价，心情一下子非常复杂。

    唉，反正人死了，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生命都不在了，还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呢？

    与此相关的变化，就是赵春玲不仅顽强地活下来了，而且还当了领导。在我小时的印象里，本吴庄没有人不怕她，包括她的儿子李希望。

    我没想到，我们家族的命运会在老长的时间里，竟然与赵春玲这样一个女人息息相关。其实，我们整个村庄没有想到，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的命运都与赵春玲这个女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牵连。

    本来，都是参加革命的家庭，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与冲突。问题在于，自从我的曾祖父李光天和他的两个大儿子分别就义后，我爷爷李成和的脾气突然变得暴戾。我们家族中的每一员，似乎身上都流着暴脾气的血液，具备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性格。

    关于我的爷爷李成和，在民间有多种说法。除了他敢和日本人、敢和国民党的部队干外，还说他是个种田的好把式。

    我上小学时，村下的一个老头对我说：“你爷爷厉害啊，他一夜间就可以把你们家十多亩良田翻一遍。”

    当然，也有人说李成和性格刚烈，与一般人合不来。也有人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喜欢与人对着干。

    我母亲说，他公公李成和的善良是显而易见的。有一天，他面对外乡一个饿得快没命的叫花子，不知怎么的心头一软，让叫花子在自家当了长工，管一日三餐的饭菜——当长工总比饿死强吧。我的舅姥爷周汝贵不也在外面当了好几年长工吗？他还是一个革命者呢！

    就是这个长工，后来差点要了我爷爷李成和的命。

    我至今搞不清我爷爷的性格为什么那样暴戾，就像今天我有时搞不懂自己一样。总之他这种性格，彻底得罪赵春玲了。

    有一年吧，在李有德死后，赵春玲忽然带着自己的孩子李希望来到李成和家，想讨点米吃。此时的李成和，跟着父亲李光天学了点本领，开始贩卖生猪，有了积蓄后便慢慢置了一些田地，日子还说得过去。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黄安城特别的冷。那一年全城冻死和饿死了不知多少人。因此，粮食在那个年代显得比命还金贵。据黄安县志记载，这一年的四月，看到饥荒的面积实在太大，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配拨了黄安县急赈工粮面粉达四十余吨。但这些面粉，并没有抵达我们本吴庄，全被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一些贪官给私分了。到了这一年的六月，酷暑降临，一场伤寒、赤痢与霍乱又在黄安流行，人又死了不少。

    有了这个铺垫，就不难理解革命家属赵春玲的行动了。她可能仅仅是为了保存一个革命者的火种，可能是想抓住孤儿寡母最后的活命希望，得知李成和家里还有粮食，便来到了他家。

    那天，我奶奶刚好到田地劳动去了。我爷爷李成和一个人抽着烟，坐在家里喝茶。这是我们这个家族大男子主义的最好体现。

    “给我一点粮食吧。”与爷爷同辈分的赵春玲说。

    我爷爷连忙让座。看到赵春玲脸上那可怜的样子，他决定给她一升米。一升米，在一个饥荒盛行的年代，这是多么大的事！那个由木头做的升子，我们小时经常使用，今天在本吴庄也未失传。谁家要临时应急，借点米，还是用升子量。

    我爷爷说：“莫让人看到啊。”

    赵春玲的泪水下来了。借了那么多家，只有李成和借给了她一升米——她上李来福家借时，李来福甚至还放狗咬她。

    于是，赵春玲端着我爷爷借给她的米，带着孩子千恩万谢地走了。

    我爷爷李成和当时可能并没有觉得什么，但过后不久，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一道难题：赵春玲开始三天两头的前来讨米。

    乡里乡亲的，谁不借谁的东西呢？

    我爷爷起初尽量满足。

    本来，这是非常时期一件非常平常的事。

    但我奶奶在外出劳动时发现，村子里风声突然不对了。人们看她的眼光，像带了刀似的。

    “那么多缺米的，你家男将为什么非得把米借给赵春玲，不愿借给我们呢？”

    这样的风言风语，迅速开始在村子里传开，让我奶奶感到特别的愤怒。但愤怒归愤怒，她一个妇道人家不敢在我爷爷面前有半点声张。

    相反，却是我爷爷生气了。

    “我好心好意的，被人说成这样，娘的皮……”

    李成和的犟脾气便上来了。毕竟自己家里有一大堆人，也都张着口要吃饭。危机年代，家家都难过。拿银元到黄安城去换大米，有时在路上遇上抢劫的，就白搭了，留条命算幸运的。再说，随着国共两党间的战争越打越大，银元也渐渐变少变得不值钱了。遇上别人家来借，李成和有时便说没有米。这一点，引起了村庄里一些人的愤怒。

    “他们若没得那种关系，才不会把米借给她呢。”

    关于爷爷和赵春玲的风言风语，就这样在村庄流传开来。

    更让李成和生气的是，有一天西头片的一个老人告诉他：关于赵春玲和他之间不明不白的事，出自于赵春玲本人之口！

    这个消息让李成和目瞪口呆。

    可能，我想我爷爷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他不想被当做乘人之危的小人被说道，更不愿成为这种事件的主角。再或许，赵春玲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一些借米不成的人故意在制造矛盾；还有一种可能，为了养大自己的孩子，赵春玲不惜败坏自己的声誉，故意说这样的话让爷爷难以拒绝。

    无论哪种可能，这样的事绝对没有发生。它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

    于是，当赵春玲再次向我爷爷借米时，李成和为了向村庄证明自己的清白，便说没有米。

    因为这一句话，梁子就悄悄结下了。

    事实上，当时李成和家里的米也不是太多。不当家不知道油米的金贵，当家才知道做人难啊。

    当然，据我母亲多年后分析认为，我爷爷可能是坏在自己太爱面子上。

    那时，我爷爷已生育了我父亲这一代一大堆的儿女，好几个都像李登高的儿子李希望一样，不是待娶就是待嫁。今天一个人十五岁便结婚，法律肯定是不允许的。但解放前在我们黄安县城，这种现象却非常普遍。结婚，其实是拼实力的一件事，粮食在饥荒年代是最硬的通货。有时，为一斗粮，一个女人便会心甘情愿地嫁给一个傻子。这样的事还少吗？

    我爷爷一辈子被人认为爱面子，还小气。这种说法在我母亲那里得到了印证。我母亲说，她嫁过来后，我爷爷有时把粮食堆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却不让一家人敞开肚皮吃。他生的七个孩子，还有两个未嫁人，三个未结婚，这些粮食，便是嫁女和娶亲的硬通货。

    但他的算盘打错了。这些“硬通货”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相反却成为他后半生艰难度日的主要原因。

    就在李成和准备囤积更多的粮食显摆时，一九四九年四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入县境，多灾多难的黄安突然全境解放了。那时，为了革命，许多村庄都已灭绝空户。据县志记载，清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黄安共有四十九万多人，一九三四年为二十七万多人，到了一九四九年为三十四万多人。整整十四万余人的生命啊，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了。就拿我们村来说，出去闹革命的，参加共产党的，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参加国民党的，回来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事。

    这一解放，便让许多人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希望。有时候我想，人其实就是在希望与梦想中生活的。因为有了希望与梦想，再大的困难也能度过，再大的苦难也能忍受。

    解放了，多么好的一件事啊。这年的十一月份，我们黄安县建立了农民代表会。随着剿匪工作的结束，减租减息开始，到次年的十一月份，全县开始土地改革，六百五十多人的第一批工作队开始进入乡村。农民终于可以分到土地了。土地革命时的地，在红四方面军走后，早就被国民党又收了回去。我爷爷买的那几亩薄田，也是一滴滴汗水与心血换来的。

    很快，他的田地被收回去了。

    很快，他感受到了周围的压力。

    当时，这种压力是无形的，他感受到了，却摸不到。

    再很快，随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开始，赵春玲的丈夫李登高正式被部队来人确认为革命烈士。村子里的风声便迅速转向。渐渐在政治上硬起来的赵春玲要洗却不雅的传说，或许为了报复艰难时刻要米不成的屈辱，她对李成和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这一转变，便改变了曾支过前、给红军送过粮的李成和的命运。尽管村子里的人都跟着我爷爷抬着担架扛着粮食参加过支前，并为迎接刘邓大军攻进大别山做过前期的物资储备工作，但就是这一点来之不易的革命成绩，后来也被革命者李登高的老婆赵春玲同志抹杀得一干二净。

    他起初被打成地主，可能赵春玲觉得这样做毕竟太过分，后来又改为富农。

    富农，在今天的中国值得骄傲，而在解放后，却成为身份耻辱的象征。

    李成和的命运一改变，我们家族的命运从此与主流的社会脱轨五十多年，一直生活在贫穷与歧视中。

    二

    李登高在革了父亲的命走后，他的家族在村庄里一落千丈。而他的妻子赵春玲，被人们认为是被丈夫抛弃，从此也一直抬不起头来。

    在本吴庄，休妻是一件格外让女人和女人的家庭蒙上耻辱的事。往往一纸休书，让一个女人的生命从此打上丢人的烙印。

    岁月的河水悠悠流过，除了赵春玲那无穷无尽的眼泪，没有人知道李登高革命和革命后去向的真相。日头从本吴庄的山那边升起落下，赵春玲的泪水掉下又熬干，兵荒马乱的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消息能让她微笑。

    解放后，一直到一九五一年的春天，一位穿四个兜的部队干部突然出现在本吴庄，宣布李登高是革命烈士，并介绍说李登高在甘肃的戈壁滩上被马匪无情地杀害时，已做了母亲却一直抬不起头的赵春玲，骤然间哭得地动山摇！

    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却让本吴庄变得安静无比。

    哭过之后，一直抬不起头的赵春玲便迅速在村庄里抬起头来了，她的腰杆子站得比谁都直，说话声音比谁都高。因为，另外一个时代的春天到来了。

    在这个春天里，赵春玲由一位一直受到歧视的乡间中年妇女，一下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摇身一变为解放后村庄里第一代女干部。遇到上级来调查时，她的话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加之她好像受到革命者李登高的影响，埋在心头多年的话，加上对政策和政治这些东西天生的悟性，她迅速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语出惊人，犹如井喷，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从此，我们村庄便有了另外一座无形的大山。这座大山，让村庄的许多人感到革命比解放前还要来得猛烈。

    因此，本吴庄的人说，她不当干部谁当干部啊，她说的不算那谁说的还算呢？

    当赵春玲走马上任我们黄安县四道桥公社本吴庄的大队领导后，各式各样的运动，开始让逐渐平静的山村变得像解放前的革命一样热闹。

    我母亲说，革命前，人们参加什么样的党派和部队，都是自发的，参加共产党的和参加国民党的人们，由于都怕被对方的势力清剿，革命都是悄悄进行的。有的人出去了多年，生死不明，家里人也说不上是参加了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村庄高度统一了，思想也必须高度集中了。

    “要统一思想，就必须对本吴庄的人民群众进行清理和整顿。”翻身做了主人的赵春玲说。

    赵春玲要整治的第一个人，便是我爷爷李成和。

    至今，老家的人说，我爷爷虽然脾气暴躁，却是少有的美男子。他个子高大，宽额大耳，鼻梁高耸。这与我们今天的长相似乎很有差别。南方人高鼻梁的人天生就少，个子高大的也并不多。我爷爷李成和却独树一帜，不仅长得貌如潘安，还具有与生俱来的经济头脑，在我们那里还是很有名的。当所有的人穷得叮当响时，穷得上顿吃了没下顿时，他居然还能吃上猪肉！

    这件事，老长时间在我们村成为让大家愤怒的原因。即使爷爷后来接受了无数次的批斗，他也不知从哪里能弄来猪肉。在一个物资特别贫乏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就这件事，我曾问过我的母亲。母亲说，爷爷在外朋友多，贩猪那些年帮了不少人。所以后来无论走到哪里，往那些卖肉的铺子边一站，就会有人悄悄地割下一块，偷偷地塞在爷爷的布袋里。

    母亲还说，我小时候，爷爷爱我是非常特别的。他有那么一大帮孙子孙女，唯独对我特别钟爱。

    “你爷爷总是喜欢抱着你或拉着你，走在故乡的田野上。”母亲说。

    我对母亲说的这些事印象并不深刻，深刻的是小时经常能闻到肉香味，整个村庄里仅有我爷爷李成和的灶头上还飘有肉香味。而这种肉味，听我姐姐说，也仅有我的舌头才能尝得到。

    我母亲说，“你爷爷一旦割肉吃，全村人也仅有你能与他分享。往往是炖熟之后，他便在村头呼喊你的名字，高声地叫你：‘福安，快来啊！’”

    母亲说完笑了。

    她说，我爷爷吃肉也是悄悄地。挨惯了批斗的他，后来再也不敢像以往那样明目张胆了。

    母亲还说，关于我叫“福安”这个名字，也是爷爷给我取的。他可能希望，我的一生能幸福平安。但我对这个名字相当不满意，以至小学毕业升初中时，我迅速给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我觉得我爷爷取的这个名字，看上去有些老土。我改名时爷爷已入土多年，他要是在地下得知，肯定十分伤心。

    解放后，我们这个家族已分成好几家了。儿大分家，在我们那里是常事。说是分家，也没有什么东西，无非是各卷铺盖，各起锅灶而已。当时分家的原因，在于我爷爷开始挨斗，他不愿牵连自己的后代。

    这是赵春玲的杰作。

    直到今天，赵春玲的模样还不时在我脑海里闪现。有时，我宁愿赵春玲这个人物在我的脑海中彻底睡去；但有时，这个倔强老太太的咳嗽声却像魂一样，跟在我的身后，绕都绕不过去。

    赵春玲当了大队干部，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事，那时黄安城解放才刚刚几年，改名叫“红安县”了。那时黄安一片萧条，乡下穷得连鼻涕掉在嘴巴都舍不得浪费，能接着就吸进嘴里，更别说狗日的粮食了。我们本吴庄附近多数人的家庭都揭不开锅，一到吃饭时间，山梁上到处是挖野菜和刨树皮的人。结果，山上的树皮都被扒下来吃了，野果还是青黄青黄时，便已摘得精光。有的地方，甚至还吃观音土。我母亲说，她的爷爷就是在吃了太多的观音土后消化不良，惨死在山沟里。

    在整个大队，关于有些人为了吃到粮食与大队干部睡觉的事，传得到处都是。至今，有人羡慕那时的大队干部，还用黄安话回味着说：“我日……”

    这个时候，赵春玲走马上任了。她先是得益于烈士家属的身份，当上了大队的妇联主任，后来又得益于那个躲在她家地洞里的省领导X，当X故地重游帮她说了几句话后，她便又迅速当上了大队书记。若干年后，又当上了公社副书记。

    修理我爷爷，是从赵春玲当上妇联主任开始的。一九五二年十月，当黄安县委举办第一期积极分子训练班时，她作为骨干分子迅速入了党。那时在乡村，一个人入了党，成为党内人是件了不得的事情，说起话来就像晴天突然打个霹雷。虽然关于她与当时的大队书记，后来四道桥公社主任吴保卫的关系，也曾在一段时间内被人传得沸沸扬扬，但这并没有妨碍赵春玲的升迁。

    今天看来，我们家族的性格中注入了耿直傲凛的内容，并不是什么好事。我爷爷的性格便是这样的。解放后，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就做错了什么。有钱就买肉吃，有粮就要囤积。对于一个为革命牺牲了两位哥哥的家庭而言，他还是按照解放前的方式生活。

    这便犯了时代的人生大忌。

    在一个大家都哭穷的年代，你一个人还过着好日子，特别容易引起周围人的愤怒。赵春玲作为我们本吴庄在大队唯一的干部，便从身边开始清算。

    我母亲说，那时我爷爷好虚荣和好面子的性格似乎到了极致，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都能娶上媳妇，他把省吃俭用积来的粮食故意堆在堂屋非常显眼的地方，想吸引凤凰来。

    “要晓得解放后大家都缺这个啊！你爷爷有些苕！”多少年后，母亲还叹息着说。

    那时，虽然土改还未开始，这一点却足够让共产党员赵春玲警惕。何况，在解放前，关于借粮的事情，曾让她蒙上了羞耻。

    母亲说，我们家没有评上烈士，也就罢了。严重的问题还在后头。

    随着烈士评定工作接近尾声，村庄便开始土改了。土改要划分家庭成分，这一招不知让多少家庭妻离子散。

    这回轮到我爷爷李成和傻眼了。他一直在想，革命没有功劳苦劳，至少旁观者清吧，自己过自己的清淡日子，也不妨碍人家的幸福。

    但是，赵春玲说，革命的力量要深入到每一个人的血液，触及到灵魂的深处。

    革命的威力无处不在。大队干部赵春玲忽然间变得那样干练。这位解放前常年躲在地洞里度日的农村妇女，在新的历史舞台上，忽然有板有眼地唱起了革命的主角。

    我们本吴庄的土改工作，就是在她的主导下完成的。

    赵春玲说：“李成和的父亲李光天，曾开过票号，属于剥削阶级。”

    赵春玲一说，大家静下来，没有人吱声。

    赵春玲说：“李成和这个人有田地，有口粮，有肉吃，绝对是个地主！更严重的是，他还雇有一个长工！”

    赵春玲的话，基本上为我们这个家族定了性。

    赵春玲说：“这个人，在革命年代，虽然也做过一点好事，定为地主有点重，但定为富农一点也不过分！”

    她一锤定音。于是，我们这个家族，因此成为我村唯一的一家富农！而李来福，则定为地主。他们俩最初都是同台接受批斗，直到李来福被镇压。

    李成和对革命认识的幼稚性，在那个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有一天跑去公社申辩，认为自己的良田，都是买来的，不属于剥削；自己雇的长工，是因为那年他乞讨，怕他饿死了，才让他在家里干的。而父亲李光天的票号，虽然为国民党提供过方便，但为共产党干过的好事更多。共产党和游击队拿着票子，一样可以在根据地买到吃的用的东西！不然，我们大别山本吴庄山头上的游击队，恐怕等不到刘邓大军的到来……

    赵春玲不是不知道这些。但她的用意不在于此。她在大队的支部小组会上讲：“我们要绝对、坚决完成上级‘至少一个村有一个地富反坏右’的指标。除了李成和，还有谁家有这么多田地？还有谁家能吃得起肉？还有谁家雇有长工？还有谁家囤积粮食？”

    西边的李来财对我六叔说，赵春玲起初是要将李成和划为地主的，可就在真的要划那一刻，她动了恻隐之心。毕竟，在她自己带着李希望艰难度日时，李成和曾借给她们孤儿寡母的不是一升两升米，那米加起来有好几斗！解放后，李成和虽然不曾要过，可她也未曾主动提出还过呀。

    我爷爷说，“难道借米给她吃还坏事了？”

    这一夜不知赵春玲想了些什么。在地主的名单上，她可能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看在乡里乡亲的分上，她还是将地主名单里的李成和划掉了。

    于是，第二天大会正式定性时，李成和便又由地主变成了富农。

    既然是富农，田地就要没收。于是一夜之间，我爷爷李成和便成了穷光蛋。我母亲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换今天的话说，李成和是破产了。

    破了产的李成和，在强大的革命机器面前，从此变成了一个性格暴戾的人。从此，他的虚荣心和面子尊严受了严重打击。他那高高的个子，一下子在村庄里变得佝偻起来。

    共产党员赵春玲在大会上讲，“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她的讲话，被上级领导认为“越来越有水平”。

    有一天，赵春玲去大队开会，一大早在田野里碰到蹲在田边的李成和。她从李成和的眼里读出了愤怒，也有一丝寒战。

    在擦肩而过时，赵春玲说：“要不是看在你借过口粮给我母子俩的分上，有你好受的。”

    仅仅这一句话，便让李成和突然之间便矮了下去。他蹲在已不属于自家的田埂上抽烟，露水打湿了他全部的心事。

    我母亲讲起此事时往往故事还未开始，泪水便先流下来。她说，其实那时我们一大家人经常饿得肚皮贴着肚皮，但我爷爷就是不让一家人吃饱，非要把粮食一粒粒地从嘴里省下并积存下来。

    没粮食的岁月，已让人对粮食的重要性有着切肤之痛的认识。

    “可这有什么好处呢？”母亲说，“你爷爷不听我们的。他甚至连儿孙饥饿的哭声也不管，就是要把粮食积攒下来，等待着有一天一帮人会来求他。他不晓得革命形势已发生了变化，革命规则已发生了改变。”

    后来我还听说，我爷爷之所以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两个哥哥没有评上烈士，让他心里有气。

    黄安解放后，政府开始组织一批人，到每村每户家访，追认烈士工作在黄安县全面展开，商议为革命年代作出了牺牲的革命者们评定烈士和烈士家属，经过认定、登记并发放烈士证。工作组到我们村时，干部们一般都住在赵春玲家。因为赵春玲也是大队干部，烈士家属。村访干部都比较在乎赵春玲的意见，因此，当村子里的老人们提起我的大爷爷李成仁和二爷爷李成义是参加革命被国民党杀害应该算烈士时，赵春玲却授意他们表示沉默。

    至于赵春玲为什么要他们封口，原因不得而知。

    直到今天，我并没有为自己家族翻案的意思。历史原因造成的冤假错案在我们黄安县城太多太多了，在全国也比比皆是。多少烈士为国捐躯之后，家里人都不知道，还不敢说，生怕是参加了国民党的。与此相比，一个李成仁一个李成义又算得了么事呢？我也是长大之后，从那些幸存的老人们口里，得知这些事情真相的。那时我们都处于弱势，即使知道了也仅有在心中藏着愤怒。今天，那些老人们都不在了，关于革命，关于革命的后遗症，也已像风一样吹向不可测的历史深处。多少人的生命如风一样来去，如草一样枯荣啊。

    那时，评定烈士是需要另外的革命者或革命者的家属来证明的。据老人们讲，至少得三个以上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的人签字并按手印证明，才能上报烈士评定。

    我们本吴庄的烈士评定工作，是在赵春玲的主持和参与下完成的。自解放到如今，信访干部始终都相信自己人而不太相信群众，何况赵春玲是本吴庄解放后第一个党员呢？

    因此，那些年我们本吴庄烈士评定结果是这样的：东头那块参加革命的，没有一个漏报和误报；西头那块参加革命的，仅有李来财这一户人家评上，至于参加了国民党的，现在不找麻烦便是万幸了；而我们南边这一块的，一户也没有评上烈士。

    这便是解放后村庄的历史。

    至今，我还为我们本吴庄感到无限的悲哀。那些参加革命的，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呢？怎么就没有一个活着的革命者，能堂而皇之地证明，哪家的谁谁谁参加了革命呢？

    其实，这种要求也是奢侈。革命者们连命都不在，我们这些后来者，还在乎这些干什么啊！

    许多年后，我大伯在摘帽后，还想找那些老人们再来证明一次。但那时烈士评定的时期与阶段已过，即使有几个邻村的老人愿意按手印，李成仁与李成义也与烈士无缘了。

    这便是命运。

    年少时不知有多少次，我在深夜里被母亲的哭声惊醒。我起初不明白，坐在灯下没完没了纳鞋底的母亲，为什么要哭。

    后来我知道了。也许我母亲只能用哭，来表达她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东西。

    那时，我可怜的母亲，为了让我们能够活下去，在给村子里那些左右着我们命运的人家纳鞋底做鞋。每当一双新鞋做成，母亲拿出给他们的孩子们穿时，她的目光便要扫过我们破烂的脚底，她只有哭。也许只有哭，才是她与世界交流的唯一方式。

    我始终认为，我多愁善感的特质与母亲相关。因为她无数次搂着我哭时，我小小的脑袋里，觉得自己读懂了她的心事。我让自己的泪水无休无止地流下来，与她一起度过了无数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夜。特别是我懂事后，觉得母亲为别人家纳鞋底时的那一针一线，就像针针刺在我的心上。

    因为这个，我从小就是一个被村子里大人们称赞的乖孩子。而我的内心，无穷无尽的怒火在悄悄地燃烧。但直到今天宽松的大环境下，我能做的，也仅是为过去的历史，补写几句相当无力的真实。特别是随着我们家族的苦难史开始一幕接着一幕上演了，最后发展到已远非赵春玲能够控制的时候，疯狂的斗争，好像一列高速奔驰的火车，那脱轨后的速度，不再是机车头能够控制的了。能说会道的赵春玲占了大户人家的天时地利人和，把一个本吴庄搅得鸡犬不宁，超过过去李登高的革命气势。我爷爷李成和就在她主政四道桥公社时，开始不得安生，被人拉着站在各种高台上斗来斗去，多次寻死未果。

    而村子里真正的大地主李来福，经赵春玲一两次声泪俱下的控诉，于一九五一年便被政府镇压。他家因为没了后人，那坟还是我爷爷李成和挖的。我爷爷活着时，每年还去培上几锹土，烧点火纸算是祭奠。但这个举动，也被赵春玲定为为“地富反坏右”鸣不平，成为批斗李成和的又一条理由。

    当无休止的斗争与口号天天从山外传来时，革命突如其来的猛烈已远远超出了赵春玲的想象。

    看上去，本吴庄虽然炊烟依旧，人们仍然要穿衣吃饭，但生活的流水，似乎从此一天都不曾平静过，革命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最后使得本吴庄像一座孤城和死村一样陷入无边的沉寂。

    三

    革命力量的强大，是我爷爷李成和怎么也没想到的。

    当一大群乡里乡亲挑着箩筐挑担，挤在我们家门口要分粮食的时候，李成和的心情相当复杂。

    因为，挤着的这群人中，饥荒年代有许多人曾接受过李成和毫不犹豫的馈赠。

    李成和于是将漫无边际的目光扫过人民群众。他看到，许多人都把头低下了。包括领头的赵春玲，甚至连面都没有露。

    人民群众的脸上洋溢着复杂的笑意。

    只有在最困难时曾得到过李成和救济的李老实，从队前溜到队尾，不敢抬头看李成和的眼睛。他挑着箩筐想溜。但很快一个年轻的愣头青拉住了他说：“你么样不想想你家里还有几张口，等着你回去喂呢，想让他们饿死不成？”

    李老实站住了。他的目光相当复杂。

    当他装满了稻谷，路过李成和的身边时，李老实的脚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的眼皮低着，没有抬头。后面有人推他，于是他顿了一下，一跺脚，挑着谷物走了。

    人们跟在李老实的身后，纷纷怀着喜悦，大大方方地分享李成和积攒下来的粮食。大队里甚至还派来了干部，就地监督。怕李成和闹事，他们还让民兵带着枪。

    按说，李成和这种爆脾气性格，肯定会雷霆大怒的。而小队干部、本吴庄的生产队长黄金河，早在前天夜里对李成和讲好了：“你反抗是徒劳的，反抗只会连累儿孙。”

    一家子的人，沉默着坐在我们家漆黑的堂屋里，看着我爷爷李成和。

    李成和一言不发。

    第二天，他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看着这些曾被他救济过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分他舍不得让自己儿孙吃的粮食。

    世界真他妈的变天了。李成和当时肯定这样想。

    粮食也并不多，一家分了一点。很快就分完了。每铲一瓢，李成和的面部肌肉，都要跳一下。每挑走一担，李成和的心，都要紧一下。

    最后，当所有的人民群众离开我们家的院子，李成和突然扑倒在空荡荡的粮仓上，号啕大哭起来。

    他一哭，全家都跟着哭了起来。

    李成和一看大家都哭，便发火高声喊：“哭什么哭，又没死人！”

    一家人又不敢大声哭了。

    深夜，这个大家庭中冷火罄音。一家老小都坐在堂屋，不知以后日子该如何过。

    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我大伯去开门一看，他吃了一惊：李老实挑着担子，竟然立在门外！

    李成和没有想到，我们全家也没有想到，李老实居然又把白天分给他的稻谷送了回来！

    他掩上门，低声对李成和说：“他叔，我是冇得办法呀！不分他们要绝我的口粮！我回到家里，家里头的老娘就骂，说我没良心，要不是你救济，我们一家早饿死了……”

    李老实这样一说，李成和的泪便掉下来了。

    李老实慌慌张张地走了。李成和拉住他说：“老实啊，你还是拿一点走吧，几张口等着啊……”

    李老实说不要。

    李成和还是硬给他拿走一半。

    李老实千恩万谢地走了。

    李成和坐在漆黑的圆椅上，他想不通。但想不通也得这样接受。现在革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拥有财富的人——无论你是怎样拥有的，总之都带有剥削的性质。你想不通就是不识时务。

    我母亲看到大家分光了粮食后一再埋怨说，“为么事宁肯让一屋子人饿着肚子不吃饱，也要把粮食省下来呢？现在好了，一粒都不剩地为人民服务了！”

    “是害怕再次的饥荒，还是为了显摆？”——这一句，我母亲不敢说出来。许多年后，她是对着我讲的。

    答案不知道，因为那时李成和挺在床上，像死了一般。

    母亲的话当然是马后炮。如果李成和知道有这样的下场，他的肠子不悔青才怪。现在，他打落的牙齿只能往肚里吞。

    有了这个教训，我母亲一直教育我：“伢呀，你以后出门在外，要记住穷莫与富斗，富不与官争啊！”

    这是我母亲这个不识字的乡间妇女的人生哲学。

    现在，家里的粮库空空如也，一下子干净了。我奶奶每到做饭时，便望着锅灶发呆。一大堆孩子，都聚在她身边，这个可怜的小脚女人只有不停地哭。

    哭也没有用。粮食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且，与划为贫农的人家相比，村庄里给富农家分发的粮食，少得多。

    “分家吧。”李成和说。

    他实在不愿意看到一家人都跟着他饿死。

    “分家？”

    满屋子的人都变得茫然。

    这意味着，一家富农突然要变成五家富农。除了一个未嫁的妹妹，父亲弟兄四个，突然要变为五个家了。

    李成和的决定来得突然而猛烈。在我母亲还没回味过来，分家便成了必须落实的决定。

    分家是要讲究规矩的。

    先是要把我父亲弟兄四个媳妇家的舅舅请来，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然后再另起锅灶。由于害怕受到牵连，我母亲的弟弟甚至不敢前来，托人带话说想么样分就么样分。

    我母亲气得直哭。自己的家族太不给面子了，哪里像一个曾经参加过革命的英雄之家呢？

    但除了哭，我母亲别无他法。偌大的一个家，也便在我自己的亲舅舅缺席情况下，很快被分成五个。

    我父亲分到了两间房子，一口铁锅，灶还是临时找几块砖头搭的。他们甚至连张吃饭的桌子也没有。

    这便是所谓“富农”的后代生活。

    许多年后，我逃离本吴庄的故土，到外面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排场与世面。但我对父亲分到的那两间房子，一直记忆犹新，念念不忘，挥之不去。

    今天，我们家住的旧房子虽然早已荡然无存，但地基还在。

    那是怎样的两间房子啊——房子中间还隔着一个没有顶的走廊，甚至这个走廊也不归我们家，而是李公平家的——他家住在我家的上屋，来来去去必须穿越这条巷子。

    为此，我母亲将一间大的屋子既当客厅也当伙房，而将对面的一间房子作为我们全家的卧室。

    那是怎样的两间房子啊——我小时的记忆，总是遇上下雨下雪天时忙碌的场景。南方的梅雨季节，雨水没完没了地下，令人心烦。一下雨，我家屋子便要漏雨，就像是开了顶似的。我姐姐带着我和弟弟，连忙拿着破旧的脸盆去接雨，遇上漏得特别大的，没法接，家中便成了湿地。我和姐姐、弟弟拿着瓢，一瓢又一瓢地往外舀水。水舀干净后，我们常常是在这个大屋里吃了饭，便要跑到对面的屋子里睡觉。有时我还特别害怕跑过漆黑的走廊，老是害怕有鬼在那儿坐着，或者是拿着绳子，要将小孩子套走。

    对鬼的害怕，起因于我们本吴庄村子周围四处都是坟地，坟挨坟，地挨地的，有关鬼的故事在乡村是一个常年提起的话题，层出不穷，虽然我们并未亲自遇到过。直到后来我长大后，经历的世事多了，我才明白，有时人间的鬼才是最可怕的。

    我们家两间房子之中，是李公平家的通道，来去非常不便，我父亲便与通道的主人李公平商量。

    白白净净的李公平说：“我做不了主，你去找我母亲说吧。”

    于是，我父亲便来到李公平家。李公平的母亲坐在漆黑的八仙桌边，抽着水烟，喝着茶，打量着我父亲。

    我父亲甚至腿还颤抖了一下。李公平的母亲脾气出奇地大，在本吴庄谁都知晓，谁也不敢招惹，包括赵春玲，也要让她三分。

    我父亲低着头说：“婶娘，能不能在我们两家的过道处，搭上一个棚子，把通道遮住？”

    李公平的母亲用眼剜了我父亲一眼，我父亲觉得身材矮了一截。

    他赶紧结结巴巴地说：“婶娘，就是……就是为了晚上睡觉时方便些，要不小孩子们遇上下雨下雪……还要跑到对面睡觉，总是被雨雪淋湿……”

    李公平的母亲大声地咳嗽了一声，看出我父亲并没有要侵占通道的意思，便说：“要得啊。”

    我父亲脸上马上堆满了笑容。他一个劲地感谢。

    回家的路上，他还在想，真没想到会这样容易。

    我母亲从他脸上看出了同意的意思。她也长长地叹了口气。

    后来，我母亲对我讲，李公平的母亲之所以愿意让我父亲在过道上搭一个草棚，原因在于李公平的父亲在外被人打死时，也是我曾祖父李光天去外面收尸的。

    但李公平的母亲故意不说这个，好让我父亲觉得自己欠她一个人情。

    不管人情不人情，我父亲没想这么多。他只是高兴地爬到山上，割来最好的丝毛草，晒干后，又到小队长黄金河那里申请了几棵松树，在两间屋子的走廊间打几个眼，把还没有晒干的流着油的松树横在上面，再把丝毛草铺上，搭起了一个毛棚。

    我之所以至今仍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个毛棚，是因为我夏天坐在下面干家务活时，抬头便能看到草棚里的麻雀。每年麻雀都钻到草棚中搭窝，有时也有燕子飞来。但后来我父亲讨厌燕子爱拉屎，说那是屎燕，便把燕子赶走了。为这事我母亲还对他生了气，因为这个信佛的女人认为燕子来了会带来好运。燕子究竟能否带来好运，我不知道。我仅知道我看到头顶飞过的麻雀时很羡慕，觉得它们飞来飞去的真自由。后来有个夏天，当我们一家人坐在棚子下吃饭时，一粒屎突然掉在了父亲的鼻子上，这让我父亲非常生气。于是他拿竹竿把麻雀窝戳了，让我伤心得要哭。但我不敢反抗父亲，他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简直就是一个暴君的形象，容不得我们有半点的反抗。

    不管怎样，有了这个毛棚，孩子们便喜欢来，聚在一起玩。有了这个毛棚，我们不怕太阳直接晒到屋子里，它把太阳遮住了一大半，再说，过道的风多凉快啊！有了这个毛棚，我们晚上从堂屋到对面的屋子睡觉时，不再担心头上有雨有雪。所以小时候，没有人时，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毛棚下的青石条上，对着对面的山头张望。其实山头那边过了山头还是山头，什么也没有。无边的梅雨在南方的天空无休无止地下着，好像没有欢乐的日子没有一个尽头。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毛棚下，对着对面的青山张望，希望那边能够发生什么奇迹。

    但奇迹没有发生。山那边没有生人到来，山里面也日复一日，一年就像一天一样，山里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在我高考那年，我们家住进新屋子三年之后，老屋因为遭遇南方无休无止的梅雨，有面墙壁被雨淋湿，终于在一个黑夜里，“轰隆”倒塌了。那一年，我参加过革命的外公由于生活上走投无路，最后选择了自杀。

    许多年后，我彻底离开了故乡，来到城市，在经历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世事后，我奇怪自己总是能在梦中遇见那两间老房子，梦见自己还在那两间老房子里住着，一会儿雨水进来，淋湿了帐篷，一会儿有蛇钻进了被子，一会儿有鬼在外面敲门。老屋倒塌也快二十多年了吧，我在城市里醒来居然还很害怕，坐在床头发抖。

    母亲要是健在，看到她曾羡慕的一切生活，自己儿子在真切过着，她肯定会在梦中笑醒了。但她终究什么也没有享受到，两眼一闭，永远离开了这个让她受伤的世界。

    这样一想，我便觉得母亲真的没福，也从此更加相信命运。

    母亲生前经常说，“人的命，八个米，走到天下不瞒身。”

    八个米，就是指生辰八字。我过去不相信，母亲临死时，我在床头拉着她的手，突然就相信了。因为母亲去世后，我从此不再像过去那样喜欢与人争强好胜。

    凡事差不多就行啦。怎么过都是一辈子。我常这样对自己说。说归说，要做到还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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