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说的春节,在口语中多被俗称为“过年”、“过大年”等,是对农历新年的称呼,古又称“元旦”“正旦”“岁首”“新年”等。采用西历纪年以后,“元旦”被挪用为西历新年的第一天,原来的农历新年则以“春节”命名,而“春节”原本是指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时节。兼用两套历法,就出现了“元旦是年,春节也是年”的情况,为便于区分,人们在口语中还常常用“阳历年”和“阴历年”的直白说法,来分别称呼在短时间内先后而至的这两个“年”。按理,“阴历年”更准确的说法应该为“农历年”或“夏历年”,因为夏历本身为阴阳合历,是通过置闰方式来统合月亮和太阳的运行周期。民间习用的“阴历年”主要是针对“阳历年”而言,非学理名词。这里重点要说的“年”即是俗名又叫阴历年的春节。
春节是我国最大的一个传统节日,节期长,节俗内容丰富,分布的民族和地域也都十分广泛。据查,我国有近40个民族有过春节的习俗。至于春节的节期,相对宽泛一点说,一进入腊月,人们就开始为年忙活,从腊八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甚至是“哩哩啦啦”拖到二月二“龙抬头”日,才算是把年彻底过完。在这一时间段里,有一系列相对突出的民俗事象依次标示出年的起承转合与习俗的博杂等,它们是腊八、小年、除夕和大年初一、正月十五等。这些节日民俗活动的次第登场,共同酝酿出的年味才浓得化不开。
年味之一主要体现在辞旧迎新的诸多仪式里,年味之二则蕴涵于“以吉求吉”和“避祟求吉”的祈福期待中。劳作终岁,必求一扬其精神。整个过年期间的习俗,体现最多的便是这种张扬的精神。
这最后一句“猪肉饺子管你造”的“造”是东北方言的记音,意指“吃”,又不同于一般的吃,可以理解为“不必斯文着讲究吃相,尽管敞开了吃”;“管你造”就是要“随你吃个够”。
小时候在东北老家,每逢腊八前后,常常听小叔子、小姑子们这样念叨着笑谑大嫂,我们小孩子听多了,记牢了,不管眼前有无大嫂,闲着,玩着,都会随口念叨出这些顺口溜来。在以“猪肉饺子”为上等美味的年月,只因为“年”的到来,就不仅仅拘泥于偶尔解解馋层面上的浅尝辄止,还完全不限量地“管你造”。对于那个年代里终年为温饱生活奔忙的家庭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实实惠惠的享受与满足。当然,被安抚“别馋”的“你”,随时都可以顺口换成大嫂之外能轻松对话、无冒犯之嫌的任何合身份之人;对说者和所有听者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指日可待的先期安慰。这期待从腊八开始,因为“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是进入年期的一个临界点。
腊八即农历十二月初八。汉代的《风俗通义·祀典》载:“腊者,猎也,言田猎取兽,以祭祀先祖也。”就是说,腊是指用打猎得来的野兽做供品以祭祀先祖的行为。腊祭是我国古代的岁终大祭,曾作为朝廷大礼盛行,官民同庆。在年末岁尾之时,陈设祭品,以感谢自然神灵和先祖等一年来的恩典佑护,并祈求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能风调雨顺,人寿年丰。腊祭在酬神祀祖的同时,还具有明显的辞旧迎新意味,通常在农历十二月举行,故称该月为“腊月”,称腊祭这一天为“腊日”。腊日的具体日期最初不固定,至南北朝时,才固定在腊月初八。
在腊八节,除了敬天法祖,庆丰年,辞旧迎新外,还有一个重要节俗就是送寒逐疫。时至腊日,寒气将退。为加快寒气退隐,促成阳气及时上升,自先秦以来就有岁末傩舞逐疫的习俗。“傩”即人戴着面具舞蹈以逐疫鬼的仪式。东汉时期,逐疫仪式在腊八的前一夜举行。届时,“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领百二童子执鼓歌舞,另有神兽相协,于宫中驱疫鬼。将屋中的疫鬼驱除以后,要在门上画上神荼和郁垒两个神像守护门庭,诸鬼祟就不得入了。
近现代以来,傩舞逐疫仪式总体上呈衰微之势,但在现代仍有部分遗存,尤其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犹盛。如今在河南濮阳等地农村还有腊八晚上擂大鼓以驱邪,除旧迎新的习俗,民间流传的“腊鼓鸣,春草生”谚语说的就是腊八节鼓舞仪式的除祟迎新功能。
逢腊八,如今最盛行的一个食俗是喝腊八粥。关于腊八粥的由来,说法不一。
其中流传较广的一种传说跟佛祖释迦牟尼相关。相传,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一位王子乔达摩·悉达多29岁时,削发出家,六年里苦于修行,后陷于饥困。幸得一牧羊女的杂粮米粥解救,他才恢复体力,在一棵菩提树下苦思静修,终于在十二月初八悟道成佛。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
佛教将这一天作为“佛祖成道日”来纪念,每逢腊八,各寺院都要朗诵经文,举行浴佛活动,并用精心熬制的“七宝五味粥”即腊八粥,来供奉佛祖,腊八粥因此又叫“佛粥”。供佛之后,寺院再施粥于众以扬其义。后来,于腊八日熬制腊八粥的习俗传出寺院,为民间效仿。
腊八是佛祖成道的纪念性节日,随着佛教的传入与影响,宋以来,我国的腊八节中又多了一些礼佛的神秘色彩。明清时期,敬神供佛甚至取代了原先祭祖、庆丰收和驱灾祸等节日传统,而成为腊八节的主要内容。其节俗主要是熬煮、赠送、品尝腊八粥,并举行庆丰收的家宴等。
清代《燕京岁时记》载:“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瓤、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切不可用莲子、扁豆、薏米、桂圆,用则伤味。每至腊七日,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馈亲友,不得过午,并用红枣、桃仁等制成狮子、小儿等,类以见巧思。”从中不难看出腊八粥用料的讲究与熬制的精细,亲朋之间的温情暖意也在午前送达的带有“巧思”的腊八粥中迅速升温。能在“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隆冬时节,喝上自家熬制或亲邻相送的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不仅暖胃,更暖心。以腊八粥祭神、赠友,实现人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融通对话,这是腊八节具有的一项重要民俗功能。同时,也不忘让家禽家畜等分享一些腊八粥。
关于腊八粥的由来,另有一类较有代表性的民间传说。大意是说,早年间,有一对夫妻老来得子,孩子都长大成人了还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依赖生活,不思劳作。老两口死后,这个年轻人懒惰依旧,整天靠父母留下的粮食维持生活,没多久就坐吃山空。到了腊八这天,所有的粮食都被吃光了,从早晨一直饿到晚上,实在难以忍受,他只好把家中所有米缸和粮囤里的残余米豆等搜刮到一起,煮成一碗杂粮粥勉强充饥。这次挨饿的教训促使他痛改前非,他开始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腊八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再到腊八时,他又像前一年那样用几样杂米熬粥,以自我警戒。当地人得知他转变的原委后,也纷纷效仿于腊八熬粥,提醒自己要勤俭。这样,逢腊八熬腊八粥的习俗就被流传下来。
与前面的“佛粥”传说相比,后面的传说使腊八粥少了一份神圣性,那个先懒后勤的“他”浑身散发的都是市井俗人的气味。有着类似经历的“他”,在古今中外的民间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与我们身边的某某某似乎也有几分相似。也许正是“他”的世俗与常见,易于被人接受,才使“他”在民间有如此之高的知名度,以至成为腊八粥的“形象大使”或曰“代言人”。因“他”而生的腊八粥的传说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民间喝腊八粥习俗的有效注解。传说与习俗之间,先天就存在着这种解释与被解释的关系,双方又在互相印证中同时得到了加强。在解释腊八粥的由来时,不管哪类传说,都从不同角度提供了一个“合理化”解释。当然,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对腊八粥的由来,还会有更多的传说与之相应,此不多引。
北方一些地区,有于腊八日泡制腊八蒜的习俗。把蒜瓣放到罐子里,倒入米醋,把罐口封好,放在阴凉处。约半个月左右,即可启封享用。自享外,也是送人的上佳美味。
季节更替中,腊八粥、腊八蒜的出现,也是年关临近的符号提醒。年关又是民间清算账务的“关口”,北京有句俗语,“腊八粥、腊八蒜,放账的送信儿,欠债的还钱。”吃了腊八粥、腊八蒜,放账的和欠债的都要积极想办法,为在年前了断账务而努力;债主逼债、欠债的躲债情况也时有发生。依俗,债务追讨截止于除夕,以保证有钱没钱都可以安心在家过年。出外躲债的杨白劳相信俗规,于除夕回家过年;黄世仁却犯俗大年夜上门逼债,这不合时之举加重了他的“恶”。除了年底,端午节和中秋节也是约定俗成的清账日。从鲁迅的《孔乙己》中可以看到这种习俗描述: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小年二十三,灶王爷上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装壶酒;三十晚上守一宿,大年初一走一走。
这首很多人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民谣,同时也称得上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年底日程“忙碌表”。在我国的南北西东,都能找到这样主旨的民谣。虽说对不同的民族和地区而言,可能在具体日期和忙碌事项之间会另有对应,也许还要为别事忙碌,但这并不能从总体上影响人们忙碌状态的一致性和忙碌内容的大体相近。
“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点出了过小年的日期和习俗内容。腊月二十三是我国民间传统的“小年”,是腊八之后更逼近“大年”的一个重要节日。小年习俗的主要内容是祭灶送灶。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已有祭灶习俗,历经朝代变迁,祭灶的时间和灶神形象、身份等也都数有变化。至今日,时间上多集中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灶神的形象有一男性神、一夫二妻神,更以一夫一妻神为多,俗称“灶王爷”“灶王奶奶”。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歇后语:“灶王爷”贴腿肚子——走哪哪是家。这里的“灶王爷”之所以成为家的必要依据,有一纸灶王爷神像在,就有家在,形象地道出了灶与家的紧密关联。民以食为天,灶是加工果腹食物的专用场所,司灶之神自然为民重视。
灶神是谁?历来说法多样。有说是黄帝始做灶,死后被玉皇大帝封为灶神的。也有的传说没指名道姓,只含糊说灶神是玉帝派驻人间的一位神灵,从年初开始,负责监察每家每户的日常言行。到小年时,灶神返回天宫,向玉帝一一汇报各家情况。玉帝据此汇报斟酌奖惩,为每家下一年应得的吉凶祸福作出批示。
在山东、东北等地流传着这样一类灶王爷传说:有一个张郎,娶了个会勤俭持家的妻子丁香,家道日渐殷实。后来,张郎与海棠相好,便休了丁香,娶进海棠。丁香只好离乡他嫁。话说张郎和海棠两人开始时,靠丁香以前留下的积蓄,日子过得挺好;但海棠只会挥霍,不久他们就坐吃山空。玉帝看到张郎和海棠这种情况,很是气愤,就给张郎家发了场天火,海棠被烧死,张郎虽活下来了,但眼睛却瞎了。他只好靠乞讨活命。没想到,张郎一路行乞竟来到了他的前妻丁香家。丁香认出了张郎,并没直言挑明,而是在端给他的面条碗里放了自己的一根长头发。张郎吃面时,觉察出对方是丁香,他越想越惭愧,越想越后悔,就一头撞向灶台,死了。丁香没想到会是这结果,不久也忧郁而死。他们死后,被封为灶王爷和灶王奶奶,负责监察每家人的善恶俭奢。有些地方还把海棠也加入其中,出现了两个灶王奶奶,共祀三位灶神。
灶王爷神位多设在灶房的北面或东面,有神龛的人家就把神像贴在神龛里供奉;没有神龛的,就直接贴在墙上。灶王爷像上大都还印有这一年的日历,像的上方书写“东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等,更多的是“一家之主”字样,以表明灶神的地位。两旁各书“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或“回宫降吉祥”)的对联,祈求灶神保佑全家老小的平安吉祥。
祭灶日期北方多在二十三日,南方以二十四日居多。时间是在晚上。祭灶时,要给灶王敬香,在神像前摆上又甜又黏的糖瓜等祭品;再备好灶王“上天”途中所需的纸马、草料等物品。烧香叩头敬献之后,就把灶王像揭下,放到纸马草料中,点燃,送灶王上天。同时,祭灶人要说一些送别祈愿的祭灶词。这些祈愿话有不同版本,基本风格是严肃和幽默兼有。北方广大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
灶王爷,本姓张,骑着马,挎着筐,秫秸草料备停当。今天是腊月二十三。送你老人家上西天,人家好事要多说,明年下界降吉祥。
短短的几句话,就将灶王爷的身份、形象、使命等一一道出。对这“一家之主”的敬畏中有一丝调侃讨好的努力。有些祭灶词甚至是以调侃为主调,不仅要讨好,还要讨灶王的同情。湖北地区有这样的祭灶歌:
一个萝卜两棵葱,我送灶爷上天宫。你爷对着玉皇说,就说我家真是穷。多带皇粮少带灾,再带财宝下界来。多带福禄喜寿财,少带瘟病火星阳世人间来。
因为灶王在每家监察了一年,记得这家人一年来的好坏言行。在一年当中这么多日日夜夜,全家人难免有谁什么时候言行不检点,或不小心冒犯神灵之处,在他老人家年终起身向上司“述职”之前,博得他的谅解、肯定,乃至同情就成为必须了。所以,祭品中的糖瓜就要甜且黏,既让灶王吃得甜丝丝的美,又黏着他的嘴不便多说。有些地方干脆供奉出一个“醉司命”来,直接将酒糟抹在灶王嘴角,让他醺醉着去“述职”。吃饱喝足的灶王爷在“年终报告”中就可能将种种不尽意一笔抹杀,只说好话。
灶王爷上天之后,要到除夕或大年初一晨返回人间。届时,把新的灶王像贴上去就表示灶王回来了。过年期间要一直供奉香火,年后不再。灶王爷自此开始新一年的监察工作。
祭灶仪式的神圣性,自古及今,渐被世俗性取代,在百姓的心目中灶王爷神威屡降,以至于成了可戏谑的平和形象。曾有的一些规矩、禁忌等也多被消解。关于祭灶日,清代有“官三民四蛋家五”的说法,标明不同身份的人家祭灶日不同:官府在二十三日,寻常百姓在二十四日,水上船居民在二十五日。这些由身份而来的区别如今早已不存在了。关于祭灶人,民间也早已打破“女不祭灶”的传统禁忌,男女主人都可以成为主司祭灶的主角。
送走灶王爷之后,忙年进入到紧张阶段。忙碌事象主要有二:一是置办年货;二是净化环境,美化自身。置办年货上,从前面的民谣中可见一斑,人们要忙着“做豆腐”“去割肉”“把面发”“装壶酒”等等,争取吃喝一应俱全。
光置办齐年货还不够,还要“二十四扫房子”,日子不一定局限在二十四,但年前“扫房子”几乎是必须的。此时的庭院清扫,不仅能扫除家中一年来积落的尘埃,更重要的是借此驱除所有不洁与晦气。同时还要美化自身形象,这美化也从清洁开始,清代《帝京岁时纪胜》
载:“岁暮斋沐,多于廿七八日。”谚云“二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遢”。于此可见,岁暮的沐浴比平日明显多了一项洗去“疚疾”的象征性功能。许多地方还都有“正月不理发”,否则“妨舅舅”的说法,因此,还要在年前理发,清爽形象。总之,新年是要有新气象的,俗语有传: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老太太要件新棉袄。
除夕
“三十晚上守一宿”说的就是除夕夜的守岁。这一天多被称为“年三十儿”,就算是当月逢小建,只有二十九天,没有三十,人们也习惯称二十九为“年三十儿”。
小年以后这几天基本上把该准备的年货、自身的行头等都备齐了,蓄足以待。到年三十这一天,将陆续派上用场。
先是要贴门神、春联等。贴这些东西主要是用来驱鬼辟邪。门神观念在我国起源较早,到南北朝时期,演化为神荼、郁垒。至唐代,唐王李世民的两员武将秦琼(叔宝)和尉迟恭(敬德)又被传为门神。据传,泾河龙王因触犯了天条,被玉帝判为死刑,由唐太宗的宰相魏征任监斩官。泾河龙王哀求唐太宗保命,唐太宗答应了。但碍于魏征的耿直,太宗不好直说,到行刑那天,他就召魏征进宫陪他下棋,以期拖住魏征。没料想下棋的时候,魏征打了个盹儿,魂飞天庭,还是把龙王给斩了。泾河龙王抱怨唐太宗说话不算数,害自己丢了性命,冤魂不散,每夜都闯入宫中讨命,闹得唐太宗整夜不能安寝。唐太宗把这件事告诉了群臣。秦琼和尉迟恭两位开国功臣自告奋勇在宫门外守夜驱鬼。当晚,两人披戴盔甲,手执武器,在寝宫门外守了一夜,唐太宗果然睡了个好觉。接连几天下来,都安静无事。唐太宗不忍心让两位大将持续守夜,便请来画匠将两员武将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结果也睡得很安稳。后来,民间纷纷效仿,也把他们的画像贴在门上以驱鬼辟邪。秦琼和尉迟恭就逐渐被奉为门神。流传至今的门神画中以白脸秦琼和黑脸尉迟恭居多。
春联最初的功能也重在辟邪。民间传说,黄帝受神荼、郁垒缚鬼喂虎的启发,为人间制定了年底驱鬼的方法: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民间有鬼怕桃木的信仰,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人们过年时“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的辟邪习俗。至唐代,发展到在桃木上题写祈福禳灾文字,多为对偶句式,即后世的春联。据说,五代时后蜀国主孟昶曾于除夕亲笔在桃木板上写下“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字样,诞生了我国第一副“有署名权”的对联。宋代以后,写春联习俗更盛,每年年底,人们都争相着辞旧迎新,“总把新桃换旧符”。随着造纸业的发展,纸张逐渐代替了桃木,出现了纸质春联。
春联分上下两联,分别贴在门户两侧。除此,还要有一横批,多为四字,贴在横门框上。写的都是吉祥话,比如“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横批“万象更新”等。
门神、春联之外,人们还在屋内的墙壁上贴年画,多是通过文字谐音和画面象征等手段以求吉祈福,天津杨柳青年画中有一幅著名的年画叫“连年有馀”,就是通过一个胖娃娃怀抱大鲤“鱼”,手持“莲花”的画面谐音构成“连”年有“馀”、“连”生贵子。类似这样的画面内容,熟悉地方性民俗知识的人一看就能通晓其中寓意,根本不用多加解释。后来,年画的内容趋于多样,出现了一些山水风光年画;也有取材于历史故事的“讲古”年画,属于连环画系列,图下有文,题材丰富。
当然不单单贴春联、门神和年画,还有水缸、粮囤、柜子等处顺眼可见的“福”字,如果福字倒贴,则为讨“福到了”的口彩。有福还要喜,在起居室等房间的高处,贴“抬头见喜”,在大门外贴“出门见喜”等。与此同时,人们还要在禽畜棚圈、农具和家用等物件上有针对性地披红贴彩,讨个吉利。畜棚上的对联通常是这样:“牛似南山(猛)虎,马如北海(蛟)龙”,横批“六畜兴旺”。猪圈鸡舍要贴上“肥猪满圈”,“金鸡满架”,农用车上贴“车行千里,人马平安”,梯子上贴“步步登高”,井台上贴“龙泉大吉”等字幅。
许多地方贴门神、春联、年画等都讲究在年三十中午以前贴好,最晚也得在日落前贴好。如遇家有新丧的,三年之内,不贴春联;有的地方虽然贴春联,但不能写在红纸上,而是用素色纸写。门神也不是每家都贴。基于上述秦琼、尉迟恭保驾唐太宗的传说,辽宁南部地区一些杨氏人家过年就不贴门神。他们的依据是李氏唐朝推翻了杨氏隋朝,是杨家的仇人,杨家自然不会求对方势力护佑。这种“民俗通则”的地方性“个别相逆”现象,在许多地方都能找出个把例子来,使民俗呈现出更多的“同中异”和“异中同”现象。
为分担一下年三十的忙累,有时候人们就提前几天贴好年画,但春联和门神一直是年三十贴。有春联、门神封门,除了可以辟邪添喜庆,还有一个重要的民俗标示作用,即债主见之,不得进门讨债。不能在年三十讨债也是约定俗成的规矩,要么提前,要么挨到年后。
祭祖祀神是过年时的一件大事。“二十八,把面发”,发面的一部分就是用来做面供,过年时祭祀用。年三十时要放置好家谱或祖先灵牌,摆齐供品。家中男子再去祖坟烧香请祖先,然后径直回家,为祖先引路,请祖先享受供奉。还要请灶王等神。因为有春联、门神等把门,孤魂野鬼等邪祟都不得入享。除了已经摆好的供品外,每顿饭前,都要先把好饭菜献给祖先等神灵一部分,然后一家人才进食其余。
年三十,每家还要为“吃”忙碌。北方人有句口头禅:“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早年间,这句话至少有两层含义:一、过年吃饺子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民俗常识,强调规矩之正当性;二、饺子是多数人逢过年这样的节日才消费得起的美味,重在其稀罕珍贵上。日常生活中遇到类似情形,人们拿这句话比照,自有其幽默形象与通俗易懂之处。如今,饺子早已成家常便饭,比饺子更美味的东西也比比皆是,但过年了人们还是要依俗吃顿饺子。
早在5世纪时,饺子已成为我国民间过年时的节令食品。饺子与“交子”音近,在新旧年交接的午夜子时,人们煮食饺子,希望新年能交得好运气。过年包饺子与平时又有不同,除了用料更精细讲究之外,还借由饺子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芹菜馅的寓意勤快,韭菜馅的谐音长长久久,白菜馅的象征有百财……包饺子时,还要把一小段葱、一块豆腐、一块糖、一枚硬币等包进饺子,谁吃到了这样的饺子,就预示着这个人在新的一年里聪明、有福气、生活甜美、财运好等等。南方人过年不吃饺子,他们吃年糕、汤圆、糯米粑粑和糍包粽等,取其幸福绵长、年年高的吉祥寓意。
按习俗,年三十这天,不仅要当天的餐桌丰盛,还要为年后几天做充足准备,尽量呈现“满”的景象:要做满满一盆米饭,谓之隔年饭,取其有剩余之意,可以“卯吃寅粮”;水缸也要添满水不能有亏欠等等。
除夕吃年夜饭还讲究家人团圆。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一起,灯火通明地吃喝玩闹一夜,求得家族兴旺。当夜子时的鞭炮狂响,不仅能轰除天地间所有的邪祟不洁,迎来一个干净的新年,实现辞旧迎新的完满过渡,也能让人们忙年的紧张和对新年的美好期待等情怀得到彻底释放,在激扬中享受年的祥和。一扬其精神之后,再守候到天亮,进入“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拜新年”日程。
“三十晚上守一宿”,说的是全家人除夕夜的闭门守岁。守岁,民间也有叫“熬年”的,跟“年兽”的传说有关。据说,远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野兽“年”,住在深山中,经常在夜里出来吃人畜等。有一年三十晚上,“年”窜到一个村子里吃了很多人,它来到一家新婚小两口家外,见屋里亮着灯,窗上挂着红窗帘,它就远远地躲开了。它继续走着,望见几个小孩子在院里点爆竹玩,它被通红的火光和爆响吓得掉头逃窜。从此,再也不敢进村子肆虐了。人们知道了“年”怕红、怕光、怕响声,每到年三十这天,就彻夜点燃长明灯,燃放爆竹,庆贺驱除年兽的喜悦。第二天,再走家串户,互相祝福,拜大年。
很显然,这是人们根据除夕守岁习俗附会出来的传说。汉代的《说文解字》中说:“年,谷熟也。”可见,年是指谷物成熟,表明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完结。过年最直接的解释应该是人们为庆贺丰收而举行的一系列丰收祭仪式,谷物成熟一次的“年”也用来表明一个时间周期。台湾地区的排湾族近年来依旧保持在小米收获时举行“小米祭”仪式的传统,并习惯上以举行小米祭仪式的次数来记年龄。如今东北地区一些老年人,也会在吃上“秋粮”时,念叨上一句“又长了一岁”,仍旧是以春种秋收为一个周期、为一“年”,并不以如今通行历法上的年为节点。这些现象应该是“年”与收获之间原始关联的民间遗存。
大年初一
经历了“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除夕,转眼就是新年的大年初一。“大年初一走一走”说的是走出家门互相拜年之俗。拜年的顺序通常是先拜天地,次拜祖宗,再拜高堂;然后出门到同族家拜年,从长辈家开始。民间也有初一拜本家、初二拜岳家、初三拜亲戚等各种讲究。从初一到十五,年后第一次见面的友朋,都可以互致问候拜年。这“走一走”的拜年之礼,将亲疏远近的邻里亲朋都依次照应到,伦理秩序、长幼亲情和社会网络等也借此得以运转、强化。接受晚辈小儿拜年的同时,长辈还要给出“压岁钱”。“岁”与“祟”谐音,取其“压祟”福佑之意。有些地方的习俗是除夕夜给压岁钱,提早给祝福,也缩短小孩子的期盼之苦。北京地区早年间流行这样一首诙谐的儿歌:“三星在南,家家拜年,小辈儿的磕头,老辈儿的给钱。要钱没有,扭脸儿就走。”
忙三十,闲初一。这是仅有一夜之隔的人们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在大年初一,人们尽量不做活计,尽量享受,希望全年即将到来的日子都能如此轻闲、顺心。逢新正佳节,各界都有许多消闲娱乐习俗,皇家官府和寻常百姓家都极尽游艺玩耍之乐,年味盈盈。许多禁忌与此对应,比如不动针线、刀剪,不劈柴,不挑水,忌讳说不吉利的话,饺子若被煮破了就说成“挣”了,不小心摔坏碗碟要说“岁岁(碎)平安”等。庭院的鞭炮纸屑等也任之飘落,不能清扫,以免惊动随处都可能有的神灵。家中的脏水、垃圾也不能倾倒出门,要先集中于屋角等处,谓之聚财宝。
新年第一天的午饭也格外讲究,也以讨吉利为主,比如鸡、鱼、发菜等分别对应吉利、有余、发财等。这一天不用新米做饭,而是吃年三十预备好的余粮——隔年饭。
从初一到十五这期间,一直处于“年”中,不同日子还各有讲究。
北方许多地方视初二为财神日,这天要祭财神。早晨要早早地起来去挑财水,抱烧“柴”进家。中午吃馄饨,谓之“元宝汤”。
初五为“破五日”,人们多于这天送神撤供品,过年期间的种种禁忌至此可以破戒、解除。初五这天要吃“破五饺子”,俗称“捏小人嘴”,据说,这样可免除谗言之祸。陕西凤翔地区初五早晨吃饺子叫“填穷坑”,还要大扫除,放鞭炮,意在赶穷远离。甘肃地区把这一天叫“五穷日”,早晨不吃白面和肉,要吃荞麦或黑面馍,谓之“填穷坑”。也要大扫除、放鞭炮,把垃圾这“穷灰”送到僻静的山脚或沟畔等处。并忌讳在这一天串亲友,以免把“穷气”带给亲朋好友。过了初五再走动,出嫁的女儿也可以回娘家了,五行八作也要开张营业了。
初七为“人日”。南朝董勋《问礼俗》中言:“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是说人在正月初七被创造出来,获得生命,是日为人日。逢人日,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的人们,如今依旧沿袭古俗,剪纸人贴在屏风上或戴在头上。东北一些地区有在“人日”吃面条以求长寿的习俗,还将正月初七、十七和二十七都称为“人七日”,依次对应儿童、中年人和老年人。认为这三天天气好坏,将分别预示不同年龄段人当年生命质量的好坏。
初八为“谷子日”。忌在这一天用生米做饭,需在前一天准备好。贵州西北部很多地区如今还遵循这一古俗。
正月十五元宵节
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十五闹花灯。
正月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又叫元月;正月十五夜是新年里的第一个月圆夜,又叫元夕、元宵。元宵节也是年的结束语,有些地方也称之为“小年”。这个节日不像“大年”那样讲究多、禁忌多,而是重在热闹、红火,尽力张扬,首屈一指的可说是“闹花灯”。因为灯在元宵节中的被重用,元宵节通常又叫灯节。道教有上、中、下“三元”节,分别在农历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正月十五又叫“上元节”,是天官赐福日。
元宵节张灯习俗由来已久,最初大约起源于上古时期以火驱疫的巫术活动。如今民间依旧有于正月十五夜执灯笼火把在房里房外的墙角旮旯等处照一照以驱祟的习俗。有资料可查的历史,多追溯到汉代的“太一祭”。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东汉佛教文化的传入,进一步推动了元宵节俗的形成。汉明帝崇尚佛法,得知印度摩揭陀国有于正月十五夜僧众会聚“观佛舍利放光雨花”的仪式,他决定效法,下令在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并亲自到寺院中张灯。上行下效,正月十五夜燃灯祭祀习俗也很快在民间传布开来,并逐渐演变为元宵张灯习俗,不过,乡民仍以祈福为主。唐代段成式在《观山灯献徐尚书》中言:及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以报禳祇也。唐宋时期,元宵灯火极为兴盛。唐代将京城的张灯时间延长为十四、十五、十六三夜,通宵不禁。至开元盛世时期,京城长安的灯市燃灯就有五万盏,皇帝还命工匠艺人制作巨型灯楼,灯楼高达150尺,景象极为壮观。到了宋代,元宵节张灯时间又增加两夜。从京城到地方,极尽华丽奇巧之能事,各式花灯争相亮相,打造出“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繁荣盛景,节日的狂欢性明显增强。宋代以来,随着城市生活的进一步发展,猜灯谜活动成为人们在元宵节的新消遣,百戏歌舞表演等也纷纷登场。明清以来,节日形态持续发展,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小车会、什不闲等各种民间花会表演日渐增多,节日集会的娱乐内容更加丰富,众艺齐集,锣鼓喧天,将年的气氛推向高潮。
“正月十五闹花灯”的“闹”意在闹出红火和喜庆来。日子的红火不仅仅要五谷丰登,还要人丁兴旺。求子、求健康无疚等习俗一直是元宵节俗中的重要内容。“灯”与“丁”音近,人们借送灯、偷灯、摸钉等活动求子,即“丁”。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二《偷灯盏》中对当时人们在元宵节偷灯习俗有过记述:“一云,偷灯者,生男子之兆。”西北、华北等地至今仍有元宵节转“黄河九曲灯”的习俗。一为求丰收,二为去疾。许多人也趁机偷灯碗,以给新婚家庭或婚后多年不育的夫妇添丁。除了约定俗成的“偷”之外,北方一些地区还流行光明正大地“送”:舅舅在元宵节前要给年幼的外甥送灯,祝愿外甥顺利成长,以求人丁兴旺。
求健康无灾的愿望是通过元宵夜的“走百病”活动来表达的,走百病又称“游百病”。参与者以妇女儿童为多,人们在元宵节结伴走出家门,或者走墙边,或者过桥,或者走郊外,只为驱病除灾。苏州妇女在元宵节里要相伴走过三座桥,俗称“走三桥”。甘肃中东部地区,人们在正月十六这天早饭后,要成群结队地去郊外转一转,认为这样的游走就能把百病留在外面,保持一年健康。与此相应,当地人还认为出门在外的人这天不能回家,否则会把疾病带进家门。东北地区的除病场所是在冰上。人们在元宵夜要相携着到冰上走走,还要让小孩子在冰面上滚几滚,嬉闹着“接种防百病的疫苗”。
东北地区的朝鲜族要在元宵夜举行“迎月”仪式,迎接新年后的第一轮满月。是时,用松枝在广场搭成一座圆屋,当月亮升起时,将松屋点燃,呈现出高大的圆形火炬状,叫火烧“月亮屋”。人们争相望月迎月,求吉保平安,饮宴歌舞到深夜。
依古俗,人们在元宵节还进行一些预卜丰收的活动。很多地方有拜紫姑神习俗,“紫姑”多为南方叫法,北方习惯称“厕姑”“坑三姑”。据传,紫姑出身低微,为人妾时,被大妇妒忌,正月十五日身死于厕。民间奉其为厕神,专由妇女在厕边、猪圈旁祭祀,问卜蚕桑及众事。
还有一些地方不求具体神灵,而是根据一些迹象占卜丰歉。江苏省武进有在元宵节“照田财”习俗,即将芦苇捆扎成火炬,插在田间,根据火的颜色来预卜雨水丰寡。如果颜色偏白,则当年降水较多;若为红色,则以旱为主。辽宁省大连地区元宵夜的问卜习俗也主要是问农事。人们根据油灯或蜡烛灯花的大小来预估当年将要收哪种农作物。如果灯花颗粒偏大,将收玉米、大豆等大粒作物;反之,则可能收获谷子、芝麻等。贵州西北部的苗族村寨于正月十五“小年”这天,不问神灵,不验征兆,而是主动出手求丰收:在果树树干上砍上几刀,砍得树皮有些开裂,他们相信果树将因此而增产。
元宵节的节令食品为元宵,又叫“汤圆”。我们今天所吃的元宵,大约出现于宋代,当时叫“浮圆子”。明清以后,元宵节吃元宵成为全国习俗。元宵是用糯米粉裹白糖、芝麻、豆沙、枣泥及各种果仁等团圆而成。
南北各地的饮食习惯和口味不同,元宵的做法和吃法也各有花样,但逢此节吃元宵的情感寄托是一样的,即取其“团圆”寓意,希望一家人能够团团圆圆。
综观传统年俗活动的整体节奏,不妨视之为一支中国版的新年交响曲:先是从腊八节的“蜡鼓鸣”开始,鼓动出年的响亮序曲;随后进入一个“小弦切切如私语”的相对舒缓阶段;到了小年,则出现了“大弦嘈嘈如急雨”的紧张气氛,一路紧锣密鼓,声声催人忙;至除夕,鞭炮助声威,众乐交响,“大珠小珠落玉盘”般齐奏高潮,迎来新年;转而低吟,持续到元宵月圆夜,高调收尾。这一轮“年”曲至此基本结束。若觉意犹未尽,还可以在二月二龙抬头日,体味一点余绪。如俗语所言:忙腊月,耍正月,沥沥拉拉到二月。此后,便年味散尽,正式进入新一年的日常生活与节俗流转。
2.端午节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端阳,处处吉祥!
端阳即端午的别称之一,另有端节、端五、重五、五月节、女儿节、浴兰节等多种称呼,节日在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多民族共度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这样一首流溢着“香”与“祥”的端午谣唱出了今日人们过端午节时的喜庆气氛。
但若究其源,这样的喜庆却更多基于对“毒五月”“恶五月”诸种邪祟的避讳与驱赶,要挂艾叶、插桃枝以防御,也基于对忠贤厄运者的追思与祭奠,比如祭屈原等。端午节在我国由来已久,也有多种起源说。流行较广的说法有“恶五月”驱毒祟,纪念伍子胥、屈原、孝女曹娥等。不同的说法成为流传至今的各种端午节俗的起源依据。
从自然时序来看,五月是阳气最盛之月,阴气亦即将回升。逢此时,阴阳气流交锋搅动,各种蛇虫活跃,暑毒盛行,极易给人体带来病患,民间因之有“毒五月”说法。南北各地驱毒避毒习俗花样繁多。汉代《风俗通义》记载:“五月五日以彩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以彩系臂”是今日仍旧盛行的避毒方法,主要用于儿童。“彩”多为五色彩线缠搓而成,系于儿童脖颈、手臂及脚腕处。人们还在五色线基础上增加佩饰以“加固”防线,比如做一些小布笤帚、布偶和香包等,甚至给儿童穿上“五毒衣”以毒攻毒。五毒即蛇、蝎子、蜈蚣、壁虎和蟾蜍五种动物,五毒衣即指绣有五毒纹样的肚兜和背心等衣服。贵州苗族地区在端午节时不用五色线,而是把一种叫“绷跌”的植物根切成薄片,穿连成索系在孩童颈腕,以避蛇防病。西北关中地区在端午节老幼都戴香包辟邪,节后扔掉,表示弃除瘟病。天津地区在五月初一给孩子戴上小布人、布狗等,到端午这天,主妇带孩子到河边“躲午”,并把佩戴的布人等物投到水中,意为扔掉灾祟。辽宁地区则是在端午节后第一场雨时,将五彩线等扔入河里或水洼中去疫。
佩戴之余,有些地方还要在孩童的额头、身上等点涂雄黄酒以防虫近身,并在屋内四周蘸洒一些。“桃枝插在大门上”也是辟邪之用,不唯桃枝,也有柳枝、杨树枝等。青海东部地区在五月五日,家家户户在门楣和屋檐上插白杨树枝,去祟的同时,亦象征家业兴旺。东北地区有在门上挂缝制的“把门猴”以辟邪的习俗。相比较而言,门上挂艾蒿和菖蒲的做法更为普遍。艾蒿和菖蒲都可入药,或理气或提神,其本身的气味都有驱蚊虫等作用。二者都是民间俗信的“吉祥草”,台湾有“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的说法。
依旧俗,出嫁的女儿也于端午回娘家,是日又称之为“女儿节”。明代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载: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已出嫁之女,亦各归宁,俗呼是日为“女儿节”。“饰小闺女”多是头戴用花红线编成的小老虎、樱桃、蝙蝠等“福儿”,鬓插石榴花,臂系“长命缕”,身佩各种花纸或布做成的小虎、葫芦、樱桃、桑葚、小蝙蝠和小粽子等物件。清末民初北京甚为流行的唱本《百本张岔曲》里有一首《端阳节》唱道:“五月端阳街前卖神符,女儿节令把雄黄酒沽,樱桃桑葚,粽子五毒,一朵朵似火榴花开瑞树。一枝枝艾叶菖蒲悬门户,孩子们头上写个王老虎,姑娘们鬓边斜簪五色绫蝠。”把当时端阳节的诸种节俗一一唱出。
民间亦有挂钟馗、张天师神像等以镇宅驱鬼的。《燕京岁时记》载:“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天师、钟馗之像,或绘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竞相购买,贴之于门,以避祟恶。”
同样出于驱病健身的目的,约在南北朝时候,古人就有于端午节沐浴兰汤的习俗,因此又称此节为“浴兰节”。
以上种种,皆重在内守防御。人们也在此时节外出走动,积极提高“治病术”,如外出采药,据传,端午节采的草药治病效果好。浙江奉化地区要将端午前后采集的草药孝敬给老人。西南部分山区不仅在端午节采药,还有儿童满山采野果吃以强身健体的习俗。
端午节俗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赛龙舟,以南方为盛。据萧放在《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论述:“南方楚越之地素有祭祀水神的传统,夏至时节的飞舟竞渡、饭食投江本意就在于祭神禳灾。”楚地也久已流传屈原投江的传说,楚人立祠祀之。至南北朝时期,五月五日成为屈原忌日,旧有的竞渡和投食于江习俗也都与屈原之死结合起来。据传说,楚人得知屈原投汨罗江后,纷纷划船前去打捞,还把饭团、鸡蛋等食物丢进江中喂鱼虾,以免其伤害屈原;又担心饭食被蛟龙截去,屈原挨饿,人们就用蛟龙惧怕的楝树叶和彩色线包裹、缠绕,做成粽子,专门投给屈原。以后,每逢五月五,楚人都竞龙舟、裹粽投江以祭祀屈原。这也是粽子由来的传说。
江浙一带,对端午节划龙舟还另有传说。一说是为祭祀春秋时楚人伍子胥。传说伍子胥在五月五日被投入钱塘江,死后成为潮神。每年这一天人们都要划龙船迎接潮神。
粽子,又叫角黍,是用菰叶裹黏米包扎而成,晋代时成为端午节的节令食品。五月五祭屈原的传说流传开后,粽子也为祭祀屈原所用。如今,端午节赛龙舟已成为许多地区群众性的集会活动,虽然其最初的祭祀、去祟内涵依旧存在,但竞技、娱乐色彩明显增多。除赛龙舟外,另有于端午节进行射柳、斗百草等竞技游戏习俗。亲邻之间也常有赠送粽子、香包等物件之谊。
3.中秋节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敬神前。有吃有喝还有穿,一家大小都平安。
这是人们在中秋节拜月时的祈愿词。以时令瓜果和节令食品月饼等供奉月神,求神保佑一家吃穿不愁,大小平安。中秋拜月,无疑是古老的月亮崇拜观念之遗留。千古一月,高悬夜空,其盈亏变化和暮升朝落等现象都被古人赋予神秘色彩。人们视月为“夜明之神”,与太阳同辉。早在先秦时期,春祭日、秋祭月都作为皇家例行祀典。但中秋节的确定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据学者考证,中秋节的形成要晚于春节、清明和端午,约于唐宋时期确立节期在农历八月十五,明清时上升为民俗大节,如今,已成为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中秋节”名称的由来缘于其处于秋季七八九三个月的中间。又因其居于每个季节孟仲季三个月之中,也叫“仲秋节”。也有根据其时在八月而呼之“八月节”;八月十五为月圆的望日,有由月圆圆求人团圆的寓意,也称之为“团圆节”;另有“女儿节”“果子节”等等称谓。
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中秋节祭月既有谢神保佑、庆丰收之意,也有求子孙绵绵、家人团圆的愿想。古人根据月亮表面的黑斑阴影等附会出一些优美传说,从最初对月亮的直观膜拜衍生出偶像化的月神崇拜。月神有太阴星君、月光菩萨、月宫娘娘、月姑、月姐、嫦娥等称谓与身份。关于月神的神话,如今广为流传的有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和吴刚伐桂等。嫦娥奔月神话说,嫦娥是远古时期射日英雄后羿的妻子。一日,后羿到昆仑山求道,巧遇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念其射日救民有功,便赐给他一包不死药。据说,服下该药就可成仙。后羿舍不得放弃俗世生活,就把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话说后羿有一个叫蓬蒙的徒弟,得知师傅有不死药,一直伺机得到,想服之成仙。八月十五这天,后羿带徒弟出外打猎,蓬蒙谎称生病没去。待师傅走远,他找到嫦娥,逼迫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自知不敌蓬蒙,情急之中,慌忙吞下。吞食了不死药的嫦娥,立刻飘离地面,向天上飞去,进入月宫。当晚,后羿归来,不见了嫦娥,一再追问,才知原委,蓬蒙远逃,嫦娥已飞升成仙。后羿无奈,就在嫦娥喜欢逗留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爱吃的水果和糕饼。以后每年的八月十五,后羿都如法遥祭妻子。百姓得知后,也纷纷在月下设香案纪念嫦娥,并祈求嫦娥赐福保平安。
有些传说没有徒弟抢药情节,只说嫦娥偷吃了不死药而成仙。这些都是神话传说的不同版本,个别情节的差异不改变嫦娥奔月神话的主干,嫦娥是人们中秋拜月时的主要祭拜对象。
古时候一直以蟾蜍为月精,后来玉兔传说盛行,淡化了蟾蜍形象。相传有三位神仙变成三个可怜的老人,向狐狸、猴子和兔子求食。狐狸与猴子满足了老人的请求,只有兔子找不到食物相助。后来兔子就纵身火中,献出自己的肉身做老人的食物。神仙大为感动,把它度成玉兔,送进月宫。进入月宫的玉兔后来专司捣药。与玉兔传说相应,直到今天,京津等地在中秋节期间还有泥塑彩绘的“兔儿爷”上市,可供奉用,亦可摆设把玩。
唐朝已有了吴刚伐桂的传说。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对此有记载,据传,吴刚因修炼仙术犯了过错,被谪罚在月宫砍伐桂树。这棵桂树即砍即合,吴刚无法砍倒它,只好一直砍下去,负担着永久性的惩罚。桂树为民间的华贵之树,八月桂花香,人们在桂花飘香的中秋节拜月,还希望月宫中的桂枝能够遗落自家,给自家带来吉祥。
关于月宫中的这几则神话为中秋祭拜月亮的习俗增添了一些民间解释,与拜月仪式一起被一代代传承着。拜月仪式起源久远。到明清时,逢中秋拜月的习俗通行全国。清《燕京岁时记》载:“京师谓神像为神马儿,不敢斥言神也。月光马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玉兔,人立而执杵,藻彩精致,金碧辉煌,市肆间多卖之者,长七八尺,短者二三尺,顶有二旌,作红绿色,或黄色,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礼,祭毕,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
这段话描述了当时北京地区中秋拜月的月光马样式和拜月仪式等内容。类似仪式在明代《帝京景物略》中已有记载。也有的地方,拜月时不挂神马儿等神像,而是直接向月亮跪拜。拜月的供品以当地的时令瓜果和月饼为主。北京人供西瓜时还要将西瓜切成莲花状。
如今,人类虽然已经涉足月球,并对我们肉眼所见的月球表面的各种影像做了科学解释,但民间中秋拜月习俗依旧留存,人们依旧求月神保佑丰收、团圆及家业兴旺等。浙江地区在中秋节拜月时要念诵这样一首歌谣:
月娥姐,月明明。月中有株婆娑树,婆娑树上挂紫微。紫微星出保子星保夫星,保男保女接宗支。枝枝叶叶兴旺生好子,月娥出来免灾星,家中添财又添丁。
嫦娥被亲切地呼之为“月娥姐”,既是“神仙”又是“姐姐”,兼具神力和亲情双重身份,保佑我们“添财”“添丁”“免灾星”等就不仅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也顺理成章。
中秋节的节令食品是月饼,又叫团圆饼、团圆馍。拜月后,人们就可以阖家享受之。据萧放考证,月饼在宋代就已出现,但“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明《宛署杂记》载:“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由此可见,月饼除供奉、自家食用外,还是馈赠亲朋、联络感情的“人情饼”。食月饼,求其丰收团圆之意。各地做法和风味都有不同。
求子习俗也是中秋节俗的一个主要内容。与元宵节求子习俗的“摸钉”“送灯”等不同,中秋节主要是通过“偷瓜”“送瓜”等活动求子。送瓜得子信仰以南方为多,江苏、安徽、贵州、四川、湖南等地都有类似的风俗。贵州有些村寨在中秋夜时,会有年轻人结伴到人家菜园偷瓜,偷来后,给瓜套上小孩衣服,然后在瓜上描上孩子的眉眼,装扮好了,再热热闹闹地送到无子人家,俗称“送子”,得“子”的人家要摆宴感谢。也有不等别人来送,夫妻自己出门偷瓜以求子的。
时至今日,庆丰收、求团圆习俗依旧是中秋节俗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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