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着生活的男孩-作家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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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得水是我们洛城文化馆的馆长。

    认识他时我才十九岁。那年县上举办文学创作座谈会,我因为在中学生报上发表了几篇作文,在语文老师的推荐下,成了这次与会成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正因为年龄最小,也引起了鱼得水的注意。会议休息时间,他特意来找我,看了我带来的几篇习作,大加赞赏,拍着我的肩膀说,和我当年一样,有才气,好好写。

    鱼得水走出房子,我就向身边的人打听这个人是谁?人家告诉我,你连他都不认识啊?他就是鱼得水,文化馆馆长,我们洛城唯一的作家。作品入了小学课本的。

    后来洛城出了一张报纸《落霞》,报头还是著名作家姚雪银写的。我看到报纸的主编就是鱼得水。我就从镇上邮电所给他寄了一篇小说(其实和作文差不了多少),很快就见报了。我拿着这张四开小报,高兴的逢人就让人家看我的文章发表了。看完文章的人不说我的文章,却问我,鱼得水是谁?这名字怪有意思的?我在小小的失落之余,告诉人家,他呀,是我们洛城最有名的作家!听的人就点头,脸上很敬重的表情。

    有了这篇小说的发表,我写作的劲头更大了。隔三岔五就有文章写出来,写好了就寄给鱼得水。有一天,我收到鱼得水的一封散发着墨香的书信,薄薄的绵纸上,鱼得水的毛笔字娟秀飘逸。他先是赞赏了我的文章,接着很诚挚的指出我文章的不足,并且就某篇文章的细节和字词做出了很明确的修改意见。在信的末尾,还很客气地说,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你自己再斟酌吧。有时间了来洛城我们再具体谈谈。

    我后来在洛城文庙西边一个低矮的房子找到了鱼得水,房子是文庙的偏殿,土木结构,苫青色小瓦,瓦逢里长满了各色说不上名目的植物。脚下青砖铺就的台阶上布满了绿苔。鱼得水的面前是一张深红色的长条桌子,桌上有盏带灯罩的煤油灯,头上吊着一盏15瓦的灯泡。一个木制的笔筒里插了几支大小不一的毛笔和蘸水笔。此外就是散落的书和杂志了。鱼得水的身后就一张单人木板床,方格子布做的床单,一条薄被被他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的正中央。

    鱼得水让我坐在他的床沿上,他坐在桌前唯一的靠背椅子上,我们就这样面对面谈起了文学。他的脸上是认真和诚挚,我的脸上是谦卑和敬重——多年以后,我还能感到那种神圣和感动——鱼得水已经把我送出文庙的大门了,我才忽然想起我父亲给我包里装的一盒“哈德门”烟。我掏出来时,鱼得水瘦小的身影已消失在文庙大院郁郁苍苍的树荫里。

    因为苦心经营小家庭,我有十多年没有写东西了。当我终于在洛城有了自己的房子和稳定的职业后,我又重新拿起了笔。也许是有了深厚的生活底蕴吧,我写的小小说在全国各地报刊陆续发表。这时候,我又见到了鱼得水。他已是我们小城日报的文艺部主任了。

    在我的小小说创作研讨会上,已经头发花白的鱼得水说,江东的文学天份是他首先发现的,是他发表了江东的第一篇小小说,他曾经不厌其烦的修改过江东的文章……我在发言里对鱼得水的发现和培养表示了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我说,我其实做的还很不够,我的文章还没有进入各类选刊和文摘类报刊。鱼得水说,江东你放心,以后发表了文章复印一份给我,我负责给你推荐。我在又一次感动之余,热泪盈眶,鱼得水鱼老师鱼老的文德真是我们写东西人的风范啊!

    此后,我每发表一篇文章,就认真地复印几份交给鱼得水,请他附了意见推荐出去。几年里,有几家选刊和报纸转载了我的几篇文章,可推荐人不是鱼得水,有几个干脆署名“佚名”,我以为就是鱼得水,以他的文德我知道他是不愿意署名的。

    过了几年,我到了报社文艺部工作,鱼得水已经退休了。我在整理档案室时,看到了鱼得水的成名作《小牛和小羊》,教材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小城文革委员会编的,编排和纸质都很粗糙。我还意外地发现了我交给鱼得水的复印稿,我在惊奇之余,翻开看了,竟然一份也没有推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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