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皮袄放到他床头，他的头和皮袄紧挨着，姥爷还含糊不清地说把我的皮袄拿来。姥爷起夜的时候，也不忘让我把皮袄替他披在身上。姥爷临终前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把我的皮袄拿来。
二哥说皮袄的故事这样的。
山高月小。天高云淡。闲云野鹤。
搭满豆角架的院坝这一天走进一老一少两个男人。正在豆角架里摘豆角的姥爷放下柳条做的篮子，问找谁？年轻的男人说，找岳大夫。又问，哪个岳大夫？二十年前在铺峪乡卫生所的岳大夫。姥爷说，我就是。来人看着须发凌乱，一身布衣，裤管挽在半腿上的姥爷，不自觉的摇了摇头。年轻人指着身边老人说，这是我父亲，患糖尿病已经近十年了，市里省里大医院，专家都看了，还是不见好。我母亲二十多年前在铺峪卫生院看好了她的顽疾，她就一直念叨着那个岳大夫一定能够看好我父亲的病。我们多方打听，逢人问路才找到您的。我姥爷就隔着门前那棵枝叶繁茂的桑树，静静地看了那个老人一分钟才开口说话。姥爷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要找我看病，就要按我说的办，在我这儿住个一年半载，行，我就看这个病，不行，这事就拉倒。
一老一少两个男人疑疑惑惑的还是答应了。
接这个病人时我姥爷已经八十三岁高龄。
那个“老人”病人其实也就六十多岁。
三间土屋，姥爷住西屋，病人住东屋。姥爷说，从此以后咱俩就是一家人了，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做的你也得跟着做。吃的是粗茶淡饭，做的是上山挖药，下河逮鱼。每天一付中药熬两次，分三次喝下，剩余的时间就是山上、地里、河里的忙。半年下来，病人和姥爷一样精神矍铄了。第二年秋天，在那棵枝繁叶茂的桑树下，我姥爷对病人说，老弟，你应该回去了。回去告诉弟妹，感谢她对我的信任。
完全康复的病人倒不愿意回城里去了。他说，我好羡慕您世外桃源的生活啊！
那件皮袄就是病人送给姥爷的。懂行的人说，就是那张皮子也值五六千的。我姥爷一笑，说值钱就值钱，说不值钱就不值钱的。
二哥问我，你知道那个病人是谁吗？我摇头，二哥说，他是退休了的专员啊。
我姥爷这次病倒是很蹊跷的。我舅说，那天来了一个病人，我姥爷在开药方时忽然感觉拿毛笔的右手不听使唤了。药方的最后一个字无论我姥爷做了怎样的努力终是没有写出。当天晚上，姥爷的眼睛就模糊不清，姥爷知道他的看病生涯就此结束了。
我舅对姥爷说，您的头脑清醒，我送你去医院吧。姥爷说，不！我舅又说，我请卫生所的医生来给你打吊针吧。姥爷还是说，不！姥爷一生都看不起西医，说那洋人的玩意儿是糊弄人的，治表不治里，看不了病的。姥爷很少生病，偶而头疼脑热就去山上拽一把草，捋一把叶，嚼着嚼着就好了。
我舅对我姥爷说要给他请医生时，我姥爷总说，给我做一碗拌汤，我吃了就走啊。这句话姥爷说的很平静。我说，姥爷，你没事，你是好人，好人常命百岁的。姥爷瘪着嘴笑，毛主席八十四岁老了，我也八十四了，值了。我舅对我说，你姥爷是心病大于身病啊。他知道自己不能看书，不能写字，再也不能给人看病了，他也就没有活着的价值了，所以他就不吃不喝，只求早些走啊。姥爷躺在床上，头脑一清醒就喊把我的皮袄拿来。我舅说，皮袄是他的荣耀哩。姥爷叮咛我舅最多的话就是，别忘了把我的皮袄放在我的寿木里。
姥爷终于走了。姥爷的皮袄也随着老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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