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亚

    我的手和我的存折，越过了玻璃下面凹形的办理窗口，它们的边缘，甚至越过了大理石的柜台。

    1995年8月21日下午大约三点多钟，我站在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一家商店的柜台前。

    我是从对岸来的一名旅游者。对岸的城市，便是中国的黑河。

    一定是受到了同行者们兴奋的诱惑，我也莫名其妙地想买两瓶法国香水。我刚刚想把手伸出，却看见了另一只中国人的手：“那瓶儿！我看看那瓶儿！”

    那只手，不断地晃着，充满了要求与渴望。我注意到：它的方向，正顽强地示意着俄国的女售货员，那只手，已经越过了小柜台将近半米！

    身穿黑衣的俄国小姐没有动，没有回答，甚至没有露出一点儿表情。她正在收银，手的下面是卢布与香水，手的旁边站着一对中年的俄国夫妇。同胞的喊声过后，柜台边一片沉默。

    正在这时。商店里又来了几位穿西装的同胞。进了门之后，她们的脸一律急速地四下张望：“卖香水的在哪儿？在哪儿？”准确地说，他们不是走进来，而是跑进来，是突然地“冲”向了柜台。

    “过来，过来，找到了！就是那种！找到了！”有人在呼喊冲过了头的同伴。

    一些手几乎同时伸向柜台深处。那几只手呼救一样地伸展着、晃动着。突然闯入的三四个中国人，把身体努力前倾着，占满了大半个柜台。

    这时，一件极小的事情正在发生。那个极快、极小的场面，深深地刺伤了我。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同胞前倾着身体伸出右手时。他的左臂就“支”在了柜台上。那手臂，正挤靠向俄国男人的软肋！

    俄国男人低下头，静静地看着那只手移向他的右臂。那条胳臂的尖端，距离他的身体大概只有几厘米，我从侧面看不太清楚，可能它们已经发生了接触。这时，俄国男人没有说话，他轻轻地向后面移了一步，躲开了它！

    “那个！那个！”穿着西装的中国人，仍然努力向前伸着手，嚷着晃着。他并没有注意到身后这可怜的一幕。

    1995年夏天的那个瞬间，一只斜支着的、外面包裹着西装的中国人的手臂，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不是由于它的肤色，而是它发出的动作，遭到了一个外族人无声的鄙夷。

    那一天，我放弃了我的购物计划。

    走出商店后，记得我在行人极少的街上只买了一些无聊的小物品：一包榛子、一支雪糕、一包香烟、一副扑克牌、一张报纸和一本杂志。我从那报纸上只认出了一个单词“Bojihiioh”（大的，巨大的）。我们曾经的中华帝国，不是礼仪之邦吗？我们不是曾“程门立雪”和“坐怀不乱”吗？我们弓起腰肢、收拢臀部的拱礼，多么儒雅！我们一次次拂袖而去，我们清心寡欲的胡须曾飘过一个又一个朝代……

    遗憾的是，在我那次俄罗斯之行的三十六个小时之中，竟记忆了几十个这样的场面！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记录我出发前的心理：从接过“护照”的第一时刻起，我就认定它是一个赝品！一股早已久远，甚至并不属于我个人的耻辱，像一口痰那样涌上来。我煞有介事地办理着“出国”的手续，我去“海兰泡”旅游的本身，就是一件像模像样的赝事。历史上的一切玩笑，常常开得像真的一样——一百余年前，我用得着办理什么出国证件吗？只要我出生在这个国土，那座城市的意义，仅仅是我想迈出腿的某一种方向。一百多年以后，我像一个被逐出了祖居家门的人。我要整一整我脖子上那条似乎存在的、作为某种象征“富裕”与教养的领带，我要堂堂正正地归乡！一种自食其言的丑陋感，一种酒后失态的沮丧，突然占据了我曾经可笑的心理。我写出来的文字已经不能涂抹，我虚无的自信曾经真实地在我的内心升起过。

    第二天，旅游“回国”的时候，我和同胞们一起过关、上船又下船。我丝毫也不想留在那个陌生的国家，但我的内心深处却涌出一股没边儿的扫兴。在回国的船上，一个个同胞，发疯一样抢夺着座位，用手拍打着空空的椅子，向远方的同伴呼叫，甚至用装满了采购物的大包小包占据座席……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熟视无睹，但现在它突然令我一眩晕——我刚刚离开邻居的院子，走进自己的家门。祖国，你不该让我看到这样的景观！我的心里，涌出非常不好的滋味。我将走回到原来生活的位置，我将回到他们的身边。对他们身体里蕴藏着的那些可怕的叫喊与拥挤的力量，我一筹莫展……

    第二天，即1995年8月22日，下午5点多钟，按着旅游的契约，我准时回到祖国。走出黑河的海关后，我去一家黑龙江边的冲印店冲洗在俄国拍的胶卷。

    我的手，刚刚放置到玻璃窗口上，我刚要说话，几个年轻人冲进来。他们像没看到我一样，立即围住了小小的窗口，然后以惊人的速度掏出胶卷毫不犹豫地把手和胶卷一起伸向了小窗。

    那只手——那只放在窗口木板上的左手，是我的一部分肢体。作为一个等待冲洗照片的中年人，我按照古老的契约，用手指的动作，把我的要求表达着。我左手的全部手指，在店里还没有一个顾客的时候，已经事先放置在了它接收顾客物品的范围。另一些更年轻的手臂，一点也没犹豫地压在了我的手上！

    我再一次停顿了。

    我什么也没说。

    我收回了我那部分高贵的肉体。我一直目送着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去。

    我们是生物。我们有知觉。我们能随时调动自己的任何肢体。

    当一只黑羊，轻轻地靠向另一只白羊时，白羊也会咩咩地走开——如果他们之间不是在独木桥上顶头、抵角。

    地球很大，很宽阔。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理由，他没有权利向另一个人无限地靠近！一个人的身体，时时发出着一种无形的光芒，那是尊严和权利的亮度。

    手，灵活而敏感，它常常代表着我们一闪而过的思想。思想是命令，手是实施者。人类用手一次次地抓取与授予。我们用它接过全部的食粮、用品，我们也用它表达着很多急切的愿望。这手，就成为我们与世界相连的全权大使。

    在电视里，我曾看到过很多人造的机器人。我发现，除了一只必备的扫描仪之外，作为机器人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厂商们无不想方设法要造一只灵活的机器之手。

    我们的鲜血，流畅地环绕着几十块手骨。我们的筋骨代表着欲望，弯曲勾动，伸缩自如。把这只手使用得像机器之手，那是我们的耻辱。

    1997年2月的一天，我去一家银行取款。我文明地站在不锈钢栏杆内，双脚十分标准地停在“黄色等候线”的后面。

    深圳的银行里，秩序井然。

    在另一个人办理完毕离开后，我走过去。

    我把手伸出，把存折和单据伸向柜台里面的小姐。就像我过去曾经无数次伸过的那样。当时，我没有任何感觉。

    “请您把它放下。”

    我吃惊地看着里面的小姐。那时我的脸上，一定充满了尴尬和不解？

    说话的小姐站起来。她微笑了一下，然后示意我把存折放在玻璃旁边。

    我仍然愣着。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低下头时，我突然发现，我的手完全静止地僵硬在那里：我的手和我的存折，越过了玻璃下面凹形的办理窗口，它们的边缘，甚至越过了大理石的柜台。我的手在柜台前沿伸着，存折突出——我可怜的存折，正悬在那位小姐头顶的上空，超出了柜台大约5厘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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