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化明珠

    拜占廷人信仰宗教，但却又喜好争战，喜好争战却又崇尚文化，我们面前的拜占廷帝国就像一个身着铠甲、手持圣经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特殊人物。这个奇怪的人物是赳赳武夫与满腹经纶的学者及虔诚的教士3者的结合。事实上，血腥的战争和虔诚的信仰都并未阻碍拜占廷文化的发展，而恰恰是这些因素使拜占廷文化在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早在拜占廷帝国的前身——古罗马帝国时期，它就以其独特的文化为拜占廷文化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拜占廷文化随着帝国历史的演化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从4世纪上半叶到6世纪末的250余年，是拜占廷国家通过一系列行政和经济改革修复“公元3世纪大危机”造成的巨大破坏的过渡时期。行政和经济的改革，同时也给了文化复苏的机会，而在此期间作为文化载体的居民普遍贫困化，文化中心城市衰败，政治动乱和外敌人侵使文化活动无法进行。

    君士坦丁一世重新统一帝国后，全面恢复文化活动，支持和发展文化事业。由于一切都还处在百废待兴的阶段，而对于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文化发展方向问题，这个时期的拜占廷帝国的统治者对发展何种文化和如何发展文化尚未找到答案，还没有确定拜占廷文化的发展方向。经再三斟酌，最后君士坦丁制定了宽容基督教的政策并赋予基督教实质上的国教地位，但是，他同时大力支持世俗文化的发展，他本人直到临终时才正式皈依基督教。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帝国统治者并未在发展何种文化这个问题上做任何选择，还在持观望的态度。

    皇帝朱利安（361～363年在位）在位时推行打击和迫害基督教的政策，全面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在这个过渡时期，拜占廷文化处于选择和试验的阶段，如同拜占廷统治阶级在改革中寻求适合新形势的政治经济制度一样，拜占廷文化也在寻求发展的道路，确定发展的方向。

    查士丁尼时代是拜占廷文化最终形成的时期，是拜占廷文化确定了以古典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在基督教思想指导下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本质上讲，基督教原则与世俗文化相对立，但是，拜占廷帝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教俗统治阶层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在拜占廷帝国的特殊环境中这两种对立事物的统一。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方略的可行性，因为在皇帝的控制下，古典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实现了结合。

    6世纪以后，拜占廷文化进入了令人嘱目的迅速发展阶段，早期拜占廷阶段积累的教俗文化内容，为这一阶段的发展准备了丰富的素材，拜占廷文化以教俗文化结合的形式不断发展。普遍的社会基础，为拜占廷的文化的发展添砖加瓦，因为随着社会的需要。希腊语逐步取代了拉丁语的统治地位，使拜占廷文化赢得当地希腊化各族民众更广泛的认同。一批博学的基督教作家形成了拜占廷人的文史创作群体。拜占廷艺术也在古代东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了具有强烈抽象色彩的特点。在以上各种有利因素的催化下，这时期的拜占廷文化从其鲜明独特的个性闪动着耀眼的光芒。

    这一时期拜占廷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基督教精神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基督教在社会公共活动和思想观念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教会通过教堂、修道院和慈善机构扩大影响，通过吸引有文化传统的知识界向社会传播灌输基督教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此，新的文化形式不断变革，颂歌、赞美诗、韵律诗、教会史和圣徒传记大量涌现，同时，也出现了艺术和建筑的新风格。以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和核心家庭为主要因素的社会生活决定着人们生活习俗的形成，在拜占廷有官僚贵族而没有骑士贵族，有发达的城市文化而不同于西欧流行的庄园文化。

    在马其顿王朝前后，出现了拜占廷文化的黄金时代，历时约250年。马其顿王朝是拜占廷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社会生活进入了有序发展的过程。繁荣安定的社会生活，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平台。这个时期在各个文化领域涌现出许多名垂青史的人物，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就是他们的代表。他的作品涉及关于帝国发展的政治理想、皇家生活的模式、文史和立法等方面。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拜占廷学者对知识和学术的各个领域展开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不仅古典文化的翻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而且宗教学术的探讨在宽松的气氛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于是，长期以来，现代拜占廷学界将马其顿王朝时期的文化繁荣现象获得了“马其顿文艺复兴”美誉，近年来又将其改称为“马其顿文化繁荣”。

    11世纪末以后的370余年里，拜占廷国势逐渐衰落，处在动荡不安环境中的拜占廷文化一边从历史中回忆昔日帝国的光荣，寻求挽救帝国大厦不倒的良策，也在回忆过去辉煌历史中从各个领域复兴文化、抵抗凭借强权和武力侵入拜占廷的敌对文明，文化救国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其中以颇塞留斯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界的精英在哲学、文学、法律、史学和艺术的各个领域展开全面的复古活动，力图用古代文化唤起广大拜占廷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中，古代文化中自然主义的风格在表现人和物上反映得更明显。以布雷米狄斯为首的尼西亚帝国知识界，在复兴古代文化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和耐力收集和复制的古代手稿，弥补和恢复了拉丁骑士攻占君士坦丁堡对拜占廷文化造成的巨大破坏。中央集权的削弱似乎也有利于学术的自由发展，知识分子们结成各类文化团体，各自有计划地从事收集整理古代书稿的工作，开展对古典文学、哲学、天文学和医学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普来松。拜占廷知识界在挽救持续衰落的国家过程中有效地防止了古典作品在战乱中的破坏，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来说意义重大。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前，拜占廷文化走在欧洲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前面，保持着较高水平，因此，它对文化发展相对缓慢的中古欧洲发挥了积极作用，自9世纪希利尔兄弟前往摩拉维亚传教并创造了西里尔文字开始，拜占廷文化就直接促进着斯拉夫世界的文明化，加速了斯拉夫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形成以东正教为核心的东欧世界。

    拜占廷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游牧民族普遍冲击农耕民族的时代，在保护古典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免遭灭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拜占廷人使古典文化适合于中古社会生活，形成古典文化的特殊形式。

    拜占廷文化对包括阿拉伯民族在内的周围其他民族文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了中古时期不同文化的交流。拜占廷文化还为中古晚期的西欧提供有利于未来发展的进步因素，其宝贵的学术和艺术遗产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世界。

    筑梦帝国的文明与辉煌

    随着东罗马帝国衰亡而败落的拜占廷文明，有如一场千年的筑梦。无论它埋葬了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史，它所凝聚的人类文化瑰宝，却在远播全球的复兴之中再放异彩。

    拜占廷的外交艺术

    大部分出使帝国宫廷的使节们很快就会发现，拜占廷人是外交大师。使者们出访帝国的时候，会由专门的接待委员会迎候，并被护送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被提供食宿，且有仆人侍候。到皇帝接见的那天，全副戎装的骑兵卫士为他从皇家马厩里牵来马匹，他骑马穿过为欢迎他而张灯结彩的大街。外交官将国书呈递给皇帝，并转达本国君主对皇帝的问候，然后他们讨论国事。皇帝会设宴款待使节，还有其他贵宾应邀参加。最后使节离开帝国，满载黄金或拜占廷丝而归，他的使命就完成了。

    拜占廷人并不总是这样热情的，如公元968年代表意大利国王奥托一世访问君士坦丁堡的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所受待遇就和前面所说的截然不同。因为那时候奥托和皇帝尼克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关系紧张，所以，利乌特普兰德看到的是拜占廷外交的另一面：虐待外交官，作为对他所代表的国王表示不满的方式。

    利乌特普兰德一到拜占廷就被人带到他所描述为“可恶的、没有水、四面透风的大理石房子里”。在那里，他由一名无能的仆人服侍，这样的仆人“在人间你再找不到第2个，在地狱里倒可能找到”。到了要去皇宫的那天，他发现他得步行去。对于利乌特普兰德来说，告别宴会也是个侮辱：利乌特普兰德坐在桌子的下首，而保加利亚使节却挨着皇帝坐着。最后，当他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他购买的五个丝袍也被拜占廷官员没收了。

    这位使节有他报仇的时候。在后来写到这次访问的时候，他把尼克福鲁斯刻画成“一个长相奇特，眼小如鼹鼠，毛发浓密像只猪的人”。利乌特普兰德最后写道：“他决不是你愿意在午夜意外遇见的那种人。”

    拜占廷的商业贸易极为繁荣，任何人迈入君士坦丁堡的市场，都立刻会感到他们身处在东西方贸易的交叉口。1180年，已有大约6万外国人在君土坦丁堡城的商业区居住经商。仓库和市场上堆满了豪华丝绸、奇珍异宝、珐琅金属工艺品、雕刻精美的象牙、香水、香料、皮革制品以及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人们简直不能相信世上竟有这等富饶的城市。”法国史家杰奥弗里·德·维拉杜安发出这样的赞叹。负责管理这样庞大的机构的是城市长官，即郡长，郡长的权力仅次于皇帝。郡长兼任法院院长，还是制造业和贸易的惟一权威。正如约在912年出版的《郡长传》所描述的，他负责制定价格、利率和工资，规定称量标准，征收所有进出该城的商品税，设定汇兑率，向商人发布行业条例。

    他有几千名属下严格执行着商业法。一位西班牙旅行者鲁伊·德·克拉维霍这样记述违规者可能受到的惩罚，他写道：“大街上立着手足枷，牢牢地固定在地面上，绑在上面的是那些犯下大罪要被监禁的人或者是那些违反法律或市政当局法规的人，比如说那些卖面包、卖肉缺斤短两的人。”

    拜占廷帝国在这一体制下繁荣昌盛，12世纪时，单是君士坦丁堡一地的关税就为帝国国库增加了约值2000万元的黄金。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帝国的衰落可以追溯到贸易的自由化——以及郡长权力的削弱上。

    尽管拜占廷金币作为国际标准交换媒介达一千年之久，但用贵重金属做成的物品在市场上也用作通货。银制器具如碗和水罐等被用在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的贸易中，在其他地方也用作获取贷款的抵押品。富裕人家中有银匙、银质书封面和银质家具镶嵌品，拜占廷教堂内的圣坛上摆放着银质圣餐杯、圣餐盘及其他圣餐仪式器具。大部分黄金留给皇帝独享，就连他吃饭都用金盘子。

    由于金银在拜占廷帝国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所以皇帝非常关心作为帝国汇兑手段的金银的纯度。《郡长传》中记载的最严厉的惩罚就包括对熔化硬币铸造其他东西的人的惩罚。命令规定，任何人“若私自出卖银子用于制造物品并销售将被砍去双手”。法律在对于金银的管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拜占廷的法律规定银匠只能在梅塞大街的作坊中工作，而不能在家里，这要受郡长派出的检察官的监督。金匠一次不得购买一磅以上的没有铸成硬币的金条。

    但拜占廷最精致的金属制品要数金制品和景泰蓝。其中最令人惊异的当属著名的帕拉多霍祭坛组雕。组雕展现了令人眩目的黄金、珐琅、珍珠和宝石。威尼斯总督于公元976年委托君士坦丁堡的一个作坊制作中心嵌板。公元1105年，奥德拉佛·法里埃总督又加上了更多的珐琅制品，其中包括他本人的肖像。基督和圣母的生活画面是公元1204年皮特洛·齐亚尼总督的军队从君士坦丁堡的潘托克拉特修道院掳掠来的，后来加到了上面。直到公元1345年，祭坛组雕在阿德里亚斯·丹多洛总督时期最终完成了它哥特式的形状。

    拜占廷的装饰物——象牙

    早在公元429年，《狄奥多西法典》由拜占廷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和瓦伦提尼安三世发布后，用象牙作宗教艺术品和非宗教物品就有严格规定。当时的象牙雕刻师享有特权，体现出统治者对象牙雕刻的重视。法典免除象牙雕刻师加在其他工匠头上所有的公民义务，这样他们就可以使工艺日进，把这一行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

    7世纪初年以前，印度和非洲的象牙大批涌入君士坦丁堡，价格也较便宜。公元619年，亚历山大港被波斯攻占后，帝国失去了与贩运象牙到陆上贸易城市商人的联系，拜占廷的象牙雕刻停止了。直到9世纪末利奥六世在位的时候才恢复象牙贸易。但到那时候，象牙已变得非常稀有，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一般只用来制作帝国徽章和宗教工艺品。

    在圣像破坏运动中，特别富有且能够买得起象牙的拜占廷人，很喜欢购买雕刻精细的象牙书封面、嵌板和盒子。当时用象牙雕刻的诸如“基督受难三折板”之类的基督教圣物，也为人们所推崇，供私人做祈祷之用。

    拜占廷的史学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还继续存在了将近一千年之久。从政治上说来，拜占廷帝国是古罗马的继续。在公元7世纪以前，拜占廷在文化上大致还保持着希腊罗马的传统。在这里，基督教会的势力不像在西欧那样至高无上，而是隶属皇帝，作为专制政体的工具而存在的。因此，拜占廷文代中的世俗性明显多于西欧各国的文化。

    当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拜占廷帝国的国力最为强盛。这时出现了拜占廷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约500～565年）。普罗科匹厄斯出身于巴勒斯坦凯撒里亚地方的贵族之家，早年曾受过古典教育，以博学闻名当世。公元527年，他来到君士坦丁堡，开始其仕宦生涯。先是由大将军贝利撤留聘为记室，随其率军转战各地；后来又长期地在宫廷中供职，执掌机要。所以，他非常了解查士丁尼所进行的那些战争以及当时的政事。普罗科匹厄斯留下两部重要的著作：一为《当代史》（即《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主要是记述东罗马帝国兴兵灭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并移师向东与波斯帝国争衡的经过；一为《秘史》，描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宫廷内幕，对当时的显贵人物颇多讥讽，真可谓是一针见血。普罗科匹厄斯在写作时，非常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所以他的著作大致上是实录。

    “基督·圣母及使徒”三折板（现存法国卢浮宫的10世纪拜占廷象牙雕刻物）。

    拜占廷的学者们致力于古籍的整理，其中贡献较大的是大教长福提斯（约820～892年）。福提斯是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显要人物，曾两度担任君士坦丁堡的大教长。他博览群书，勤于搜访古籍，在公务之余写了一部《群书摘要》，辑录的古典著作达280种之多，为保留当时的古著作，立下汗马功劳。

    查士丁尼与《民法大全》

    查士丁尼是早期拜占廷的一位重要皇帝，他的统治奠定了中世纪拜占廷的基础，他的立法工作对古代罗马做了很好的总结和归纳。他所主持编纂的《民法大全》不仅从人类法制史的角度看是一座伟大的里程碑，即使从政治史和经济史的角度看，也是一座伟大的里程碑。查士丁尼的法典不是对古代罗马法制传统的简单重复和继续，而是十分客观地反映了自罗马到拜占廷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演变，揭示了罗马社会的奴隶制经济被隶农制经济所替代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罗马社会由传统的古代多种崇拜时期进入一神教的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揭示了罗马国家自共和时期到元首制时代，以及过渡到完全的帝制时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罗马法制思想的变化和人民意志让位于君主意志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承认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承认社会的发展变化，并在政策上促其发展，从而使传统与现实相协调。

    公元528年，查士丁尼召集了10位国内著名的法学家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着手将古罗马历代皇帝的法令和敕令汇编成册。529年7月，《查士丁尼法典》正式问世。该法律一经颁布，立即取代其他与此矛盾的旧法，成为拜占廷帝国惟一具有权威性的法典。

    公元530年12月15日，查士丁尼再度指示法学家特里波尼安组成17名法学家编辑委员会编纂《法学汇编》与《法学总论》。在他统治末期，又命令法学家将自己在534年以后颁布、未能收入法典的法令编辑成《查士丁尼新法》，该法于565年颁行于世。

    这样一来，查士丁尼一世就完成了《罗马民法大全》的编辑工作，为他的改革和整顿工作提供了统一的尺度，为理顺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饲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典，因此它不仅成为拜占廷帝国此后历代皇帝编纂法典的依据和蓝本，而且成为欧洲各国的法律范本，对近代世界立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法大全》共12卷，共4562条法令。法典第1卷的前言搜集了皇帝发布的关于编写法典的一系列法令，随后是宗教法、法律理论和条文。第2～8卷是私法，第9卷是刑法，最后3卷是统治手段。

    《民法大全》通过总结和整理古代立法对现实的改革作出理论上的规范，反映查士丁尼重建罗马帝国的原则思想。它首先强调了皇权和国家政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宣传君主专制思想；其次，该法提出公法优于私法的原则，对两者作出了明确划分；第三，该法肯定了教会在国家的地位，它不仅拥有主管道德权利和义务的权力，而且拥有参与国家司法活动的权力；第四，该法继续承认奴隶制，但是承认奴隶具有“人”的地位；第五，该法确定了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力图以法律形式稳定社会各阶层的流动；第六，该法还对婚姻、财产继承等社会生活等方面作了法律规定。

    总而言之，《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反映了他维护政治集权、强调社会阶级的对立、承认历史的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是拜占廷帝国留给现代社会的最宝贵的遗产。这套巨著如今仍是法学院学者和研究古代世界历史的诸多学者的必读经典，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份宝贵财富。

    拜占廷文化的世界影响

    在长达近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拜占廷文化以其独特的角度影响着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文化，其中以对斯拉夫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斯拉夫人在6世纪进入巴尔干半岛时，他们还处在从原始的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转变的阶段。那时，他们的文化发展水平十分低下1到9世纪初，在斯拉夫人国家中相对发达的保加利亚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更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化特色。他们在入侵拜占廷帝国领土的同时接触到了先进的文化，并极力地模仿拜占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还将拜占廷皇帝和宫廷礼仪作为学习的榜样，而拜占廷的金银珠宝首饰和各种奢侈品则对斯拉夫贵族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9世纪中期，拜占廷文化对斯拉夫人居住区的传播达到高潮。当时，迫于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入侵压力的摩拉维亚大公拉斯迪斯拉夫（846～870年在位）与拜占廷帝国结盟，希望寻求军事和文化支持，并请求米哈伊尔三世派遣传教士到摩拉维亚。不久，保加利亚国王伯利斯一世（852～889年在位）也向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三世请求传教。公元862年，西里尔（826～869年）和其弟美多德斯应邀前往传教，帮助斯拉夫人建立独立教会，并使用希腊字母为斯拉夫方言拼音，创造出西里尔文字，还用西里尔文字进行《新约》和古希腊著作的翻译，从而奠定斯拉夫文学的基础，西里尔文字也成为斯拉夫各民族文字的渊源。这一事件在斯拉夫文化发展史上有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斯拉夫民族文明化的开端。

    有了自己文字的斯拉夫文化迅速蓬勃发展，并逐步形成具有鲜明特征和丰富内容的独立文化体系，拉斯迪斯拉夫和伯利斯一世因为引进拜占廷文化和基督教而被后人尊为斯拉夫文化的奠基人。而后，他们作为当地君主积极倡导的独立教会也得到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承认和支持，获得合法地位。在教会的积极组织下，斯拉夫各地建立了许多修道院、学校和教堂，斯拉夫各国还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君士坦丁堡的教俗学校学习。

    塞尔维亚人后来取代摩拉维亚人控制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并接受西里尔文字和东方基督教，而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则接受西方基督教。伯利斯之子西蒙（892～927年在位）统治时期，保加利亚成为传播拜占廷文化的中心。西蒙本人在君士坦丁堡接受过全面教育，受拜占廷文化影响颇深，回国登基后大力支持文化事业，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精通拜占廷艺术的艺术家，他还派遣学生专程到君士坦丁堡学习拜占廷建筑，重新建造首都，大量拜占廷和古希腊的书籍被翻译成为斯拉夫文字。自此，斯拉夫人古代以口相传的历史第一次得到系统的整理。此外，西蒙还仿效拜占廷式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重新建立了政府机构，并与之相适应确立了拜占廷式的税收制度。

    拜占廷文化对古俄罗斯人的影响也非常大。9世纪末前后，诺夫哥罗德和基辅的留里克王朝就与拜占廷人发生联系，并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在这一时期，拜占廷传教士开始访问基辅，西里尔文字也在古俄罗斯流传。所以说，在俄罗斯人正式接受基督教以前，拜占廷基督教就已经在悄悄地改变着俄罗斯人的多神教信仰。

    公元954年，大公伊戈尔之妻奥尔加皈依了东方基督教。45年后，发生了俄罗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大公弗拉基米尔（980～1015年在位）强迫臣民全体受洗，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从此以后，俄罗斯采取拜占廷式的政府制度，广泛接受拜占廷文化。因而俄罗斯的绘画艺术和建筑风格在拜占廷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拜占廷教会的思想观念也逐步渗透到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俄罗斯民族文学以西里尔文字为工具，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有了区别于别国文字的独特之处。

    拜占廷文化在斯拉夫民族中普遍得到认同，君士坦丁堡被东欧斯拉夫人看作是他们共同宗教和文化起源的中心。他们以拜占廷文化为基础，发展出更加粗犷、简洁的文化特点。在拜占廷帝国衰落过程中，拜占廷知识界与斯拉夫各民族的文化关系继续发展，逐步形成具有共同信仰并有别于西欧的东欧世界。

    拜占廷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先于伊斯兰教的兴起，而两种文化的频繁交往是在7世纪中期伊斯兰教兴起以后。可以说，伊斯兰文化是在波斯、小亚细亚、拜占廷和印度各种各样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伊斯兰文化的形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随着阿拉伯军队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而形成和发展，它与被征服地区和交战民族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另一部分主要是来自于其他文化因素，其中拜占廷文化就是早期伊斯兰文化学习的对象。在阿拉伯军队占领的原拜占廷帝国领土上存在许多拜占廷文化中心，它们中有叙利亚的安条克、巴勒斯坦的凯撒利亚和加沙等，其中埃及的亚历山大最为重要。在这些城市，学者云集，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丰富，文化气氛浓厚，这些特点都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作为这些文化中心的新主人，阿拉伯人自然拥有接受拜占廷文化的优越条件，他们从这些文化中心开始了解到古典文化和拜占廷学术和艺术。

    8世纪前半期，阿拉伯人在军事扩张受到阻碍后，阿拉伯人才开始重视文化方面的交往，也有利的缓和了各民族和宗教的对立，从而使文化交往得到了长足进步。当时拜占廷皇帝利奥甚至允许阿拉伯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清真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还致信驻克里特的埃米尔说：尽管两个民族习俗、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不同，但应该像兄弟一样共同生活。

    事实上，阿拉伯人在西亚、北非地区的扩张也迫使拜占廷人开始调整对阿拉伯人的政策，而文化渗透对拜占廷统治者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外交工具，因此多数皇帝都很重视文化交往。文化交往活动在当时十分频繁，哈里发的使节受到拜占廷王公最高规格的接待，在拜占廷朝廷外宾的名册上，来自巴格达和开罗的使节排位在西欧使节之前，而拜占廷皇帝的使节也受到阿拉伯哈里发的盛情款待。在和平时期，哈里发邀请拜占廷学者到巴格达讲学作为其文化活动的重大事件。正是这种人员往来促进了两种文化的交流。

    君士坦丁堡对伊斯兰文化中心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的文化影响一直持续到11世纪。十字军战争和西欧十字军骑士对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的破坏彻底改变了拜占廷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同时，由于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廷国家的持续衰落也改变了西亚政局，遂使两种文化交往进入低潮。虽然，在拜占廷生存的整个时期，它都在使自己适应时代的环境的变化，但它仍缺乏创新精神。即便如此，作为欧洲中世纪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拜占廷文明对世界各地的文化影响仍是十分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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