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童契文从政分校师范部毕业后，即被分配到敦煌当教员。敦煌县长郭曙南派他到新店台当教员。当时，新店台还没有学校。可能是郭曙南要让他去新开办学校。考虑到各方面的困难，他不愿去新店台，并给政分校主任、第七专员公署（酒泉专员公署）专员曹启文写了信，希望能调他到外地工作。此时，敦煌县唯一的完全小学东街小学校长窦景椿聘他到该校任教。此时，曹启文给窦景椿来信，责问敦煌为啥排挤政分校的毕业生？童契文到东街小学后，发现该校的教室少而希望上该校的学生多。他们既想扩建学校又苦于没钱。于是他们召开家长恳亲会，让家长想办法。在会上，家长同意募捐修两座教室。这次会上家长们认捐800元。为了感谢家长们，学校排了话剧，在感谢演出时，家长们又捐出1000多元。这年秋天，两院教室修竣并添置桌凳50套。
1940年3月，政分校调童契文到安西县孔庙小学任教。同年7月，他仍回敦煌县东街小学任教。此时，该校校长许万山因学潮辞职，窦景椿仍任校长。1941年3月，窦景椿调任敦煌县教育局长，童契文任该校校长。当时，国民党敦煌县党部在东街小学建有区分部。上面有规定，谁任小学校长，谁就是该校的区分部书记。任区分部书记的窦景椿走后，童契文就成了当然的书记。童契文这个当然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头衔，竟成了他后半辈子悲惨命运的祸根。
当时的敦煌很闭塞，远离抗日前线，远离国共斗争战场，既无共产党可反，又无农会干部可捉，亦无两党斗争的阵线可站。故区区一个小学的区分部书记实在是徒有虚名，即使童契文召集党员开过几次会，念过几次总理遗训，学过几页三民主义的书，也不过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为了混一口“党国”饭吃罢了。1949年10月1日，人民政权建立。1955年至1957年进行的肃反、审干、反右派运动中，国民党一个小县的“执行委员”、“区分部书记”、三青团的“区队长”、“区队副”的头衔，却成了区分人民与“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不可逾越的分水岭，成了把一些人打人另册，赶出人民阵营，让他们戴上永远不得翻身的“铁帽子”的重要标准。现在的人不禁要问，我们的革命前辈在审视那些人时，为什么不能把那些人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观其名、察其实呢？
1941年秋天，国民党敦煌县党部书记长张尚恭要求东街小学的《公民》课要由县党部派人来授。张尚恭来上课之后，提出要在学校中发展党员。对此要求，童契文可能觉得为难。因为全校总共十多名教员，已大部分在党。到了年底，县党部要向上级报告发展党员成绩，即诉问东街小学要发展党员的人数。此时，童契文即将该校六年级年龄在15岁以上的学生十多人造册报去。
1943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国立河西中学附属的玉关小学在敦煌成立。该校与东街小学两校竞争局面形成。两校常因招生、转学发生矛盾。同年，两校在学生运动会上发生冲突，童契文因受到县长陈邦启的严厉训斥而辞去校长职务。自然，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帽子”也就戴到了继任者的头上。
同年8月，敦煌上大学的学生要求县政府补助一部分学费。因此，县长陈邦启派童契文去北湖调查没有呈报的“撞田”面积、户数以筹措给大学生作补助粮款。在北湖“撞田”地上，他与陶尚义、王孝、县督学宋荣共同负责征收小麦18石。此粮后来补助给上兰州大学政治经济系的程辉、上中央大学电机系的戴兴盛、上四川大学的文学系的王用栋各4石，其余拨给了三青团敦煌分团。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在敦煌建立的“敦煌小学”成立不久，即交敦煌县并改名为第三完全小学，校址迁到文庙。同年10月，该校校长王鸿武因病离职，童契文暂代校长管理校政至1944年5月离职。
1944年5月，童契文任敦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同年7月，他与县督学宋云到设在兰州的西北干部训练团教干部接受训练。该部训练内容主要为社会教育、怎样办民众学校、体育场建设与推广、《党义》、《中国之命运》等。
1945年冬，程辉任敦煌三青团主任时，请童契文去帮忙整理该团樊登云离职后的财务问题。之后，第一股股长宋云辞职。童契文即代理第一股股长。1946年4月，他被选为三青团敦煌分团干事会干事。但此时他还不是团员。为使上级批准他为干事，他即由程辉、张友仁介绍加入了三青团。后甘肃省分团派来了第一股股长，童契文即脱开敦煌三青团的事，一心一意做民众教育馆馆长的事。
在1946年10月开始的敦煌“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中，童契文因支持窦景椿并为其全力鼓吹、签名、拉票而得罪于县党部书记王彦炳（王支持原县党部书记长郭永禄）。1948年5月，童契文因一次会议未到而被撤职。同年8月，敦煌南街小学刘思恭聘童契文为不领薪水的义务教员，直到1949年2月，才转为正式教师。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童契文被人民政府留用。同年11月，他被选为鸣沙区第四街人民代表，出席了敦煌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0年3月，全县教师整编，童契文被列为“编余”教师，离开了教师队伍。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都极其缺人。有的领域还可滥竽充数，但学校总不能把不识几个字的人请上讲台。然而，正在用人之际，童契文被“编余”了。论童契文当时的学历、才华和工作热情，当个小学教师是绰绰有余的。然而，他却被“编余”了。可能是主持教师整编的某个人过重地看到了他头上曾有过的那几个头衔。对前朝遗老遗少的不宽容，对知识分子的恐惧，尤其是对童契文那样在前朝曾挂过什么头衔的人更是视为洪水猛兽。
1951年3月，敦煌县教育科副科长李森夫鉴于南街小学缺教师，便通知童契文到该校任教师。他到校工作后，任六年级班主任。1954年2月，他任该校教导主任。1951年以后，童契文经历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土地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审干肃反等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
1956年8月28日，中共敦煌县委员会五人小组发出“987号机密件”称：“童契文系三青团股长，1941年曾任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并参加过伪省分团代表会，党团合并后为党19部执行委员，还参加过通讯员。经县委五人小组研究，列为肃反对象。”
童契文在劫难逃。此时，苦难的1957年还没有到来。但敦煌县委员会五人小组已内定童契文为必须肃清的反革命分子。其理由是他历史上曾任过三青团的股长，当过国民党的一个小学校的区分部书记，当过几天国民党敦煌县党部的执行委员云云。笔者至今不得其解的是那时国民党的800万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在我们掌握了政权后，建立了国家机器后，我们的先辈竟害怕历史上的一个区区三青团的股长、一个小学校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一个国民党敦煌县党部的执行委员！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为什么对自己从事的伟大事业如此没有信心啊？
2
笔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从敦煌档案馆借来的关于童契文的两本厚厚的档案材料，一次又一次阅读以“学校整风领导小组”名义在1958年元月10日上报的关于童契文自1950年至1957年“反动言行”的油印单行材料，一次又一次阅读那些发黄的翻来覆去的证明材料，总觉得心里异常沉重。
笔者不想抄录此单行材料中用肯定无疑的语气罗列的关于童契文自1950年至1957年的种种“反动言行”。倒不是它冗长，而实际是笔者怀疑其真实性。笔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目睹的这种令后来者真假难辨的单行材料多了。笔者在上兰州大学时参加过民乐县“四清”运动，就亲手炮制过此类似是而非的单行材料。现在怀疑它的真实性，也算是笔者最后的觉悟吧！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每当中国政坛有点风吹草动，政治运动来临时，窥探风向，以决取舍者有之；察言观色，争先恐后取悦者有之；落井下石，栽赃诬陷者有之；对别人的话断章取义，掐头去尾，无中生有者有之。而每当人们在流着泪吞噬政治运动的苦果而怨声载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时，我们只得一次一次地甄别、平反冤假错案、改正。每次“落实政策”时，“美其名曰”错误是改正了，但多少人经受的痛苦、失望、死亡，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党经受的挫折、失败、创伤却永远不能挽回了。
假设“学校整风领导小组”整理上报的单行材料中所罗列的童契文的“反动言行”条条都是真的，那么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他的这些“反动言行”并非是反动的。
第一，童契文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一些大政方针如中苏关系、抗美援朝、粮食统购统销等方面，都与同事公开讨论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遵照1954年颁布的宪法，人民有言论自由。笔者认为言论自由就是人民有说错话的自由。况且，时过半个世纪之后，上述问题仍是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
第二，童契文对建国初期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出现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及强迫命令作风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第三，童契文说的一些话，否定了当时人们的惯性的公式思维，如：“党团员的先进性应当表现在工作成绩上。国民党员并不全是反动派。”
第四，在1957年鸣放时，童契文主张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国家应把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在中小学教育上。只有中小学教育发展了，质量提高了，高等教育才有发展的坚实基础。他反对提倡小学毕业生不继续升学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主张扩大中学招生。时过半个世纪之后，笔者认为童契文的这些主张无疑是有远见卓识的。
第五，单行材料上指控童契文附和右派分子章乃器、储安平、孙大雨攻击党、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时过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些严肃的人，如果你静下心来，重新读读他们所谓攻击党、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言原文，再回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在人民民主、以法治国、不能运用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等方面所走过的弯路，你就不觉得他们的发言是攻击，而是一剂苦口良药了。正因为我们当时拒绝服用那剂良药了，后来那些不应该发生的错误便发生了，不该走的弯路走了。这时，你还能批判童契文是附和吗？
现在细读童契文的“右派言行单行材料”，笔者认为童契文是那个时代敦煌少有的勤于思考、思想活跃、直言国事的敢说敢做之士。
3
从1956年2月4日开始，童契文写出近一万字的第一份《自传》后，至1957年1月22日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奉中共敦煌县委员会五人小组令，先后12次写出关于自己历史的《自传》、《补充交代》材料。这些交代材料长者近万字，短者在千字左右。12份材料总计5．6万字。反反复复说那么几句话一次又一次做那么几件老事。这对正常人无疑是极大的痛苦、折磨。但是，这些童契文都做了，都受了。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56年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1957年，从写不完的交代、做不完的检讨中，童契文已无可奈何地预感到，他已为新政权所不容。他噤若寒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1957年6月，在中共敦煌县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座谈会”上，他一言不发。他在写不完的交代、挨不完的批斗中熬过了难忘的1957年，此年的童契文使笔者想起了外祖母在世时讲的一个故事：1949年夏天，敦煌农村里狼突然多了起来。那时，人们晚上多在院子里睡觉。有一天晚上，邻居的一个娃娃被狼叼走。人们找了半夜终未找到。第二天，人们在一个沙坑里发现了这个娃娃的手镯、衣服等物。更悲哀的是，人们看见在沙坑里有许多那个娃娃爬来爬去的印迹。
经历了1957年的磨难之后，1958年3月，童契文与敦煌全县的40多名受难者被遣送到黄墩子农场监督劳动。他们挖渠，开荒地，平沙梁，挖红柳根，打土坯，修房子。他们一个个都如生龙活虎，拼着命在劳动中表现自己，心里默默地企盼自己能够得到宽恕。他们哀求、企盼那柄早已悬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要掉到自己头上。然而此前的2月13日，中共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已内定童契文为右派分子。今日，笔者看到决定他的命运的批准件是一张16开纸的三分之一的刻印的字条。此字条日：“经地委整风领导小组于1958年2月13日研究，批准童契文定为右派分子。”
此条的落款为“中共敦煌县委员会1958年5月26日”。此条盖有中共敦煌县委员会印。同年10月15日，张掖专员公署以“（58）张专劳教收字第600号张掖专员公署劳动教养通知单”决定了童契文劳动教养以致最后死亡的命运。该“通知单”全文为：“童契文：你已被敦煌开除。经审查合于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精神，本署决定收容劳动教养。特此通知。”此后，1958年11月7日，敦煌县监察室下达了“开除童契文公职，并建议有关部门收容劳动教养”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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