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敦煌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阵痛中，在敦煌的工商企业向产权明晰，责、权、利清楚的现代企业的过渡中，在敦煌的工商企业管理机制的转换中，我们发现，曾几何时，那些曾显赫、辉煌、令人们望而兴叹、自愧不如，令人仰之弥高的大工厂、大公司，有的一夜之间换了主人，有的虽挂着原来的牌子，而出入大门的却是一个个趾高气扬、鬼头鬼脑的鼹鼠。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地向那些不知所措的人们袭来之际，唯有敦煌金龙公司立于潮头，高举社会主义的红旗，稳住阵脚，沉着应对。虽经几次经营机制、所有制的转换，金龙公司不但没散没倒，而且愈战愈勇，愈战愈强。公司全体职工的凝聚力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强过，公司的经济实力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强过，公司明天的进军目标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明确过。
“吹尽黄沙始到金”。江河横溢，力挽狂澜，方显英雄本色。今天，有人说，经过几年的涤荡，敦煌终于形成了三个半产业：一个是棉花，一个是葡萄，一个是旅游，半个是采矿业。采矿业中，金龙公司的采金业的产值和效益，均为龙头老大。何以如此？就因为金龙公司从创办到现在有以高正拴、靳正海为首的一帮志存高远的创业者。
靳正海，敦煌郭家堡前进村人，1963年正月生。新中国建国前，靳正海的父亲在敦煌城经营小纸坊，全家靠造粗麻纸生活。1950年，靳正海的父亲以历史清白，可为新政权的依赖力量而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靳正海的爷爷抽大烟，常拿家里的粮食换大烟，使纸坊无法经营，全家生活陷入困境。1951年春，他的父亲带着全家到腰坝桥村落户。此时，正值敦煌土地改革开始，他们家分得了耕地。土改后，靳正海的父亲即任村支部书记。
靳正海在前进小学毕业后，考入郭家堡中学初中部。1978年秋，敦煌中学高中部向全县招生，靳正海以全县考生第36名的成绩考入敦煌中学。1980年秋，靳正海从敦煌中学高中毕业后，即考入设在武威黄羊镇的甘肃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在该校三年中，靳正海利用课余细细细阅读了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并做了笔记。通过这部书的阅读，他认识、了解了许多历史人物，并认识了历史人物对推动历史前进应负的责任。在黄羊镇的三年里，靳正海对今后如何做人思考了许多。
1983年，靳正海从农业机械化学校毕业，被统一分配到敦煌县经济委员会工作，分管全县企业技术改造。当时，敦煌县经委与甘肃省有色地质四队联合办了一座金矿。原计划“五·一”出金子，但到了“七·一”仍不见金子。敦煌县经委即派靳正海去矿上调查采金方面的问题。此时，靳正海没有知难而退，他用一周时间读了有关采金方面的专业书，热蒸现卖地上了金矿。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认为矿石没有问题，不出金子的原因是在选矿过程中缺少一道必要的工艺。如果这样下去，永远也出不了金子。在那一道必需的工艺没有的情况下，选矿被立即停止。此年，联合金矿由于工艺不全，亏损9万元，如果靳正海调查时不立即停产，亏损会更大。
1986年7月，靳正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7年，靳正海预感到中国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触动企业所有制。而企业的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企业现代管理制度的确立将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靳正海认为，在经济大潮袭来之际，他必须继续学习。因为机遇总是钟爱有准备的人。此后不久，他参加全省成人高考，进入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为保证教学质量，该校所修的政治经济学、工业会计及统计学三门课由甘肃省教育厅出题、监考、评卷。统考结果，靳正海的政治经济学、工业会计两门课的考试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名。
靳正海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在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里，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做笔记。
当时，学院发给每个学生四个借书证。靳正海仍嫌不够，把全宿舍同学的借书证都要来。他在该学院两年里，抄录和摘要抄录了《经济学》、《管理学》两书。通过精读这两本书，他懂得了“人”在生产中的作用，初步理解了“人”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的道理。
1989年冬，根据“三门干部必须到县以下的基层部门工作”的规定，靳正海从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毕业后，仍回敦煌市经委工作。
1990年春，敦煌市委任命靳正海为联合金矿副矿长。他长年住在矿山，亲自指挥生产，与工人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当年，市经委给联合金矿下达的生产任务为生产黄金9公斤。而实际上，生产出黄金25公斤，试采矿石5000吨。1991年，联合金矿开采出了金矿石20000吨。
1994年，联合金矿改制为金龙实业公司。
1997年，金龙实业公司改制为国家控股、职工持股的金龙集团有限公司，靳正海任总经理。自此后，每年的股东代表大会都选靳正海为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尊重人，理解人，爱护人，是现代企业领导者应有的起码品格。不管这个企业的所有权是什么性质，不管这个企业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企业领导都决不应该是奴隶总管。
靳正海的父母都是新中国建国初的共产党员。父母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时刻把老百姓的事挂在心上，实践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父母的一举一动，都使靳正海受到耳濡目染，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论靳正海当矿长，还是任董事长、总经理，他都把自己看成是这个创业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他认为把自己凌驾于职工之上，作威作福，骂天训地，恰恰向人们表现了自己的浅薄。无论在矿上，还是在公司，无论是矿长，还是看门的孤寡老人，年长的，他视为父母；年轻的，他视为兄弟姐妹。他们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他们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
职工吴瑞红长期患癫痫病，不能正常工作，其丈夫所在单位效益也不好，工资拿不全。靳正海考虑，如果让她下岗，将使他们一家生活陷入困境。他便安排吴瑞红在公司机关当收发，打扫卫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吴瑞红为此非常感动，把自己的那一份事做得井井有条。1999年，职工杨玲患白血病，为治疗而花光了全家的积蓄。她联系好医院准备做脊髓移植手术，但医疗手术费对她却是天文数字。此时，杨玲已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靳正海见此情况，当机立断召开会议研究，破例给杨玲补助医药费5万元。他又通过工会，向杨玲伸出援助之手，号召职工给杨玲捐助医药费1万元。当时，金龙公司有职工100多人。职工王菊武的儿子考上了医学院，但1万元的学费无处筹措。王菊武无法，只得向公司借钱。靳正海考虑到王的实际困难，就说，你就别借钱了，公司干脆补助你2000元吧。从此，金龙公司规定，凡本公司职工的娃娃考上大学，公司均补助学费2000元。公司看门人老邓，是孤身一人。老邓猝然亡故，靳正海决定由公司办理老邓的后事。从此，金龙公司定下一条规矩：凡公司职工或职工直系亲属亡故，公司职工都要为其送葬。
靳正海认为，公司各矿长和部门领导人如果不了解自己职工的家庭情况和存在的困难并解决困难，就是失职。他要求矿长、部门领导要经常到职工家去，登门了解存在的困难，解决实际问题。2002年冬，工人吴辉在矿山上班，他的妻子在敦煌市医院生娃娃时家里发生火灾，家用电器烧了个光。靳正海第一个到他家看望慰问。他回公司后，立即捐款并号召全公司职工捐款帮助吴辉渡过了难关。
靳正海重情重义。一位职工离开公司单干了，后来这个人生病住进医院，他提上礼物去看望。2004年春，一位职工离开公司到南湖创业，他常询问那个人有无困难。靳正海的母亲患心脏病，他双休日铁定要陪母亲聊天、逛街。人们都说，靳正海是个孝子。
靳正海对人的素质与国家、民族及企业的兴衰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敦煌三中初创时，面临多种困难，他给三中捐款1000元，并号召公司职工都钟情于家乡教育。那一次，全公司职工给敦煌三中捐款7000元。三危乡泾桥村农民陈万智的子女上学有困难，靳正海慨然资助了学费。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靳正海在金龙公司的凝聚力就是这样来的，靳正海的人格力量就是这样来的。
靳正海说：“低头，是看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低头，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是一种美德。向自己的职工低头，是一种谦虚。”
靳正海认为，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动辄训斥职工，动辄炒职工的“鱿鱼”，是管理者智力不足的表现。
今天，在金龙公司工作的人们有荣誉感、安全感、归属感。2002年6月至2001年12月，金龙公司改制。在1年零6个月里，金龙公司的职工表现出了坚如磐石的凝聚力，生产照常进行，没停一天产。公司职工都认为跟上靳正海就有希望，跟上靳正海干就有饭吃，靳正海不会撂下职工不管。这就是靳正海在人生道路上释放的人格力量。靳正海自1990年任敦煌联营金矿矿长和近几年任金龙集团总经理的前后十多年里，始终把注重“人”在生产中的作用放在第一位。他始终把“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一马克思的论断作为自己第一位要考虑的事。
所以，他以心换心，正人先正己。
他说：“监狱中的人是罪人，也是坏人。因为他们是罪人，所以他们从事的是强制性劳动，限制他们的一部分自由。监狱中的人的作用只发挥了一半。所以，监狱中的生产亏损。地主把雇工不当人看，而把雇工看成牛马。由于牛马的效率比人低，所以地主经营的土地效益低下。”
他说：“现代资本家懂得如何发挥人的潜力，虽然资本家的目的是攫取高额利润，但他们能通过尊重人，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他说：“别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只能说明你有力气；知道应该干什么，说明你脑子在动；知道自己干什么，还知道自己与别人如何配合，说明你是一个勤奋而又善于思考的人；知道今天干什么，明天、后天该干什么，说明你具备一个管理者或领导者的基本素质。”
他说：“企业把人看成工具，他就是工具；企业如果把人看成纯粹的自然人，那他只起自然人的作用。企业如果把人看成社会人，即有荣誉感、成就感、归属感的人，给予教育，给予激励，那么人在企业中将产生一般庸人所料想不到的作用。”
靳正海视职工为企业的主人，他注重职工的喜怒哀乐，关心职工的柴米油盐。他经常召开职工代表座谈会，听取职工对企业经营、分配方面的意见。所以，职工们说：“靳总能把咱们当人看，苦点、累点、少拿点，咱愿意，咱舒坦。”
靳正海始终认为企业是职工的饭碗。把这个饭碗做大做牢，是自己的责任。1988年春，有人私下对靳正海说，要让靳正海做主，把老金厂的一部分划给他。那人说，那个矿糊里糊涂一年产生利润300万，到时候给靳正海分60万。靳正海不为金钱的诱惑所动。他想，我只要一个老婆，国家只准我生一个娃娃，我一顿才吃两碗干饭，晚上只睡一个床，我要那么多钱干啥？再说，我不能把大家的饭碗拿上去弄钱。如果我那样做，我在敦煌将无立锥之地。在职工饭碗与金钱面前，孰重孰轻，靳正海明白得很。
靳正海对各金矿矿长采取竞争上岗的办法。但靳正海规定竞争的首要条件是各矿要不断降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的降低决不准随意降低职工的工资。这样，经过在生产投入领域精打细算，生产费用降低了，生产效益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近几年，金龙公司的职工年平均收入由7000多元提高到14000多元。这样，职工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提高。靳正海要求各矿、各部门将逐年提高职工的工资作为自己的目标。
金龙公司青年职工侍孝春说：“1998年我去北方工业大学上学，原打算学成之后不回敦煌。第一学期放假回敦煌，我与靳总交谈过一次后，我觉得靳总很有抱负，是个干事业的人。2000秋毕业后，我即回金龙公司。通过这几年的工作，我发现靳总把依靠全体职工的智慧进行企业改革和企业经营管理改革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宁给强者添言，不跟弱者做事，。我决心跟上靳总干！”
侍孝春还说：“这几年，靳总领导金龙公司发展壮大的事实，说明靳总具备做人、做企业家最起码的品质——不贪。我们市上许多好端端的企业之所以在前几年垮掉，都是人为的因素。”
“靳总经营企业有道。他有预见性，有勇，有智，有仁，有义。我给靳总总结了两句话：‘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几年来，跟上靳总干，不管出了多少力，拿了多少钱，我都觉得舒心。我觉得靳总是个能干一番事业的人。前几年，敦煌的很多企业，如修造厂、棉花公司、五交化公司，本来都是可以起死回生的，但由于人的心不在事业上而垮掉了，把职工害苦了。”
敦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边振国赠给靳正海一幅条幅，上写：“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得以率人。”这些，靳正海都做到了。这就是金龙公司不断兴旺发达的根本原因。
靳正海的存在，千千万万靳正海的出现和存在，是敦煌复兴、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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