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八哥发言-无章节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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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这样,见了张三,我说不出口,不知怎么说。我像个贼,我溜了。张三!

    并没有马上离开这座城市,那女人说还有些事要办,比如我的转学,就得先协调一下。从张三家出来,就进了宾馆。一间房,两张床,有电视,还有电话。我拨通姜泰功的手机,他说喂喂谁呀?我说是我。姜泰功说,怎么号码变了?我顿了很久。姜泰功急死了,喂喂喂你搞什么鬼?我说,我要去广州了,以后,不跟你同学了。

    怎么这样?姜泰功很生气,他说,那谁替我做作业?广州有什么好去的?广州那地方还非典哩。

    我说,广州容易当老板。

    鬼呀!姜泰功尖叫一声,老板有什么了不起?像我爸似的,讨厌极了!

    卫生间里传出哗哗水声,那女人在洗澡。我把电话放下。人跟人不一样,姜泰功不会理解我的。但过一会,姜泰功又打来了,他说,你你你害我跟总机求了好久才帮我查到刚才打给我电话的房间号,你要害死我呀?你去广州干嘛?你跟谁一起去?

    冲水声停了。我说,姜泰功,我们长大以后再见面吧。我以后回来找你,我一定找你。我说的是真话,我老爸还留在这座城市,以后我一定要回来,我回来了,腰里装很多钱,让老爸看一看,也让张三看一看。张三不稀罕我的钱,他女儿有的是钱,经常给他寄,但他女儿的钱跟我的钱不一样,我要用我的钱,给张三买很多东西。张三不要也不行。

    我在等着那女人出门去,她化了妆,换了一套衣服,穿上高跟鞋,她说,有个应酬,你要跟我一起出去吗?我摇头。女人说,好吧,那你就好好呆着,我一会儿就回来。我给你带麦当劳回来。

    走廊上铺着地毯,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一点都听不到,但我断定她真走了。拿起电话,拨下一串号码。手指头有些不听使唤,我看到它们有些害怕,抖一下,又抖一下。

    喂。这是张三的声音。

    喂!喂!谁呀?张三陡然亢奋,他不会以为是他儿子从北京来的电话吧?

    喂喂喂,孩子,你是孩子吗?啊,孩子,是你吗?啊?啊?啊?

    老板!安妮的叫声也传过来了。

    孩子!孩子!张三越叫越大声。你应我一声啊,孩子!

    我抿紧了嘴。在一滴泪滚下来之前,我把电话放下了。这一阵我不行了,眼睛动不动就出水,我老爸要是看见了,一定会笑话我。张三家的电话没有来电显示,他找不到我的。可是,可是,我想找他,很突然地,这个想法铁块似的硌到胸口那里了,有点疼,挺不舒服的,气都透不过来了。夜里睡下,那女人在另一张床。她就当着我的面,脱掉外套,脱掉胸罩,换上睡衣。她做得很自然,一点没有回避。胸罩扔在椅子上,两个凹面跟碗一样,厚厚的碗。我睡不着,我不习惯十点就躺下。张三也没睡吧?

    第二天第三天,我一直跟那女人相处了三天。她又出去时,我也走了。从一楼到五楼,我不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迈,每一步我都一下子跨出两个台阶。钥匙还在裤袋里,掏出,插进,转动,门开了,安妮叫道:老板!

    但是没有张三。

    张三没有手机没有小灵通,什么都没有。我想起陈胖子,我把电话拨到他家。是你啊!陈胖子骂起来,你还问他!他在医院,他死了!

    张三真的死了。心肌梗塞。

    追悼会上出现了张三的儿子,但没有女儿,女儿在美国,回不来。

    来了很多人,真多,殡仪馆最宽大的一个房间被塞得满满的,转一个身都很难,空气都不够吸了。张三没说过他认识这么多人,比如姜泰功的老爸,张三肯定不认识,可是姜泰功的老爸也在那里,穿着黑西装,打着黑领带,做出很难过的样子,还拿眼睛偷偷瞄张三的儿子。张三儿子穿铁青色夹克衫,衣服比姜泰功老爸平常,但气势不一样,一看就不一样。

    花圈也很多,从屋里直摆到走廊外很远的地方。而且,真大,一个个比我个头还高,扎着白的金的粉红的花。纸花做得比真花还漂亮。挂在上面的挽联一模一样用大黑字写着敬爱的张三同志永垂不朽。张三成了很多人的同志,而且他们都敬爱他。送花圈的,都是单位,省里的,市里的,区里的,街道的,甚至还有郊县的。郊县的县长书记都来了,我看到有人向张三儿子介绍一个小个子男人,说这是郊县的书记。小个子恭恭敬敬地说,张三同志的正科级待遇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工作有失误,对不起他老人家,真的太对不起了,我们原先不知道他是您父亲。

    由陈胖子介绍张三的生平,说到张三任县农业局副局长时果然加了一句:括弧,正科级。陈胖子是追悼会的主持,他捧着纸大声读着,像做报告。这肯定不是张三的主意,这个机会怎么能给陈胖子?但是张三现在躺在那里,什么看法都不能说。谁在他脸上涂了脂胭口红了?涂得跟那女人似的。好好的张三,被脂粉一抹,都变了样,好像要登台了,要唱戏了。我觉得那是别人,不是张三,一点都不像。

    我把安妮带去。和了!和了!安妮好像吃错药,连声叫。

    张三儿子不满地瞥过一眼,他身后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就过来,声音不高,但十分威严,他说,小孩,出去,把鸟拿出去,快点。

    我愣愣地看着他,我像个木偶,老老实实退出来。站在外面,听哀乐响起,一遍又一遍反复响着,喇叭开得很大,听起来很热闹,像在办一场喜事。和了!安妮还是无法闭嘴。我坐到地上,把鸟笼团团抱到胸前。扭头往屋里一看,那么多人,越看越像办喜事。张三在那里一躺,给这么多人提供了一个聚到一起的机会。

    心肌梗塞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反正是个病。他们说张三是半夜发病的。白天他女儿打来电话,没人接,晚上再打,还是没人接。女儿就把电话挂到北京,北京的儿子再把电话打给省里,省里找市里,市里找区里,区里找街道,街道找居委会。门撬开来,张三躺在床上,已经没气了。还是立即送往医院,没用,张三死了。

    连张三也会死。张三住那么大的房子,有在北京当官的儿子,有在美国挣大钱的女儿,他又不是我老爸,可是他居然也会死。

    几个月前,因为我老爸,我也来过这里。没有这么多人,也没有花圈,我一个,居委会的人一个,两个人送一个人。我老爸也不是躺在这个屋里,而是北面一间小房子,比我家小木屋还小的旧屋子里,火葬场的人问可以了吧?我没有反应,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就推起躺着我老爸的推车往里走。哀乐放着,只几声,就戛然而止了,好像一个音乐会,刚开个头,起个调,正洗耳倾听准备渐入佳境哩,突然,音响失灵,没了,哑了。我挺着急,我说,为什么停了?放吧放吧,我老爸以前是宣传队的,会跳《洗衣歌》,会跳《大寨亚克西》,你们放音乐吧,放音乐给他听。火葬场的人笑了,他们不理我,就把我老爸推进一道铁门。我被拦在外面。居委会的人说孩子,回头再来拿骨灰吧。

    我老爸做完夜市回家,好好骑着车走着路,不违章,不违规,可是一部汽车从后面过来,一下子,就一下子,就把他撞得飞起来了。自行车飞了,车上的胸罩飞了,老爸却没有飞,他在车轮底下。路灯很亮,城市的路灯越来越美观明亮,灯下,红的白的,都是从我老爸身上流出来的水。不知道是什么车把我老爸撞了,没有人看见呀。四下无人,车没有停下来,开走了,眨眼就消失在灯光深处。等到有人看到我老爸时,说了一句:死了。

    我老爸真的死了。不管我一个人躲在小屋里怎么想,我想呀想,怎么想都没用,车子反正不是奶油蛋糕或塑料做的,我老爸也不会降龙十八掌,不会轻功,不会像蜘蛛侠一样顺着自己射出的蛛丝闪身跃起。我老爸他死了,变成一堆灰。

    交通事故不稀奇,稀奇的是晚报记者来了,他把一场车祸与一个家庭的不幸结合起来写,想当然地预告我将面临失学的危险。张三看到这则报道,张三给我寄钱,让我住到他家,可是,现在,张三也死了。

    张三的儿子说,不要怪这个小孩,不怪他。

    这句话其实还是暗指了张三的死跟我有关。真的有关吗?张三的儿子在丧礼结束后回到张三家,他显然对这个环境很陌生。他不是一个人进屋,后面还跟着很多人。领导!安妮突然叫道。张三的儿子瞥安妮一眼,继续在屋里这间走走那间看看,脸上带着淡淡的亲切笑意。这时那个高大年轻人从外面来,跟来的那些人立即闪开一条道,让他一直走到张三儿子跟前。年轻人趴在张三儿子耳边说着什么。张三儿子说,好,知道了。然后他对跟在背后的人点点头,分别握了一下手,握得很轻,很短,一碰就放开了。他说,我得回北京了。那些人马上都噢噢地应着,看上去每个人都有好奇,连我都有,想知道北京有什么事,可是,没有一个人问。谢谢,谢谢大家。张三儿子边说边往门外走。

    安妮呢?我突然大叫了一声。

    张三儿子回过头看我。你是跟我说话吗?

    我说,安妮呢?安妮怎么办?

    张三儿子说,谁是安妮?

    我指了指鸟笼,我说,它,它是安妮。

    张三儿子和气地问:它怎么了?

    我怔着,眨着眼。张三儿子早忘了安妮是他送给张三的。其他人不满地看着我,好像我给他们丢脸了。他们都走了,屋里空了。门外站着那女人。张三儿子他们一个接一个从那女人旁边走过时,谁也没看她一眼。那女人的项链耳环戒指手镯以及口红和纹过的眉毛都没有人注意到。

    她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我向窗台挪去,脚尖对一下,脚后跟对一下,对来对去地挪。真奇怪,我突然会了,会做这个动作,而且做得又快又好,像飘一样,眨眼间,已经站到窗台前。鸟笼碰了裤袋,裤袋响了,钥匙响,张三家的钥匙。

    那女人说,我已经买了机票,马上去机场,快走!

    我摇摇头,往窗台外看一眼。我不想去广州了,一点都不想去。如果一定要我去,我就抱着安妮,从这里跳下去。

    老板!安妮叫着,和了!老板!和了!

    安妮又叫: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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