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决定论也许可以由马克思的下述命题加以总结，即生产力构成“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534]。科恩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因而包括了一种在物质和社会之间的“系统对立”。[535]在本章中，我们将论证，马克思本人提供了一种对他自己提出的生产力决定论的替代性理论。首先，我们将考察在物质和社会之间的区分，并论证，这种区分并没有为证明生产力首要性命题提供证据（第1部分）。相反，马克思论证，社会关系是构成生产过程的一种基本要素（第2部分），因此，可以用这种基本要素来区分各种生产方式（第3部分）。在这种对社会结构的替代性解释中，马克思赋予生产关系以首要性（第4部分），并论证，社会生产的每种形态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第5部分）。作为结果，马克思拒绝承认发展命题各种论断的正确性，他论证，生产力可能进步，也可能停滞，甚至倒退（第6部分）。最后，我们能够揭示，马克思已经抛弃了对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所做的生产力决定论解释，这种过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第7部分）。不过，马克思并未提供他自己对这种过渡的替代性解释。本章的B部分将论证，在现代有关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争论中，正是以阶级关系首要性命题为基础的解释最有价值。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论证，马克思持有一种与他自己的生产力决定论相矛盾的观点，并在分析中加以了运用，而且要论证，这种替代性解释不会遭遇那些逻辑上和经验上的困难，即以生产力首要性命题为基础的历史解释所遭遇的困难。
（1）在物质和“社会”之间的区分
科恩在生产过程的物质内容（即人和生产力）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之间做出区分。社会所有权一方面构成生产的目的，另一方面构成剥削的形式和进行那种剥削的手段。就生产的目的而言，科恩意指在生产者自己消费、其他人消费（例如，由封建主消费的实物地租）和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之间的区分。[536]
随之而来的是定义问题。我们不太明白，既然如科恩正确坚持的那样，生产力能够包括科学和技术思想，那么它们为什么被称为物质的。[537]言外之意似乎是，生产力之所以是“物质的”，因为它们是解释项——但依次地，它们之所以是解释项，因为它们是物质的。这里，“物质的”不是根据它是什么，而是根据它的反义词——即它不是“社会的”——来加以界定的。不过，这还不是科恩观点的主要问题。即使我们承认他对物质和社会范畴的界定，但仍然存在着二者是如何决定的问题，即物质是如何决定社会的？遗憾的是，科恩并未说明，物质生产过程是如何创造出相应的社会形态的。科恩确实绕了一大圈才承认，正如雕像的形状不可能由制作它的材料推断出来那样，社会关系所采取的形式也不可能从它们的物质内容推断出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538]不过，科恩确实相信，尽管我们不可能从物质内容推断出社会关系，但是，“借助一般性的或理论的知识，我们确实能够在不同的确证程度上对它们做出推断”。[539]
我们不太明白，这为什么能够成立。毕竟，如果我们不可能从物质成分推断出雕像的形式，那么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对它做出任何推断。我们也许能够推断出雕像将不会采取什么形式，例如由沙丁鱼罐头盒做成的雕像也许不会有和维纳斯雕像相同的形式。但科恩自己否认，生产力只是以这种方式排除了某些社会形态的存在。[540]因此，科恩认为，并不像雕像的内容无法决定雕像的形式那样，社会的物质内容能够决定社会的形式。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如此。
科恩的经验例证也未能揭示物质是如何决定社会的。确实，它们似乎证明相反情况的成立。他论证，“我们可以设想对社会做一种完全物质性的描述，这种描述‘不涉及社会的属性’”。因此，“苏联的集体农庄和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尽管它们的社会形式不同——却展示出了进行谷物生产相同的物质方式，它们用相似的方法和生产工具来犁地、播种和收获”。[541]类似地，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替代封建行会关系时，新的社会形态最初是伴随着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持续存在而存在的。[542]从历史事实看，两个例子都是准确的。但遗憾的是，科恩却认为，它们证伪了下述命题，即：我们可以从物质生产过程推断出社会的生产方式；因为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从相同的物质内容“推断出”非常不同的社会形态。
尽管如此，但科恩仍然宣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我们有可能根据社会的内容对社会的形式做出“大胆推断”。作为这种推断的一个例子，科恩给出了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即：从手推磨，我们能够推断出封建社会，从蒸汽磨，我们能够推断出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是说，手推磨展示给我们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展示给我们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即并不是蒸汽磨本身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543]马克思精练语句概括的内容却被错误地理解成了生产力决定论。第一，正如马克思充分意识到的，在封建主产生很久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磨面粉的技术，因此，我们不清楚，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从手推磨“推断出的”是封建社会。[544]第二，说没有工业资本家就没有工业资本主义，这是同义反复。要使生产力决定论命题成立的话，蒸汽磨（或一般而言的工业）就必须创造出资本主义。但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努力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蒸汽磨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满怀信心地预测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他们自己生活的时代发生，随之会产生工业（包括蒸汽机）的社会所有权。换句话说：
（a）手推磨能够与多种阶级关系相适应。它的物质内容无法使我们推断出社会形式；
（b）资本主义既能够与工业生产力，也能够与前工业生产力相适应。因此，我们被要求从不同的物质内容推断出相同的社会形式；
（c）蒸汽磨（或大规模工业）既能够与资本主义，也能够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再次地，我们不可能从物质内容推断出社会形式。
接着，科恩继续指出：“如果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手推磨的阶段，那么它们相对而言是不发达的。绝大多数劳动力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关系。”[545]但是，从历史经验看，这并非事实所在。诚然，在有关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争论中，关键的问题是解释英国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发展出某种形式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国家。[546]即使农业排除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可能性是事实所在，但这也只能使我们推断出，哪一种社会形态不会占据主导地位。仅仅做这样的限定并不能构成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证明，而这是科恩自己也承认的。[547]
简而言之，科恩并没有提供逻辑上的理由或经验上的证据来说服我们相信，那些他称为“物质”的因素决定着社会的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形式。但这并不否认，在生产过程同社会关系和生产目的之间做出区分是有益的：
重要的是要记住，除了奴隶生产方式之外，所有进行剥削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以农民的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农民的劳动过程，甚至他们的生产力，并不必然受到剩余占有方式变化的影响……地主和国家很少对农民耕作土地的方式施加更多直接的影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农业资本主义产生。[548]
可以认为，能够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过程的物质内容同它的社会形式区别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过程具有解释上的首要性。相反，农民从事的农业生产能够与多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适应。这一事实表明，我们不可能从物质内容推断出社会形式。
资本主义的例子也说明了从物质内容推断出社会形式的困难。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能够与生产过程的两种非常不同的形式，即制造业和大规模工业相适应。我们能够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同社会形式、阶级关系和生产目的区别开来。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个方面能够独立于另一个方面而存在，并且在历史上是先于另一个方面存在或决定另一个方面的性质。
（2）作为社会生产的生产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将生产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作为可区分的——如果是有联系的——范畴加以分析。不过，马克思特别强调这一事实，即“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549]如果我们在最广义上将“社会关系”视为意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那么马克思指的可能是生产过程中的合作，即工作关系。[550]但是，马克思也清楚地表明，就社会生产而言，他是指财产、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工作关系。因此，在《经济学手稿》中，他论证，“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如果说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么，这是同义反复”。[551]因此，马克思承认，财产是生产的前提，生产借助某种特定的社会形式而发生。他批判的对象是那样一些论者，他们将财产存在的一般前提同为特定财产形式的辩护相混淆，为财产辩护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所在。
马克思批判了经济学家的一种肤浅观点，即人们在生产中占有自然，在分配过程中将产品分给个人：“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开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取而代之，他提出了一种更为深刻的观点，认为产品的这种分配本身又是另一种分配形式的结果，即：“（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两种分配形式不可能被视为独立于生产过程，因为它们被“包括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如果在考察生产时，不考察这些社会关系，那只能导致“空洞的抽象”。[552]马克思的结论在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尽管这些不同“要素”相互之间发生着关系，其中生产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生产必须被视为包括生产工具的社会分配和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553]换句话说，“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554]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555]
现在看，马克思两种历史理论的立论基础应该是清楚的。在第一种理论中，以生产力首要性为基础，物质生产产生社会关系。在第二种理论中，生产本身被视为一种社会活动，它受到劳动工具分配的制约，而工具的分配又是由特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诸如中世纪的工匠拥有工具，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者却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这并不是说，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是在进行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批判”。但不管怎样，他承认生产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这就为一种对历史变迁非常不同的解释开启了理论空间，这种解释不同于生产力决定论给出的解释。马克思的立场是前后不一致和模糊的。甚至在将生产概念阐释为社会生产，由此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诸命题提出了含蓄的批判之后，他仍然继续坚持生产力决定论。在马克思对经济时代的划分中，这两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解释在内涵上的差别是明显的，现在我们就转向对这一问题的考察。
（3）如何对不同社会做出区分
对马克思确实持有两种历史理论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在于他对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做出划分所使用的不同方法。如果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那么能够从中推断出：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尽管直到现在，历史著作很少提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但是，至少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556]
如果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么，根据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来对社会做出区分，这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并未遵从他自己的观点。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论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57]这些时代并不是根据它们的物质生产方式来加以界定的。相反，工业革命将资本主义时代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物质生产阶段。资本主义不是根据某种特定类型的生产力，而是根据对剩余劳动的特定占有方式加以界定的。[558]从逻辑上看，这种对经济形态的分类源于将生产视为社会生产，将生产工具的分配视为生产的“前提”、“先决条件”和“决定因素”的观念。[559]社会生产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从中可以推断出，“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经济时期”。[560]换句话说，“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561]正是因为社会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同它的生产力相适应，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是根据人们如何进行生产，而是根据对剩余劳动居于主导地位的占有形式来对社会做出分类。他们做出的这种分类是对下述命题的一种含蓄批判，即我们能够从生产过程的物质内容推断出社会形态。
（4）阶级关系具有首要性：历史实例
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提出如下命题，即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并用许多历史实例来加以说明。他同时还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命题，即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着生产结构，以致“生产同阶级关系相适应”，他也用一些实例来加以说明。
例如，在《资本论》第1卷有关“协作”的章节中，马克思论证，在劳动过程中，个人之间的协作是以每种社会形态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在狩猎民族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中，协作是“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像单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与之相区别，在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劳动过程“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从属关系为基础，大多数以奴隶制为基础”。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协作“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562]麦克默特里认为，社会的劳动关系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它决定着阶级关系；科恩则认为，它们构成生产关系的“基础层面”。[563]但是，在这些引文中，马克思宣称，劳动关系以社会生产关系的某种形式为“基础”、“前提”，或“依赖于”它们。不再是生产过程产生特定的生产关系；取而代之，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变成某种生产形式的条件。在对社会的解释中，不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具有首要性。
马克思在一些段落中反复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性，将阶级关系视为是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世界的基础，视为它们各自生产方式的基础。因此，在提到古代世界时，马克思指出，“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当时共同体就建立在这种强制劳动的现成基础上”。[564]古代生产方式“以奴隶制为基础”，作为结果，它的生产者只能支撑一个有限规模的市场，该市场大体局限于必需品的交易。古代世界的平民并不是无产阶级，即使在他们作为农民所持有的土地被剥夺之后依然如此，他们只是变成“无所事事的游民”。因此，继他们的土地被剥夺后形成的大地产制所导致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565]类似地，在现代世界，我们能够将奴隶制视为一种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奴隶直接被剥夺了生产工具。但是奴隶受到剥夺的国家的生产必须安排得容许奴隶劳动，或者必须建立一种适于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如在南美等）。”[566]
对封建生产方式，马克思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论证，一般而言，迄今还不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即有着某种特定目标或社会形式的劳动，是“中世纪的基础”。[567]在行会制度下，生产的基础是劳动工具分配的特定形式，即工人和生产资料的相互结合。因此，制造业制度不同于行会制度，制造业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同工人相对立。[568]
不过，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讨论中，马克思十分明确地宣称，社会的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的基础和前提：“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569]换句话说，生产的社会形式的两个方面：它的目的（生产交换价值）和它的阶级关系（资本和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和劳动者转化为雇佣劳动力。[570]从中可以推断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571]，“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572]最初，资本主义也许是雇佣工匠，让他们在自己的家中从事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方式本身还不是由资本决定的，而是由资本所发现的”。只是当劳动力被集中到工场中时，资本才创造出一种“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基础”[573]。大规模工业是与资本“相适应”的另一种生产形式。[574]马克思确实说过，只是伴随着机器的采用，资本才获得充分的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是“由资本造成的，是资本最适当的形式”。[575]换句话说，并不是新的生产力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相反，新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任何有关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分析中，不是技术，正是阶级发挥了主要的和能动的作用。
（5）每种社会生产形式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
生产力决定论以发展命题为基础，即生产力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一种对马克思的替代性解释将会质疑他对这种超历史规律的依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阶级关系是生产过程所采取形式的重要决定因素，那么，从中可以推断出，我们需要确定出每种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或趋势。这样，我们的关注对象就不再是从超历史的规律中进行推演，而是对特定社会做经验研究。生产力的增长不再被假设为对社会变迁的解释，它本身就需要加以解释。不过，我们首先需要确认，马克思确实相信每种生产方式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对较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做出了批判，其中的一个主要批判就是批判它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视为永恒的和自然的规律的倾向；而事实上，这些规律是暂时的和适用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因此，马克思对这些经济学家提出批判，批判他们的研究以对所有生产方式“普遍”存在的前提的讨论为基础。而事实上，这些前提原来是一些非常简单的特征，但被这些经济学家扩展为“浅薄的同义反复”。[576]“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577]
生产的真正起点不是生产，而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578]“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579]因此，生产不仅无法与社会关系区分开来，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所采取的各种形式都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例如，英国和火地岛（Patagonian）有着非常不同的经济制度，以致：
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580]
对一位俄国评论家有关《资本论》第1卷的评价，马克思表示赞同，并引述了这位评论家对他自己研究方法的总结：“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581]作为例证，我们可以引述马克思对马尔萨斯命题的反驳，马尔萨斯宣称，不管每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如何，人口增长都具有不断超越生活资料增长的永恒趋势。对此，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剩余人口是资本积累过程的特殊产物：“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582]
（6）生产力：倒退、停滞和进步
每种生产方式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过，确实存在“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583]发展命题——即生产力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是这样一种普遍规律吗？马克思的回答是，它不是这样的规律。他对特定历史情势的分析强调，生产力也许会在几个世纪中保持停滞状态，甚至会出现倒退。在生产力确实获得发展的地方，那也是由于特殊的原因使然，而不是作为一种超历史趋势的结果。
生产力出现倒退的典型例证是从古代生产方式向封建所有制形式的过渡，马克思相信古代生产方式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宣称：“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商业停滞或被迫中断，城乡居民减少了。”[584]正是生产力出现倒退的这些状况，加上蛮族对帝国征服的特点，构成封建生产方式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之所以产生不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以它的倒退为基础。科恩也提到这个例子，但他论证，这种倒退也许是由蛮族入侵这一“外部”因素导致的。不过，他承认，帝国的衰落“也有其‘内部’原因”。因此，“真正的问题”就在于“用一种适当严格的方式来界定‘内部’和‘外部’因素这些难以界定的概念”。[585]但我们很难同意科恩对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因为：
（a）他并未对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做出严格界定，也未确定罗马的衰落到底应归因于哪种因素。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即帝国的衰落和生产力的倒退是“内部因素”造成的。因此，罗马的衰落将构成对发展命题的反例，而发展命题是生产力决定论的根本基础所在。
（b）即使我们能够确定征服是一种“外部因素”，生产力的倒退“从社会方面看是不正常的”。但是，我们对罗马帝国的衰落做出解释的任务仍未完成。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而对“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做出严格的界定却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一种重大的社会转型无法根据生产力的增长来加以解释。
只有当研究开始之前，我们就假设已经知道社会生产关系之所以发生变革是由于生产力的增长时，这些问题才会出现。如果我们抛弃这种假设，那么，我们就不必再为界定内部和外部因素、正常和非正常这些问题而烦恼了。我们的注意力也就会离开定义问题，转向历史的研究和解释工作。
恩格斯也曾论证过罗马帝国的晚期发生了经济上的衰退。不过，他是根据帝国行政机构所强加的财政剥削这一“内部”因素，而不是根据德意志人入侵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来解释这种衰退的：“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霸权的最终结果。”[586]奴隶主种植园出售产品的市场的衰落导致生产主体从奴隶变为隶农（Colonus），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身。到400年后的查理曼大帝时代（768—814年），自由的德意志农民被迫要服同样的封建劳役，就像帝国晚期的隶农一样：
这不过证明两点：第一，没落时期罗马帝国的社会分化和财产分配，是跟当时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完全相适应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一生产水平在以后400年间，并没有根本性的下降和上升。[587]
在某种意义上，恩格斯的下述命题是对生产力决定论的一种经典阐释，即社会分层同生产发展的阶段相适应。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他的分析却对生产力首要性命题提出两种质疑。第一，他对社会变迁是生产力增长结果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因为他论证，经济处于衰落中。第二，生产力的停滞对发展命题提出了质疑：如果生产力能够在四个世纪中处于停滞状态，那么就不可能再假设它们在其他时期一定是处于进步状态，而是需要给出具体的解释。
生产力能够在几个世纪中保持停滞状态，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具有实现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内在倾向，这些都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命题。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占有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迫进行剩余劳动的生产是“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588]例如，在古代世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并不会产生以资本形式出现的剩余，从而作为资本的剩余能够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应用以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很难说是建立在解放和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因此，古代社会不存在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而这种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所在。[589]
并非只是古代世界缺乏生产力的持续增长，这种增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590]在亚细亚社会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封建社会，社会结构“都同样不适合于把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不适合于提高社会劳动的生产力”。[591]马克思接受了下述观点，即认为东方社会在社会发展上是停滞的，在技术方面是保守的。例如，“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有多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那里并不具有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倾向。相反，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592]亚细亚农村公社的自给自足和劳动分工的欠发展所导致的就是：“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593]“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这一事实是“发展命题”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而发展命题又是为生产力决定论进行辩护的重要证据所在。[59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科恩并未对这个问题提供答案。[595]
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资本主义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不得不发展社会的生产能力。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因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资本自身再生产的前提。[596]马克思提出许多理由来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具有这种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独特能力。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将生产力的这种发展解释为市场扩大的结果，正是市场的扩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从1825年以后，资本家阶级就开始利用机械化来削弱工人阶级的斗争性、降低劳动的技术含量和减少工资。[597]《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和资本》强调了资本家之间竞争的重要性，它迫使单个资本家总是力图在最低价格上出售产品以攫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这成为强迫资本主义不断进行创新和实现机械化生产的动力所在。[598]
最后，在他成熟的经济理论中，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对劳动过程施加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控制，使它能够不断地进行创新，并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增加使得资本家的财富相应增加，这使他能够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增长本身就变成进一步刺激生产力增长的因素，因为资本家阶级能够由此获得规模效益。[599]
“发展命题”并不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在那些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并不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对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发展命题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在该种生产方式中，能够根据它所特有的市场和阶级结构来对生产力的增长做出解释。如果我们否认发展命题的正确性，那么我们也必须同时否认首要性命题的正确性。因为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首要性命题将发展命题视为它的出发点。马克思对特定社会的分析，导致我们对首要性命题和发展命题这些超历史的论断提出质疑。因此说，马克思分析所暗含的内容与他自己提出的生产力决定论的诸命题是相矛盾的。
（7）马克思有关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论述
马克思对从古代世界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分析，事实上构成一种对生产力决定论的批判。因为，它对发展命题做出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即生产力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他对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分析，同样提供了否定生产力决定论的证据，它暗含着对首要性命题的否定。马克思论证，并不是生产力的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生产力的增长稍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只有当我们假设，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由在将来才会出现的生产力的要求所导致时，生产力决定论的诸命题才能被挽救。但是，第七章已经论证，不必根据并不存在的生产力的功能要求来解释新阶级关系的出现。下面，我们将提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产生的替代性解释。这里，我们只需确定，马克思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生产力增长结果的最终判断；相反，资本主义才是那种增长的原因所在。
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分析最大程度地应用了他的生产力决定论。马克思论证，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程度是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表征。事实上，他的分析采取了描述社会劳动分工发展过程的形式：城乡分离、伴随着商人阶级发展而实现的在商业和生产之间的分工、城镇之间劳动分工的发展、带有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制造业的兴起，最后是工业革命。[600]就他写作的时间来看，马克思的分析无疑是杰出的。不过，他并未提供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相反，它提供的只是“一种描述，并希望它能够是自我解释的”。[601]如果说它确实提供了一种解释的话，那这种解释是基于贸易的增长，这种增长成为了封建社会瓦解的“主要动力”。
《共产党宣言》提出了相似的分析，其中资产阶级成长壮大的源头被追溯到中世纪的城镇，在世界市场演进的推动下经历了它的各个发展阶段。贸易为什么会发展和它为什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其中的原因从未被说明。马克思宣称，一般而言，劳动分工是衡量生产力增长的尺度，但事实上，正是劳动分工——它是由需求的范围和程度决定的——在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上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克思接受了斯密的观点，即经济增长能够根据劳动分工的发展来加以考察，并强调城镇、贸易和工业在促进资本主义产生中的重要作用。[602]
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他较早期的观点提出了含蓄的批判。马克思一再强调，仅仅是货币财富和贸易的发展不足以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来结束自己的历史了”。贸易对社会瓦解作用发挥的程度是由它所影响的那个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通常导致的是一种奴隶制经济。”现代早期的商业革命无疑有助于瓦解封建阶级关系，但无论如何，商业本身不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603]遗憾的是，马克思并未确定这些条件到底是什么。
马克思强调农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这一过渡过程的基础，这在他较早期的著作中是没有的：“虽然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这种改造也能充分发展，但是作为产业资本的资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甚至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要以旧的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关系开始解体为前提。”[604]任何存在交换的社会都能够借助商人资本来实现商品流通，但资本要获得对生产的控制，必须以农村阶级关系的转型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在其中产生的原始积累时期，因而也就是自由的雇佣劳动力阶级产生的时期：“所谓的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605]在封建生产方式中，绝大多数生产者当然是农民，他们拥有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因此，从中可以推断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原始积累——作者注）的基础”。[606]马克思探讨了资本主义产生的三个方面：即剥夺农业人口的土地，资产阶级农场主的出现和工业资本家的产生。尽管他的分析见解深刻，但无论如何，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兴起的描述。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原因从未被加以确定。[607]
不过，马克思确实驳斥了在对资本主义兴起解释上的几种错误观点。第一，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他否定有关贸易增长是这种过渡主要动力的思想。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生产领域的产生而言，商业增长是必要的而非充分的条件。就我们的讨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在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详细分析中，马克思并未运用他自己的生产力决定论命题，即封建所有制关系束缚生产发展的桎梏将被打破。[608]更不必说他运用自己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是未来生产力要求的结果的观点。列宁也许准确地总结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他宣称，马克思已经揭示，资本主义是如何“作为生产力增长的结果”而从封建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但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揭示的却是相反的情况，即生产力之所以会增长，是资本主义产生的结果。[609]
马克思论证，生产力的增长是新生产关系被引入农业和工业的结果。他相信，现代农业制度起源于18世纪中期议会颁布的圈地法，但“生产方式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要早得多”。[610]类似地，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过程中，资本最初是使自身适应于当时存在的劳动过程的形式。只是在后来，它才发展起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特形式，即制造业和稍后的大规模工业。[611]换句话说，“如果在这些传统的已经被资本置于自身支配之下的劳动过程中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也只能是已有的传统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之后逐渐发生的结果。”[612]甚至在制造业阶段：“从工艺上来看，劳动过程完全同以前一样，只不过现在是作为从属于资本的劳动过程罢了。”[613]
如果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不是贸易增长的结果，也不是新生产力出现的结果，那么它为什么会产生呢？从他给出的答案看，马克思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了自由无产阶级在英格兰的发展，即封建扈从关系的瓦解、牧羊的农场替代了传统的农业生产（他错误地将羊毛出口的增长归因于佛兰德地区）和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从宗教改革运动中获得的机会。他还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尤其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作用，光荣革命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权力。[614]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分析（a）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英格兰在现代早期所具有的特殊条件的结果；（b）是以阶级和政治权力的作用为中心；（c）忽略了新生产力的作用，因为它们不是原始积累过程的起点，而是它的结果。
每当我们问：“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代替封建主义？”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就会回答：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那是作为生产力在过去或未来增长的结果。但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分析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方法，其中他用于阐释问题的概念本身就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才能确定其正确性。这后一种方法似乎更为可取，因为它所基于的假设是，每当我们提问时（或甚至在提问之前），我们预先并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正如本章其余部分要论证的，它肯定能够被证明是最有利于历史研究。
就社会的生产力和它的阶级关系之间的关系而言，马克思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论断，我们不大可能对它们做出评断，而后决定哪一种论断是“最具马克思主义特性的”。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因为他从未受到过质疑，也没有对他的观点做出明确阐释的迫切要求。例如，在《资本论》第3卷的一页中，马克思指出，在封建社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同它的社会生产关系“相适应”，接着他又指出，这些社会关系是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发展状况“相适应”。[615]但在同一章的其他地方，他指出，阶级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616]换句话说，社会首要性被赋予了阶级，然后才是生产力，接下来宣称两者发生着相互作用。因此，现代研究者能够引用马克思的著述来为相互矛盾的观点进行辩护，对他们而言，马克思要么是一位明确的生产力决定论者，要么明显不是生产力决定论者。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哪一种解释更具马克思主义的特性，而在于哪一种解释更有利于历史研究的进行。我们现在就转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B部分：在过渡问题上产生的争论
马克思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以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为基础；但自相矛盾地，他又否认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即历史趋势能够根据“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把万能钥匙”加以概括，这种理论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617]这样做，他就为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解释开辟了道路。替代性解释以它颇具特色的问题和概念为基础，而不是提出一种独特的历史确证方法或一揽子预先就已经准备好的答案，能够回答社会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各种问题。[618]在对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争论中，我们能够考察生产力决定论的缺陷和马克思提出的替代性解释的价值。过渡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确实像列宁和马克思（有时）所宣称的那样，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能够根据生产力的增长加以解释吗？这里，我们关注的不是这场争论的历史细节，而是就马克思历史理论所提出的相互矛盾的解释而言，这场争论揭示了它们各自存在着什么样的优缺点。我们将论证，在解释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诸如多布和斯威齐等学者事实上已经能够不再运用生产力决定论。沃勒斯坦试图根据生产的要求来解释特定阶级关系的存在，但他的分析存在许多问题。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首要性为基础，罗伯特·布伦纳提出的方法揭示出那种否定生产力决定论解释的优势所在，即使他对历史做出的解释仍需在经验上加以验证。
（1）多布和斯威齐
马克思对原始积累过程的分析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这一事实促使多布和斯威齐尝试去确定向资本主义过渡背后的“原动力”。多布论证，尽管资本主义是由商品生产构成的，但商品生产的兴起本身不可能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像现代早期东欧经济的例子所表明的，“似乎有证据证明，货币经济的增长本身导致了农奴制的强化，正像有证据证明它是导致封建社会衰落的原因一样”。[619]多布将封建制度衰落的主要原因确认为它所具有的发生危机的内在倾向，而不是诸如商人资本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他的分析基于以下诸方面：封建社会作为一种生产制度的低效性、统治阶级不断增加收入的要求，以及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封建社会生产的低效性意味着，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它施加了不断增加的压力；统治阶级的压榨意味着，存在一种生活水平不断降低和农业生产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就其本性而言，封建制度注定会产生危机。[620]
尽管见解深刻，但多布的解释也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他从未指出，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从封建社会的危机中产生。这样一种趋势被简单假设为危机的自然结果。[621]多布未能确定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产生的原因，以及承认欧洲的不同地区在现代早期采取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在英国，由地主、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和雇佣劳动者共同发展出了农业资本主义；在法国，由农民从事的农业生产得到巩固，农民事实上获得了对他们占有土地的自由持有权；东欧的道路则是“农奴制再版”，封建地主对不自由的农民强加了沉重的劳役和严格的控制。[622]
在某一点上，多布论及了阶级斗争在决定这些不同结果上的重要性。他指出，正是在欧洲的不同地区，贵族对封建危机的不同反应决定了随后几个世纪的经济史。不过，他的结论却是：“政治因素……不可能被视为对欧洲不同地区出现的不同历史进程做了充分的解释……所有迹象都表明……经济因素必然发挥了显著的影响。”[623]多布的上述论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他从未说明，经济因素为什么“必然”会发挥最大的影响力；第二，他并未说明，阶级斗争为什么应该被视为“政治的”而不是社会的或经济的因素。在诸如封建社会这样性质的社会中，这尤其构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正如多布所宣称的，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借助法律和政治手段从生产者身上榨取剩余劳动的超经济剥削。
除这些理论问题外，多布的分析还存在许多经验上的缺陷。他试图用“经济因素”来解释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导致他将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稀缺视为对社会变迁的解释：在劳动力稀缺的地方，地主倾向于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用劳役来生产剩余。东欧农奴制的延续可以用劳动力的稀缺来加以解释。而在英格兰，正是15世纪以后的人口增长导致劳役支付形式发生转变和农奴制的终结。[624]这一分析的问题在于：
（a）直到16世纪早期，一直不存在人口的净增长，即在抵消了1348年黑死病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后的净增长。[625]在这个时期之前，不大可能用人口增长来解释农奴制的衰落。
（b）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到14世纪末，农奴制已经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农奴制并非像多布所宣称的那样，是在一个人口增长的时期消失的，而是在继黑死病之后的劳动稀缺时期消失的。确实，目前的正统派将农奴制的终结解释为劳动稀缺的结果（农民由此具有了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而这恰恰是多布认为将会强化农奴制的条件。[626]
多布对封建制度瓦解的“内因”解释遭到了斯威齐的反对。斯威齐强调远距离贸易这一“外部”因素在瓦解封建制度中的重要性，他将封建制度视为一种为使用而生产的体制。既然“贸易决无可能被视为封建经济的一种形式”，那么从中可以推断出，贸易增长是瓦解封建制度的关键因素。结果是一种新商品生产体制的兴起，它最初与旧的体制共存，但旧体制的低效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627]斯威齐分析的问题在于，人们很难从他的分析中得出一种对封建阶级关系瓦解的连贯性解释，因为他自己也承认，“交换经济的成功发展并不必然暗示农奴制或封建庄园耕作制度的终结”[628]。其次，即使贸易确实导致传统庄园耕作制度的终结，庄园是由不自由的农奴提供劳役来耕作的，但斯威齐也并没有给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随后产生的支付货币地租的自由佃农制度就应该让位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629]
斯威齐的分析更多地借鉴了《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在那里，马克思是根据城市资产阶级的发展来描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城市资产阶级又是在市场扩大的影响下获得发展的。最终，与这一阶级相联系的新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了封建阶级关系的容纳能力。封建制度的桎梏被打破，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形成。可以肯定，斯威齐[斯威齐接受了皮瑞尼（Pirenne）的分析]将贸易视为生产率不断增长的结果，而生产率的增长又是由于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市场竞争的发展所导致。但是，斯威齐本人同时还论证，“人们不可能说，封建制度已经创造了那些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予以维持和发展的生产力——例如，就像人们能够说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那些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予以维持和发展的生产力那样”。[630]事实上，在将贸易增长描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要的而非充分的条件上，斯威齐并没有比马克思更进一步。[631]他并没有试图提出一种对过渡问题的生产力决定论解释，尽管他对贸易重要性的强调使他非常接近于这种解释。
多布—斯威齐争论的显著特点是集中关注于将“内因”还是“外因”作为主要动力，诸如贸易能不能解释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这是非常缺乏创见的。封建生产方式是根据榨取剩余劳动的主导形式，即封建地租来加以界定的，这必然导致将贸易视为“外因”的观点，即相对于这一定义而言是“外部”因素。不过，对封建生产方式的界定只是一种抽象；尽管是一种有用的抽象，但仍不过是一种抽象。并不是封建生产方式经历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拥有独特经济结构、国家形式、文化等等的个体社会形态，经历了那种过渡。对过渡问题争论的关键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会取代封建社会”？而是（例如）“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在一个特定时期和以一种特定形式在英国产生”？比照封建生产方式的定义，贸易也许是外因，但不管怎样，它都是封建生产方式存在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632]确实，正是贸易与封建阶级关系的和谐共存，使历史学家对下述论断提出质疑：贸易导致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并不是因为贸易作为一种“外部”因素的理论地位，我们才否认它是对封建制度瓦解的主要解释，而是因为历史证据表明，贸易既能强化，也能破坏封建制度。[633]
（2）沃勒斯坦
对下述问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一种替代性解释，即：在现代早期的东欧，贸易增长不是破坏，而是恰恰相反，强化了封建制度。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进行的生产，其目标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创新是这种制度的自然结果，因为生产者在不断地努力扩大其利润收益。这种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从中可以推断出，世界体系内的任何地区也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即使它的生产过程不是以自由的雇佣劳动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雇佣制度只是劳动获得报酬的一种可能形式。农奴制和奴隶制也可能构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有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基本命题并不是生产者由此转化为无产阶级的过程，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过程。[634]
沃勒斯坦的分析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它依赖于某种形式的生产力决定论。沃勒斯坦论证，组成世界经济的各个地区之所以存在不同的阶级关系，是特定生产过程的技术要求所致：“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的劳动组织方式——奴隶制、‘封建制’、雇佣劳动、自由职业？……那是因为每种劳动控制方式都是最适合于特定生产类型的。”[635]但是，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东欧农奴制并未实现农业生产率的最大化。相反，由农民持有的小块土地每亩却生产和销售了更多的谷物。贵族自己领地的生产率也在不断下降，只能将谷物总产出的一个较小比例用于出口：“这种制度（庄园耕作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而在于它能够使统治阶级增加收入。”[636]东欧在现代早期之所以实行农奴制，并不是因为它是最适合谷物生产的阶级关系形式。相反，在英格兰实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是为了避免出现在波兰发生的那种生产率的不断下降和在现代早期法国发生的那种马尔萨斯危机。由此可见，之所以实行农奴制，并不是作为对一种特定生产过程的“要求”的反应。东欧之所以接受那种生产形式，是地主维护他们阶级权力的能力增强的结果。至于他们为什么能够维护这种权力和为什么其他地区却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不可能从生产力的性质或“农业生产”的要求做出推断。[637]
（3）布伦纳
在某种意义上，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的出版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此时（1946年），一派历史学家正要发动一场经济史研究的革命，这派历史学家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理论为基础展开他们对前工业经济的研究。以人口变化的周期为基础，这个学派创制了一种记述经济变迁的新编年史，其中人口的不断增长是与较高的地租、不断提高的食品价格、不断减少的实际工资和可耕地的拓展相联系，而人口的不断下降则是同与此相反的情况相联系。[638]这个学派取得的成就是如此之大，以致对它做出批判似乎是无礼的。但无论如何，将人口作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确实存在许多缺陷，尤其从比较分析看更是如此。在对“马尔萨斯”学派的批判中，罗伯特·布伦纳提出了这些问题，该批判构成他对长期社会和经济变迁做出替代性解释的基础，在新的解释中阶级斗争发挥着中心作用。[639]
将人口变化作为对社会变迁的解释，其缺陷很明显地表现在16世纪的英格兰、朗格多克和波兰所走的不同经济发展道路上。在朗格多克，正如马尔萨斯所预见的，人口增长导致对土地需求的不断增加、地租的不断上涨、土地占有权的碎化、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收入的不断减少，最终由于人口增长超出资源的承载力而导致人口危机。[640]但是，在英格兰，根据博登（Bowben）的研究，人口增长并未导致农场规模的不断变小和生产率的不断下降。恰恰相反，对食物需求的不断增加导致产出的不断增长，这是通过更有效的农业生产来实现的，它以较大规模的生产单位为基础。[641]在波兰，根据庞德斯（Pounds）的研究，16世纪是人口不断增长的时期。土地对劳动力的比率赋予地主以相对于农民而言的优势，地主不断增加对农民的控制，强迫他们接受更高的地租和更多的劳役。[642]换句话说，人口的不断增长分别对朗格多克由自由农民耕作较小规模的农场、英格兰的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以及波兰由农奴从事生产，做出了解释。
对马尔萨斯学派提出质疑的另一个比较研究，是对11世纪的英格兰和15世纪的英格兰做比较研究。在15世纪，由于黑死病的反复爆发，较低的人口水平赋予农民以相对地主而言的优势地位。土地需求量不大。结果是地租的下降和庄园对农民控制的削弱。[643]但是，有学者论证，11世纪的英格兰也是处于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劳动力短缺，土地过剩。为了维持较高的收入水平，地主必须运用庄园的各种权力，来确保地租水平高于市场对土地需求所产生的地租水平。[644]换句话说，土地过剩分别对15世纪的农民自由权和11世纪的农奴制做出了“解释”。很明显，有两种逻辑在起作用：农民的逻辑，它试图利用土地过剩来确保地租的低水平；地主的逻辑，它试图克服这种较低的劳动力—土地比率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以维持他们的收入水平。但土地—劳动力比率本身无法决定哪种逻辑将居于主导地位。
希尔顿曾在1953年指出，为地租而进行的斗争是推动封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他稍后对英格兰农奴制衰落的研究表明，并不仅仅是中世纪晚期人口的不断下降导致了农民获得自由。农民自身进行的斗争也有助于阻止封建领主为首的反动力量取得胜利，以及地主将他们的逻辑强加给农民。[645]布伦纳将这种类型的分析扩展到对中世纪晚期到现代早期整个欧洲历史的研究。并不是人口、贸易增长或特定生产类型的要求导致特定社会关系形式的出现，而是特定阶级斗争的结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开辟了特殊的道路。
布伦纳提供了三种个案研究：在东欧，封建地主的逻辑占据优势，农民被农奴化；在法国，农民的逻辑取得了胜利，农民事实上获得了对土地占用权的保障；在英格兰，地主不可能将东欧那种严苛的农奴制强加给农民，但是，农民也无法赢得像法国那种对土地占用权的保障。结果，地主的最终胜利为经济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它以雇佣挣工资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为基础。人口或贸易的增长也许会对经济变革发挥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正如马克思就商业增长所言，这种变革之所以发生，并不是由于贸易或人口本身，而是由于社会的性质，它决定了这些因素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646]
布伦纳的第一个任务是解释地主在东欧取得成功的原因。他的解释以东欧农民共同体力量的薄弱为中心。尽管这些共同体最初是自由的，但它们并没有什么手段来抵制封建领主对其自主性的侵犯，这种侵犯自15世纪以来在不断加剧。东欧社会是西欧进行殖民和移民的结果。贵族在促成这种殖民中起了关键作用，以致尽管农民是自由的，但地主潜在的权力非常强大。村庄的规模一般较小，而且处于一个领主的控制之下。这不像西欧，那里的村庄规模较大，通常能够从多个领主统治的矛盾中获益。缺乏公用土地、个体化经营的农业和无力在村级组建农民组织，这些都有助于解释农民力量的薄弱和他们无力抵抗领主对其权力的侵犯。结果就是传统庄园制度的确立，庄园拥有大片领地，实行很重的劳役，并对农民的自由施加了诸多限制。[647]
与东欧相区别，在法国，农民努力争取实行固定地租、遗产继承权和对使用公用土地的保障；简而言之，争取一种有保障的自由土地占有权和缴纳货币地租。由于农民获得的保障，使法国无法走英国的发展道路。在英国，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生产主体由农民变成农业无产阶级。布伦纳认为，法国的发展是与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兴起相联系的。绝对君主制国家保护农民的自由土地占有权，并允许他们继承这种权力，同时限制地主阶级的权力。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保护”也对农民施加了限制。对地主的要求进行限制就为国家的勒索开辟了道路。到17世纪，农民剩余的主要攫取者不再是收取封建地租的地主，而是强征税赋的绝对君主制。结果，农民的反抗一般会指向强征税赋的国家，而不是地主。[648]
如果说封建制度在东欧得到强化、在法国被重新加以组织的话，那么它在英国则是完全消失了。英国地主被证明无力在中世纪晚期维护他们对庄园的控制权，但无论如何，最终还是能够发展出一种新的农业生产制度，它是以得到巩固的、雇佣工资劳动力从事生产的大土地占有制为基础。在地主和资产阶级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合作取代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租地农场主以租借形式占有地主的土地。这种合作，再加上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地区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和竞争，推动了一种更有效的农业生产形式的发展。在增加产出和增加剩余之间的冲突——这是由地主和农民组成的封建关系所固有的——被一种新的制度所取代。它的高生产率满足了人口的需求并有助于创造需求，而这是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条件。东欧无力逆转生产率不断下降的趋势，法国也继续受到人口危机的打击，但英国却在17世纪末成为一个谷物出口国。这与14世纪形成鲜明对比。那时，尽管人口水平相似，但英国却遭受到经济和人口危机的打击。正是新的阶级关系使英国能够避免陷入封建经济的马尔萨斯陷阱。[649]
从历史经验看，布伦纳的分析存在许多问题。能够根据农民抵抗力量的大小和乡村组织建设的不足，来解释东欧地主在将农民重新农奴化上的成功吗？[650]由于法国北部确实存在着得到巩固的大农场，那么，还能够以如此明确的国别划分来概括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不同吗？[651]如果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发展解释了法国农民所获得的权力保障，那么又是什么能解释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发展呢？布伦纳指出，毕竟在英格兰，正是缺乏独立的农民阶级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抑制了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发展。那么，绝对君主制国家是一个独立的农民阶级存在的原因，还是后果呢？[652]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布伦纳研究的方法论内涵，尤其是他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否定。举个例子，布伦纳对东欧农奴制发展的解释，这种农奴制以独特的乡村组织形式为基础。有学者论证，德国西部的农村结构（农民自由得到发展）和德国东部的农村结构（农奴制兴起）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差别。但是，事实仍然是，德国东部的农民重新沦为农奴。如何解释德国东部与德国西部的这种差别呢？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其他解释来说明“农奴制再版”的原因，诸如向西欧出口谷物的增加、缺少作为逃亡农奴避难所的城镇，或农民在反抗中缺乏同盟军，等等。[653]不管我们接受哪一种解释，乡村组织、谷物贸易、城镇的较小作用，这些本身都不可能从封建生产方式的概念中推演出来。因为，其他封建社会拥有不同形式的贸易、城镇生活和农村结构，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这种意义上，探寻封建经济发展“原动力”的努力必须确定一些因素，这些因素能够对上述历史差别做出解释。因为，以贸易增长、人口增长或生产力要求为基础的解释往往会在比较研究的验证下失效。
布伦纳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考虑到了经验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是非常正确的。他论证，尽管有可能对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做出界定，但恰恰是那些不为所有生产形式所共有的因素解释了特定时期的发展。[654]任何有关封建社会发展“原动力”的说法，都必须能够解释不同的封建经济为什么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诸如英国、法国和波兰等。
我们从布伦纳的研究中获得的第二个结论在于，生产关系不可能根据社会生产力的要求来加以解释。相反：
（a）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不同的社会可以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英国、法国）；
（b）居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对社会生产力要求的反映，它们是较早期阶级斗争的结果。不一定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阶级关系可能具有导致生产率不断下降和人口危机的内在倾向（波兰、法国、中世纪的英国）；
（c）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并不是作为对生产力要求的反应，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封建阶级关系的阻滞。封建阶级关系确实阻滞了生产力的增长，但这本身无法解释它们的消亡，因为在法国和波兰，它们继续阻滞生产力的进步。当新的生产力确实获得发展时，它并不是作为生产关系变革的原因，而是这种变革的结果（英国）；
（d）只有当我们假设，新的阶级关系之所以会产生，是为了使生产力在未来获得发展这样，将生产力作为对资本主义兴起解释的做法才能得到补救。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其中的机制或至少有理由相信存在这样一种机制，它能够使迄今尚不存在的生产力产生历史的变迁。
以阶级斗争的偶然结果作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变迁的目的论解释给予了“致命一击”。我们可以将这种研究方法同有关生物进化的科学解释做比较。在对生物进化的科学解释中，进化之所以发生，并不是为了确保最适者的生存。这种结果是进化过程的结果（偶然变异和自然选择）而不是它的原因。类似地，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增长同样是这些新阶级关系演进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之所以会产生，是为了确保生产力在未来的增长。动物物种的进化和阶级关系的演进，都不可能根据它们的未来结果加以解释。在这种意义上，正是科恩对社会变迁的分析，而不是一般而言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处于达尔文之前的水平。[655]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