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十年”丛书-四十年里完成七件“家庭大事” 章华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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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1980年领到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开启创业之路。2007年成立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在过去四十年的从商经历中,品过成功的甜,也尝过失败的苦,更多的是不停歇的拼搏与坚守。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个体户,她的家庭完成了七件“大事”,这些大事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个“温州缩影”。

    二十岁那年,我领到了我的营业执照,开始我的创业之路。没想到的是,这是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我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个体户。这个意外的惊喜,成了我这辈子的骄傲,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今年,我五十八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犹如一场真实的梦,从偷偷摸摸地“投机倒把”,到成为“万元户”、有车一族,登上央视舞台“一夜成名”,注册公司,将“接力棒”传给儿子……四十年来,我的家庭完成了七件大事。

    第一件“家庭大事”:领10101号营业执照

    “个体户没什么丢人的,我们凭本事吃饭,靠双手赚钱。”

    如今,我们任何人在说上面这句话时都是很有底气的,因为现在是一个创业创新的好时代。但是时间倒回到1978年前后,这句话是不敢讲的。

    那个年代,做生意是违法的,当时有一个名称叫“投机倒把”,还有专门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政府人员走街串巷检查,如果看到做小买卖的,就没收东西。

    1960年5月30日,我出生在温州一个普通家庭,家中兄妹七人,我排行最小。温州这个地方山多地少,尤其是我们城里人,没有耕地,光靠父母每月几十元的工资,连吃饭都成问题。我家住市区解放北路,从学校毕业以后,哥哥姐姐都有工作,唯独我待业在家。1978年,我刚满十八岁。

    那一年,很多人开始偷偷地做点小生意。其实所谓的小生意也就是在家门口摆张小桌子或者台面,卖些针线、纽扣、纪念章、塑料手表或者金属表带什么的。针线、纽扣的利润只有几分钱,金属表带好一些,一条能赚一角五分,只是买的人很少。1979年11月,我也坐不住了,照葫芦画瓢地在家门口摆上了日用品、纽扣、纪念章及手表表带等一些东西,就这样开张做生意了。当时我家所在的解放路算得是闹市,光这条路上就有两百多户人家做小生意。

    虽然生意做起来了,但是我整天提心吊胆,不是怕东西被没收,就是怕同学看到笑话。别看现在的温州人满世界闯,生意遍布海内外,在当年,人们都看不起做小买卖的,都羡慕集体企业和国企的职工。就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发觉每天还有几块钱进账,感觉特别高兴,人家上班赚钱,我也是赚钱啊!慢慢地我就想开了。

    不久以后,温州成立了工商局,开始进行市场改革。这一年年底的一天,刚成立的管辖解放路的鼓楼工商所工作人员找到我,说政府放宽了政策,只要去领张营业执照,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生意了。我那时候毕竟才十九岁,心里有点犹豫,最后还是阿爸做了主,鼓励我去领执照。1980年12月11日,我在等待了一年后,终于领到了那张编号为10101的营业执照,那是一张用毛笔填写、印章鲜红并附有我本人相片的营业执照。这一年,温州市工商局发放了1844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我的这张营业执照竟然是中国首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第二件“家庭大事”:当上“万元户”

    有了这张营业执照,我心中也多了一份底气。

    我把自家的堂屋搬空了做营业场所,又添置了几组柜台,方便摆设商品,卖的东西的种类也翻了倍,主要是做纽扣生意。不过我们的货源不再依赖挑担过路的小贩,而是奓着胆子去上海、苏州进货。

    1982年底,我和邻居余新国结婚了。嫁人之后,摊子就交给了哥哥,我成了摊子的帮工,每月150元工资。因为温州有个习俗,出嫁了,家里的产业就没有份儿了。时间眨眼到了1985年,儿子余上京出生了,我们的家庭负担变重了。当时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市区水心的一套4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那套房子9000多元,买房的钱是借来的。我丈夫当时在集体企业上班,每月工资奖金50多元,这样的情况下,猴年马月才能还完买房钱?

    于是,我和丈夫商量着重新开始做生意。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丈夫发现,那时候羊毛衫在温州很流行,连带着羊毛衫上的饰品珠片的需求量也很大。那时候温州有很多羊毛衫加工厂,但是珠片生意却没人做,是一个空白。于是,我们决定做珠片生意,代理销售珠片。

    做生意的方向已经有眉目了,但是家里实在没有钱,这可怎么办?咬咬牙,我们决定从银行贷两万元出来当本钱。作为温州地区的代理,我们的珠片都是从外地进货的。在生意上,我和丈夫有着明确的分工,我主内,他主外,我负责在家做销售员,他负责外出进货。那时候交通没这么发达,没有火车,进货都需要坐汽车去广东汕头、福建石狮那边。从温州到进货的地方,坐汽车要一天一夜,特别辛苦。

    有时候我也一起出去进货,算是见见世面。在汽车上,我们夫妻两人并排坐着,儿子就躺在我们腿上睡觉。那时候儿子大概只有两岁,一路上颠颠簸簸的,我们也都熬过来了。就这样做珠片生意,一做就是五年。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还清了9000元买房款,很快又赚了一些钱,变成了当时电视、报纸极力宣传的“万元户”。

    这算是我们家的第二件“家庭大事”。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温州,“万元户”不稀罕。

    第三件“家庭大事”:变成有车一族

    看着珠片生意挣钱,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市场,于是,竞争的人多了,利润也越来越薄了。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决定改做皮鞋生意。在当时,皮鞋生意在温州也特别火。

    我们雇了几十个帮工,还租了一间厂房,一下子投进去四五万元,等于是把全部的家当都投进去了。谁知,凡事没有一帆风顺的,很快我们发现,自己对这行非常陌生,根本打不开销路。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我们现在很明白“隔行如隔山”的道理,但那时候只想着珠片生意不好做了,皮鞋很时髦,利润挺高,制作起来也不太困难,估计能赚钱。

    就这样做皮鞋坚持了一年,一年后我们撑不住了,只能关了那间小作坊。可是积压的皮鞋怎么办?好在丈夫有一个朋友在天津,帮忙联系了一家百货公司,租了一个柜台,我们就跑到天津去卖鞋子。本来是希望卖完鞋子就回来,可是生意很不好,我们想想这样下去也不行,一个月后,我们低价处理了剩余的皮鞋,回到了温州。

    这一次,我们赔光了多年辛苦攒下来的10多万元积蓄,还倒欠别人几万元的材料钱。我当时心里真难受,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好在我性格开朗,跌倒了就再爬起来。1995年,我重操旧业,回到纽扣的老本行。

    那段时间,闻名全国的温州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兴起,货源地近了,我们的生意也跟着做得如鱼得水。可以说,我们回来的时候,正好是温州市场最好的时候。那时候甚至不需要固定的客源,早晨一开门,客户自己就过来拿货。单包纽扣的利润比较低,一包纽扣200颗,才赚五毛钱。但是客户对纽扣的需求量很大,所以这个生意还是很好做。

    每天,我们需要不停地去进货、补货,很多货都需要提前一天备好。我丈夫几乎每天早晨六点半就出发去永嘉桥头采购,每天泡在那里挑选货物,而我则在店铺里销售,从早上七点开门,一直到晚上七点打烊,我一刻不闲地招呼客人。那时也落下了病根子,不能多说话,说多了喉咙就会难受。

    一天天地,日子一点点好了起来。

    1997年,在还完所欠债务后,我们家也做了第三件“家庭大事”,就是花30万元买了一辆桑塔纳,成为令人羡慕的有车一族。

    第四件“家庭大事”:登上央视舞台“一夜成名”

    从1980年拿到那本编号为10101的营业执照,到后来因为经营范围改变而更换了执照,我一直不知道这张营业执照的意义。直到2004年,温州市委宣传部找到了我,让我去参加央视举办的“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颁奖典礼”,我才知道我拿到的这张营业执照居然是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我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运气。

    因为这张营业执照,我登上了央视舞台,几乎一夜成名,受到了很多关注。此后很多人慕名找到我做生意。所以说,“登上央视”是我们家的第四件“家庭大事”。

    2004年11月,和我一起去北京的都是大人物,中瑞财团董事长郑胜涛、浙江大虎打火机总公司董事长周大虎、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苍南县总工会主席黄正瑞,他们都是温州非常有名望的人,只有我是一个小小的个体户。

    当时我真的很紧张,尤其是到了北京以后,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没想到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就像朋友一样跟我交谈,在北京的四天行程里,我们五个“温州代表”同吃同住,他们很照顾我,稳定我的情绪。尤其周大虎,还一个劲儿地跟我开玩笑,缓解我上台的紧张情绪。

    我记得颁奖典礼上对温州的评价是:敢为人先,创新开拓。颁奖词是这样写的:温州,这是一个善于分工也乐于使用合力的城市,一个喜欢以小见大,更会以小博大的城市,一个懂得无中生有的城市。她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创造着生机勃勃的经济模式。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她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

    那一刻,我真的很骄傲,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个体户,为温州,为这个国家骄傲。虽然我们不太懂时政,但真的感觉同以前很不一样,城市不一样了,身边的人也不一样了,大家都通过勤劳的双手富起来了。我的眼里也和许多参会人一样,饱含泪水。

    后来,我拿到了首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的复原版本,就把它挂在了店铺的墙上,当作纪念。

    第五件“家庭大事”:顺应趋势“个转企”

    曾经,有媒体报道,说我要“把个体户进行到底”,在当时,这是我的心里话,我觉得做个体户很好,很轻松。

    可是,没过几年,我发现个体户这个身份在生意上有很多不便。举个例子,当时我们的固定客源和供应商跟我们做生意的时候,需要我们拿出正式的增值税发票,可是因为个体户的身份,我们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这样的事情一次次发生,让我们损失了不少订单,十分尴尬。我意识到,我们的事业发展必须跟上时代的节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需要转型升级了。个体户的身份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只有成立公司才能让孩子茁壮成长。

    我和丈夫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走“个转企”的道路。2007年,我们做了第五件“家庭大事”,成立公司——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之所以以我的名字命名,是因为当时考虑了好多个名字,都觉得不如意,后来灵机一动,不如就用我的名字,因为在媒体的报道之后,我的名字也算是具有品牌效应了。我们把店铺搬到市区人民西路,面积从十几平方米扩大到200多平方米。

    成立公司后,我们在外省跟别人合伙投资了一家纽扣厂,不再单纯地做纽扣经销商。这一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们的货源问题,如今我们大部分销售自己工厂生产的纽扣,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

    第六件“家庭大事”:受到总理的鼓励

    个体户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民营经济的种子,“温州模式”也是从成千上万个个体户、家庭作坊中形成起来的。1980年这一年,温州“认证”了全国第一批1844个个体工商户,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各行各业的翘楚。如果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国家不允许老百姓搞私营经济,就不会有我们个体户这个群体。所以是改革开放造就了个体户,让很多人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同时,个体户也孕育了民营经济,为国家发展、为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

    2016年,我家发生了第六件“家庭大事”,这件事也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事。2016年12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会见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代表,我就是其中之一。

    总理对我们说,“你们的作用不可替代”,当时现场600多名个体工商户代表特别激动,争相与总理握手并自我介绍。我也很有幸与总理握手并对话了。

    那天,我丈夫和儿子守在电视机前,当他们看到总理与我握手的画面时,激动地对着电视拍照片,并第一时间将照片晒到了微信朋友圈里,我们的朋友齐刷刷地点了赞。可以说,被总理接见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刻,我相信也是温州所有个体户最幸福的时刻。

    第七件“家庭大事”:儿子接班了

    今年春节,我们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会议“决议”是:把我任总经理的温州市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交给儿子余上京经营。这是我们家的第七件“家庭大事”。

    其实我和丈夫有这个想法不是一两天了,我们年纪大了,跟不上时代了,这十多年里,社会变化太快,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我们应接不暇。如今,已经是年轻人的时代,所以我们的家族事业也需要交棒到年轻人手上。

    就拿销售来说,以前我们的客户都是上门取货,如今呢,客户都不需要上门了,只需要在QQ、微信上看样品,然后直接网上下单,我们发货。现在,我们的业务员多数时候盯着电脑、手机就可以与客户零距离沟通。

    另外一个就是创新的问题,虽然纽扣只是服装上的辅料,但其实辅料上面还有很多文章可做。如一些碎布料也是服装辅料,有的金属配件也是服装辅料。我们虽然专一做纽扣生意,但未来也可以多一些拓展。

    大家可能认为,我只是退居二线,其实我是真的准备放手了,这几年儿子也在外面闯荡了一番,人家说三十而立,作为三十多岁的人,他现在有担当,也愿意担当了。我当然希望他能传承并发展我们这份事业,但是如果他有其他想法,我们也都支持他。我想,关于“二代接班”这件事,不只是我们家的难题,也会是这个时代许多家庭的难题。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家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中的一个,那些我们心目中的“家庭大事”或许也不值一提,但我始终相信,在改革开放这艘巨轮上,留下的不只是那些闻名于世的大企业家,也会有许许多多我们这样因改革开放而获得幸福的小家庭。我们是这段历史的小小缩影。

    (章华妹 /口述 徐乐静、周传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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