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长大的孩子。绍兴，这个位于长三角南翼、杭州以东六十公里处的古越之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之一，也是我的家乡。我很自豪我是绍兴人！我也很开心，能在家门口跟世界各国的人打交道。
孩提之年的我第一次遇到的外国人是一对日本夫妇。那时的我只有五岁，梳着两个羊角小辫，正牵着爸爸的手，一蹦一跳地从鲁迅纪念馆门口经过。这时那对日本夫妇微笑着向我招手，他们身旁过来一位阿姨跟我爸爸说：“这对夫妇从日本来，他们想跟您女儿照个相。”我一听赶紧躲到爸爸身后。现在想想，当时那么害怕大概是怕“人家给你拍照，你的魂儿就被拍走了”，而且还是俩外国人，追都追不回来！后来，那位翻译阿姨跟我们解释了好久，因为对这两位稀有的外国游客的好奇，我居然没有拔腿就跑，可是我已经记不起来最后有没有跟这对日本夫妇合影了。我想，那时的国人对于难得一见的外国人以及慢慢打开的国门，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有一些些好奇，又有一些些害怕。在好奇、害怕、探索、交流中，心门在逐渐打开，国门在逐渐敞开，开放的潮流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商来中国学习、淘金。
大学时代，我在天津度过。那时的我结识的第一位外国朋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玉婉姐姐。那天傍晚，我从天津去北京找同学丹丹，这在现在来讲，也就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在二十多年前，从天津到北京，说走就走的后果就是“赶不上趟儿”！那时第一次乘坐地铁去天津站，老黄牛一样的地铁开到中途不知道什么原因停下来了，等开到天津站，原定的班次早开走了。只好改签了末班火车票，开到北京站都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丹丹因为没接到我，学校又在郊区，早已经回学校了。还好坐地铁时遇到商学院的几个学生，一路跟着他们来到北京，我和其中一位同学结伴前往北师大住宿。90年代末的北京地铁只有1号线和2号线，在地图上看就像是一块大饼夹了根油条。出了2号线积水潭站，沿着一条大马路一直往北走，走了好久终于到了北师大。半夜三更的北师大静悄悄。女生宿舍楼已经关闭，正发愁去哪里，忽然迎面走来一位美丽的大姐姐，于是我们两个女生就问她学校招待所在哪里。这位大姐姐好热心，她说：“你们跟我来吧，我今天刚从马来西亚飞过来，就住在招待所。”我们像是遇到了大救星，跟着这位大姐姐去招待所。遇到这位大姐姐真的是我的幸运。因为第二天一早，商学院的那位女生就去找她的同学了。而我，第一次到北京，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却必须独自去丹丹的学校。那时还没有手机，联络只能靠公用电话。那时也没有那么多直达的公交车，有些线路只能坐招手中巴。单独坐车是对勇气和智慧的一种考验。还好，这位美丽善良的玉婉姐姐在得知我要单独坐车去那么远的地方时，她说她陪我一起去。可是我们还是低估了交通的复杂性，尽管是两个人结伴而行，但我们俩一个是外地人，一个是外国人，最后还是坐错了车，倒了三班车，走了两三个小时的乡村公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丹丹的学校。
我依然记得，一路上玉婉姐姐一直微笑着，跟我讲述她的故事，和我一起唱邓丽君的歌，一起看公路两边的田野。尽管好几次被路人指错了方向，走了不少冤枉路，心里却一点也不害怕。从这时开始，我和玉婉姐姐成了好朋友。
大学时代，我还有一个外国好朋友是来自日本的女久美同学。她是日本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我是我们学校东语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所以在进行中日学生交流的时候，我们俩话最多，而且经常是她拼命跟我讲中文，我拼命跟她讲日语，有点意思。学习外语需要语言氛围。我再次庆幸我选择了去大城市的大学学外语。因为在那个年代，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高校里已经有了大批的留学生，但是在绍兴，除了少数的外教老师，好像不怎么看得到留学生。倒是有不少本地人去日本当研修生，一边学习语言，一边学习技术。女久美回国以后，一直没有她的音信。直到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我接到天津大学一位教授的电话。这位教授说他儿子马上要带女久美回国来结婚，所以特地邀请我去天津参加他们的婚礼！我欣喜若狂，女久美要嫁给中国人！立马买了火车票，登上北去的列车，为这门跨国婚姻送去我最诚挚的祝福。跨国婚姻被认可，甚至变得司空见惯，是中国社会开放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志。当一对对中外夫妇走入结婚殿堂，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时，中国和世界就有了更深的血肉联系。
工作以后，兜兜转转，我又回到了绍兴，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土。作为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这里外国人的数量与日俱增。这当中，有短期来的，也有常住的。根据近几年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每年常住在绍兴柯桥的外国人大约有5000人，每年临时出入境的外国人有7万—8万人。在这些人中间，我第一个认识的应该是来自印度的马海士先生。还记得那是2010年的夏天，作为世界合唱比赛的志愿者，我被分配去负责印度合唱二团的志愿者服务工作。可是当我把这批年龄大小不一、个头高低不同的年轻人从上海接到绍兴的营地时，他们跟我说他们身无分文，没有钱交餐费（因为根据比赛组委会规定，餐费是需要每个团自己预交的，而他们出国之前并没有人告诉他们需要自己承担餐费）。当时，我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组委会。第二天一早，四位印度企业家就赶到了营地，把钱送到了合唱团，让他们交餐费。马海士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原来，组委会接到情况报告后，立即联系了印度领事馆，领事馆就联系了马海士先生，因为当时他是绍兴印度人社团的首领。他二话不说，第二天就带着钱和几个朋友一起到营地来探访。
“虽然我并不认识这个合唱团里的任何成员，但是作为一名在绍兴的印度企业家首领，我有义务去帮助我的同胞。”最近一次我去采访马海士先生，向他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他的影响时，他如是说。
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他满怀感激。因为他是80年代末来到中国的。但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绍兴柯桥这个地方，他辗转于北京、上海、香港等地，也去过迪拜，最后在2000年左右，他发现绍兴柯桥有中国轻纺城这样一个规模庞大、品类齐全的纺织品交易中心，就毅然带着家人定居下来。
“我们最早常住在这里的只有十多个人，纺织生意很好做，办公室虽然很小，只有几十个平方，但是交易量很大。后来，不断有印度商人闻风来到这里做纺织品生意，我们也给后来的人很多帮助和指导。所以大家就推选我为印度人社团的首领。当地政府也给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在这里生活也越来越方便。随着印度侨民人数越来越多，这里开始有了印度餐馆，我们还和当地的一家民办学校一起办了国际班，给世界各国来这里工作的家长解决小孩的读书问题。当然，他们也可以送小孩去公办学校接受中国学校的教育，但不少人还是希望在一个全英文的教学体系和环境下让孩子接受教育。现在在柯桥的印度人已经超过了2000人，生意也不像以前那么好做，现在我的办公室比以前大了十倍，业务量却并没有增长那么多。事实上，第二代印度侨民已经慢慢长大，年轻一代来柯桥的印度人还在不断增多。但是我不后悔，如果有更多的印度人愿意到柯桥来，我还是愿意帮助他们。就像那个合唱团，他们后来得了金奖，而且回国后他们还在《印度达人秀》获得了冠军，但是我并没有去想要他们还钱的事情。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他们能再来中国演唱。”马海士先生如是说。
中国轻纺城成立以来的这二十五年，柯桥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我在这里工作，为他们服务，同他们交朋友，看到他们慢慢融入柯桥这个大家庭，我由衷地高兴。从2007年的允许外籍人员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入读公办学校，到外商服务绿卡制度的实施，到行政审批改革试点，再到现在的“最多跑一次”，我参与的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把改革开放的红利送到外国朋友手中，让他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享受到了便利，让他们自觉地拥抱这个充满现代感的国际化城市，他们自豪地当起了“新柯桥人”。如今，绍兴柯桥就如一个磁场，不断地吸引一代又一代外商进驻到这个轻纺大市场中来。
说到年轻一代外国创业者，轻纺城里有一位很有名的黎巴嫩小伙。他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李天明”。这名字比他本名叫得还响。这位小帅哥，顶一头乌黑的卷发，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做事情非常认真。他的爸爸是黎巴嫩人，妈妈是法国人，所以他来中国之前就会讲阿拉伯语、英语、法语等五种语言，并且在法国拿到了色彩学的学士学位。2001年，李天明来到浙江大学学习中文，一年以后他又到绍兴文理学院纺织系学习。四年以后，李天明拿到了纺织专业的本科文凭，并且到轻纺城市场里工作。李天明是个勤奋的人，也很有想法，同时也敢想敢干。所以，当2014年他开始投资办厂生产户外遮阳产品时，谁都没有感到意外。天明的户外遮阳产品主要是户外遮阳伞、户外遮阳篷以及沙滩椅等等。学过色彩学的他，对面料花样设计驾轻就熟，所有产品的花样设计都是他亲自完成。还别说，不同色彩的线条经过他一搭配，还真是各有韵味，所以产品销路一直很好。但是李天明也有苦恼。产品花样不时地被模仿，厂房租金也在节节攀升。这些年随着轻纺城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政府实施行政审批改革，经济活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或者增加仓库面积，或者开始延长产业链，建立工厂，柯桥城区周边的厂房供不应求，厂房租金也在连年上涨。人工成本和厂房租金的高企，对这个初创型企业也是两大考验。回望轻纺城的发展，这些同样是很多初创型生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李天明也无数次跟我说，租金太高了，除了搬去便宜一点的地方，好像没有选择了。但是，每次到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留下来。因为这里有关心他的政府，有关心他的朋友们。而他自己在产品质量上下的功夫，特别是在开发新花样、提升产品附加值上下的功夫，也为他克服租金上涨压力赢得了空间。
改革开放的欢歌唱响在中国大地，激起了人们干事创业的雄心。有想法、有闯劲、有勇气的创业者们前赴后继地来到柯桥，中国轻纺城的建立为这些人提供了舞台。而宽松开放的环境和政策为中外企业的汇聚助了一臂之力。但是，面对市场经济的海洋，老外们的企业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安全生产、产品质量、资金周转、劳资关系，哪个环节都不能大意。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群雄逐鹿的竞争如大浪淘沙，轻纺城里的企业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都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力求立于不败之地。有的在更新设备上下功夫，通过技术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有的独辟蹊径，通过独特的技术来赢得竞争力；有的通过开发新产品，抓住时尚的先机，获得主动权。李天明是幸运的，因为日新月异、生机勃发的中国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李天明也是勤奋的，他的勤奋为他在这个优胜劣汰的市场中站稳脚跟夯实了基础。
说到经营危机，韩国的金先生在跟我讲他的故事时，心有余悸地慨叹诚实守信的重要性。金先生的工厂是生产婴儿爬行垫的。去年下半年他公司生产的一批爬行垫发到韩国后被告知不符合要求。经过现场检测，最后发现是爬行垫的面料出了问题，而这款面料是他委托中国国内的一个企业开发的。韩国方面要求索赔，货值有好几百万元。面临巨额的索赔，金先生没有选择跑路，没有选择逃避，而是说服面料提供商，共同分担损失，同时他又努力筹措资金，先行垫付了所有的赔偿金，减轻了面料提供商的压力，为产品的重新定制赢得了供货商的全力支持和采购商的完全信赖。当全新货品检验合格重新装柜后，金先生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他说，这件事情不仅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意，还为他带来了好运气，很多采购商听说了他的故事后，纷纷找到他，要求向他订货。今年，他的业务量上涨了很多。说到这里，金先生憨厚的脸上泛起了发自心田的笑容。是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游泳，难免会遇到风浪，而诚信恰恰是战胜风浪的救生圈。改革开放之风吹热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则用活生生的事例教育每一个参与者要遵守规则、珍惜信誉。
从我的外国朋友身上，我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繁荣发展的一个侧面。四十年来，绍兴这颗长三角南翼的明珠，因外国留学生以及外国投资者的不断涌入而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有外商参与的市场秩序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规范，这个城市的经济活力日益增强。所以，回想起十几年前从国外回家乡绍兴的决定，我丝毫不后悔，今天的绍兴印证了我当时的判断——新的发展机遇将会在中国，世界发展的重心将会在中国，而我和我的外国朋友们，正在这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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