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十年”丛书-我所见证的银行二十年 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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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出生,现居深圳,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曾任省报记者、编辑,省级都市报部门主任,招行深圳分行办公室主任,现供职于某知名金融企业总部。新闻作品、经济类论文多次在国内获奖,散文集《橘与橙》被誉为“当代生活的女儿经”。

    一、向往

    上世纪90年代,涉世之初的我第一份工作是省报记者,整天心急火燎地奔赴新闻现场,没日没夜地写稿,所以特别向往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那时常跑各家银行采访,看着接待的白领端着茶杯款款而来,优雅得让我好生羡慕。在众多行业中,银行职业形象好,工作稳定,收入丰厚。当时在大伙眼里,进银行工作是可遇不可求的,要有很大的本事才行。

    当时的银行网点都是高高的柜台,客户办理业务需隔着窄小的窗与工作人员对话,似乎里面装的都是钞票,一不小心就会被抢走。那时的银行业务相对简单,大家熟悉的就是存款、贷款业务,个人与银行打交道最多的也就是工资提取和存款。那时社会财富总量远远不及今天,老百姓荷包相对干瘪,对财富的想象力没有如今这么丰富,工薪一族有点闲钱,大多放银行里以备急用和将来养老,吃点利息就很满足了。由此,中国成为高储蓄率国家,银行多是“国字号”,每天不急不慢地开门关门。

    那个年代流行孔雀东南飞,先海南热,后深圳火。心里装着梦想的我,也像不一样的卡梅拉一样,想去外面看世界。1999年我辞去省报的工作,来到深圳,成为“深漂”大军的一员。和大多数南下深圳的人一样,我开始也干这么几件事:一是跑人才大市场,逛摊点;二是买份《深圳特区报》,看招聘版广告;三是四处打听同学和老乡,请他们帮我投递简历。

    记得有一位同学,她的家属在招行工作,打听到招行正在招聘,便给我找来刊登招聘广告的那张《深圳特区报》。当看到头版报眼那则红色的招聘广告时,我顿时感受到招行的实力。对照招聘要求,除没有银行工作经历,自己感觉其他条件挺吻合,于是急急忙忙请同学帮我投递简历。她看了看我随身携带的简历,直言不讳地说:“这简历有点褶皱,这是对别人不尊重。”接着,又补一刀:“进招行很难的。”听了她的话,我有些不快,最终没请她帮忙。可那一瞬间,让我领略到深圳银行的文化,也给了我第一次职业化教育。之后我吸取教训,投递了一份精心准备的简历,参加了招行的招聘考试,这是我在深圳的第一次应聘。

    笔试幸运过关后,我进入了第一轮面试。面试安排在位于深南中路新闻大厦的招商银行总行进行,时间是晚上,从时间安排上便可看出银行工作的紧锣密鼓了。记得当时我走进这家银行大楼,一进门就被那很闪很炫的电梯和光滑的大理石地面所吸引:原来银行可以长成这样。面试时,一排不苟言笑、穿西服打领带的考官提出了各种刁钻的问题,让我应接不暇。最后那位主考官说:“你很优秀,很自信,只是我们需要有银行工作经验的熟手。”离开考场,已是晚上九点多,可我看到在外候场的还有一大堆人。哦,这就是深圳,这就是招行。

    第一轮面试过后,我感觉进入下一轮的机会很渺茫,为了早日找到工作,我还向报社、期刊社等投了简历。一位老乡告诉我,深圳的用人需求很多,只要你有做事的意愿和能力,是有很多机会的。果不其然,我很快接到一些专业报纸、期刊抛来的橄榄枝,有教育类,有女性类,还有财经类。我想,虽然未能去银行工作,但去采访报道财经类的新闻也算贴近我最初来深圳的梦想吧,便选择成为一名财经记者。

    二、相逢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毗邻金融中心香港,这里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在当时人行深圳分行行长王喜义的带领下,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团结起来,大胆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创造了全国无数个第一。初来乍到,我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什么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中外资保险,以及资产管理、信托、担保公司等等,名目繁多的金融机构,花样迭出的金融创新,潮水般冲刷着我的视野,我开始探索与书本里不一样的现代金融。

    初到深圳,就感觉到这里媒体的市场化程度很高,每个月都有任务,完不成便拿不到奖金。当时深圳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集中在最好的路段,坐拥当地最摩登的大楼,我便采用扫楼的方式,一家家跑,很快建立起自己的新闻渠道网络。一个月下来,在深圳这般强紫外线照射下,我皮肤黝黑,被当时来深圳参加高交会(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老领导赵抗援看在眼里。付出终有回报,随后,我每天都能收到不少于两个新闻发布会的邀请,得以全面体验深圳金融的丰富与活力。

    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过后,银行业不良资产井喷,信达、东方、华融、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应运而生,掀起一轮不良资产处置热潮。记得我的江西老乡——建行青岛分行行长王建华被派到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分公司当老总,我们有时会聚在一起聊经济、金融。做财经记者,自然会结识不少金融界的人士,如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杨东行长、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贾信江行长、人行深圳分行金融研究所的李强所长、深圳发展银行总行发展研究部的吉卫民,他们个个都是一部金融教科书。

    记得1999年金秋时节,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会议第一次在深圳召开,当年由交行轮值承办,会议主题是金融创新与合作,交行、招行、光大、民生、华夏等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济济一堂,讨论热烈。会议期间,我采访了招行新任行长马蔚华,他刚卸任人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长的职务,从一个金融监管者变为商业银行掌舵人。这位行长视角独特,滔滔不绝。听说我报考过招行,他很高兴,认为我很专业很职业,正是招行所需人才。后来给他送审新闻稿件,秘书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两眼。

    马行长的话激励了我,使我重拾起了进入银行工作的梦想,12月,我竟然接到了招行第二轮面试的通知,马蔚华行长担任主考官。当时我也接到深圳特区报社和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聘用意向书,于是抱着体验的心理参加了这次面试。结果这位资深银行家现场说,常看我的稿子,视角独特,语言生动。他身边的面试官也频频点赞。就在当月,我成为招行当年新招的八名员工之一,成为招行总行第828号员工。那一年,招行十二岁。后来,我得知,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各家银行为降低成本,减少进人,也正因此我们的招聘历时半年。能在银行过紧日子的节点被录取,我备感幸运,决心要好好工作,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三、成长

    进入招行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媒体关系、品牌管理和内宣,也很快发现这里的银行并不是之前想象的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我的直属领导经常在下班后和周末催我交作业,那时单位给配BP 机,一被呼叫就得马上复机。我的老总李南青(现任腾讯入股的微众银行行长)做过四川省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期刊总编,他不仅纠观点,还经常纠错别字和标点,比过去报社总编室同事严格得多。我害怕被批评,只有下班后多学习金融知识,了解银行业务,写的稿也一再仔细检查,生怕出现错误。

    那时的招行不像现在这样名声在外,因为首任董事长袁庚和首任行长王世桢都很低调。记得当时和中央媒体记者联系,对方说:“哦,招行,很有活力,是民营银行。”我只得不断解释招行的前世今生。为做好与媒体的沟通工作,我拿出当年当记者的精神,书写招行、推介招行,一时间,招行频频在中央媒体和财经类主流媒体上露面。

    招行的确是一家有故事可讲的企业。1987年,招行作为我国境内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深圳蛇口诞生。尽管只有招商局一家股东,但却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严格按照公司模式运作,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国有银行的经营管理模式。1995年,在其他银行纷纷致力于储蓄存折的电子化的时候,招行却从西方人使用的电子货币银行卡中获得灵感,大胆创新,使用“客户号”的管理方式,在全国率先推出了集各项功能于一身的“一卡通”,代替了携带不便的存折和存单。在1999年第一波互联网热潮中,以“科技领先型银行”著称的招行又开始在互联网上发力,推出后来誉满天下的产品——“一网通”,开启网络银行服务,实现了“把银行带回家”的愿景。在当时国内最火的“72小时生存测试”中,全国第一束鲜花的网购就是通过“一网通”这个当时特别神奇的产品实现的。这让我切切实实领略到了招行的风采,原来银行是离科技最近的企业之一,科技与金融能够碰撞出如此耀眼的火花。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招行是境内第一家引进商业企业营销模式的金融机构,当时最热的整合营销理论——4P 理论在这里变成现实。我入行后第一次出差的场景一直定格在记忆里。那是2000年春天,招行参加了由教育部和人民日报社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大学生电脑节”活动。总行组建了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由办公室、零售银行部、离岸业务部的同事组成,与各分行内支行的同事一起,走进全国8个城市40多所知名大学举办各种形式的营销活动。我们是第一家走出营业大楼,走进校园和社区的银行。我们搭舞台摆摊点,宣传产品,提供体验服务,而行长们则走进校园,和大学生们交流。与知名银行家们互动,在当时大学生眼中是新鲜事,所以每到一所高校,都会掀起一股热潮。从广州到上海、南京,再到武汉、成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做中国最好的零售银行这一目标的激励下,我和同事们马不停蹄。每到一地,分行接待都很简单,完全没有繁文缛节,让我深刻感受到商业银行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

    这些形式多样的营销活动使一卡通的发卡量大大提升,很快突破1000万张。在汹涌澎湃的互联网浪潮中,招行红薪火传承,柜台替代率不断提升。记得当时的行长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比尔·盖茨说,传统银行业将是行将灭绝的恐龙。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招行时刻保持危机感,不断推进金融创新。虽然论规模,招行比不上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但招行有灵活的体制机制,“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这“六能机制”引领招行一路向前。当时我们做招行品牌,在央视和凤凰卫视黄金时段投放的广告就是“铸民族银行业精品”。媒体对招行的报道是“一‘招’鲜,吃遍天”。一时间,招行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庆幸的是,我在银行做内宣,有机会去钻研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脉络,做外宣,又能经常陪同媒体记者聆听公司高层的发展思路和理念,这给了我非常好的成长机会。

    随后,我相继在总行银行部做大客户营销,在分行做办公室主任,在总行战略发展部做研究规划,这些岗位的变化,帮我在不同侧面更好地理解中国银行业。

    四、蝶变

    招行是中国商业银行的一个缩影,透过她,大家能感受到新时期银行业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有人说,她变年轻了,变亲切了,变得与大家的生活更近了。银行理财、代收水电费、办理信用卡、办理买房买车按揭等等功能纷纷上线,为百姓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和实惠。招行一方面通过科技改变服务,一方面通过国际化、资本化来提升管理水平,先后在A股和H股上市,在纽约、伦敦、新加坡、悉尼等地开办分行,以国际银行标准来要求自己。过去,只知道加入WTO后,狼来了,我们会面临来自外企的挑战,可如今,在华尔街,在澳大利亚街头,都可以看到一抹招行红。跟随“客户走出去”战略,自家的银行漂洋过海款款来到海外华侨华人身边,于是海外同胞可在中秋节来招行品尝月饼,随时享受来自家乡的贴心的金融服务。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而质量是银行发展的第一主题,是生命线。银行发生不良贷款,是要用真金白银去冲销的。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见证了两轮银行狠抓资产质量和清收不良资产的情景。1997年金融危机后,银行不良资产问题逐渐暴露,2001年开始,招行提出以风险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文化理念,开始内部信用评级,组织实施“防患固本”工程,启动企业文化体系工程项目,治标治本开展风险管理。随后在常务副行长陈小宪的带领下,重拳出击,铁腕治风险。2014年底,新任行长田惠宇又提出“四大战役”,资产质量保卫战是其中之一,之后招行迎来“鹰的重生”。

    国内银行因盆满钵满的利润、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嫌贫爱富的服务态度曾一度被社会质疑。用某银行行长的话来说就是,挣钱挣得都不好意思。马云看不下去,说,银行再不改变,我就要改变银行。2004年,支付宝开始冲击金融市场,银行家们开始坐不住了。京东金融、微众银行、百度金融等平台金融应运而生,P2P(点对点网络借款)风起云涌。这些年在深圳,去餐厅随便问一桌人,可能都说是搞金融的。与此同时,类金融业、影子银行野蛮生长,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新金融到底是市场的颠覆者还是搅局者这一讨论尚在进行时,传统银行与新金融就已展开正面交锋,彼此互掐,水火不容。新金融一方面以新技术、大数据为基础,呈现出灵活、便捷的特点,受到市场的关注,另一方面又倒逼传统银行蝶变。如今,传统金融与新金融握手言和,走向融合,普惠金融开始登上舞台,越来越多过去不曾受银行“待见”的老百姓和企业开始获得金融服务。

    金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也是改革和发展的关键,作为银行二十年风起云涌历程的见证者,我深深感叹,改革开放不断吐故纳新,新旧事物的更迭快到让我应接不暇。进入银行业二十年来,我感到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丝毫不敢有职业倦怠,不断提醒自己要走出舒适区,让自己随时处于充电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跟随企业一同成长,完成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专业的研修,并让自己保持对世界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如是方可跟上时代的步伐,承担起金融从业者的使命。银行业的未来已来,而我也满怀信心去迎接下一个银行业的改革开放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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