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伟大祖国旧貌换新颜。我是一名人民教师。四十多年来，我先后在乡村小学、企业子弟学校、企业基层党校、民办高校任教，从乡村小学一年级一路教来，到站在高校讲台授课，是改革开放成就了我的事业，使我成为教育战线辉煌成就的见证者、参与者、受益者。
公社小学：祠堂里安家
你知道厚田沙漠吗？它是江南第一沙漠。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厚田乡就坐落在沙漠脚下。1978年，我是厚田公社中心小学公办教师。教师宿舍及低年级教室设在原地主的老宅里。这是学校的一小部分。老宅正面朝南，大门对着厚田街。街对面，穿过小巷，就是厚田小学的主体。它以原来的老祠堂为中心，两旁加盖些砖瓦房做教室，教室把中间的空地围成个操场，祠堂正中是教师的办公室。
当时，公社各地的小学不是安置在祠堂里就是安置在庙宇里。
1978年6月16日晚上，我就在这座地主老宅的教工宿舍的床上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我爱人在外地工作，我一年四季住校。这56天的产假也只有住学校，真正是以校为家了。
厚田小学有20名教师，原有4名公办教师，陆续调走了3名。在我生孩子时只剩我一人是公办教师，其他都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都是本地人，住在自己家里。所以偌大的破旧的“老宅学校”就显得空空荡荡。
民办教师是指当时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编制的教学人员。他们是拿生产大队工分的，清早干完自家田里的活，打着赤脚急匆匆小跑进教室上课。不过他们可认真了，是学校的主力军。校长、主任全是民办教师。没有民办教师，学校只能关门。
我是唯一的公办教师，国家教师编制，那就是“天之骄子”。每月按时拿国家工资34.5元。不用下田，不用风吹雨打日头晒，谁不羡慕？
期中考试快到了，我们要刻试卷了。我把蜡纸铺在钢板上。刻钢板可是个技术活，刻轻了，字不清晰；刻重了，会划破蜡纸。我细心地刻完一段又一段，小心地移动蜡纸，终于“大功告成”。再搬来油印机，将蜡纸小心平贴在油印机的纱网上，再手握滚筒把手，将油墨滚匀，在纱网上均匀地滚动。呵呵！这张卷子好漂亮哦！再印，加油墨。不好，油墨弄到滚筒把上，沾了我一手。终于全印完了，我用手背轻轻擦汗。旁边传来嘻嘻哈哈的笑声。
“哇！大花脸唱戏来了！”原来我擦汗之时把自己弄成大花脸了。
我和程老师是一年级语文老师，我们各教一个班语文，再配些副课，每周20节课。这里没有幼儿园，孩子们都是从小打着赤脚举着棍棒追追打打野惯了的，进校时大字不识一个，一口的方言。教拼音就是难关。说到拼音，我得益于假期拼音辅导班的学习。那时，南昌市派有经验的老师下乡辅导乡村教师，她们辅导时把平舌音、翘舌音的舌头位置示范得很到位，我也就记牢了。
为了提高识字量，我探索了一套识字教学方法。用教鞭上下舞动，学生在鞭子的指挥下“书空、默空”（用指头比画，嘴里念笔顺），然后培养班干部。我只需在黑板上写生字、拼音，讲讲字义，“小老师”就上黑板前指挥了。
后来，县教育局来学校检查工作，校长安排我上公开教学课，我展示了这一教学方法。
1978年，学校为我们每个老师发了一本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语文、数学合订书，要求我们自学。教育改革已处于萌芽状态。
子弟学校：“天之骄子”成了“土包子”
1979年10月，因照顾夫妻关系，我被调进了核工业七二〇厂子弟学校。七二〇厂是央企。
什么是子弟学校？就是企业离市区较远，为方便职工子女上学专门办的学校。一般只招收本厂职工子女，教师的工资由企业发放。
这所学校是小学、初中、高中联办，有四十多名教师，他们很多是大中专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学生的父母来自各地，多是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人。孩子们打扮得跟“洋娃娃”似的，与乡村孩子有天壤之别。教学楼有三层。
来到企业子弟学校，我在乡村“天之骄子”的优势荡然无存，成了别人心目中的“土包子”。加之我是初中毕业后去共大（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师训班学习的，拿的是结业证，在学历一栏我老老实实地填上“初中”。我的学历在全校垫底。
我还是被安排教小学低年级语文课兼任班主任。我努力工作，认真听别的老师上课。长期教一年级语文的李老师，田字格书写教得特别好。一个字点在什么位置，横在什么位置，撇捺如何甩出笔锋，讲得清清楚楚。她写一笔学生练一笔。我听了她的课，受益匪浅，再贯彻到我的教学中，之后，我们班学生的字也写得非常漂亮。学校的活动一个接一个。春游、运动会、文艺演出，我带的班一项也不甘落后。记得一年运动会，学生比赛结束老师再比，我属于教师女子中青年组，能报名的项目全报，抱回一摞奖品，全是毛巾。腿跑肿了，但我要强地挺着，就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虽然工作在各方面都没有落后，但文凭问题还是挂在我心头。
不久，文件下来了，要求没文凭的教师必须通过教材教法过关考试，之后是备课考试，再后来又有文件规定，小学老师最低要拿到中专文凭。
唉，要是有一张中专文凭该多好啊！可我又到哪儿去弄一张文凭呢？
我借来了初中一至六册的语文书，业余时间一课一课自学（初中时正值“文革”，我没上成课）。生字、词语、句子摘抄了一本又一本。所有的文言文、诗歌、短文全部背诵、默写。课后题全部做几遍，实在不懂的就向中学老师请教。一年多以后，我就把六本初中课本全学完了。
我又借来高中六本语文书，正当我准备继续学习时，一天，厂教育科熊科长对我说：“现在教师都要文凭，你业余读电大吧！”
“我哪能读哦，我的数理化不行。”我说。
“可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不用考数学，一门一门考，全部考过拿毕业证。”
“哦，那我读。”
当时电大都是大教授讲课，从收音机里收听。为了准时听课，给学生上的课有的我调换了时间。
因为没有高中语文基础，学习特别吃力。我总是一边烧饭一边背题，饭不知烧煳了多少次。我和女儿都是剪短发，省得梳辫子。
有一年冬天清晨，外面冰天雪地，我们厂参加电大学习的大半车人去南昌市参加考试。汽车经过几十里路的颠簸，来到赣江八一桥边。啊！封桥了，汽车不能过桥。怎么办？大家手牵手踏着冰，跑步过桥。摔倒了，爬起来，拉起来，继续跑。赶到考场，还好，考试刚开始，我们一个个大口喘气。
三年过去了，我顺利拿到电大大专毕业证，学校把我从小学部调入初中部。
电大当时没有设本科，可我很想继续学习。我又转学自学考试本科课程，还是汉语言文学，但要加考三门选修课。
报考自考本科已经没伴了，其他人不愿继续学习，我就独自一人坐厂车（当时厂区没通公交车）去南昌市报考，找考场，考试。考试非常严格，坚持、坚持，我默默给自己打气加油。
英语是本科必修课程，我决定用两年的时间攻下它。我从ABCD开始学，天天听广播，做了十几盒卡片，家里墙上到处贴了英语单词。考了两次都没有及格。当时有文件规定，年龄超过35岁的可以不考英语，但需加考三门选修课，不拿学位。我只好做出了这无奈的选择。这样，加上本科应有的三门选修课，我选修课就考了六门。
五年后，完成毕业论文答辩，我终于拿到本科毕业证，头发都考白了。
上世纪80年代，教育改革已拉开大幕。学校之间比成果，教师拼教学质量、拼文凭，我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教学、自学两不误。
基层党校：迎接挑战，渐入佳境
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的步伐加快。子弟学校变化很大，“砍”了高中，学生都是独生子女，生源数急剧下降，全校只有180个学生，教师相对富余。
七二〇厂党委是由南昌市委领导。市委规定：凡设党委的单位都要办基层党校，轮训党员。
1992年初，厂组织科科长来学校物色党课教师，找我谈话。
“经考察，组织上准备安排你去任党课教师，将培养你入党。你在子弟学校是教师，在党校也同样是教师，只是党校对教师的要求更高。这可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哦！”
我说：“服从组织安排。”
1992年5月，我开始任党课教师。这是一项全新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我以各种形式开展党校工作，办党员轮训班，印学习资料发给各党支部，去南昌市委党教科借录像带播放，发书本到个人，自学之后印发试卷测试，组织知识抢答赛……党校工作做得风生水起。
一次大型知识抢答赛，要筹备约两个月时间。全厂有17个党支部，每个支部出一个或两个队。内容围绕当前形势展开，每年一次。中共十四大文件知识赛、学习邓小平理论知识抢答赛、党的知识抢答赛等，从出题到组队，忙个不停。
在基层党校，我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每次起草文件，党校校长都亲自修改；组织大型知识抢答赛，主任让我锻炼当主持人；党校每年一次思研会、一次理论研讨会，收几十篇论文我一人审稿、修改；对内对外的宣传稿件，我笔耕不辍，仅刊登在《中国核工业报》上的大大小小稿件就有五六十篇。
出色的工作得到了肯定。1997年，我们厂基层党校被评为“南昌市优秀基层党校”，我个人也被评为“南昌市基层党校优秀党课教员”，并上报省委宣传部，被评为“江西省基层党校优秀党课教员”。
企业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02年12月，我年过五十，企业“一刀切”，我迈进了内退队伍。内退也是适应改革的需要。
民办高校：我的教育事业的制高点
内退了，怎么办呢？
这时，江西的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我应聘于民办高校，成为按课时拿薪酬的兼职教师，上一节课是30元。2003年2月开学，我上了两个学校的课。在蓝天职业技术学院（现江西科技学院）每周上8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在江西大宇职业技术学院（现南昌管理科技学院）每周上8节“大学语文”。为了上好法律基础课，我买了《法学概论》《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书自学。语文教学中我收集了大量剪报，再就是去书店、图书馆，做笔记摘抄。
兼职教师没有办公桌，都在自己家备课。有的学校中午没有地方睡，我就把几张椅子拼在一起，吃完午饭倒头便睡。坐车也很累，先坐公交车，然后转车到指定的地点等校车，只能提早不能迟到，风雨无阻。
考大学教师资格证，我印象尤为深刻。2005年初，我接了三个学校的课，真的很累，但我还是报考了教育学、心理学。一天，突然接到通知，提前四十多天考试。
呀！我可怎么办呢？就剩五十多天了，原来的学习安排全要打乱。已经任教的课是不能中途扔掉的，那太不负责任了。放弃考试吧，我心不甘。
那段时间真叫没日没夜。上完课回家，吃完饭就打呼噜，睡上几个小时爬起来再看书、背书。天亮吃完饭又要出发去上课。考试时间到了，地点在江西师大。上午考教育学，下午考心理学，人紧张得打颤。分数公布了，我教育学考了86分，心理学考了60分，好险！
“考试”，这辈子进了多少考场，我已经记不清了！
2005年秋，我在江西大宇职业技术学院接了五个班共20节大学语文课，并把别的学校的课都推掉了。8月26日，大宇教务处突然来电话：“现在大学语文全部改用大教室多媒体上课。”
这下我蒙了！
“哦！我不会用电脑，没上过多媒体课，怎么办？”
“没关系，我们有课件，你只管按课件讲课就行。”
我选择了放弃，这种心里不踏实的课我不能上，也不敢上。
快开学了，我再到哪儿去接课呢？
自己原先不是一直在江西航天科技职业学院上课吗？对，赶快给他们公教部打电话。
“我们的课都排完了。”电话那头传来排课老师的声音，“你如果真要上课，可以安排去我们学院设在共青的校区上课。不过从我们主校区出发，还有将近一小时的高速路。”
本来从家到主校区就有一小时路程，再去共青校区上课，路上来回得四个多小时。
“好，我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当年，江西航天科技职业学院更名为南昌理工学院。这是一所教育部批准设置的普通本科高校。我被转为南昌理工学院专职教师。这是我人生事业的制高点。
2007年，学院本部急需大学语文教师，我又被调回主校区上课。
我开始学电脑，学做课件。向其他老师学，向孩子学，向学生学。终于，我会做课件了，而且做得很漂亮。
大学真是个大学堂，我在学校办了借书卡，任何时候包里都放一本书备看。在共用的多媒体教室的电脑里，别人的课件、视频我用优盘拷回家，细细研学。学校教研活动，听课，写论文，我都积极参加。
我乐滋滋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现在，南昌理工学院经过快速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一所以航天科技为教学特色的应用型大学。2018年3月，我年过66岁，从南昌理工学院光荣退休。
我娘家厚田乡社林冈周家，祖上是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后人，到我爷爷这一代我们家已是九代教书。我唯一的姑姑却没有条件上学，只能带着一手好女红、摇摆着三寸金莲成为山里人的媳妇。我的母亲从小就被送进育婴堂，现在一百岁了，还嚷嚷想找娘家人。我作为女性，有幸生在新中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真的很幸福。
现在，上世纪70年代我所在的厚田乡村小学再没有民办教师。他们沐浴着党的阳光，全部转为公办教师。学校新建的教学楼光亮宽敞。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教学过的企业子弟学校由社会接管，教师全部享受事业单位待遇。三层楼的旧校舍哗啦啦推倒，设计合理、结实漂亮的新教学楼巍然耸立。
四十年风云激荡，四十年波澜壮阔，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从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到工厂子弟学校教师，再到基层党校教师，再到大学教师，四个讲台见证了我近乎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一路走来，既有不懈奋斗的艰辛，更有沐浴春风的幸运。我深怀感恩之心：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改革开放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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