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义十分幸运，降生到了郭洪俊的家，成为郭洪俊与叶景兰这对夫妇的长子。
老郭家是被街坊四邻频频称道的仁义之家，很有人缘。有事找老郭家，成了大家的口头禅。老郭家的人，像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矿山一样，粗犷豪放，古道热肠。
自然，老郭家有事儿，大家也都愿意过来帮忙。这不，听说叶景兰临产了，姐妹们都拥到郭家。
那时，郭家和大多数矿工都住在矿山脚下一大溜简易的石头房里，每户仅有两间石头垒成的小房子，四面漏风，很冷。姐妹们一进屋，有人烧热水，有人暖屋子，有人封堵墙体的缝隙，有人找出新生儿的衣物，铺好婴儿床，有人喂叶景兰糖水，有人抓住她的双手，有人为她鼓劲儿。
本来，叶景兰的婆婆就懂得接生，把许多孩子引到这个世界，可面对儿媳妇，她却怯手了。小夫妻也觉得，不是不相信母亲，这么大的事情，还是有医生在身边放心。于是，有人忙着跑到铁矿医院请医生。
请来的医生到了，大家向门口望去，却愣住了，谁也没有想到，进来的居然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医生。
不管是哪国的医生，要紧的是接生。在女医生生疏的汉语声中，大家按照她的嘱咐，开始忙碌起来。
一转眼的时间，大家完成了接生的全部准备，只待新生命的来临。
那是1958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早晨，辽宁省鞍山市齐大山铁矿（当时称为樱桃园铁矿）下矿工住宅区的一座简易的平房里，温暖如春，人们期待着，期待着郭家第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过古稀的叶景兰老人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来自苏联到铁矿医院实习的女医生长着高高的个儿，生着雪白雪白的脸。尽管第一次生孩子，疼痛难忍，可她对女医生那张白脸的记忆尤为深刻。许多年后，她淡忘了生产的疼痛，却牢牢地记住了女医生那张白得让人羡慕的脸。即使是2011年的元宵节，老人家坐在床上与我聊天时，还在啧啧不已，那脸呀，真白。
随着一声响亮的哭声传出，外国女医生完成了她的使命，婴儿平安而又顺利地降生了，是个男孩。这孩子，嗓门大，音量足。疲惫的母亲和忙碌的父亲凝视着他们的长子，怜爱不够。
随后，这对年轻的夫妇思考着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呢？
父亲与母亲都希望孩子长大后成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重品行，知事理，讲仁义，聚日月之精华，伸人间之大义，像太阳一样温暖别人的人。夫妻俩一商量，给孩子起名叫郭明日，等家里有了老二，再叫郭明月。到那时，咱们老郭家就日月同辉了。
可是，在鞍山的口音中，日与义不分，常常把天上的太阳叫成义（日）头，时间一长，郭明日就叫成郭明义了。好在义也顺乎郭家夫妇的心愿，还能起到一字双关的效果，也就顺其自然，把儿子的名字改成了郭明义。
正像父母期待的那样，从懂事开始，他就是个敦厚、仁义、诚实，讲求信誉、注重名誉的孩子。母亲告诉他，不许到外边疯野，他就守在家里，扫地，洗碗，烧水，做饭，擦桌子，屋里的活儿忙完了，就到院子里去，拔草，收拾菜园子。后来，家里有了弟弟妹妹，他也替母亲照管，带弟弟妹妹玩，在家里简直就是个小大人。
父母也在着意培养老大在家里的威信，他们不在家的时候，老大就是家里的“家长”，只要老大不犯错误，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不敢犯错误。
郭明义的父亲把矿山视为生命，即使大年三十也是很晚才回家。郭明义带着弟弟妹妹就守在家门口，等着父亲回来，直到父亲回来，他们才在老大的指挥下，一同燃放过年的爆竹。
·醇厚的家风
在郭明义童年的记忆里，听到邻居们说得最多的话，还是那句“有事找老郭家”。每逢听到这句话，父母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郭明义呢，也为生长在这个家庭里感到自豪，拍着胸脯和小朋友们说，有事找我们老郭家，没问题。
从小到大，“没问题”是郭明义的口头语，也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谁家遇到为难的事情，再难，他也会硬着头皮做下去，直至不让“问题”成为问题。
老郭家个个热心肠，爽快，仗义，能给心窄的人解心宽，能给遇到难事的人家想出办法。他们家人人心灵手巧，居家过日子碰到不会干的活儿，跟老郭家打个招呼，没问题。即使遇到不会干的活计，每天晚上，家里的炕沿儿上椅子上，坐着一大群串门的邻居和工友，随便招呼一嗓子，就能有人站出来。人多力量大，主意多，困难算个啥。
许多年后，有事找老郭家，指的不再是父亲，而是郭明义的时候，大家追根溯源，找到了郭家的老大为啥成了“活雷锋”，思想源头就在他的父亲，老大越来越像他爹了。
郭明义的父亲郭洪俊，16岁就独自撑起了家。抡大锤，放炮眼，钻矿洞，背矿石，成天忙碌在矿山里，干的是矿山里最重的体力活儿，不但帮助别人，还养活了一家六口，供一个弟弟念完了大学。
即使是自己挑家过日子了，弟弟家里没粮了，找哥哥借几瓢，郭洪俊总是说，不用还了，自己舀。邻居家来借粮，郭洪俊也常说，不用还了。人家就不好意思舀了，已经长高了的郭明义就自己跳上去，给人家舀，舀到人家忙说够了够了，上去抢瓢为止。郭明义的姨家条件也很艰苦，经常两家吃一家粮。
那时候的粮食是供应制，粮食给了别人，自己家就不够吃了，母亲就熬稀的，父亲在下班的路上，顺便采点儿野菜掺进去。日子就这样艰苦却又快乐地过下去。
从年轻到年迈，大半辈子的时间里，父亲经常教育儿女，自己过好了，就要想想别人谁过得不好。
母亲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能帮人就帮人，这是本分。
那时候的鞍钢，没有现代化的采矿设备，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很大，日积月累，许多工人腰椎臂膀和关节都有损伤，常找母亲来治。母亲虽然是矿综合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却出生于一个懂得民间医道的家庭里。受姥姥的耳濡目染，细心的母亲很小就学会了姥姥的本事，经常把胳膊脱臼的同学治好了，成了姥姥的小帮手。
后来，母亲又从姥姥那里学会一套推拿按摩、接骨缝、拔火罐的功夫，结婚后，全派上了用场，几乎天天晚上，无偿地为矿区百姓治病疗伤，谁有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腰酸背疼，关节扭伤等等一些小病小伤，用不着去医院，到了老郭家，让叶景兰大姐一顿“收拾”，就手到病除了，因此母亲被矿工和邻里称为“大善人”。
在进入矿综合厂之前，母亲没有正式的工作，只是被矿任命为矿家属队的队长。所谓的家属队，就是矿里把没有工作的矿工家属组织在一起，承担一些临时性的工作。那时，母亲非常年轻，干活时像个壮劳力，修尾矿坝，带着大伙儿，往坝顶上抬土，都是跑着干。回到家里，还要照顾一家老小，幸亏老大郭明义手脚勤快，否则，真会把母亲累坏了。
直到今天，77岁的老母亲依然是家属院里的楼长，谁家有了红白事，都是老人家帮忙张罗，谁家的水管子坏了，暖气坏了，邻里间谁家闹矛盾了，都找老叶太太。家属楼的卫生费，母亲跑上跑下地收；社区有啥事儿，都愿意找她来帮忙。即使是练太极拳，她也是忙里忙外的组织者和召集人，若不是73岁那年摔伤了腰，行动不像从前那样灵便了，她还会是个闲不住的大忙人。
尤其是郭明义出名之后，郭明义的母亲叶景兰成了远近闻名的英雄母亲，不再像从前那样，说她儿子傻了，她也不再替儿子辩解，傻人有傻福了。无论在菜市场，还是在公园，人们都投去敬佩的目光，夸奖她，你生了个好儿子，在全国都是响当当。母亲也非常自豪，让老郭家的好家风传遍全国，何乐而不为呢？
走在鞍山的大街上，有个五六岁的孩子突然拦住了她，歪着脑袋瞅，然后问道，你是不是郭明义的妈？叶景兰感到很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认识我。小孩子骄傲地说，我从电视里看到过你。
由此可见，郭明义已经在一个幼儿的心里扎下了根。
老郭家醇厚的家风被郭明义最大限度地普及出去。
当然，影响着郭明义成长的，还有他的奶奶。奶奶也是矿工的家属，当年随着爷爷一块儿闯关东，落到日伪统治下的鞍山，成为一名矿工。解放后，是共产党让他们从被奴役成为企业的主人。爷爷爱矿山，奶奶也爱矿山。
郭明义小的时候，爷爷早已去世，奶奶的年龄也很大了，常年的劳作，让奶奶患上了严重的腰疼病，最怕的事情就是弯腰了。每每看到矿车上的矿石撒落在路上，她总是那样的心疼，嘴里念叨着，这都是矿上的财富啊。
随后，奶奶便挎着小筐，艰难地弯下腰，将矿石一块一块地捡起，送回到矿上去。有时候，她还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去捡，当然，也有蹒跚学步的郭明义。
矿山上，不缺的就是矿石，他们习惯地把矿石等同于石头了，没人去捡。所以，老郭家一家老小在山上捡矿石成了齐大山铁矿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至今还深深地留在矿山人的记忆里。
奶奶在矿区里人缘好，还懂得接生，谁家生孩子，都来请老太太。除了没敢给孙子接生，矿区里的那些孩子，除了难产的送进了医院，差不多有一多半的孩子是老太太给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按照惯例，喜得贵子或者千金的人家，都会赏给接生婆红包的，奶奶从来不要，顶多在人家吃一口饭。孩子的妈下奶那天，她还要拎筐鸡蛋去贺喜。
孩子们往家里拿东西，奶奶就会很凶，说快快送回去，你妈看到该打你了，小时候偷根针，长大了偷座山，咱老郭家人，别人的一根草刺儿都不能拿。
孙子爱学习，奶奶就特高兴，告诉孙子，好好学习，将来当大官。奶奶没文化，奶奶对有出息的概念仅限于当大官。
郭明义十分幸运，上天赐予了他好老师和好家庭。许多年后，当年过半百的郭明义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奶奶。他感谢父母耳濡目染地传授给他许多良好的品质。善良的基因在郭明义的生命中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助人为乐，更让他明白了幸福的真谛。
当我们回忆起自己成长历程的时候，童年的印痕终生难以抹掉，甚至耄耋之年，还在念念不忘童年。童年是性格养成的关键期，一个人经历过什么样的童年，对他的人生态度有着一生难以改变的影响。可见，童年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多么至关重要。古人云，三岁看老。现代医学证明，人的性格，在三岁时已经初步形成。
郭明义的成长，应该让我们深思，现在孩子的培养，我们应该营造怎样一个家庭环境？一项心理学调查证明，在呵护有加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是个非常脆弱的群体，许多孩子存在着心理问题，甚至认为自己不幸福。这似乎是个悖论，泡在蜜罐里的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多痛苦？
正像泡沫化的社会一样，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也有着一种功利化、泡沫化的追求。总是把自己没有完成的理想，强加于孩子，让幼小的孩子，背上沉重的学习负担，恰恰忽视了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品德修养教育。没有让孩子享受阳光雨露，没有让孩子在自然规律下生长，总是拔苗助长。
许多年过后，郭明义也成了父亲，对女儿的教育，他背叛了父亲那套“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法，甚至从不批评和责怪女儿，基本上是“弃管”，被女儿称为“不合格”的父亲。然而，女儿郭瑞雪的成长依然是出类拔萃，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干部，都是尖子生，即使到了大学，还承担着校学生会的工作。从小到大，他从来不苛求女儿的学习，而是和女儿面对面地一块儿学习，身教重于言教。他从不娇生惯养自己的独生女儿，他认为，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孩子需要自己去闯，自己去面对一切困难，他赋予孩子的是独立性和社会性，还有“有事找老郭家”的奉献精神。
·父亲叫郭老英雄
父亲更是郭明义的楷模，父亲郭洪俊被鞍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的老少爷们儿称为郭老英雄。父亲工作的年代是矿山最艰苦的时期，开始是钻矿洞，后来虽然能够露天开采了，但几乎没有大型的装备，接近于原始的采矿作业。震耳欲聋的爆破过后，牢固合一的矿体便被炸得支离破碎，大小不一的铁矿石横陈在他们面前，需要他们抡起大锤，不遗余力地破碎，还要挥锹扬镐，装入运输车辆。
劳动的现场，尘土飞扬，五冬六夏，都要戴上厚厚的防尘口罩。工作环境如此艰苦，劳动的强度如此之大，父亲也毫不吝惜自己的体力，经常超额完成工作量。甚至，嫌戴口罩干活时憋闷，影响劳动进程，他摘下口罩，挥锹劳作。
那时候，父亲还很年轻，没觉得什么，长此以往，灰尘累积于肺，终究成病。1999年刚刚65岁的父亲，终因矽肺病缠身，不治而逝。
郭明义汲取父辈的教训，从部队复员回到齐大山铁矿工作时，不仅对自己，对工友们也特别注意劳动保护，还因劳保用品发放不到位替工友们找相关部门讲道理，讨说法，哪怕是个口罩，也要争个脸红脖子粗。
可是，在当年，父亲却靠双手创造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产量，评上了辽宁省的劳动模范，被人敲锣打鼓地戴过大红花。参加省里的群英会，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的父亲仅仅听了几遍别人念给他的讲话稿，上台讲话便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相信，台上侃侃而谈的人居然是个文盲。
让父亲终生引以为豪的是，作为“响山英雄集体”的代表，他曾经到北京作事迹报告，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周恩来总理的宴请。
事情发生在1968年7月2日，那时，郭明义刚刚读完小学一年级。
暑假将至，按照学工学农又学军的要求，齐大山铁矿子弟学校的初中生跟随着解放军某部三连到邻近的辽阳市兰家公社响山大队进行野营训练。学生们也学着解放军战士的样子，给驻地的社员家里挑水，扫院子，每家每户都要“缸满地光”。老百姓称这些来自齐大山的孩子们为“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这些初中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况且家家都有自来水，没有到大井打水的经验，一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把群众家里的水桶掉进了井里，捞不上来了。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对于一个农户人家，水桶不仅是重要的生活用品，还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少了一只水桶，生活就不方便了。
怎么办？同学们匆匆忙忙地跑来，找到学生中的“头儿”，学军活动的副排长，初三的学生毛新平。毛新平17岁了，比低年级的学生有胆量，他让同学们把绳子系在他的腰上，准备下到井里，把水桶捞上来。
这是一口百年老井，有三丈多深，水深三尺，毛新平在寒气逼人的井底打捞了二十多分钟，井上的同学要替换他，连声催他上来。毛新平却只有一个心思，一定要把水桶捞上来。
突然“轰隆”一声，意外发生了，井壁塌落了，大量的石子和泥土一齐滚下，将毛新平埋在了井底。
解放军战士闻讯赶来，争分夺秒地清理井里塌方下来的沙石，然而，不幸接连发生，又一次塌方，将排长吴绍谦也压在了里面。
郭明义的父亲郭洪俊听到这个消息后，带着齐大山铁矿的工友们急速赶到响山大队塌方现场，和解放军及当地群众一起，用双手将落下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搬出来，双手被磨得鲜血淋淋，也不停歇。
工人们天天和矿石打交道，深谙石头的习性，怎样搬运石头，怎样留住遇险人员的生存空间，他们最有发言权，因此，救援的主力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矿工们的头上。而平时就很有号召力的郭洪俊，此时又成了主心骨。在他的号令下，统一行动。井里范围狭小，被埋的人挤在更狭小的缝隙里，稍有不慎，就会累及两个人的生命，所以，他们干得既要小心，又要有速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耽误一刻钟，被救援的两个人就多出一分生命危险。而大量的塌方，完全依靠他们的双手，一点点往下抠。
25个小时过去了，他们终于用双手抠穿了古井，将两个人救了出来。但不幸的是年仅17岁的毛新平已经遇难，吴绍谦也受了重伤。
从此，郭老英雄的名声越传越远，一直传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至今，老郭家依然保存着周恩来送给郭洪俊的请柬。
四十几年过去了，大家对这段往事都淡忘了，而响山英雄纪念碑仍在，虽然残破了，可记录这段事迹的碑文却没有损毁，成为一份难得的资料，并有幸与我这部作品结缘。
那一年，还未满10岁的郭明义尽管没有机会去现场，可这已经成了樱桃园一带街谈巷议的主题，没有郭老英雄带着这群“铁爷们儿”，那个解放军排长肯定没救了。所以，他对这件事情记忆特别深刻，并且一直影响着他。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似乎有一点唯心，却不无道理。
侠肝义胆具有遗传性。
·郭家有子初长成
还在幼儿园的年龄，郭明义的优良品质已经初见端倪。
人们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刚刚懂事的郭明义最喜欢的事情是被人夸奖，每每做出一件事情，得到了夸奖，他便会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即使年过半百了，那份童心依然不改，他还是喜欢听到别人对他的肯定。
那时候，始建于日伪时期的齐大山铁矿开始了有规模的重新开工，这里不仅远离市区，还远离村落，十分荒凉，特别艰苦。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漫天灰尘也无法躲避，就是简单的喝水都是问题，他们经常干渴难忍。夏天还好说一些，备一大桶凉水，随时都能喝上几大口。冬天就麻烦了，简陋的矿区没有烧水的地方，不可能喝到热水。
铁矿的子弟们就居住在矿山下的平房里，是那种尖顶的红房子，还有个院子，比郭明义出生时的简易石头房强了好多。因为考虑到矿工上班方便，家属跨出家门就可以爬山入矿。他经常和小伙伴们一块儿去矿山，看他们的父亲，看采矿的叔叔伯伯们，看沸腾的生产场景，听父辈们吼“咱们工人有力量”。
这些“铁爷们儿”的孩子都很懂事，尽管他们的肩膀还很稚嫩，在母亲的教导下，背起穿上“小棉袄”的水壶，冒着凛冽的寒风，爬上好几里山路，给叔叔伯伯和自己的父亲送热水。
同是热水，小郭明义送来的热水却与众不同，叔叔伯伯们特别爱喝，原因是，水是甜的，他把家里的糖放了进去。那时候，糖是紧俏商品，要凭票供应，家家户户都舍不得吃，留在过节打糖饼，或者是孩子们闹病时喝苦药片用。
父亲知道了儿子送来的是甜水，不但没有责备孩子，还夸儿子做得对，好东西就要与大家共同分享。可是，没过多久，糖没了，再想买，没有糖票，只能等到下个月发糖票了。后来，小郭明义就把送糖水改成了送茶水。
想让水甜，需要抓上一大把糖，放进水壶里，全家一个月的供应量用不了多少天，就被小郭明义送光了。茶就不同了，放进去一点点，就香味四溢了，能送好长一段日子。送茶水，听叔叔伯伯的夸奖，让小郭明义高兴了好长一段日子。
要知道，物资匮乏的年代，茶也很稀缺，况且家家都很困难，买茶也是一种奢侈，只有家里来客人，才会舍得泡上几杯。小郭明义却天天沏在热水里，送给父亲的工友们。
慢慢地，自己家的茶也快泡光了，给叔叔伯伯们送白开水，那多没面子。小郭明义想到了奶奶，他从奶奶那里要茶叶，终于将送茶水上矿山的事情连续上了。
这让小郭明义很有成就感。
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离震中不远的鞍山震感强烈，有些年代久远的破房子出现裂纹与坍塌，大家谁也不敢在屋子里住了，忙在外面搭设临时的防震棚。时值隆冬，简易的防震棚里，四面漏风，冻得大家受不了，又不敢回屋里住，真是难住了很多人。
尤其是晚上睡觉，大家最难熬，那个冷啊，像在冰窖里一般。郭明义发明了一种取暖的办法，他把砖头塞进火里，烧热了，外面包裹着一层布，送到父母、弟妹和邻居家去，让他们搂在被窝里取暖。等到被窝里的砖头凉了，他把刚烧热的砖头又送到大家的被窝里。
越是这种特殊的时期，郭明义就越是爱管事儿。谁家搭防震棚缺人手了，他就跑过去帮人家支架子，铺防寒的稻草帘子，搭板铺，甚至垒火炕。防震棚里，谁家缺东少西，他帮助人家找。谁冻得受不了，他把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给人家披身上，他自己在外边一圈一圈地跑。
晚上，他带上自己的伙伴们组成一个巡逻队，看一看每家每户的锁头锁没锁好，窗户关没关严。回过头，他们还要走回到搭设防震棚的地方，防止坏人和野狗钻进防震棚，让自己的家人和邻居睡个安稳觉。
那段日子，感动了很多邻居，见着郭明义的父母，都说，你们家的老大真仁义。父亲却不以为然，说，我们家的老大已不小了，这点规矩还不懂吗？这是他的本分。
父亲对孩子们的教育是相当的严厉，基本上秉承了“棍棒底下出孝子”这一古训，家里挨打最多的就是郭明义，因为他是老大。只要管住了老大，让老大知道，啥事该做，啥事不该做，老大就会管好他的弟弟妹妹。父亲的理念是，打，就是让他们不敢犯错误，养成不会犯错误的习惯。
当然，父亲打他们，还是有分寸的，把棍棒改成了柳条子，可用的劲儿却没打折扣。
郭明义挨打多，一是他脾气犟，挨了打也不服软，爱说自己的理。二是他是老大，弟弟妹妹犯的错，他都揽了过去，常替弟弟妹妹挨打。回忆小的时候，已经是干警的老三郭明春总结，我们之所以怕大哥，尊重大哥，就因为从小大哥总是为我们承担，错都让他揽过去了。
父亲的理论是，小孩子太小，没有分辨力，就是一张白纸，说几句很快就忘了，只有打，才能让他们知道啥是切肤之痛，啥是不可原谅，让孩子们一辈子不忘，也不能犯错误了。孩子小时候，爹妈给涂上啥色，一辈子就是啥色了。
一次，郭明义带着弟弟郭明月到矿山采榛子，那时，矿山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山，不像现在，已经是凹陷下去的巨坑了。山上林木丛生，生长着许多榛子树，尤其是秋天，山上红褐黄绿，色彩斑斓，还有诱人的榛子，已经成熟，采到家里，那是难得的坚果。
兄弟俩一时忘情，忽略了早上父亲的警告。结果，那一天矿上放炮，哥俩差一点跑进危险区。晚上回来，父亲瞅都不瞅兄弟俩的“成果”，让哥俩跪下，抡起柳条儿，一顿狠揍。当然，父亲只打老大，不打老二，打老大是为了震慑老二，让他们永远记住，什么是危险。无论什么时候，必须牢记安全。
母亲不像父亲那样脾气暴躁，虽是和风细雨，却是坚定不移。她教育孩子，手指盖大的东西也不许往家拿，哪怕在路上捡个木片儿，也要交公。和小伙伴们一块儿看《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电影，父母把钱都给足了，不让别的小伙伴买电影票。
有一次，郭明义捡了别人扔掉的一双旧袜子，母亲看到后，勒令他送回捡到的地方，挂到路边的树上，谁捡也不许他捡。
母亲说，吃亏是福。
受父母的影响，郭家的孩子，个个简朴乐观，吃苦耐劳，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破破烂烂给老三。没有一个孩子因为穿得破不高兴，等到长大一些，郭明义就开始捡父亲的旧衣服穿了，并且一直持续下来。不爱穿新衣服，这是郭明义从小养成的习惯，一直到今天。不是妻子从他身上抢衣服，不管衣服补成什么样子，他都喜欢穿最旧的。
父母肯于奉献，乐善好施，让郭家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童年的郭明义深得其益，他的宽厚、仁慈、善良和诚实的品格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形成。他爱父母，爱亲人，爱身边所有的人，爱养育自己的家乡，爱家乡的一草一木。他和他的那些矿工子弟的小伙伴不仅享受着人间的爱，还经常享受着大自然赐予他们的爱。
即使人到中年，他还是念念不忘儿时的记忆，他在《家乡的小河》这篇散文中写道：
家乡的小河，清纯、透明、色彩斑斓的浪花，载着儿时的梦想，流向远方……
小时候，时常同伙伴们到西南郊的矿山脚下一条缓缓流淌的沙河边。清澈见底的小河弯弯曲曲，宽宽窄窄，它时快时慢，“哗哗啦啦”地流淌着。小河是矿山上“叮咚叮咚”响个不停的泉水汇聚而来的，河床上长着参差不齐的柳树、杨树、榆树，倒映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煞是好看。和伙伴们在石缝里、水草中一起捉麦穗鱼、小鲫鱼，惬意极了。
玩累了，趴下来喝几口甘甜的河水；玩热了，躺在鹅卵石上，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家里妈妈焦急的等待，享受在美好的大自然里。
家乡的小河，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我热爱家乡的小河，我守候这片被小河滋润的热土。它给我灵感，给我无限的遐想，使我长出快乐的翅膀，飞翔在蓝天里，载着我的梦想，日夜不息地流向远方……
·特殊的学生时代
转眼间，到了1967年，郭明义上学了。可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到处都是批倒批臭，天天要求停课闹革命，甚至连小学一年级也不放过，刚刚背起的书包又要放下。
年级升高了，武斗结束了，学习却没有恢复正常，学校开门办学，学生去学工学农学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然，高考也被取消了，“读书无用论”盛行一时，学生们也乐得逍遥，疯玩一气。
从小学到初中，郭明义始终是班级干部。班级干部中，谁都愿意当班长，班长就是班里的头儿，神气。最没人愿意当的班级干部是劳动委员，郭明义就是劳动委员。学校里的学工学农，说到底就是劳动，又苦又脏的事儿，自然就得劳动委员带头干，甚至只剩下他自己干。有的同学在一旁不怀好意地加油，郭明义却听不出来，或者是并不在意，干得特别起劲儿。
别人不愿意干的事儿，郭明义却很喜欢干，所以，这劳动委员像标签一样，贴在了他身上，从小学贴到了初中，直到参军入伍前。
母亲叶景兰在回忆自己儿子小时候时说，我们家的老大，会走路时就会干活了，从小到大，只要睁开眼睛，就闲不住，他把干活当成了乐趣。
喜欢劳动，成了郭明义一生的习惯。
班级里，只要有郭明义在，教室就会温暖，就会干净，只要他在前边张罗，学工学农的任务总会提前完成。有这样的班干部，班主任是省透了心。所以，在“劳动等于一切”的年代，不可能让别人当劳动委员。
父亲郭洪俊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他不为时局所动，尽管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大字报铺天盖地，各色人等在那个舞台上上蹿下跳，充分地舞蹈，可父亲还是坚持让自己的儿子学文化课。老师被打倒了，咱就自学，别人把书包都扔了，搞革命，他依然把家里节省下来的钱给儿子和女儿买书籍，买学习用品。
怕孩子受社会的影响，不爱学习，不识字的父亲开始学习写字了，而且是正襟危坐，拿个小饭桌，放在床上，一笔一画地写，哪怕满页纸上写的都是自己的名字——那时，父亲刚会写自己的名字。看着父亲也在学习，孩子们谁也不敢动，捧着书看，拿着笔写，把家里弄成了寂静的教室。
直到时间到了，父亲才把孩子放飞，让他们去玩。事实上，写字对于文盲的父亲来说也是件残酷的事情，已经人到中年了，学习是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十几天也记不住一个字，笔画都不会，简直是在画字，可他不在乎自己能否学得会，而是给孩子们做个榜样，以此看住孩子们，让他们收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父亲的道理很简单，学生就是去学习的，天天去搞阶级斗争，天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天天到农田到工厂去劳动，还叫什么学生？父亲这辈子苦就苦在了没文化上，连看一段报纸都费很大的劲儿，父亲希望儿子做一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替父亲争口气。
一个初春的夜晚，郭明义回到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整整一个白天，在工厂里参加生产实践，消耗了大量的体力。那时候，工厂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所谓的社会实践，就是体力劳动，毕竟是孩子，和大人一样干活，身体哪能承受得了？
即使这样，郭明义还像每天那样，坐在灯下，温习功课。父亲很感动，也很幸福，骄傲地陪儿子学习。他对儿子说，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搞啥运动，文化课说啥也不能丢，你一定要做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
望着满眼都是期待的父亲，郭明义使劲地点着头，心里暗下决心，白天没时间，那就晚上学，周日学。从此，好好学习，给老爸争口气，便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脑子里。他给自己制订了课程表，再困再累也不能让课程落下来。
如果奶奶来了，一家七口人，只有两间房。因为老大热爱学习，父亲就给他特殊的待遇，让他单独在一个屋子里学习，其他人都挤在另一间屋子里，不让大家打扰他。那间屋子，弟弟妹妹们都很渴望，一个蓝布单整洁地铺在床上，屋里头也特别干净，一个脏脚印都没有，不像他们那间挤满人的大屋子。哥哥一个人在那里，埋头写下去，一直写到晚上十点多，还没学够。
弟弟妹妹们还小，只嫉妒哥哥有自己的空间，却爱玩不爱学习，没有人像大哥那样，学到了忘我的份儿上。尽管“学习无用论”非常盛行，可父亲却是谁爱学习就偏向谁。老大爱学习，就绝对不允许弟弟妹妹们去捣乱，否则，柳条子就要侍候他们的屁股。
那时，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向阳院里的故事》，矿工家属这一大片居住区，也被改成向阳院了，在学校当班级干部的郭明义被推举为大队长，戴着黄袖标巡逻。除了治安巡逻，郭明义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巡逻弟弟妹妹还有左邻右舍的孩子爱不爱学习。他知道教科书上的内容单调枯燥，就从图书馆里借一些小人书，像《海岛女民兵》这一类的，一借就是10本。巡逻回来，他要检查，看谁把小人书里的内容复述得最好，讲得最生动，生僻字认得最全，就奖励谁。
就这样，郭明义不由自主地成了孩子王。
1972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教育界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一次回潮，学校重新重视学习，按照考试成绩全校拉大榜，全年级近百名学生，郭明义考进了前五名。
小学毕业了，许多同学分数和小数都算不好，郭明义却已经预习代数了。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始，初中阶段，郭明义和他的同学们的文化课学习几乎完全被学工学农所取代了。
·承诺粪土也如金
当然，学工学农，郭明义也不甘示弱，做啥都要做得最好，无论大事小事，只要做了，就要认真去做，这也是父母言传身教给他的好习惯。
最好的学农方式是啥？当然是捡粪。有句流传了很久的老话：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缺少化肥的年代，粪肥可是生产队里的宝。哪个学校想当支农的模范，粪肥是一个硬指标。于是，学校开展了拾粪竞赛，谁交得多，就让谁当三好学生。
郭明义当然要当三好学生，拾粪也不甘示弱。那时候，矿工子弟们都住在棚户区，每家每户都有个大院子，冬天也不用种菜园子，用它来堆粪，啥也不耽搁。
每天早晨天不亮，郭明义就从炕上爬起来，挎上土篮子，顶着凛冽的寒风，在街巷里，在旷野中，东寻西找。世间万物，哪怕最简单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窍门，拾粪也不例外，不用心，也是一无所获。慢慢地，郭明义就寻找出了规律：狗喜欢在固定的地方屙屎，牛马粪在出村子的路上最多。还有，时间要把握得恰到好处，比牲口到得早，什么也拾不到，去晚了，会被别人拾去了。还有，附近的农村，经常赶着大车夜里把病人送进医院，医院里专门有个拴马的马棚子，那里的马粪最多。
有了规律可循，效率就特别高。日积月累，郭明义把院里的粪堆成了一座小山。
同学们呢，都嫌粪臭，更吃不了起五更爬半夜的苦，但谁也不肯放弃当三好学生的机会，就打起了河泥的主意。他们砸开冰面，淘出河底下黑色的淤泥，一坨坨地冻上，样子和狗粪没有多大差别，交给学校，很容易骗过老师的眼睛。
当然，这个窍门，不是同学们的发明，每到隆冬腊月，总有相邻村落的生产队到矿区来收购大粪，有人就将黄泥和雪块掺在大粪里，卖出去。上过当之后，生产队里的人就警觉了，挨家挨户认真地查看。
等看到郭明义家时，发现院里的粪货真价实，找不出掺有黄泥和河泥的地方，就提出要高价收购，给到了15元。那时的15元是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已经很可观了。奶奶被说动了，答应下来。
价格是奶奶和来人谈下来的，来人付了钱，喜滋滋地回去了，赶来了两辆大车，准备拉粪。中午，他们来到郭家的时候，却傻了眼，粪的主人郭明义回来了，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死活不让卖。孙子哭得有理，奶奶无法再和孙子执拗，她曾经教育过孙子，老郭家是承诺重于泰山，虽然自己的承诺与孙子的承诺发生了冲突，可理在孙子这边，她不能不让步，很不好意思地把钱退给了人家。
没过多久，郭明义把粪送给了学校指定的生产队。
不论事情大小，视承诺为生命，是郭明义从小到大一直坚守的人生信条，并且始终如一，不悔不改。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少年时期的郭明义身上比比皆是：吃忆苦饭，把同学领到他家去；学习小组没有课桌，他从家里搬；班级生炉子，没柴火，他背着家里的柴火，早早地到学校，生完自己班级的炉子，再到弟弟妹妹的班级去生炉子。
炉子刚刚生起时，烟冒得很大，他打开三个教室的窗户，放跑教室里的烟。直到炉子不再冒烟，他再把窗户关好，随后，还要把三个教室的地打扫干净，洒上清水，再把课桌擦干净。等到同学们到校时，教室里已经暖和了。
做完这些事情，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同学们这才陆陆续续地赶到学校。
有一次，他们一家还上了报纸，那是奶奶带着他们捡矿石，支援国家建设。这让郭明义很高兴，因为他从小就喜欢被表扬，受到表扬，像打了一针兴奋剂。
还有一次，老师问谁会做小垫，送给厂里擦设备。老师问的是女生，因为小垫是用碎布拼接缝合而成的，每块小垫的大小必须一致，男孩子不会做针线活儿，老师只能问女生。没想到，郭明义却把手举起来了，大家都笑了。可郭明义呢，既然把手举起来了，坚决不能放下，既然承诺了，就不管自己是不是女生了。
任务是领回来了，可真的拿起针，他感到力不从心，便向母亲求援。母亲忙了一夜，总算圆了儿子的承诺。
是啊，郭家老少三代人都视承诺为金，都把鞍钢、把矿山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再忙再累，都不觉得。
·一个不能多
无论是童年的伙伴，还是中小学时的同学，对郭明义的评价是，他的心眼儿，是石头碰石头，实打实呀，手把手教他，都学不会掺假。
轰轰烈烈开展“除四害”那阵儿，学校动员学生们积极参与，给每个学生定打苍蝇、灭老鼠的任务，暑假结束后，必须完成任务。学校的统计方式是，苍蝇用玻璃瓶计算，老鼠用尾巴计算。事事争先的郭明义，这一次却落后了。
打苍蝇，郭明义完成得还不错，同学们都嫌脏，不去做，抢着去灭老鼠。因为灭老鼠只交尾巴不交死老鼠，这就有了许多窍门。一只老鼠尾巴可以剁好几根，灭一只老鼠就能完成好几只的任务。还有更容易的窍门，与老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就是造假，拿车老板鞭梢子充数。
每逢有乡下的马车到商店里送菜，同学们都拥上来，假装帮助卸菜，趁着车老板不注意，就把鞭子偷走，剪掉鞭梢子，再把鞭子还回来。郭明义也常来帮助卸菜，那是实实在在地帮人家干活，从来没打人家鞭梢子的主意。
同学们得手之后，把鞭梢子用锉刀锉圆了，用砂纸再撸几遍，打磨出毛来，就和老鼠的尾巴一模一样了，不去用手摸，真的分不出来。他们还剪下几段，分给郭明义，让他也当成任务交。他没有要，他说，别再做这种事儿了，让人家咋赶车？
郭明义的阻拦没起作用，这种游戏既好玩又刺激，还能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们正乐此不疲呢。只是他们看不到郭明义的身影了，他去一心一意地抓老鼠。
老鼠和苍蝇不一样，狡猾得很，不费一番脑筋，真的捉不住它。郭明义在老鼠常走的线路上下套子，设诱饵，整整一假期，只捉到两只老鼠。
开学时，同学们将辉煌的“战绩”交给老师。爱干净的老师嫌老鼠脏，更害怕招上病菌，没有认真检查，只是数了数，就过去了。郭明义心知肚明，却没有戳穿里面的秘密，把自己那两只真正的老鼠尾巴交了上去。虽然他没有得到老师的表扬，却很心安，至少他保持住了自己的诚实。
不管吃多大的亏，一生都不许说谎，都要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父母总是这样谆谆教导他。
守住诚实，说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却是那样的艰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度让我们患上了“浮夸病”，我们习惯于让上级满意，让自己的面子满意，却从来没有想过让真实满意，让真理满意。
郭明义从小养成的本分与诚实，值得我们反思。现在，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太偏重于知识，偏重于竞争意识，恰恰忽略了人的本真。道德与行为规范的教育，品行教育，还得从娃娃抓起。
世界需要干净的水，更需要干净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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