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洲

    公元1968年10月20日，北京时间12点整。这是一个被大多数历史学家忽略的时刻。此时，在豫北一座城市，我赤身裸体，“哇”的一声哭了。

    我的曾祖父母、父亲、医生、护士都笑了，停了一会儿，我虚弱的母亲也笑了——我出生了。

    笑过之后，父亲又皱起了眉头：这孩儿该叫什么名字呢？父亲虽然平日和李白一样爱喝二两，可在才思敏捷方面却从不愿抢诗仙的风头。于是，他把自己变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现出一副诗人苦吟状。

    “就叫他光洲吧！”父亲脱口而出，“这孩儿生在中午，好男难得正当午。杨光洲！阳光照遍五洲！咱姓杨，用‘阳光’的谐音。”

    就这样，在未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我就被叫做杨光洲了。

    打我记事起，父亲就常常流露出对自己的作品——“杨光洲”这个名字的自豪：“这名字，多好！光耀五洲，琅琅上口。”

    的确，当1975年我读小学时，老师喊一声“卫东”，班里会站起三个鼻涕将军。叫一声“文革”，能跑过来五个傻小子。而我，听到叫“光洲”，便果断地答应，不必东张西望犹豫不决看是否是在叫另一个“光洲”，因为无人与我重名。

    然而，再伟大的真理也有被质疑的时候。在我被叫做“杨光洲”的第40个年头时，我用电脑搜索了一下“杨光洲”这三个字。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

    有湖北骨科专家杨光洲。

    有广东文学硕士杨光洲。

    有云南法官杨光洲。

    有四川大老板杨光洲。

    有关“杨光洲”的网页多达29页，每页上又有十几个“杨光洲”条目。看来我并不是天下唯一的“杨光洲”！

    我没有把这一结果告诉父亲，不忍心把年逾古稀的他从四十多年的自豪中拉出来！

    但是，夜晚上床后，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妻子。

    “叫什么名字无关紧要。”妻子睡眼惺忪却一副深谙世事又颇不耐烦的样子，“只要有媒体捧你，你叫猫三狗四也有人说好。”

    我趿拉着鞋下床坐到电脑前搜索影视明星。

    恍恍惚惚，我搜到一个叫“杨光洲”的歌星。通过链接，我发现报纸用整版篇幅在探寻他婚外恋的浪漫历程，广播在评说他吸毒究竟是精神空虚还是因为缺乏关怀，电视在关注他的宠物狗感冒是否已经痊愈，网络论坛在讨论他随地吐痰是缺德还是洒脱……记者们众星捧月般围着他，他急匆匆钻进轿车里不出来。

    我挤进记者群里大喊：“我也叫杨光洲。我想对媒体说几句……”

    “什么？你叫杨光洲？”一名记者把眼睛瞪得比乒乓球还圆，吃惊地看着我。更多的记者对我视而不见。

    我大叫：“我叫杨光洲！我没搞婚外恋……”

    “你想搞得有人愿意跟你搞呀！”

    “我住在城里不养狗……”

    “那么名贵的品种你养得起吗！”

    “我不吸毒……”

    “你穷得叮当响，有钱吸呀？”

    “我不随地吐痰……”

    “你敢吐？戴红袖箍的老大爷不罚得你跪地求饶！”

    “我是一个好杨光洲！”

    “不许你再叫杨光洲！”记者们愤怒了，“你别在这儿影响我们工作！”他们把录音笔像匕首一样指向我，相机镜头像枪管一样对着我，摄像机炮筒一样瞄准我，“敢再冒充杨光洲，看我们不曝你的光！恬不知耻的家伙！”

    我如英雄就义前般高呼：“我叫杨光洲！”

    “你叫杨光洲有啥了不起！”有人把我推倒了。

    我醒了。妻子正不耐烦地推搡着我：“你一个卖酱油醋的小营业员，叫什么名字都没人理，你又不是明星！”

    “我真的就叫杨光洲嘛。”我嘟囔着，委屈地又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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