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入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
当我们华夏民族已经进人了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时候，当埃及的金字塔也已经在尼罗河畔熠熠闪光的时候，欧洲还在用它褐色的乳房，喂养着过着半人半兽生活的希腊人。但是历史发展到公元前15、14世纪的时候，就像天空中忽然升起的彩虹一样，古希腊的文明崛起了。到了公元前6—5世纪，希腊人同大河文明造就的埃及、印度、中国等已经并驾齐驱。在这一时段里，地球上完全没有关联的地区，相继诞生了三位伟大的哲人；中国的孔子（前531—前479）、印度的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和希腊的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在大体相当的时间内，在西亚地区形成了《圣经·旧约》。三位伟人和一部经书像事先约定了似的，在同一时段里一起生长出来，有如四根挺立的石柱，撑起了古代世界精神文明的大厦。至今地球上的人们还有赖于这座大厦遮风避雨。
文艺是新文明诞生的先导。在上述四种文明成形之前，人类在各地的祖先大都早已有了自己的神话、艺术或诗歌。而希腊的神话尤其表现出一种雄大活泼的绚丽色彩。马克思赞美说：古希腊的神话和艺术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美丽的诗，具有永久性的魅力。
这是一个毫无掩饰的时代。人类的文明尚未筑起羞耻之墙。几乎所有的神抵都是要哭就哭，要笑就笑，要造爱就造爱，一切都是那么率真，七情六欲袒露无遗。对于情欲的追求犹如飞蛾扑火，明知灭亡仍执意向前。这就是希腊神话中洋溢着的悲喜剧精神。
欧洲的文学发展到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忽然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个时期欧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过渡到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基督教、基督文化取代古希腊罗马文化，在欧洲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欧洲的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叫做“欧洲文学的中世纪时期”——大概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长达l000年之久。这个时期的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迥然不同，请大家看一段法国著名作家法朗士在《黛依丝》中对中世纪生活的描述：
那个时候，沙漠里住着大队的隐士。那种隐遁的修士们和修道者们是非常节食的，每天到太阳落山之后，才吃他们的面包，夹着一点食盐和意沙泊（Hysope）的叶子。这便算他们一天的食料了。他们都谨守着禁欲主义，穿着惩戒自己的带子和罩满眼睛的肩挂。长夜的默想之后，便去睡在光秃秃的地上，祈祷，唱圣歌。总之，他们每天完成那伟大的忏悔和苦行。为了思想到人类生来的罪恶，他们不仅拒绝肉体的欢乐和满足，并且拒绝了那时候的人以为人身必须的保健。他们以肉体的疾病惩戒灵魂的卑污，以为身体的溃烂和创伤正是最光荣的装饰。”
这是一位19世纪作家的描述。各位看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呢？在古希腊、罗马那些神话中所表现的那种生活——恣情纵欲的、充满了欢乐痛苦悲伤的、情感得到充分释放的生活，一下子变成了上述这样一种生活。我们不是说中世纪的人都过着像这段话描绘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的的确确是在欧洲中世纪时最受尊敬的一种生活，这样的修士是当时最受尊敬的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转折啊！文化上的这样的转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找不到的。我们说西方的文学像一条澎湃激荡的河流，而中国的文化像一座肃穆沉静的大山——中国的文学虽然也在变，但从宏观上讲，还是比较稳定、厚重，而西方文学却时有惊涛骇浪，每一朵浪花都闪耀着不同的虹彩。
如果说，古希腊的文学是一个美丽活泼的孩子，那么，经过长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的黑夜之后，欧洲的文化一下子长成了一位金发碧眼、亭亭玉立、光彩照人的少女。我们的航船来到了欧洲人最弓i以为荣的新时代——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一个无论在科学还是在文化方面都产生了众多巨人的时代。
研究历史，最怕停留在已有的定义上。譬如，什么叫做“文艺复兴”？各位翻开一些目前常用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在介绍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时常可以看到一个大体上相同的定义：“文艺复兴”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高举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帜，所进行的一场反对封建，反对基督教教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产生了数以百计的科学巨人和文化巨人。这个关于“文艺复兴”的定义，可以说是很经典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把对文艺复兴的了解就停留在这个水平上，那就糟糕了。你看一看《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就会发现它对文艺复兴的描述跟这个“定义”不完全一样。它特别强调文艺复兴中人们对于美和自由的追求。而像前面所说的那个定义，是源于较早的苏联教科书。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它有一部堪称经典的著作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作者叫布克哈特。这部书描述的“文艺复兴”是怎么样呢？那是一幅相当混乱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画面。你看！苏联的、中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学者，他们对文艺复兴的概括有多么大的差别！面对这么大的差异，我们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下海”。自己动手去阅读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作品，去观赏那个时期的绘画，去了解那个时期的科学发现。当你涉足这些作品、绘画和科学成果的海洋时，你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更加错综迷离的世界：对人类的热情赞美与恶毒诅咒同在，近乎疯狂的欢乐与近乎疯狂的悲哀并存，对人间伊甸园的精心构建与对人间地狱的冷酷描绘交织，对教会神圣的亵渎与诚挚的忏悔融会，“战斗唯物主义的始祖”同时是狂热的基督教徒，猛烈抨击教会丑恶的战斗者临终大都接受涂油礼，“第一个近代人”把中世纪的教父引为知己，思想上的巨人是道德上的侏儒，文化上的智者是品德上的败类，有的悲观主义者被历史证明为时代的先知，而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家却又被作弄似的成为浅薄之徒；高尚与卑鄙，文雅与粗俗，亮节与猥亵，深沉与浅陋，赤裸裸的人的本能世界与趋于成熟的观念世界，野蛮人强烈而持久的幻想与文明人尖锐而细致的求知欲，纵横交错在一起，展开了一幅七彩缤纷的社会与人的图画。这是在信仰断裂时期——旧的信仰在衰落，新的、建立在自然科学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理性尚未成熟——人性的全景式展开。精力横溢是这一时代的特征。莎士比亚说：“我就是我。”这个时期，很多新的东西都在孕育，都在萌发，包括现在大家称作为现代主义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时代都已经崭露头角。很多在文艺复兴以后过了一二百年，才被人们用哲学理论阐述出来的道理，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被艺术家敏锐地感觉到了并艺术地写进了自己的作品里，所以这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复杂，非常美妙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们对外部自然界的发现，同对于内心世界的发现协调发展，对于外部宇宙的认识和对内心宇宙的感悟交织在一起，人们惊喜地发现，人的内心，就像我们看到的外部宇宙一样广阔、一样深邃、一样神秘。
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开始，从充满了奇情异想的爱情诗人彼特拉克到具有泼皮般战斗精神的卜伽丘，从名副其实的语言文化巨人弗朗索瓦·拉伯雷到最伟大的小说家塞万提斯，而后我们将向文艺复兴的高峰进发。在那里站立着威廉·莎士比亚，他像高吻苍穹的雄鹰，在他站立的地方我们找不到第二个人和他比肩。莎士比亚的抒情诗、喜剧、历史剧和他的悲剧，展示了人的无比深邃和广阔的内心宇宙。它们几乎包容了从他以后直到现在的那些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许许多多的命题和思想，当很多哲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们已经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得到了胚胎式的展现，这是一个令人惊叹不已的文学艺术史上的奇迹。因此，莎士比亚的作品，特别是他的悲剧被视为欧洲文学的第三座里程碑。
文艺复兴大概有三百年左右的辉煌时期，莎士比亚是它的高峰的标记，也是走向衰落的前兆。莎氏死后，欧洲仿佛用完了它的全部力气，而显得衰弱不堪。垂暮的梦境创造了被称为“巴罗克”的艺术时代。华丽、诡谲、颓唐和破碎的风格令人想到夜幕降临之前的黄昏和晚霞。
但是，到了17世纪，仿佛太阳重新升起，在法国，路易十四创造了一个被称为“太阳王”的时期——他创造了一个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富强与繁荣的法国，尽管是回光返照。路易十四非常重视文学艺术，成立了法兰西学术院，支持文学艺术的创作，同时他也对它施加了控制，于是在这个时期的主流文学倡导复兴古罗马的艺术传统，称为“新古典主义”时期，种种据说是来自古代的规范成了当时剧作家和诗人必须遵守的法则。艺术家不能不“戴着镣铐跳舞”。“镣铐”对于舞蹈是一种约束，但约束有时会使人跳出更好的舞蹈。悲剧大师高乃依和拉辛创造了不朽的作品，喜剧大师莫里哀把新古典主义文学推向了高峰。莫里哀的喜剧是新古典主义时代最骄人的成果，同时，又是对这一神圣文学流派的亵渎。就像莎士比亚代表着文艺复兴的高峰与终结一样，莫里哀意味着新古典主义的高峰与终结。
真正把新古典主义推下统治宝座的是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为这场伟大革命做精神准备的启蒙学者从思想上向新古典主义发起了冲击。他们的主力就是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和卢梭。恩格斯说，启蒙思想家们“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任务，倡导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艺术家不仅在思想上非常革命，而且，在艺术上也有颇多贡献，如卢梭的《忏悔录》、《新爱洛绮丝》，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在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有：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威福特的《格列佛游记》，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以及农民诗人彭斯等。德国在启蒙运动前，远较英法落后，但到17世纪70年代，陡然掀起“狂飙突进”运动，《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作者青年歌德和《阴谋与爱情》的作者席勒成为两只报春的燕子，高翔于欧洲上空，令人刮目相看。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被称为近代人的《圣经》。它继莎士比亚的作品之后，成为欧洲文学史上的第四座里程碑。
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对整个欧洲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无与伦比的，它意味着欧洲历史的一个巨大转折。这场大革命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想像空间——金钱梦、美女梦。鲜花梦，甚至于总统梦，一个乞丐可以想像自己在第二天早上成为富翁。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个人，会有这么辉煌的前景和可能。但是，大革命经过多次反复之后，启蒙学者们许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并没有实现，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欲望横流、道德沉降的讽刺画面。于是，深沉的绝望、沮丧和颓唐同那些金钱梦、美女梦、鲜花梦混杂在一起，构成一股自我张扬、自我怜悯、自我钟爱的情感浪潮。一个诗人说：“为什么我从白天到晚上总是想到疯狂呢？”“疯狂”这两个字非常典型地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鼓荡着狂想和绝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创造了一个短暂而辉煌的文学星空——浪漫主义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我们可以讲出一连串的名字，这些名字大体上可以分成“天使派”和“恶魔派”两个行列。“天使派”里应该提到的有拉马丁、夏多勃里昂等，而“恶魔派”中有更多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拜伦、雪莱、济慈、雨果、司汤达、梅里美等。这个运动像天空的一群流星，由于它过于炽热、过于明亮，延续的时间就不太长。在运动中的中坚分子，那些最有才华的人大部分都是非常短命的，而一些活得比较长的人，到了中、老年就转向其他流派，不再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成员了。
历史发展到欧洲19世纪的中叶，由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几十年反反复复的热流终于慢慢地冷却下来。面对大革命所带来的令人沮丧的社会现实，人们开始了冷静的思考。到了1848年革命以后，在冷静地考察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悄悄地登上了文学舞台，这就是直到现在依然有着强劲生命力的现实主义文学。关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我们需要说许多话来加以辨析。但如果不怕失之粗略，也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浪漫主义文学认为“生活应该如此”，现实主义文学则是“生活就是如此”。当你问雨果：《巴黎圣母院》中描写的乞丐王朝真的存在吗？雨果会回答说：我认为应该存在。如果你问巴尔扎克，你为什么在《人间喜剧》中把生活描写得那样黑暗污浊？巴尔扎克会回答你：因为生活就是如此黑暗、污浊。写《巴黎圣母院》时的雨果是浪漫派，而写《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者。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简单，容易引起许多问题，但是比较详细的分析我们只能放在以后。
F.詹明信博士认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与金钱的作用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金钱是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压力和焦虑，引出了新的灾难和欢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充分发展以前，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产生的作用相比。我希望大家不要把金钱作为文学的某种新的主题，而要把它作为一切新的故事、新的关系和新的叙述形式的来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来源。只有当金钱及其所表示的新的社会关系减弱时，现实主义才能逐渐减弱。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边界是一个“模糊边界”。把一个作家归类是一件困难而不必要的事情，但对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加以适当的分析还是必要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对那种全然无视现实、任情感流荡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拨。在他们叙述的故事里，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温情常常是主人公不幸的主观根源，而金钱和权力是构成不幸的社会根源。如最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包法利夫人》（福楼拜著）中的爱玛是因为中了夏多布里昂和拉马丁作品的毒，为追求那种幽秘的爱情而跌人泥坑，死于债台高筑。但如果把现实主义文学说成是“向社会举起的一面镜子”，那是不确切的。文学不仅是对现实消极的反映，而且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一个追逐各种时髦思潮和表层热点的作家，不过是浅薄的鹦鹉。他们的学舌作品将随着潮流的东逝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伪现实主义。真正的艺术家必然不屈服于社会的庸俗的流行观念和被权威保护的现实。他们同这样的现实角力，而殚精竭虑地探索社会表层之下那些最隐蔽因而也是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力量是相对稳定的、模糊不清的，它一旦被作家、艺术家揭示出来，就能在人的内心唤醒一股如雄狮般的力量，引起社会性的“轰动效应”。这种力量，在人的内心深处、深不可测的渊底躁动着，当天才的闪电照亮深渊的时候，它就会欢腾起来，使读者（或观众）感到一种淋漓酣畅、如瀑布宣泄般的快感。
现实主义文学在一个中心点上与浪漫派一脉相承，那就是它们所关注的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的问题。现实主义文学比浪漫主义更重视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与和谐。现实主义作家像外科医生解剖人体那样，科学而细致地考察和剖析人的内心宇宙与外部环境、种族、历史、文化氛围的相互关系，理性、情感和意志的关系，个性、气质乃至深层意识的运行规律；其作品像人体解剖图那样描绘出完整而多样的内心世界体系。由于作家个人主体性的影响，每个人所描绘出的体系各有千秋，表现手法也迎然有异，统观起来，则是一幅极其广阔、丰富、深邃的内心图画——金钱时代人类心灵的全景式、流动式的展开。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进人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表现出来的社会脓疮开始溃烂、发臭，终于酿成了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国与国之间残酷的战争。很多文化人非常吃惊地发现：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化到现在，有了这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结果竟然用这些技术来打仗，残杀的面更广，更为残忍。不少人对人生、对人类失去了信心。在现实主义文学中，我们还可以感到作者是站在社会生活之上，手举正义之鞭来鞭挞那些黑暗的社会现实；而在现代主义文学中，这样神圣的正义之鞭没有了，尼采说“上帝死了”。理性精神受到怀疑，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发展。罗曼·罗兰在他荣获诺贝尔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末一卷的“初版序”冲写道：
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悲剧。我毫无隐蔽地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混混饨饨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和为了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而感到的沮丧。——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罗曼·罗兰对创造新世界感到的沮丧，是差不多整整一代文学家（转向无产阶级的作家除外）的普遍的沮丧。它标志着支撑整个19世纪文学大厦的那种乐观的理性支柱崩塌了。高度发展的理性如果遭逢危机，会使人跌人更深的绝望。当人们自以为登上极乐仙境之时，却猛然发现眼前出现的是悬崖和深渊，那种悲哀是可以令人发疯的。20世纪上半叶，发疯或自杀的作家特别多：斯特林堡的《鬼魂奏呜曲》写于疯癫状态；杰克·伦敦像他的主人公马丁·伊登那样自己结束了自己，只是采用了服毒自杀的方式；意识流巨匠伍尔夫投了河；海明威用枪打碎了自己脑袋；奥地利的茨威格则使用了煤气；“苏维埃最有才华”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用的是手枪；叶塞宁步其后尘……他们的心灵如脆弱的芦苇，没有风时还颤抖不停，待寒风骤起，便一个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更多的作家陷人悲观主义的深渊。以格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以滔滔之势席卷思想文化界。尽管罗曼·罗兰在隐遁10年之后仍在原来的基地上战斗，但18世纪的理性精神终究从主流地位上被推下来了。
20世纪初欧美的文学形成三足鼎立：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产阶级）文学。在无产阶级文学中，比较重要的是高尔基的《母亲》、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以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家中值得称道的是萧伯纳、罗曼·罗兰、巴比塞；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将要讲到的就更多，比如像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现代神话小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意识流的巨匠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以及萨特、海明威的作品。
在商品化的时代，文学失去信仰的依托，就像一个垂暮的男人死去了常相依傍的妻子，因此而变得神情恍惚，精神萎靡，行将就木。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把人们从习惯性的语言思维中解放出来，用文字写成的“文学”不仅在“边缘化”，而且日益衰颓。高科技影像技术及电子网络像一个妖媚十足的靓女诱惑着文学老人。他同她结合，待被吸尽文学的精液之后，老人即将死去。她将产下新的时代的宁馨儿——与过去的文学形态迥然有异的新的生命。
人类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几千年的文学，已经长成了无与伦比的巨人，它是如此充满灵性，每一个细胞都会思想。但是，任何的生命都不可能永恒。现有的文学形态将走向死亡，它将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和研究。同时，它在一种新的形态中延续自己。
西方文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大源头”和“六大思潮：
两大源头：古希腊、罗马的神话艺术及文艺理论；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学及文化理论。
六大思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
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思潮；
20世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
六种思潮相互交错、彼此渗透，各有其独到而卓绝的特色。我们不可能一一详论，只能如《红楼梦》中的那句佛家签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每一种思潮，摘取几种代表性作品略加剖析，以窥全貌，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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