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和寒冬瑞雪

    一、被夸大的危机

    由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世界经济就由一片繁荣进入了全面萧条：国际贸易急剧萎缩，资产价格纷纷跳水，众多企业倒闭，失业率急剧攀升。以出口贸易为经济支柱的国家所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日本、俄罗斯的GDP在2009年第一季度均以年率一成以上的幅度负增长；一直马力强劲的中国经济引擎也有了冷却的迹象，沿海出口加工型的中小企业掀起了大规模的倒闭潮。新闻媒体也难得抓到了题材，危机报道铺天盖地，似乎世界经济的末日即将来临。于是乎人心惶惶，一向习惯于大手大脚花钱消费的西方国家民众也纷纷捂紧了钱包，美国的储蓄率甚至攀升到了5.7%的水平。

    很多人把这一轮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相类比，因为两者有太多的相似之处。1929年的大萧条同样也是由华尔街的金融泡沫破灭引爆，并迅速席卷了全球，此外也同样是在长期的经济繁荣之后迎来的经济大滑坡。但明显的不同之处也是有的。以危机发源地美国为例，虽然此次经济危机确实导致了多家知名大企业倒闭，但是美国的失业率并没有攀升到1929年那样夸张的水平：1929年的大萧条中，美国的失业率迅速攀升到25%的水平，而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大约上升到了9%。

    此外在GNP方面，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的GDP在三年多的时间内缩水了三分之一，而目前美国经济虽然已经负增长，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09年美国经济将负增长约2.8%左右，这个幅度与1929年的大萧条相比更是有很大差别。最重要的是，1929年的大萧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条中，最发达的国家也出现了大面积的饥饿现象；而今天这场危机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并没有出现像1929年大萧条中那种从繁荣和富足突然滑坡到贫困的现象。总而言之，这的确是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但是这场危机并非像媒体炒作的那样是近一百年来少有的危机，而仅仅是一百多年来无数“经济危机”中比较大的一个而已。

    二、必不可少的经济萧条

    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繁荣之后必然是萧条，萧条之后又会迎来繁荣，这种周期就好比春夏秋冬一样循环。所以实际上萧条本身是很寻常的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样也是现实的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谚语：“瑞雪兆丰年。”为什么瑞雪会带来丰年呢？那是因为瑞雪这个“白色杀手”杀死了大量过冬的害虫和各种病菌，为来年的作物生长创造了好的环境。热带地区没有寒冬，但却是各种疾病包括传染病最易滋生的地方，这种地方虽然有着丰沛的雨水，但农业却远不如温带发达。再放大一点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热带地区除了像新加坡这样的“袖珍国”之外，再没有其他发达国家。严寒的确是令人非常不快的，为了抵御严寒人们不得不在取暖燃料以及御寒的衣物和设施上投入大量资源，但是寒冬所赶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这些成本在相比之下都不足为道。那么，经济发展中的萧条与四季中的寒冬真有着这种内在的相似性吗？答案是肯定的。

    直到今天，人们对经济活动的理解和认识还是非常有限的，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一门相当原始的科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或许还不能称之为“科学”。每当新技术出现，经济开始繁荣膨胀，人们实际上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举个例子：试想30年前个人电脑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谁能想到未来个人电脑能够成为一种走入千家万户的普通“家电”？当然更难想象到它的技术能力竟会有如此巨大的跃升，使得今天的“个人电脑”的计算能力远超过以前那些耗资亿万的巨型计算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经济泡沫自然会被吹大。技术革新带来的财富“矿藏”深不可测，总会有大量冒险的资金来这里挖掘。

    “矿藏”丰富的时候，自然少不了一本万利的财富神话，而率先来此挖掘的人们，除了少数倒霉鬼之外，大多赚得盆满钵满。财富效应吸引了众多资金聚集，在对“矿藏”的争夺中，人们更倾向于把想象力发挥到极限，赌这个“矿藏”的极限。而往往这个“矿藏”的储量会屡屡超过人们的想象，于是人们自然从最初的谨慎走向大胆再走向疯狂，拿来豪赌的资金越来越多，经济泡沫由此形成。20世纪90年代末的网络泡沫中，口号就是“烧钱”，办一个网站靠烧钱“烧”出知名度，然后直接在成本数字后面加个0卖给下一家……这就是疯狂时的情景。这种疯狂一方面是由于资本贪婪和逐利的本性，另一方面则出自人们对经济活动实质意义上的无知。经济泡沫中，总有人大发横财，但是当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就会沦为一场“击鼓传花”的赌博游戏。当然，总要有人接到最后一棒，为这场“狂欢晚会”埋单。大量的资金在经济泡沫上囤积，必然扭曲了资源配置，带来整体社会经济效率和财富的损失。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了它作为赌场的时间必然是短暂的和局部的。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得财富“矿藏”储量并不丰厚的“坏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前来的投机资金也会闻风“无组织无纪律”地争相夺路而逃，泡沫也就破灭了。萧条是一个好工具，它定期清理了资本泡沫的“赌场”，让赌徒们四散而逃，迫使他们去干点更有益的事情，为下一轮的经济繁荣奠定基础。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但是，就好比人们需要为冬季付出额外的成本一样，萧条本身往往也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很多人会因此损失惨重。但是这种损失跟“整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个社会的资源错误配置能得以纠正”这样的巨大收益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单单拿二战结束以后来说，西方国家经历了多次的经济萧条，但这并不影响这些国家取得经济上的巨大进步和生活水平上的飞跃提高。反观东欧国家，好像是一直“欣欣向荣，没有经济危机”，但当40年之后真相揭晓之时人们却发现，所谓没有经济危机是因为这些国家几乎每天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号称消灭了萧条的中央计划经济并没有消灭萧条，相反，他消灭了繁荣，把萧条由短暂的周期性的东西变成了恒久的常态。今天仍然有一个残酷的数据是：在东西德合并将近20年之后，德国东部与西部的生活水平落差仍然达到10年左右，这还是在西部为东部提供了巨额的重建援助的基础上才达到的。要知道，当年搞中央计划经济的东德“没有过”经济危机，而搞市场经济的西德是隔三差五闹经济危机。

    从以上的历史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萧条和经济危机并非像想象中那么可怕、那么糟糕，事实上它们对于经济的长久繁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所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当然，萧条和经济危机总是不受人欢迎的，没有人会说他喜欢萧条和经济危机；同样，冬季的严寒也让人不舒服，也不会有人说喜欢冬季的严寒。但是萧条和冬季一样，是天道循环中的必然一环，也为未来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经济危机，我们更应该保持理性和自信的心态。严冬来临，我们就会花一些费用给房子供上暖气，购置厚实的衣服以御寒，绝不会慌慌张张地企图花费巨资弄出一个超级大火炉来“制造”大地回春——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做法不仅代价巨大，而且注定徒劳无功。

    改善财富分配：还原人民币购买力的实质

    一、公平的财富分配的意义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中国的贫富差距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在关键的民生物资以及劳动力成本上的通货膨胀压力，使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在事实上的高流动性注入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持。当然这只是有利的一面，而且是仅有的有利一面。资产的畸形高价，是中国生产能力过剩的根源之一，而由于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国内消费能力不足，更使得中国的庞大生产能力不得不在海外寻找市场。其实以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而言，“内需不足”只是个伪命题，造成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财富分配上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

    公平的财富分配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公平的财富分配对于一个社会的持久繁荣也是相当关键的。

    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句俗语：“富不过三代。”为什么会“富不过三代”？其背后隐藏的道理是智力和禀赋很难遗传，它们几乎在人群中随机出现。因此公平的财富分配对于一个社会总体的人力资源开发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社会中的穷人也不会因为贫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或者不会因为贫穷而不能发展自己的天赋才能，那么一个社会的总体人力资源开发必然会得到极大推进。禀赋才能在人群中的均匀分布决定了一个国家文明的发展水平不仅与其富裕程度有关，也跟其内部的财富分配有关。

    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到很多表面上富裕而强大的帝国，因为其内部财富分配存在问题而使得整个社会结构极为脆弱，繁荣也变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得十分脆弱。看似无比强大的波斯帝国屡屡败于看起来相对贫穷弱小的希腊之手，在很大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以贫民和奴隶为主的波斯军队，尽管拥有非常巨大的数量优势，却经常被数量上处于弱势的、由自耕农组成的希腊军队打败。

    而波斯的富裕和繁荣与社会下层几乎毫无关系，出身社会下层的士兵们的观念是为帝王而战；而希腊自耕农们则是为自己而战。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正是军队表现的差异的重要根源。希腊的体制，使得出身社会下层的人士也有机会获得接受教育和发展才能的机会，所以希腊才能够人才辈出，希腊的社会结构也因此变得富有韧性，足以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冲击。而与之相对的波斯，则充满了腐朽和低效，社会结构脆弱而缺乏韧性，偶发的冲击就很容易使其分崩离析。因此波斯帝国尽管拥有辽阔的疆域和惊人的财富，也不过是泥足巨人。

    公平的财富分配，既能带来社会的和谐稳定，也能使社会总体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得到提高，这些都是实现持久繁荣的关键所在。更重要的是，公平的财富分配能使社会结构有经受各种挑战的韧性，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于社会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正是发展高度文明的绝对基础。

    二、还原真实购买力

    正如前面所言，在中国，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也使得人民币的购买力极其不“真实”在劳动力和普通民生物资方面，人民币的购买力是比较强的；而在资产方面，人民币的购买力又是相当弱的。这样的购买力差距的实质，就是资产的畸形高价。资产的畸形高价又扭曲了资源配置，使得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资产中，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结构中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高的根本原因所在。

    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高价资产，成了远远高出“地面”的财富蓄水池，当然这些高价资产带来的成本并不可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实际上，它会通过各种渠道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扩散开来，进行成本转嫁。这种成本转嫁首先引向的是流通领域。最近频繁出现这样的现象：农村地区的水果蔬菜等产品价格极度便宜却销售不出去，而在城市中，水果蔬菜却因为价格过高而面临消费萎缩。正是由于流通环节中的高成本转嫁，才导致了这种矛盾的局面。流通环节的高成本带来的不仅仅是城乡贸易间形成壁垒，更关键的是导致城乡贸易萎缩，经济效率大大受损；它更会带来内需的进一步萎缩，导致整体经济结构的继续失调。

    价格信号对于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来说是最为关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原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非常重要。这可能会带来表面的通货膨胀率的短期上升，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对抑制资产价格泡沫还是改善中国经济结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改善财富的分配和还原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本质上是一体的。这不仅是摆脱当前经济困局的一条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必然要求。

    告别凯恩斯主义，脱身货币泥沼

    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

    一、凯恩斯主义：从兴盛到破产

    凯恩斯主义得以大行其道，是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之后。虽然人们普遍认为1936年凯恩斯的著作《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的出版才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正式形成，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风靡一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就大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

    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在经济萧条来袭时，凯恩斯主义就更有市场。即便是一向奉行自由经济的美国，在危机来临时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也会高涨，政府也同样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经济进行干预，正如我们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所看到的一样。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除了国家介入金融管制以及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就是政府投资建设大量公共工程。

    至于这些公共工程的实际效益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当时就有舆论讽刺罗斯福的公共工程是政府花钱雇一批人在地上挖坑，然后再雇一批人把这个坑给填上。在短期内，罗斯福的“新政”确实也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但是美国的失业率依然高企，这一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真正得到解决。目前学术界基本达成了这么一个共识，那就是罗斯福的“新政”并没有使美国走出萧条。

    虽然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效果令人怀疑，但它还是迅速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纷纷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奉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战后的经济恢复和繁荣掩盖了这种经济政策带来的弊端，但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越来越难以遏制。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主要西方国家纷纷陷入滞胀的泥潭，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怀疑才开始蔓延开来。

    与凯恩斯主义进行了长期论战的哈耶克的学说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重新受到重视的。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经济学界开始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思。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走向了彻底的破产。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经济诉求重新获得了市场，里根信奉供给学派的学说，强烈主张经济自由化，最终通过相当艰苦的努力使得美国基本脱离凯恩斯主义的阴影。

    当然凯恩斯主义也并没有因此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凯恩斯主义是经济学者向政界和商界邀宠的有效工具，因此醉心于这种学说的还大有人在。经过包装和粉饰之后，这套经济学说依然在经济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二、凯恩斯主义的本质

    透过纷繁的表象，我们来看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支柱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所谓有效需求，就是指有实际购买力的需求。凯恩斯认为经济萧条来临时，由于收入减少会造成购买力下降，人们因经济预期的改变也会减少消费，这都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经济萧条既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扩张政策，甚至不惜以巨额的财政赤字，强行向市场注入购买力，或者通俗地讲注入钞票，以刺激有效需求，并改变人们对于经济的预期。

    我们知道政府本身是不能创造任何财富的，它花的每一分钱都只能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收支付。所以政府采取财政扩张政策，其本质不过是把钱从老百姓手里拿过来替他们花掉而已。政府的财政赤字，如果不是以今天的税收来偿还，就是要以将来的税收来偿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还。对于这一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是承认的。但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精英及其智囊对经济会有更准确的判断，而普通民众对经济的预期往往是非理性的。经济的萧条既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预期的改变造成的，那么政府就应该纠正这一预期。以上假设正是凯恩斯理论的基础。无论是他所说的工资刚性，还是非理性预期，背后其实都隐含了这一假设。凯恩斯曾经在“零和游戏”的股票市场上赚了大笔金钱，或许的确有着高于常人的智力，但是他所认为的政府精英阶层在经济上的智慧优越于千千万万普通大众在经济上的集体智慧，却并非事实。现代的经济理论界已经普遍承认了“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这两个基本假设。而在实践上，无论是前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还是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的失败，都证明了凯恩斯关于政府精英阶层的经济智慧优越于普通大众的假设是错误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本质是政府通过财政扩张政策强行向市场注入货币，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制造“有效需求”；二是改变人们的经济预期。透支信用货币的信用，事实上正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轴。由于政府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财富，是一个完全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者说赤字性的财政政策）就是开动印钞机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狡猾地企图利用人们对货币实际购买力下降的反应滞后，来创造额外的购买力，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短期的成效，但是人们的理性预期一旦形成，这套政策就要宣告破产。经济事实也证明，只要稍微给大众一点时间，大众完全能够形成相当“理性”的预期，确切地讲是通货膨胀的预期，使得凯恩斯主义的“金钱魔术”形同闹剧。所以凯恩斯主义在西方造成全面的严重滞胀格局并最终破产，是必然的。

    三、告别凯恩斯主义：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虽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弊端和本质缺陷已经充分暴露，但是它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还大有市场。布什总统号称是保守主义者，代表了美国保守主义传统的回潮，但是他选择的首席经济顾问却是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曼昆；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在搞学术的时候更多的是凯恩斯主义的怀疑者和反对者，而当他们在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上时，却看起来更像是凯恩斯主义者。是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决定了这种怪诞的局面。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有着缺陷，但它还是最佳的“御用经济学”，或者说是最讨政府喜欢的经济学，因为它为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不管什么样的政府，对干预经济活动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尽管其效果往往令人不敢恭维。因为“当政”就是为了“有为”，如果像奥地利学派那样主张无为而治，听任市场去发挥作用，那“当政”还有什么意义？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奥地利学派的主张或许更科学，但是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主张最不可行，也最不受政治家们以及各级政府官僚的欢迎。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千疮百孔，却仍然“荣宠不衰”。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确实可以制造出短期的“复苏”或者“繁荣”，但同时也制造出了一个货币的泥沼，任何一个国家陷进去都难以脱身。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持续的高通胀足以说明这个泥沼之深，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企图遏制同时出现的高通胀和高失业率，但是他们的努力如同在泥沼中的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若不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率先断然启用大幅减税和高利率两剂猛药，恐怕西方普遍的滞胀局面根本无法摆脱。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当本轮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各国政府纷纷采取经济干预措施，不少人为数字惊人的经济救援计划而欢呼雀跃之时，国内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却先后公开表示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质疑。

    由于经济结构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有着非常巨大的潜在通胀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压力，中国也在体制上最具有采取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倾向，很容易为自己制造出一个货币泥沼，陷进去后难以自拔。这对人民币未来的实际购买力构成严重威胁。张维迎此番以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忠于“理论正确”而非“政治正确”，提出要告别凯恩斯主义，在当前背景下需要一定的勇气。张维迎的主张，就好比声称“戒烟有益健康”一样，虽然非常正确，但是不会有人理会，因为这种后果要在相当漫长的时间之后才可以看到。凯恩斯主义同样具有高度的“成瘾性”，需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定的信念才可能摆脱它。

    凯恩斯自己也非常强调货币对于经济的关键和核心作用，但是他却忽略了坚实的货币价值对于长期繁荣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的弊端的根源。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而言，没有什么比人民币的坚实信用更为重要。告别凯恩斯主义，虽然对中国而言任务特别艰巨，但值得为此付出暂时的痛苦的代价。

    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

    一、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理论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对于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约瑟夫.熊彼特来说，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就是变化。他既研究了短期经济波动，也研究了长期经济趋势，通过这些研究确定了经济周期的阶段与成因，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发展现象作出了本质性的判断。

    熊彼特1883年生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现为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正是奥匈帝国极度宽松自由的环境孕育了极度推崇经济自由的奥地利学派），在人文学科方面接受了优秀的教育，但在数学与科学方面的背景却显得不足，后来熊彼特也坦承自己在数学能力方面的欠缺。当然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这种数学能力上的欠缺，可能反倒使他专注于发挥在宏观洞察力方面的天才。

    熊彼特是最先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界定了三个同时发生的不同周期。首先是3~4年的短期波动，因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 (Joseph Kitchin)最先发现该周期，熊彼特称之为“基钦周期”。该周期是商业存货的变化造成的。厂商为使存货的增长超前于销售的增长，将扩张存货1~2年。当销售的增长缓慢时，存货将在仓库中囤积。因而，厂商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削减产量以减少存货积压。当存货最终恢复到更适当的水平时，销售额回升，厂商将再次寻求扩张存货。第二个周期则关系到厂商投资于新厂房和设备的变化。该周期持续8~11年，克莱门特.朱格拉(Clement Jugtar)首先发现了该周期，熊彼特称之为“朱格拉周期”。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周期指的就是这种经济波动。熊彼特认为，由于厂商希望扩张自己的固定资产并使其现代化，扩张将持续4~5年。但是当厂商已经扩张资产和实现设备现代化后，将在一定时期内不再需要新的投资。因此接下来的4~5年中，在厂房与设备方面的支出将减少。经过这段时期，固定资产将损耗和过时，因此又转移到另一个4~5年的投资繁荣阶段。最后是持续45~60年的长期周期，亦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首先注意到该周期，但不能解释其成因。熊彼特将发明与创新看成是长期周期背后的驱动力。在经济增长缓慢时，厂商不可能引进新的技术创新，因此新的发明与创新将被积压几十年；当经济的迅猛增长开始启动时，贮存了几十年的创新将被运用于生产过程，经济迅速增长。熊彼特将引进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发明的工业革命视为一轮长期经济扩张的开始。19世纪中叶的铁路建设开始了第二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20世纪初，电力、汽车和化学激起了第三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熊彼特对经济周期的解读，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也由此得以确立。

    二、创造性毁灭

    在熊彼特的早期研究中，他认为发明是由非经济力量决定的，无法通过研究经济学来理解。后来他又认为创新是由大企业内部的经济力量所决定的。但是，在熊彼特的一生中，他都拒绝承认创新是―种理性的活动；相反，他认为那是无法解释的创造性活动，也不能当作理性思考过程的结果去理解。而创新和发明的代理者是企业家。

    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不同，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不仅仅是为了以最低成本生产商品和满足消费者需求而雇用资源，相反，他赞同坎蒂隆的观点，认为企业家是愿意冒险的个体，正是这样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当社会上有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时，资本主义将兴旺发达；当企业家精神被破坏或受到严重抑制时，资本主义将平静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来代替更为贴切，或者更进一步地用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来代替。过去几年全球性的不动产泡沫的形成实际上是信息技术革命这一重大技术创新浪潮走向低潮的产物。而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纷纷加大了经济干预，国家干预主义兴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熊彼特的这一深刻见解。

    熊彼特还认为，企业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塑造和形成消费者口味。与其他认为厂商应响应消费者口味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左，熊彼特认为，“消费者选择消费品的大多数变化是由厂商强制造成的，消费者往往抵制这种改变，却又被广告精心策划的心理技术学所诱导和培养”。消费者偏好并没有导致生产与创新，而是创新造就的新商品与服务改变了消费者的口味。熊彼特的这一观点事实上与供给学派的理论在逻辑上暗合。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是“有效供给”带来需求，而非有效需求带来供给。“有效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是创新和毁灭的交织。例如：是汽车被发明出来后才有了对汽车的需求，而非有了对汽车的需求后才有了汽车的供给。而汽车的普及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消费者抛弃了马车，马车几乎被彻底淘汰。

    按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的发明和创新是长期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由银行信用支持的发明导致了创新和繁荣，效仿者很快被吸引过来，于是最初的创新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是效仿者的效率总是比创新者的效率低，而且有很多效仿者在这个扩张期中姗姗来迟。错误的估算和紧缩的信用将一些企业推向破产的境地，并导致萧条与不景气。但破产也将低效的企业清除出去，从而纠正了以往扩张中的错误。发明在经济紧缩期间得到积聚，此时企业家无法募得资金将发明转换为能够刺激增长的创新，因而常备不懈，等待新的一轮增长周期启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对经济变化采用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观察方法。他不是检验资本主义所经历过的周期变化，而是考察资本主义的未来。他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是：“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他给出的答案是“它无法生存下去”。

    在根本上，他认为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是正确的。但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并不会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被自己的失败毁灭，而是将被自己的诸多成功所毁灭。熊彼特认为市场经济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创造性毁灭(creativedestruction)。市场经济会用成功的创新来替代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然而问题出现了，因为较小的企业经常被较大的企业所替代，在此过程中，是官僚主义的管理者在经营企业，而不是创新的企业家。

    这些管理者不像主人而更像雇员。他们偏好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于创新和冒险，结果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倾向创新的动态趋势以及不断进取和变化的精神。熊彼特还看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根植于市场经济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及需要在所有参与者中作出合理选择这样一个事实中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的。这将促使人们在思想中形成怀疑性和批判性的框架，这正是实现持续的系统性的经济创新的根本基础。

    长期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中心。亚当.斯密和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将市场经济视为获得迅速增长的最佳途径。然而到了19世纪末，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率的问题，而对增长问题失去了兴趣。熊彼特的主要贡献是把经济学家的注意力重新调整到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来。他强调了创新、企业家等非经济因素对市场经济健康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性，也开创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新纪元。

    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已经为近几十年来在技术革新推动下的世界经济飞速发展所证明。非常典型的就是引导了最近二十多年世界经济繁荣的信息产业。技术以令人窒息的步伐向前跃进，昨天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技术和资产转眼间就变得过时，甚至不名一文。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公司因为跟不上技术的节奏而倒闭，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资产沦为废品，他们都成为了“创造性毁灭”的牺牲品。但在此之上，是汹涌澎湃的经济发展大潮。我们知道，前东德的照相机技术曾经停滞过30年，没人因技术变革失业，也没有企业因技术变革而倒闭，但却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萧条或许也可以看作经济到达“创造性毁灭”大规模爆发这一临界点的一种表现形式。

    技术停滞和生产过剩，其实是创新不足的体现。中国经济目前同样也面临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但我们的着眼点过多地放在如何挖掘日益枯竭的市场需求，而非创新能力的提升上。可以想象，一旦新的技术革命爆发，中国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生产能力及相关资产将面临大规模的“创造性毁灭”，届时如果不能站在技术创新的潮头，不能通过技术创新创造出大量财富来“填补”这一“空缺”，那么大规模的经济倒退是可想而知的。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真正的经济繁荣，同样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技术革新：不竭的财富源泉

    一、技术革新与国力盛衰

    最近两百年来，人类文明取得了超出以往任何时候的成就，所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过去所有时期所创造财富的总和。即便把时间尺度缩小到50年，我们也可以说最近50年人类文明取得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成就，最近50年来人类创造的财富，也远远超过过去所有时期的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以这样令人震惊的步伐在前进，而这背后最主要的推动力，就是技术的革新。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换而言之，科学技术是带来财富增长的最有力工具。

    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英国从一个小小的偏僻岛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霸主；铁路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进步，又使得德国以狭小的领土和并不丰富的资源，在工业生产上超越了英国这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前苏联的兴起也与大量引进和使用西方技术密切相关；而美国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独占世界经济的鳌头，也是因为它能够长期引领世界技术变革的浪潮。最近十多年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更是给世界的面貌带来了惊人的改变。仅仅一个信息产业一年带来的财富，就超过50年前整个世界在同样时间内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东亚，还会发现技术变革带来巨大财富效应的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日本和韩国。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十分匮乏的岛国，在明治维新后短短三十几年，就先后击败了中国和俄国两大强邻。很多人把这归于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的成功，而忽略了西方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对日本经济面貌的巨大改变。二战以后的日本经济发展更为成功，

    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

    也在大约30年左右的时间里，日本就从战争废墟中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这也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自美国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韩国的现代化也堪称奇迹，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富裕工业国。对比日本和韩国，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有许多资源禀赋远远好过它们，而发展程度上却远远落后于它们的国家。日本和韩国的成功，进一步深刻诠释了这么一个道理：技术革新才是财富的最重要来源，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与此相对，我们很容易想象技术停滞会带来什么。技术革新既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同时又是最大的财富破坏者。英国和苏联的衰败提供了非常鲜明的反面例子。英国经济从巅峰走向衰落，仅仅是因为从19世纪末起它在总体工业技术上开始“稍微”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而已。由于英国的工业产品在国际上渐渐失去了竞争力，曾经代表了英帝国辉煌的大批工厂陷入了衰败之中，产业衰败的速度异常迅速，令人触目惊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钢铁、纺织、造船等这些曾经作为英国工业骄傲的产业一个接一个陷入了破产，英国在上述工业领域内的产品几乎从国际市场上消失。如果说英国的衰落还算是优雅缓慢的过程，那么前苏联的衰败，则是以一种非常激烈和突兀的形式进行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在技术上事实上已经陷入停滞，前苏联投入巨资建设的大量工厂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技术上已经过时。

    表面上苏联仍然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然而事实上这种大规模更大程度上仅仅是账面规模而已。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有效地冻结了苏联在工业上陷入衰败的进程，直到其肌体的活力被彻底耗尽，无力再耗费资源来冻结这种事实上的衰败。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的民用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几乎彻底消失。众所周知，为了从西方获得先进工业技术，前苏联动用了几乎所有能动用的手段，而且前苏联也有着相当良好的工业技术基础，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苏联的工业技术在绝大多数领域都比美国和西欧“差那么一点点”。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成语用在技术革新上其实最为贴切。

    二、中国的困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改革开放这一政策。而改革开放所起到的最重要作用，其实不是吸引了国外资金的流入，而是吸引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流入。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流入与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相结合，才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直到目前依然面临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的局面。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源就是人力资源开发上的低效和全面落后。

    邓小平同志曾经痛心地指出：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教育。如今改革开放过去了30年，最大的不足在什么地方，恐怕依然还是教育。教育系统，特别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无能和低效，正是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严重不足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匮乏的主因所在。经过连年扩招，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虽然已经号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但其质量却让人不敢恭维。这位美国学者指出中国的大学大量培养出的所谓工程师不过是技术工人，但事实上中国却面临技术工人严重缺乏和大学毕业生普遍失业这样矛盾而荒谬的局面。

    换而言之，这些所谓的工程师，连技术工人都算不上。或许只有用“功能故障的教育生产流水线上大批出产的废品”来形容更为贴切。大学生的大量失业也使得这些人失去了在实践中获得锻炼、形成技能的“第二次受教育机会”，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即使单单从学术角度来考察中国的高等教育，我们也会悲哀地发现中国的硕博士论文多是质量低劣、数量泛滥的典型。对比中印两国的教育系统现状，这位美国学者还指出：印度教育的最大问题不是质量而是数量；而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则不是数量，而是质量。

    中国在技术创新能力上的落后，一方面要归因于教育体制的僵化和无能，另一方面则要归因于中国缺乏一个有利于形成技术创新能力的文化环境和传统。中国家庭对于教育问题也是高度功利化的，传统上理性思辨的缺失，又使得人们的意识很容易被“大流”所裹挟，行为方式高度趋同。大众化、平庸化、功利化成为了中国年轻人走向“成熟”的普遍特征。所以在中国，经常上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场景。“奥数”、“考研”、“考公务员”，以及各种功利色彩浓厚的认证考试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发展着。而年轻人本应拥有的创新活力和冲动则很难看到，他们“成熟”得太快，以至于本能中的创新能力都遭到了扼杀。可以想象，假如中国以背诵圆周率的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途径，那么必然也会有很多人趋之若鹜。虽然背圆周率毫无创新，对于普通人而言几乎毫无价值，以此作为人才考察方式其选拔功能也极其有限，甚至是荒谬绝伦，但是只要背后有功利，就足以引导“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力资源的配置因而极大地被扭曲，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浪费，更是从机制上扼杀了创新能力。

    普通人或许比较难注意到这种损失和浪费，那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了解一二。我们知道，在体育以及娱乐业中，顶级明星和一般从业者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巨大的，有时甚至达数百倍之多。这种收入上的差距，并不反映他们实际技能上的差距（比如顶尖歌手可能只是比一般的专业歌手在歌唱水平上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而是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自然结果。事实上，很多行业中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哲理，或许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天平效应”微小的差距造成了结果上的重大差别。

    比如爱因斯坦第一个提出了相对论，这是物理学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假如当时还有另一个人提出几乎完全一样的“相对论”，只是时间晚了那么一点，内容上欠缺了那么一点，那么这个“相对论”将是一文不值的。市场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准确反映了两者价值的区别。爱因斯坦必然会成为世界知名的大科学家，而另外那个人很可能会寂寂无闻——微小的差距，也会使得资源配置的天平向爱因斯坦这一方剧烈倾斜。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由发展，人尽其才”对于一个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人的天赋才能千差万别，每个人擅长做的事情往往都大不一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种模式意味着很多人的才能实际上都被浪费掉了，很多本可以有的创新也被扼杀掉了。他们本可以去做一些自己非常擅长的事情并形成不凡的创新能力，而参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结果，却使得他们成为价值极低的陪衬品。如果把这个分析扩大到整个社会，它带来的财富损失将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其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高度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在中国经济中处处可见。事实上，比起改变僵化无能的教育机制，形成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挥的环境，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数量，中国人的平均智商居于世界各民族的前列，这是中国在技术创新上拥有的巨大潜在优势，可惜的是，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这种优势很大程度上都被虚掷和浪费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匮乏，不仅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外的技术流入大幅减少，这种匮乏还很可能颠覆中国过去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从历史经验我们已经知道，微小的技术差距就足以使无数宝贵资产沦为废品，其破坏作用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尽管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已经位居前列，但其脆弱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曾经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但由于技术上的滞后，短短几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已远远落后于主要的西方国家。

    技术革新一方面源源不断地创造新财富，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破坏某些原有的财富，其财富杠杆的效应是非常巨大的。以中国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自身巨大的资源，如果能在技术创新能力上取得质的突破和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将不可估量。退一万步讲，即便中国只是想保持现有的经济成果，没有技术创新能力上的根本提升也是不可能的。由于体制和历史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技术革新能力的提升可以作为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但如果技术革新能力的发展裹足不前，那么这些问题反倒可能成为在中国经济中制造麻烦的一个重要源头。技术革新，是中国的机遇也是挑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残酷现实。

    金融体制改革：为创新注入活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冲击。为应对这一局面，在国务院的主导之下，中国的金融系统大幅增加了贷款投放。截至2009年5月，新增贷款就已经超过5万亿元，按这个速度增加下去，全年的新增贷款有望超过10万亿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对这些贷款的流向进行调查后发现，新增贷款的绝大多数还是流向了国企和基础建设投资；即便是在这种“钱淹脚面”的形势之下，民营中小型企业，包括创新型的民营科技企业，仍然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融资。金融体制上的问题，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所在。

    我们知道，国有的大型垄断企业大多存在于成熟的行业，其发展空间已经极为有限。然而在融资上，他们却获得了最优厚的照顾，大量的贷款流向了这些企业。这事实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扭曲。而我们现行的金融体制，鼓励银行执行这样的贷款政策，在传统上，向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发放贷款也是银行优先考虑的选项。这基于两种考虑：其一，贷款风险小；其二，即使形成坏账，也是“肉烂在锅里”。国有银行的资金不愿意向中小型民营企业提供贷款融资，民间金融又受到严格的限制，

    使得这些企业在融资问题上几乎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创新型的民营科技企业也不幸身在这一群体当中。实际上，很多民间资本愿意承担高风险向这些企业提供融资，但是目前的金融管制使得这种融资既十分困难，也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触碰到法律法规的红线，所以民间融资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民间融资合法化又严重威胁到现有国有金融系统的资金来源，并有可能造成对现有银行业务的严重冲击，所以，这一改革迟迟无法推进。

    正如前面所言，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技术创新能力极其薄弱。而造成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资金层面上对真正的技术创新活动没有进行有效的支持。这一方面体现在前面提到的资金量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资金的具体流向上。“汉芯”事件这样的丑闻，充分暴露了中国现行科研体制存在的缺陷，同时也暴露出对创新活动进行支持的资金流向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对经济环境中实际创新活动的资金支持过少，而对于“汉芯”这样的学术性的“假大空”项目的资金支持则过多。

    我们应该坦承，在向民营科技企业提供贷款融资这一问题上，风险也是不可回避的因素。国有银行也一定程度上基于风险考虑而不愿向这些企业发放贷款。我们也应该看到，金融工具的缺乏同样也是造成中小民营科技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上，丰富多样的金融工具大大降低了对高风险行业或企业进行投资的门槛。中国还很缺乏这样的工具。

    但事实上风险因素并非是贷款主要流向国有大型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向国有大型企业和基础建设项目提供的贷款也有很多沦为了坏账，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政策性干预措施在这种贷款的形成上起到了很大作用，至于这些项目的真实经济效益如何，往往缺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乏严格认真的评估。光是某些失败的大型项目造成的严重浪费和损失，实际上就足以向中国的整个中小型创新企业体系提供充足的融资。但这一情况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中国的各级政府和国有金融体系都倾向于认为这是“肉烂在自家锅里”那种情况。而投向创新领域的有限融资，也受到形形色色的“汉芯”事件的干扰，大笔的资金流入了私人的腰包，得到的是一个个烂尾工程或毫无实际经济意义的空壳。

    总而言之，中国的金融体系由于受到政策导向和体制结构方面的因素影响，更倾向于向国有大型企业和基础建设项目提供融资，绝大多数的银行贷款正是流向了这里。或者说中国金融体系为维持和扩张现有经济结构提供了过多的融资，为革新和创造提供的融资则过少。可以说，中国的金融体系为无休止的挖路铺路、拆楼盖楼提供了融资，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损失和浪费提供了融资，为一些大而无当、效率低下的工业项目提供了融资，为经济过热和经济结构失调提供了融资，唯独没有为革新和创造提供融资。这种局面只会使得中国经济离真实的可持续的繁荣越来越远，离经济停滞越来越近。

    进一步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推动国内资本市场的成熟和多样化，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能够为国内的技术革新和创造提供更有效的融资支持，应该是中国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化解日益积累的经济结构问题，并在未来真正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强势出击

    最近有报道称，中国已经大规模增加官方的黄金储备，目前中国的官方黄金储备已经超过了1000吨，比2000年时增加了两倍之多。尽管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行为在国内备受舆论批评，但中国对美元资产的热情似乎依然不减。在这种“囤积行为”背后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中国日益依赖黄金和美元等“硬通货”来保障人民币的信用。由于人民币的汇率机制进一步走向灵活和富有弹性，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必然会逐步开放，而金融体制的其他一些部分难以改革，因此拥有庞大的“硬通货”储备，不仅是信心的保障，也是防范金融动荡的现实需要。中国要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其实并不容易。

    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提到过，投资美国国债至少在近期内还是明智的选择。美国国债在市场容量、安全性、流动性三方面的综合优势是其他任何一种资产所不能比拟的，对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而言，很难再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要中国需要保持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大规模投资美国国债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在现今情况下保持庞大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前面也已提到过，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不再依赖庞大的外汇储备？很明显，那就是金融体制成熟和金融市场完全市场化以后。如果继续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和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政策，短期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无疑是可以办到的，但以目前的趋势来看，长期维持这种格局几乎没有可能性。如果想在不对金融体制做出深刻改革这一前提下逐步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那么庞大的“硬通货”储备就必不可少（这也正是中国积极囤积外汇背后的主因之一）。中国要摆脱对外汇储备特别是美元储备的依赖，只能是在对金融体制进行深刻而彻底的改革、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之后。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要实现这一点，需要非常漫长而艰辛的努力。中国有必要在这方面保持积极而强势的态度，与其坐等形势逼迫，不如积极行动，强势出击。

    在国际金融危机这一背景下，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日益复杂，可能随时需要动用外汇储备来进行市场干预。持有美国国债的一个重要优点就是能够保持外汇资产的高度流动性，以应对各种未知的风险。事实上保持资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产的流动性在危机年代本来就是首要的原则。危机过程其实也是风险暴露的过程，正如美国的次贷一样，危机爆发之前，对其的资产评估无疑会相当正面，而危机爆发以后一切都面目全非，优质资产可能转眼间就变成了垃圾。这是危机年代里的铁律，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性的缺乏本身就是巨大的风险。美国国债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既然在现实条件下大规模持有美国国债不可避免，对国债组合进行有效的管理，以降低风险提高收益就变得至关重要。我们也观察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组合进行了积极的改变：大量减持长期债的同时买入等量或者更多的短期债。这种积极措施在当前形势下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美国进一步降低利率至负利率的可能性非常低，而目前接近于0的低利率能够维持多长时间也令人怀疑。长期利率的上升几乎不可避免。最近美国国债出现了长期收益率大幅上升的局面，无疑也反映了这一预期。

    当然美国国债并非是唯一可行的资产选择，通过购买多样化的资产组合以规避风险、提高收益是必然的措施。中国最近提高黄金储备的具体做法值得商榷，但在思路上无疑非常具有积极意义。中国也正在使用外汇储备积极收购海外的矿产资源并开拓市场，不管具体的成果如何，这种积极的思路也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在发达国家市场的投资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政治性因素）屡屡受挫，但中国还是很有希望在南美和非洲市场上找到更富有投资价值的项目。单纯就实际购买力而言，美元的加速贬值已经不可避免。美国国债的收益远不足以弥补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购买力贬值。与其消极地坐等通货膨胀侵蚀资产价值，不如积极灵活地选取适当的资产组合进行投资。

    危机的背面就是机遇，在防范危机带来的风险的同时，如何利用危机带来的机遇也是危机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每一次危机过后，在旧的经济力量走向衰败和消亡的同时，都会有新的经济力量借机崛起。对于企业而言，危机本身也正是扩充地盘、发展壮大自己的绝好机会。此次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负面冲击，更有巨大的机遇。在南美和非洲，中国已经有了在这些地区获取资源和开拓市场的绝好机会。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和生产能力，都在这些地区大有用武之地。在这些地区采取强势出击的战略，应该是中国的优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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