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安先生

    这题目在脑子里转了几天之后，乱哄哄的许多汉字逐渐冷静了，只剩四个字还耀婿闪光地在眼前活跃着：正人君子。又冷静推敲几日，这调个字仍不倒，仍在热烈地狗光，这才敢下笔写来。

    他的正人君子之正，不是一脸肃杀一本经的正，而是端正的正，不走邪门歪道的疋，心正的正一个人心正不正，脸上是写着的。他脸上时常滋润出的微笑就是心正的写照。他真的是时常流露出笑的。我看到的他的笑都是微笑，都是理解了别人的幽默时由衷的不出声的笑，而不是那种虽然声音不小但很干巴，很勉强，很心不在焉的奸笑冷笑、嘲笑或假笑。凭我多年的经验，那种从不会心地笑一笑的人，大多心术不正或心地不善。彭安定老师那些常常是被别人哪怕不很强烈的幽默感染出的微笑，从不用调动眉眼和皮肉参与就悄悄产生了。他的并不用力就产生的微笑虽不哗众取宠，却是很有力量的，这说明他心中存有许多善和真诚。舞会时，他不跳，但他文质彬彬坐那儿微笑着欣赏他人的舞姿，那是对舞者的尊重。喝酒时，他不喝，但他温文尔雅坐那儿微笑，并不是他有许多闲工夫而无时不轻松得发笑。恰恰相反，他时间紧张得要命。他有许多学术著作和论文要写，加上接二连三的学术会、工作会和各种评委会，几乎使他每天的时间都按小时排好了。近几年因工作关系，我多次和他同开一个会时见他这个会刚刚结束就又奔另一个会去了，甚至此会没完，他便急忙先发了言而请假到彼会去。正因他自己的时间极其紧张，他才办什么事都很守时。他的守时既是对自己时间的珍惜也是对别人时间格外的不忍浪费。他崇敬的鲁迅先生不是说无端空耗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吗？所以他答应参加的会就一定准时赶到。有时正在外地他也要放弃马上就要进行的观光内容而赶回去，并耳不计较交通工具的好坏。在如此精打细算使用的时间里，他竟能常常以微笑对待他人的一言一行，实在难能可贵。用微笑面对他人的个性，这大约就是他自己的个性吧？

    有次彭定安老师请我和元举、原野到由他当院长的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去作关于读书的演说。我们三个家伙思想并不深刻，无非靠些俏皮肤浅甚至轻浮的话逗引大学生们笑而已，哗众取宠的心思很重。比如我率先作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在座的同学们只喜欢读我的作品，而不喜欢读别人的作品，：包括元举、原野的作品。但这是不可能的！”同学们都笑了。我发现坐在台下的彭定安老师也微笑着。我的情绪因之受了鼓舞，往下讲得愈加兴奋。如果他听了我的话毫无反应，我会琢磨他是否思想深刻得对我肤浅的话不屑一顾，甚或正城府极深地暗自嘲笑我呢。可是他身子一动未动，脸上却极自然极灿烂地洋出微笑了，比鼓掌，比说一大堆表扬的话还起作用，不仅鼓舞了我，元举、原野也像要在裁判面前多争得几分似的，精神极其振作地幽。默起来，他俩妙语连珠博得阵阵掌声和彭定安老师更由衷的微笑。我明白，这效果绝对是与彭老师在台下用微笑奖创造的环境分不开的。作为一个学者和长者，他的微笑就是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我很有体会，与不能作为良好环境条件的长者同日而语时，不仅难于产生激情，原有的一点热情很快也会萎灭的。难得的是，他不是一次半次而是经常以这样一言不发的微笑把晚辈们还不自信的优点鼓舞得蓬勃开来。去年我和他一同到外地参加一个文学方面的会，欢迎晚宴时我俩同桌并且挨坐。那一桌他是长辈，他不善饮酒，而中青年作家们凑一块不畅饮一番是很扫兴的。我跟他说有个小品讽刺卖假酒的，买者指责卖者酒里掺水了，卖者却更正说不对，我这不是酒里掺水了，而是水里掺酒了。彭老师听了又是会心地微笑。我趁机又说您也把矿泉氷里掺点儿酒，和那些酒里掺水的（大家喝的都是低度酒）同志们干一杯。他真就微笑着这样做了，使得满桌作家们情绪特别好，你敬他劝哮饮得十分开怀。假设他不是这样而是一本正经脸严肃地坚持说不会喝酒并且坚持滴酒不沾，那一桌欢迎晚宴该会多么扫兴啊。

    作为晚辈们成长的一片环境，他发挥了不少滋养的作用。他每次会上一点也不引人发笑，但每次都有新鲜见解新鲜丙容的有条不紊的发言，都是滋润后生的雨露。我省不少中青年作家得益过这种滋润。起这样作用的还有他的评论文章。记得胡小胡的长’篇小说《太阳雪》样书刚出来时正赶上过春节，小胡就把自己这部新作当拜年礼物送给彭定安老师了。’彭老一气读完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又放弃了春节期间的一切娱乐活动，一连写了三篇评介文章，后来又在该作品的研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

    他做学术报告和会议发言总是内容丰富，并且总是因新鲜的思考和有条不紊的表达而吸引人。但他平时说话不多，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多，偶尔有几句也不生动。但他不多也不生动的话却是一言九鼎的，或说是君子口中绝无戏言。1996年他以辽宁省鲁迅研究会会长名义出面筹办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大会，一是筹措经费，二是组织安排会议开法。省作家协会算举办单位之一，我代表作协参加了筹备会应事情商定之后，他说让我代表作协和作家大会发言。我说作家协会是得安排个发言的，但是谁，得回去商量一下定。他说就定你了。我说我们书记可能参加会，他发言吧。彭老说还是你有代表性。我说回去定。开会前我报了书记和我到会，书记发言，并让书记直接跟会议主持人通了话。在我的观念里，谁职务高谁最有代表性，因而我没作发言准备。

    第二天，我坦然无事坐主席台上认真听别人讲话，却听主持人点到了我的名字。我忽然头嗡的一声，手足无措了几秒钟。但上千人的隆重大会，还有不少北京和外地来宾，不容我作推卸责任的解释了。我闭眼迅急构思了一下，记起几天前曾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写过几段关于向鲁迅学习的话，便慌乱掏出来硬着头皮走上讲台，把那既无开头又无结尾的几段话念了一遍，自我感笨糟透了，回到坐位时脸还烧得不敢抬头。可马上听到了作为大会主报告人的彭老师说我非常赞成方才作家刘兆林同志的讲话，他说“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中国作家，不读鲁迅，那是最大的浅薄，如果再来嘲笑鲁迅，那就不仅浅薄而且是轻浮了”，这话很对！

    在那么大一个会上如此杂乱无章的发言，在有些领导眼里实在是太没水平了，可学者彭定安却给以赞扬，我发烧的脸一下冷静下来。散会后在餐桌上我一再向他和书记解释说没作准备出丑了，他仍是那么由衷地微笑着说：“不是定你发言的吗？我以为你故意用散文诗的形式发言呢，无意中创新了！”我这才领教了他口中是无戏言的。

    作为学者的他，才华和贡献不用我说了（我也说不出子午卯酉来砖头厚的《创作心理学》和鲁迅研究等著述堂皇地在那儿摆着呢（好几十万字的理论著述能写得那么有文采是不多见的），因而我特别想知道一点儿他的家庭生活和情感世界。但由于对他的尊敬，一直羞于开。我就从他的衣着上判断。他的衣着是雅致而有生气的。冬天他好穿一件黑呢大衣戴黑呢贝蕾帽。若光是这些，就不仅毫无生气可言而且近于修道士的服装了。可是，一条鲜红的领带加一条火红的围脖，一下子像把火炬点燃出他内心的热情和美来，大有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感觉。他的儒雅内向而又不过分的学者风度在辽宁作家群里别是一番独特。那些参加过战争，在战火和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写下名篇佳作说话高声大嗓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着装大众化的老作家们，是一大片可爱的风景。彭定安老师在这一片风景中独特而又融洽地存在着。别的老人高兴时可能直接向我讲讲自己的老伴或家方面的事，我却从没听彭定安老师讲过。愈是不讲愈诱我想知道一点儿，不是有探隐癖，是想对长者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以便学。有一天暮色苍茫的时候，我去他家送第三届东北文学奖评类材料。他是评委。按了三遍门铃都没有回声，我边自责没事先打个电话而白跑了，边作了要走的准备又按一次。不想门铃声过后屋里传出窸窸窣窣有些奇怪的动静。我杧大声问了一句“彭老师在家吗？”怪声忽然止了，他的老伴出来十分不好意思地道歉说老彭散步去了，以为是“老彭”回来了呢，想吓唬吓唬他玩儿！

    只这一个细节，可以想见他夫妇感情的丰富和美好，他的家庭生活一定是幸福和有趣的。怪不得他脸上除了深思外，总是由衷和自如的微笑。他学业的才华和成功一定与这位常常在家里吓唬他玩的夫人有极大关系。这也使我联想，他的治家态度一定和治学一样严谨的。

    1997年7月4日

    （原载《芒种》1997年11月号）

    散说朱苏进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晓凡约我写篇“作家论作家”插，我只忖度一刻便定孓朱苏进。于是抽空信笔写上一段，不加分析，只是武断戏说，直到限定的时日和字数满了为止，散散碎碎的，也顾不及是否会有以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问题，等苏进骂我胡说是II。

    我总认为古今中外作家和作品不外三大类：写帝王将相的，写才子佳人的，写平民百姓的。按这说法划分的话，朱苏进该属第一类，写将相的。他虽然很少直接写将相，但所写人物多有将相之气。直接写到的将们自不必说了，那些士兵和校尉们也被他写得将心十足。袁翰、西丹石、苏子昂……仅仅是个连长班长团长，可他们自命不凡的眼光和心胸，关注的多是将相分内的事。不仅写人，他有数的几篇散文也如此《天圆地方》是写棋中之王围棋的；《南方的暗示》、《山是站起来的大海》是写景中之王山的（也包括海《被一个愿望伤害过》是写星中之王太阳的（是传统观念或艺术观念的星之王、《自然之子的痴笑》是欣赏军队作家周涛散文集《稀世之鸟》的。《鸟》中主要作品多是写大西北的雄鹰啊烈马呀神山啊等等英雄豪杰气很足的景物。写得大气潇洒是肯定的，但有些地方文以载道得太直露也是事实。苏进读后赞叹不已，仿佛一位文帅在欣赏另一位文帅，赏后道：“于是我想，与卓越作品匹配的只能是卓越的欣赏。它好像只是为你一个人而作，好像欣赏时世界都停下来了。”校尉、士兵、景观都被他写出将相之心来，这是否与他自己有将相之心有关呢？如若让我写将相，大概将相们也成了平民百姓，可见我属写平民百姓那类。

    还可以把军队作家按出身分成三大类：军人家庭出身的，农民家庭出身的，一般知口、分子和平民百姓家庭出身的。朱苏进属第一类。他父母都是军队医官，妻子也是军人的女儿。苏进把这样的家庭出身引为自豪，常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尽情流露。我们都去过老山前线，我写战场生活的《秋声》、《雾里一团烟》等与他写战场生活的《欲飞》等一比；足见我不是军人家庭出身也不是个优秀军人了。他的军人意识简直浸入骨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了。足见苏进是位军人家庭出身的优秀军人和优秀的军人作家。

    我还认为可以把作家和作品按写情、写理、写智力娱乐三大类归拢一下。这与前两种划分一样都不怎么科学严密，我不过是想粗略戏说一下罢了，并没想认真定义推理。我觉得苏进属写理见长即文以载道的那一类。他的文字，心理分析透彻探刻，笔笔如刀，刀刀见血，思辨力很强，内容和主题也多有哲理性和思想性，流露的多是强力或思想的力量，而不是以情感人以情见长。《引而不发》、《第三只眼》、《凝眸》、《绝望中诞生》，标题就显思想。《轻轻地说》算是写亲情的，但这在他作品中占极少数，几乎再没第二篇了。苏进笔下的主人公也多是深思的、深刻的。他写景不多，偶尔写到时也带感觉色彩：“东方犹如挨了一鞭子，破了，绽出一抹红光，红得洽蓄”。在他眼里，连东方的红光都是武力抽打出来的，似乎离了武力一切都不可能。他作心理分析时的思辨力就更强。他作品里的人间烟火气和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都被伟大的深刻啊思辨啊挤没了。我呢，我深刻不起来，有点见长的地方也只属肤浅的生死悲欢忍辱负重的真情，就是苏进所说“没有胆略时就弄点善良搁那儿”吧？

    若按雅的、俗的和雅俗共赏的三类分一分的话，苏进当然属雅的，顶多也只能沾上雅俗共赏的边儿。若按时下的先锋派、传统派和中庸派划分苏进呢，就难了点。他的文体是传统的，思想却是先锋的。综合看呢，先锋派认为他有点传统，传统派认为他有点先锋，可见他既先锋又传统。苏进究竟该属哪一种，说不清了那么往下我就随便乱说吧。为了避免乱得一塌糊涂一点头绪没有别人读了啥也记不住，还是用数字标记一下为好。

    一、苏进是强者。他极力赞美强者的争斗，崇尚阳刚之气歌颂胆略和勇敢。即使恶者的恶也是流的恶，英雄的错误也是一流的错误。如果他肯向谁承认自己有缺点的话那也一定认为是一流的缺点或光荣的缺点。他绝不会奴才似的哭哭：啼啼或痛心疾首那样去承认错误去请求宽容。他会理直气壮地说自己错在哪里，好像错的不是他而是听者。一旦他这样说的时候肯定能改。他笔下那个出征前犯了强奸罪的班长谷默上刑场时也雄赳赳的。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常常冲动着以求一逞的雄野之心和不得逞的遗憾。他敢做带头羊，自己认准了想做的事不左顾右盼，果敢地悄悄地走过去做，做完之后就引起一阵响动，他似乎满意于这种效果。凡事宁可不做，做就做个漂亮文章要么不写，写就一鸣惊人。连抽烟都是，抽就抽得潇洒，抽迚个大将风度来。他脸整天像雕塑一样深刻着，凝思着，总是缭绕着自己吐出的烟雾。那烟雾极自信。强者都是自信的。我总不自信。可见是个弱者。

    二、苏进喜较量。也许只有较量才能检验出是否强者，他写每篇作品似乎都在参战，尖锐、深刻、冷酷的文字仿佛一刀一枪在刺杀，一经问世总要压倒一批作品。读过之后也如随他认真厮杀了一回，很累，但也累得痛快。痛快的事能不累吗？累得大汗淋漓才最痛快。读他带着较量之心血写出的作品累得痛快却不痛苦。再也许他满意军人这职业才对较量感兴趣的，’也兴许他是在通过较量这手段来培养军人素质，首先是心理素质，精神素质。他择友极严，弱者、浅薄者与虚伪者绝不与之交、与之谈，他的交友必是强者。他还敢于树敌，或敢于树更强者为敌。树强敌才能真正较量啊！瞧瞧他喜欢的几样游戏，爱看的是足球，爱玩的是頂棋，都是对冲对杀较量素质的玩艺。我见过他观赏足球比赛时亢奋和痴迷的情态。下围棋时那样认真以至认真到废寝忘食耽误正事的程度了。他所欣赏的团长苏子昂也如他一样喜爱棋，找不到对手时竟想去监室找死刑犯去下。看看他那篇写围棋的散文就知道他对围棋已偏爱到偏激的程度。他说围棋“召唤档次高尚的人，谐调的人，与自然精神一致的人。这种人，一般都是有质量的好人。丑恶的人下不好围棋，肯定！”“在棋枰上，你可能有万千化身。你可以当翩翩君子，流水不争先，行云不蔽日，’落子飘曳棋风柔软似柳枝；你还可当帝王，君临天下，威镇八方，置万众于股掌，生死垂于呼吸间……”而我只知道围棋是项高超艺术，自己却不会，也不喜欢，只好自叹不是高质量的人。

    三、苏进是精神贵族。他以高贵为荣，鄙视卑贱，不屑与芸芸众生、与奴颜婢膝者（指精神上的）、与庸人谈半句话，不够层次的平常作品看半页都会闹心，从没听他谈过这类人和这类作品，连所谓大手笔们的作品也常被他说成写的不好哇，太臭。他自己有的作品本来也还看得过眼，问他时也是那口气，这篇不行，臭，XX篇不错，你看看吧。他的精神贵族气似乎带有点军人贵族味，这与张承志的精神贵族气不同。张承志精神上的高贵气也很强烈，但那是充满贫民意识平民感情的贵族气，并且这种贵族气主要体现在文体和语言风格上，而朱苏进的贵族气不是文体上的，似乎是在思想感情上。他时常流露出贵族气，我有点惧他的贵族精神或他这个精神贵族。我写过个中篇《父亲祭》，发表后，张承志等我看重的朋友说很不错，我却没给苏进寄。有次他在北京开会时听张承志推荐这篇，就在电话中说要看看，我说不过是忆苦材料，不值一看，终没寄。我是怕他看不起，也是怕他苛刻的眼光刺伤了我的情绪。我虽然内心深处也很傲，有时也自认精神境界不低，但狭隘的贫民意识和弱者之心又常使我有种自卑感，觉得我属卑贱者，不宜拿自己的真情给别人当笑料，也不宜捧出自己的伤口让别人撒盐。我曾觉得和苏进是朋友，也在几次他在场的公开场合这样说过。但后来看他在哪篇文章里有过“那些假朋友伪朋友准朋友”的话，我就想我是不是他认为的伪朋友啊，便不再与他使用这个词。常常自忖：性格中执著这一面我们是相同的，但思想感情不一样，尤其我那常带自卑的精神境况不足以成为他的期友吧？好几年前曾有小辈评论者论及军队作家时用过“南朱北刘”一词。还有过大学毕业生发表毕业论文论及我俩的异同，我看后有愧，怕辱没了苏进噢。这不是虚伪之词，我真的想我不敢说大话不能做大事，与苏进等出口便是大话动笔则是大文章的同事们主动套朋友确实有点攀附之嫌，何不也学他们那样，到哪儿腰挺直点，说话气壮点，多说些大话（但不能说空话和谎话，他就是如此），葚或不仅不套朋友而是树为对手，也在同他的较量中提高自己的素质岂不更好？

    四、对爱和恨，苏进似乎更称道恨。这样谈也没什么充分理由，只是凭感觉。善和恶究竟哪个更促进社会发展？有说善的有说恶的，我觉得似乎善和恶都是，而我的生活经历使我更称道善些。苏进却让我隐约感到会认为恶更有功劳。他心目中的那些榜样哪个是仁的爱的？在我看来，崇爱者多行善，尚恶者多施恨。他的太强的军人意识，、他的对战争的渴望，都让我联想到他对恶的功劳看得重。他在《瞬间一战争文学的智慧美》中说过：“……从一根枪管望出去，那金属膛线旋转着奔向太阳，仿佛要拽你一同奔去……你不得不承认：它美得令人晕眩！再看：一颗炽热的子弹钻进人躯体，进去时只有针尖大的孔，出去时却扯走几斤肉，人皮像旧书角那样卷起来在颤抖……这幅战场生态与美得令人晕眩的枪管里发射出去的呀！为什么不把两样东西联系起来体味？那么，你无论是憎恶或赞叹岂不都更为深刻了么？两者是母子关系呀……最新版的军事著作也必须体现一条原则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我们可不可以对那些所谓的‘恶’，施与些善意的深深的体味呢？而对那些所谓的善’（当然也是真实的善），施与些恶意的刀锋呢？”战争是强者也可以说是军人施展才华的舞台。因而，苏进施展的渴望常常使他以战争眼光为纲看一切，连把人世上最有爱心的母亲给儿子买个玩具枪也看成是崇战意识。：当然我不是在说这意识错与对，毛泽东思想里还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呢，毛泽东同志还认为阶段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呢。我说这些并不排斥苏进会爱，也许他对他喜爱的事物比谁都爱得壮丽呢，比如《轻轻地说》的爱妻女，《天圆地方》的爱围棋——诚如他自己所说：“爱有一条脐带，就像婴儿有一条脐带。婴儿的脐带连在一只兽腹里，比如猿；爱的脐带连在两只兽腹里，一只叫做恨，一只叫做妒。”但是我说，苏进的爱的脐带还是连着兽腹那一端显得粗壮。他的性格及他的作品总的感觉似乎是这样：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一面挺充分，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面就不怎么鲜明了。

    五、苏进似乎不太喜爱大自然，而只关注人。他的作品里心理活动的描写比比皆是、淋漓尽致却难找到较大的描写自然景物的段落，散碎的描写也不多。我曾有机会四五次和他同一集体游览名山大川，感觉也是他对自然景物不甚热爱。1989年深冬他到东北来，那是他第一次出关。当我们深入到关夕卜最东北边的大兴安岭时，那奇绝豪迈的林海雪原景色，连我这个生于北国长于北国的人都看得目不转睛。他却在列车上和几个人专心致志玩扑克。这使我遗憾。或者他太内向了，不屑在脸上表现出喜爱来？我们一同爬过乐山、武当山、黄山、长城和九寨沟，只在黄山上最壮美的一处景观歇步时见他开心地笑过。我们都是第二次上黄山了。我有篇散文这样描写过第一次登黄山此处时的感觉：“……这时才觉得自己真正作为一个人溶入大自然母亲的怀抱，听见的是云的流动声，还有极乐的人们忘情地发出的呼吼，那声音不是从喉咙发出的，是从心眼奔放出的——啊——啊啊——黄山你好——！许多人都同时这样呼吼起来，纯净的声音在云上边的山壁和空谷间推来撞去，声音那么结实，推不散，撞不碎，一声连一声延续好一阵儿。正当人们忘我地享受那超凡脱俗的仙境之美时，忽听一媚俗的声喊道：李处长！’这用媚俗之声喊出的官名把大自然美好的气氛破坏了，气得几个人齐声应道：‘李处长滚蛋！’”苏进就是听我说到这儿时笑的。他还是对人敏感啊。写《人世之歌和《再生草》的法国作家让‘齐奥诺是极其崇尚大自然’的，他认为在作家眼里大自然与人应同等重要。他说：“以我观之，现时的全部作品，给予平平庸庸的人类的位置太过突出，而世间山河这类奇伟的居民的脉搏动，却基本上忽略了，使我们感觉不到”。“我深知，要创作没有人的小说是不大可能的，既然世间存在着人。问题是，应该给予人以恰当的地位，而不应将之作为宇宙万物的中心。人不应当睥睨一切。须知，一座山不仅是以其高和大而存在的，她也有重量，有气味，有动作，有魅力，有语言，有感情。一条河也是一个人，自有其喜怒哀乐，自有其爱情、力量、灵魂和病痛，并且渴求冒险的经历。溪涧、山泉都是人，也会恋爱，会骗人，会撒谎，会背信弃义；她们袅娜多姿，以水草苔藓为裳。森林会呼吸。田园、荒野、丘陵、海滩、大洋、山谷，常常受雷电轰击的峭拔的山峰、自创世纪以来山风就在其面前撞得粉身碎骨的傲岸的悬崖绝壁，凡此一切，绝非仅仅是可以令我们一饱眼福的景致。他们是聚族而居的活生生的人。”“作家们应该洞悉、热爱、理解或憎恶人类所生活的环境……”我引了齐奥诺这么长一段话，是因为我喜欢他的作品，赞同他的见解，并受过他作品的影响，因而对不大重视大自然的优秀作家也就多少有点遗憾。我以为写城市和军队生活同样应该重视自然环境。起码可以说苏进重视得不够。这不等于说重视得不够就不是优秀作家，齐奥诺就嫌《至诚至善的人们》这“一部值得称赞的小说”因不重视自然环境的描写而使本来很健壮的巴黎略显瘦小了。

    六、进喜欢简洁。他日常生活中就不是爱说闲话废话或没话找话的人，没话可说就不说。废话说了有什么用？有用的话他都尽量简约着说。中共中央委员会他肯定简称中委，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必要说成人文社。有时一部很长的中篇小说里所有人名都是两个字的，这只能说明他喜欢简洁。他似乎最看不起喋喋不休说了一天话，全是平庸的话那种人，还看不起下笔千言，动辄三四十万字而又无惊人之笔这种人。稀汤寡水一桶接一桶似的作品他肯定不会去看的走后门求到他也不会去看。他的简洁是出色的。有时也有简洁得发涩的时候。如西丹石父亲他说辑是西丹石的父亲，省略了个“的”字，语意也容易歪曲成西丹石是父亲。还有“这本润滑的小书弥漫作者的精神”，弥漫后边省略了个“着”字，读起来也犯琢磨。苏进崇尚大手笔，遣词造句总斟酌着使用不凡的，有点像将校点兵，’权威地指令你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就难兔有时显得生硬。：川端康成也是苏进称道过的大手笔。可川端康成笔下哪有几个指令性很强的句子。作者和读者不是将军和士兵的关系。川端先生就全是平易近人地娓娓叙说，读来一种宽容大度的亲切，一种超拔自然的大家境界。缺少平易近人气，总是站一高贵角度颐指气使，自尊读者恐怕就不大愿接受。其实人人都是王，都管着点什么。而真正的王们真正能管得着的不过是几个大帅几个朝臣和几个亲姬近妃而已，他们是管不着最下层老百姓的，所以老百姓怕的也不是帝王将相，而是直接管他们的顶头上司王也好将也好，平头百姓也好，作为生命属性的事都得亲启去做。饭谁不亲自吃行吗？觉不自己去睡也不可能，大小便别人也无法代替，性生活不亲自去做恐怕也不大行。这样想来，秦始皇和济公和阿和任何一个无名鼠辈都是平等的，就是都得亲自生活。这话似乎说得走板了，其实意思不过是作家也应有个和读者一样都得亲自生活因而都是平等的态度而。

    七、苏进很喜欢“不用扬鞭自奋蹄”这句话。好马还用扬鞭吗？只有奴才才须主人看管着做事。苏进是駿马，是军队作家这群马中有带头能力的年轻骏马。他不瞎奔乱闯，他不顺风使蹄，他不盲目跟从，也不左右摇摆，自已认谁了目标就扬鬃奋蹄奔过去，不管有没有现成的好路。当然他不会纵身往泥潭里跳跳进泥潭的话会葬身，他懂得绕过泥潭或跃过泥潭而奔向自己的目标。他的目标很高很远。他奔向目标的执著精神很感人。他痛恨说是一个队伍共同奋进实则是投机钻营脚踩两三只船不为这支队伍添彩只会拨弄是非瞎搅混的人。在奔向目标的途中遇了江河湖海也不会脚踏两只船前进。失败并不能证明失败者就不是英雄。海明威写的那个打大鱼的老头就是个失败的英雄。失败的英雄和成功的庸才不能同日而语。苏进肯定是宁当失败的英雄也不当成功庸才的主儿。他蔑视连初衷也没有的人，自己当然不会轻易改变初衷。、我看重苏进，尊重苏进，始终关注着苏进。我们同在一个马群里奔跑着，不过他跑得快并且跑过的路上留下的风声大些蹄印深些而且还会比我跑更远些吧。但是我会一直听得见他的蹄声看得见他的身影却肯定踏不着他的足迹。

    1992年5月24日草于沈阳家中

    简嘉印象

    “简嘉！这小子，《拉岱大桥》写得比《女炊事班长》好，多大岁数？”我问身边一位认识简嘉的同志。

    “二十八九吧。”

    “好小子，怪不得又写了篇《行将而立之年》，起码又能得《昆仑》奖。”我对这位比我小四五岁的同行深表敬意。那是1983年春天，我在北京参加一个笔会。当时我只读过以上提到的他的三篇作品，再加一篇《会编竹篮的战士》。这四篇作品已使我产生了敬慕之意。我猜想，这位行将而立之年的军人的形象和性格，应该是我喜欢的，文如其人啤，我喜欢他的作品。

    也就是那几天，我偶然在解放军文？：社碰见了他。他刚从南京来，领回了《青春》奖励他那篇《拉岱大桥》的奖金。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编辑同志给我们做了介绍，我们握了握手。我感觉出他用的力气没我大。放下手，我说：“《拉岱大桥》比《女炊事班长》好，我喜欢《拉岱大桥》。”

    “啊，啊……”他轻轻啊了两声就跟大家诉起苦来：他的部队撤销，他无处可去等等，很不屑跟我一谈的样子。他诉苦的声音很亮，加上一米八零的个子，全屋里数他高。我有点不痛快地暗自嘀咕了一句：“小火子，别一副鹤立鸡群的样子，这屋数你岁数小！”这是我对简嘉的第一次印象。不好。

    1984年3月，我有幸考入中国作家协会文讲所（现已改为鲁迅文学院），不用说，心情是高兴的，由于当兵养成的时间观念，我按时报到了。一共考上五位军人，朱苏进、唐栋、乔良也都按时报到，惟独缺个简嘉。开学好几天了他还没来。我想，这个简嘉，如此重要的事情他竟不准时报到，还是个军人！什么原因？不管什么原因，也是没准时报到，军人嘛。一星期后，他来了，穿件旧皮夹克，没戴军帽，我在心里噢了一声：“怪不得么，他真正军人的不是！”

    当即，我们几个军人学员都到他宿舍去看他，才知道他爱人刚生了个女儿，是难产。喚，他做父亲了，而且不顺利，晚来几天算情有可原吧，做父亲了嘛，升了嘛。当作家，不是个标准军人也不为过，何况他是个好丈夫，是个好爸爸。军人难得做好丈夫和好爸爸的。

    那天他还是不冷不热的样子，不光对我，对别人也是这样，大概长途乘车太累了，需要休息。

    以后，我们就在一起上学。我住第八室，他住第十室，只隔两道墙，天天见面，经常说话。越说越了解，越见印象越好。

    有天他拿了篇新作让我看：“刘兆林，我又写了篇力作，你不学习学习？”他把这篇小说也给其他几个同学看了。简嘉挺谦虚嘛，我想着接过小说：“当然学，力作嘛！”

    “得好好学！”他又叮了一句。

    我好好“学”了一遍，感觉很不错。跟他交换完意见，我说：“我也有篇力作，你是不是也好好学学？”他也要去“学”了。我们交换“学习心得”时都很坦率、认真、诚恳，甚至有点默契。文如其人，他说话很幽默。每次写完一篇小说往外寄时，他几乎都要到我面前晃晃说：“刘兆林，我的又一篇力作，注意看报纸吧，几天后广告就会登出来，头题！”我也拿出编辑部给我的采用通知：“咱们的力作已经付印，真正的头题！”虽然是开玩笑，无形中成了友好竞赛。当然我赛不过他，他一篇接一篇发表！不是头题就是二题。每当看见载有他作品的刊物来了，我便自我解嘲：“简嘉你的退稿！”

    简嘉也确有被退稿的时候，但他绝不服气：“我这是力作，思想很深，他们没看明白！”他又往外寄，直到发出为止。

    简嘉是个不安分的军人，他的作品也不安分，每一篇都透着不安分劲儿。发在《昆仑》“首都青年军人笔会”上的《没有翅膀的鹰》，很不错，里边的人物个个都不安分。他追求这种不安分。今年九月号《延河》小说专号上，他在自己作品前边所作的“自白”就是这样说的：“一个木匠/拿着斧子端详着一块木料，看它适合做件什么东西。他觉得做个柜子比较好，于是按照老规矩动工了。砍、锯、凿、刨……几经折腾，柜子做成了，涂了层漆，光亮亮地立在你面前，全不见二点‘斧凿’痕迹。”

    顾客没挑剔了，木匠松了口气。

    “有的木匠耐不住寂寞要独出心裁：四条腿的方桌他给改造成三条腿的圆桌，你乍一看觉得不顺眼，又上前摇摇，比四条腿还稳；圆形，没棱角，可结实，无隙无缝，浑然一体，顾客觉得更满意。光会闷着头干活的木匠不一定是好木匠。不安分的木匠倒可能是髙手。”不安分的简嘉出手就不低，处女作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样不安分下去，不定成为多大的高手呢。

    简嘉的不安分劲处处都有体现。有天我们五位军人学员一同去中国剧院看《中国革命之歌》大歌舞（我们五人经常这样集体行动，被大家说成“五朵金花”或“五位解放军叔叔”。又是简嘉不穿军装。美其名曰：减少市面上军人的“流通量”。一上公共汽车，当然是简嘉最具优越性，可以抢座，可以不让座，碰上老年人或抱小孩的，他便悠然自得地冲我们说：“解放军同志，让个座！”人家在眼前站着，不好分辩什么，四人当中准有一个连忙让座。当然，他话虽这么说，自己也欠起身准备让座，不过这个荣誉我们是不会让给“老百姓”的。于是他马上当着坐者的面表扬还得说解放军好，一路乘车总看见解放军让座。解放军好，不服不行啊！”

    因为不安分，简嘉常常得冠军。前不久乔良从兰州调到北京。全部家当运到火车站时，我们五个又一同去当搬运工，北京太大，要辆运输汽车不容易准时到，五位守时的军人等车等得腻烦了，由朱苏进提议搞起原地跳远比赛来。几个人谁也不是孬种，在大门外搞起了蛙跳，你追我赶，一会你越过我，一会我又压过了你。但到最后精疲力尽时，简嘉最佳，遥遥领先。大概是他个子最高的缘故。

    学校搞过一次羽毛球赛，“五朵金花”组成的“八一”队实力不薄，循环大赛到最后，又是简嘉最佳。当他兴高采烈走上领奖台时，得到的奖品却最差个最小的空酒瓶子，这是他应得的报偿，谁让他平时总那样和大家幽默呢。

    一到办正经事时，简嘉可就严肃了。今年上学期学委会组织课堂讨论，除了自由发言外，每个学习小组要选出代表重点准备。简嘉他们小组的代表难产了，有两个被提名的差点闹翻了脸，班长为难时，简嘉说：“‘这危险，我来上’！”他是党员/用这么句轻松幽默的话就把个严肃的任务主动接过去了。我记得，全年课堂讨论共三次，他发言两次。还有一次他们组里分电影票。很不错的电影，票少人多，他说：“我不爱看，别给我了。”

    其实他很想看，不过考虑自己是“解放军叔叔”，又是党员罢了。每次小组值日打扫教室，他都很积极。虽然没穿军装，解放军的作风是体现出来了。

    简嘉办事也很讲信用。他有个战友新近当了一个杂志的副刊编辑，需他帮助组几篇反映部队生活的小说，他把我们五位军人作者几乎组成该编辑的组稿协会了。他是秘书长。暂时交不上稿的写个欠条交编辑手里放着，写明何时还债，他在欠条上签字，当证债人。我就被他逼着这样写了一张欠条。不过欠条上还附了一笔：稿费分出三分之二请客。

    最近我和他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很高兴，见面免不了又互相逗几句：“不光是大学生，还是正式作家啦！恭喜恭喜！”于是我们决定乘兴去美术馆看日本画展。路上我对简嘉说：“你这人，越接触印象越好，我越来越愿意和你接触了！”

    “那当然，”他说，“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984年11月22日于鲁迅文学院

    （原载《青年作家》1985年2月号）

    我对简嘉印象不错，前年《青年作家》叫写他的印象记，我便欣然命笔了。作家生活报又让写，写就写吧，反正又有些新印象没写呢，而且半年多没见，怪想念他的，就当和他见面聊天了。

    我喜欢幽默，因而喜欢简嘉。幽默是智慧，是才华，是自信，是艺术。简嘉有很强的幽默感，无论是言谈还是作品。他幽默得严肃，幽默得活泼，而幽默得既不生硬又不油滑。跟他在一起愉快。

    1985年末我们鲁迅文学院刚放寒假，马上就要过新年了，我们都没回家，直接同车去广州参加笔会。当时我心情不好，闷闷不乐地坐着。我对面的简嘉说：“兆林是好人，实践证明了”。“那当然！”我说。

    “不过，好的还不够呀，别骄傲。”

    “不会好瞎好呗。”

    这样东拉西扯闲聊起来，不知不觉到了广州。紧接着就是新年聚餐，免不了要喝酒。白酒这东西实在伤人，我早就不喝了，那次也一点不想喝。简嘉总是幽幽默默的不显眼。我跟主人一再推辞说：“我喝酒不行，不信问简嘉！”

    简嘉作证说：“他喝酒是不大行，也就五六杯吧！”

    这样一弄，怎么推辞也少不了四五杯。四五杯白酒下肚，即使不醉也好受不了。这个简嘉呀。

    后来又一次聚会，是一家新主人做东，极热情、我百般推脱脱不得，将饮进的酒偷偷吐入汤碗，后来忙乱中疏忽又将汤喝了，结果烂醉，说了许多胡话，把自己心中不快说个尽，酒醒后不少话自己竟一点不知道。简嘉学着我的话和动作问：

    “你亲自醉了？”

    “从来没亲自醉这样！”

    “醉得有水平，妙语连珠，语无伦次。”

    “不会醉瞎醉呗，以后再醉一定录音，肯定是意识流佳作！”“醉得还很不够啊，祝你戒骄戒躁，醉出新水平来！”

    从此我便骄傲起来，再没醉出新水平，可以说再没醉过，因为死心塌地戒了白酒，一滴不沾，不管简嘉怎样引诱我。

    笔会后我们去深圳转了一趟，大家都免不了要买些洋货走时大家一比，我给儿子买得最多，他给老婆买得最多。我说：“简嘉对老婆最佳，看买这么多衣服。不过也别骄傲，眼光一般化吧！”

    ，买多买少是态度问题，买好买赖是方法问题。比如不知尺寸号码啦，就可能不合身。”

    我泡他：“也不光是方法问题，连尺寸号码都不知道，说明态度还不够……”

    “慢慢来嘛，逐渐改进态度。”

    六月份，我又去成都参加笔会，简嘉也参加了。他家就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里，我应邀去他家做客。他叫我看了他的影集，印象最深的是他和爱人接吻那张彩照。我惊讶地问：“这是怎么拍的？”

    “我请人到家里给拍的，不赖吧？”他说得没事似的。

    我深为感动，简嘉竟能专门请人拍张这样的照片！我说：“我明白你买的那些东西了，确实是感情问题！”

    “一般化吧。”他仍没事似的说。

    简嘉夫妇俩一同参加了笔会活动。游九寨沟需要穿靴子，因为要过许多道美的水。每人都租了靴，惟简嘉夫妇俩人一双。几道窄水都换穿靴子过去了，忽然一道宽水横在眼前，很宽，一个人先过去再扔靴子回来无论如何不可能了，大家停下来帮着想办法。简嘉说：“你们先走吧，我自有办法！”

    人们走了一段还端摩他有什么办法，回头看时，见简嘉背着爱人步步在水中跋涉，清清如天上遥池的水映着他们的身影。大家都为之感动，遗憾没能抢上去拍下这镜头。

    一会遇上简嘉了，我故意问他：“过来了？”

    “过来了。”他没事似的，他总是那样没事似的。

    “怎么过来的？”

    “背过来的？谁背谁过来的？”

    “我背她呗，男子汉大丈夫连老婆都背不动？嘁！”

    今年简嘉分别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昆仑》、《西南军事文学》、《天津文学》、《青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青春》发表作品时同时登作者照片，别人都是单人的，独简-选了张双人照，还特意标明，另一位女同志是我妻子。

    看着照片和他的小说，既忍不住想笑，又不知不觉受了感动。无论同简嘉在一起还是读他的作品，都愉快。

    我听到了一种声音

    潜心细读俄罗斯文学名家们的散文作品时，总像能听到一种声音，那是以生动优美的语言为节奏基础，加上适合于吟咏的种种语调和感情色彩而形成的特殊的音乐旋律。这旋律，不是那种以外在的趣味性、情节离奇、人物明显特殊等等吸引读者的作品所能具有的。所以它的知音不一定很多。

    读宫魁斌的《界河上的恩哈玛发》，我也好像听到了一种声音，那声音来自遥远的额尔古纳河流域迷人的大自然。大自然母亲给她用风、雪、流水和阳光哺育的儿女以善良、忠诚和勇敢。大自然的赤子们则用自己的生命，热情而深沉地为母亲歌唱。我听到的就是他们和作者和谐的吟唱声。这是低回、沉稳，带有古歌韵味的田园乐曲。

    在辽阔得令人窒息，寂静得令人不安的界河河谷里，三个战士坐着马爬犁去执行任务。咬劲很好的马掌敲打河谷冰雪发出的呱嗒呱嗒声，就像在为战士歌唱着的心灵伴奏。爬犁上的战士的确在心中歌唱。唱什么呢？《中俄尼布楚条约》就划定了的古老界河上，有一个航标倒了。航标是国界的“志，倒了一个航标，就意味着那块界限模糊了，战士们自觉地去立起它。立起它有什么伟大意义吗？一言难尽。反正他们是自觉去的带着一种神圣的责任感。”

    军人的责任感和自觉行动应该来自民族意识、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熏陶，而不应是简单的上级命令或肤浅的政治需要。这样的军人形象才有历史感。带头去立航标的班长就是受民族意民族文化熏陶而形成自觉行动境界的青年军人。这从他给哨所的狗起名“恩哈”，从他对“恩哈玛发”这个传说的理解，从对他舅爷的怀念都可看出。作者没有太多去写立标过程中的艰辛，也没怎么写围绕这件事几个战士激烈的思想冲突和感情撞击，着墨最多的是内在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就是他们受民族文化熏陶形成的思想境界。大兴安岭那一带至今没有虎，“恩哈玛发”是传说中的神，是公正、善良和勇敢的象征。班长给狗起名以及人们呼唤老虎等都是在呼唤勇敢和公正。他们心里唱的就是一支呼唤勇敢和公正的歌儿。

    通篇很少有激烈的外在声响，也没有气吞山河的壮举，可是，当雪掩的“清沟”突然将立标归来的爬犁连人带马二同吞食，坚冰下发出一阵低沉的隆隆声，两个战士用双手擂鼓一样敲打着毫无反应的冰面时，我心中低缓的乐声一下变得激越而急骤了。“班长啊一啊——啊”这有节奏的哭喊声立时把我心中声音转变成交响的哀乐。紧接着那段单独列出的古老传说，音韵铿锵、节奏动人，言简意赅，分明是一篇带有宗教色彩的悼歌啊。

    故事发生在界河上，因为立一个可立可不立的航标，死去了几个可爱的战士，是不是悲剧呢？由于两个国家的对立，《界河上的恩哈玛发》不少细节是令人深思和回味的。战士们自己制作的可以避免阳光刺眼的雪镜，名叫恩哈的跑到界河那边去“恋爱”的狗，被边境上不准打枪的规定保护了的恶狼，还有“恩哈玛发”的传说等等，读来都令人感到一种象征的意味。

    这篇小说语言优美、含蓄、耐读，有音乐感也有诗意，但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并不鲜明，这正是作者着意追求的艺术效果。鲜明的不容易深邃，含蓄的却一定离直白和肤浅较远。

    中才之我见

    中才差一点就长我十岁，我们又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大约十五年，该怎么称他待他，上帝安排好的这两个数字已给定下多半了。有一年，大约是十五年前，有个朋友同我论起中才。我说若把军旅作家按婉约派与豪放派分一分的话，中才该算作婉约派里的。我丝毫没把婉约当贬义词，我这样说时心里的参照人物是李清照、李商隐、柳永这些古人和徐怀中、胡石言这样的当代军旅作家们。以后中才发表并产生很大影响的《三角梅》、《最后的堑-壕》等名篇更加深了我的这种看法。和那朋友这样背后论说他的时候，他已是我的领导（当然也是我的文学老大哥）了。后来他从我那朋友嘴里听到了我的婉约说法，再后来我也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他论及豪放与婉约。他说，婉约没什么不好的，婉约在某种程度上比豪放更有力量，比如父亲和母亲，常常是母亲更给人以力量，还有王昭君、西施比之于花木兰和穆桂英……（大约是这意思）他这意思我是认同的。我觉得军旅文人能有点婉约气质，是文武的统’一，挺难得的。这是当年我下意识对中才文章流露出的看法，其实也包括了对他性格的看法。别看他身材高大魁梧。一个山东大汉形象，要我看他最大的力量在于多少带点母性的宽容、爱心、热情和乐善好施方面。这不需我鸡毛蒜皮细细道来，一大群文学朋友已有口碑立在那儿了。中才的许多朋友其实也是因此而赢得的。他家里事实上已成了他这种性格所吸纳的许多朋友们的俱乐部了。当然，他的朋友多，绝不单是性格方面的原因，而是性格与文才的结合。十多年前我随他去大西北的新疆和甘肃采访，戈壁沙漠的晚上闲极无聊，我们做起了编谜语游戏。记得我编了个——乾隆皇帝打一当代作家名，让大家猜。没人猜着。我只好自己揭底说是王中才——乾隆是王中最有才华者。中才评说，他只是中等之才，因得了王姓，作为谐音谜语，算尚可吧。

    可我却真是认为中才的文才令我眼热。我文章中缺的就是被称为采的那一份才。那次大西北之行，我虽然也写出了《‘九号半’记》等几篇还可以的特写，但远不如他数十篇散文诗有文采。我们共同经历的一点点小事，我没当回事，到他笔下不成散文则成散文诗了，很优美。而我非得许多特别感动人的材料才能弄成一篇。导弹发射塔上飞起一只小鸟，我还没在意，他已联想成一只鸽子啦。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导弹核武器上飞起一只和平鸽，立即成了他一首脍炙人口的散文诗。茫茫戈壁，火车行驶几个钟头不见一点色彩，忽然一片红土出现，我只是新奇地睁了睁眼皮完事了，他竟写出一篇《血沙》散文诗。1988年他带沈阳军区创作室一行中青年作家骑自行车沿黑龙江采访四十余天，翻山越岗，风吹日晒，早行夜宿，经过大小兴安岭及沿江的许多哨所和村落，我锻炼体能开阔眼界之外只记了一点日记，至今没写出半篇文章，而中才半年后就向出版社交了一本散文书稿《黑色旅程》。

    中才究竟是中才还是大才，我妄加评说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反正他是个有才爱才却不爱财的人。他是大学生入五，这在六十年代是不多的，因而他很早就给军首长当过秘书。若对当官感兴趣的话，怕也不是个中小之官了，他偏偏把自己的才华完全献给了文学。在军里当业余作者，到解放军文艺社当编辑，当到快要成了管编辑的官儿时，他又赶紧逃离编辑部，逃离北京到沈阳军区当专业作家了。当时沈阳军区养专业创作人员的单位还叫创作组，让他当该组的副组长，为我们十秦个作家画家们服务。有一次赶上创作组重新定编制的时候，我向他建议说，人家南京军区、北京军区、广州军区等都叫创作室，咱们堂堂的盛京（沈阳）大军区为什么叫创作组？趁重新定编重新下令这机会，也改成创作室得了！

    中才说叫什么无所谓，再说我去争这个好像我嫌副组长官小，非要当副主任似的。我说你不嫌官小，我们跟你个副组长下部队，人家总以为你跟团里放电影的电影组副组长一般大，我们跟放映员差不多呢。咱们只正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他终是不肯去正这个名。我说你不去正我去正，反正我个创作员不会担什么想当主任的干系。我就在要行文下令的前一天找到部长去理论，真就正过来了。所以中才说，我这个创作室主任的名是兆林正过来的。从此，业余作者们和机关同志才开始由王组长改叫王主任。

    我们创作室的人是没谁叫他王主任的，不管老少连庞天舒这样小他二十四五岁的也中才中才地叫，他听着很舒服，愉愉快快地答应，创作室以外的人，他看谁有点文才，也是非常愿意人家叫他中才的，若是并无一点文才也想混热闹图个虚名的叫他中才，他就不一定答应了。可见他因了爱才，就不讲身份了。即使创作室谁和他闹了矛盾吵了嘴，也只是声音变厉害了说：“中才这你不对……”而不可能说王主任你怎么怎么的。中才的爱才还体现在，哪个能写点像样东西的人求他办点什么事儿，他是不遗余力的。

    中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缺个既能写又能管的主管社长，又想让他回北京去，他仍然选择了写作这个差事终生在沈阳干下去了。

    说他不爱财，也体现在他的那点儿钱财多被有点才的朋友们喝酒用了。

    他在喝酒方面是不婉约的，不用劝，主动喝，即使不想喝时也好劝。有时先说不喝了今天肯定不喝了，人家一劝，又喝了，而且喝着喝着便主动起来，反过来又劝别人喝。有的酒他是为个人喝的，有的酒是为朋友喝的，有的是为他任职的集体喝的。1989年，他带我们沈阳军区作家到南方与南京军区作家进行访问交流，结束时，他代表沈阳军区喝了太多的酒，竟在灯火辉煌——的宴会大厅一失足以头撞地，像座山似的沉重倒地声我至今在耳。那种喝酒我认为是献身精神，我在老山前线，以及其他许多场合都曾深深体会到，为集体去拼酒真不比战场打仗轻松。那次他头破血流，我不忍心去玩乐了，陪他去医院治伤。那次的酒他绝对是为集体争光而喝的。沈阳怎么能被南京喝败呢！他一生总共喝了多少酒，没法计算了。不过我因他爱喝酒而得了几个好酒瓶子（我喝酒远不如他但爱收集酒瓶子其中最好一个是他在广州喝空了带回沈阳又送给我那麻袋状的鬼酒瓶子。那瓶里装着我们的友谊。

    中国文人的优缺点在中才身上体现得都挺明显。琴、棋、书、画、酒、歌、舞等，他虽没全好，但不好的也用类似项目代替了。比如他不爱下棋，用爱玩牌顶了。他不好弹琴，用听音乐替了。没有缺点的文人能有吗？中才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他心太软，有时不善的人同他喝了酒求他帮个什么忙，他盛情难却也会帮的。这时天舒或中夙就会因之咬着牙对他说：“中才呀中才，你管闲事有瘾哪！”或者张正隆铁着脸说他：“这个中才呀，太……什么了！……”中才则会无可奈何说：“你看看，人家确实遇到了困难，这么诚心求到你了，你说我怎么好意思不帮一下？”

    因为他宽容，能纳下方方面面的人，又热情，又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自輯批评精神，所以他的缺点也没法不被认为他有缺点的人谅解了。他周围的一群文人就拿他当出气筒、泔水缸、挡箭牌、怨他、怪他、怒他，遇到麻烦事了还得靠他帮忙。大家毕竟拿他当老大哥领导。

    作家们有些想法有时和上级领导有不尽相同的地方，这是自然的。中才当着沈阳军区作家的头儿，在作家和上级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有时他组织做些上级指示的而作家们又不愿做的事儿了，会有人当他面说：“中才呀，你个宋江又被招安了！”说的当然也都嘻嘻哈哈，不可能认真做也不可能不做。中才也必定和颜悦色反驳说：“啊，我宋江！你李逵一下让大家看看！你怎么不出来李逵一下？”

    他就这么带领大家宋江不宋江李逵不李逵地往前走着。省作协有事叫他参加他也参加，全军作家们的公益事情请他出面他也出面，老、少、男、女朋友们有愁事、喜事、甚至婚事找他跑腿他也跑。这其中，究竟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哪种事该多做，哪种事该少做，或不做，没法说，也无需说。但不管说与不说，他给我和我的一大群同事及朋友们带来过许多话题和难得的记忆。

    一个人能给大家留下许多话题和记忆，那是难得的，也是值得自豪的。

    我的不少作品与他有关，不少经历也与他有关，当然都是或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性影响性的有关。比如我-出第一本集子他带我去请徐怀中老师作序，我第一次学跳舞他是导师，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开研讨会他出面张罗，我转不转业让他帮出主意，以及家庭有了麻烦事……等等，等等。这些有关的作品和有关的经历，有的在他的文章中提及过，有的在我的文章中涉及过，但大多还都印在脑子里。

    一个人能与另一个人有过许多有关的事情，这是缘分，是不能忘也忘不了的啊！

    中才给我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是，他心宽，所以体胖。他能容纳，所以朋友多。他有自我批评精神，所以总是立于不败之地。

    1997年10月草于沈阳一苏州一沈阳

    道歉的力量

    在有些人看来，做错了事道个歉是软弱无能的表现，是窝囊废才肯干的事情。而在我看来，不会道歉的人才是弱者。不愿道歉的关键是个怕字，怕一道歉会失去威信等等。一个怕字在作祟，那不说明他是胆小的弱者是什么？我体会，做错了事勇于道歉，能赢得对方之心。即使对方素质不佳，谈不上有什么人心可以赢，那也可赢得公众之心。赢得人心是最重要的。而知道道歉是赢得人心的最有力办法。也许有人说赢得人心何用？人嘛，活在人群之中，不得人心，那实在是没意思了。

    拿我自己经历过的事为例，也许更有说服力。十年前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学。那里集中的是一群当时全国较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大家推举我做这个作家班的学委会副主任。当时我们这帮学员年龄在二十七八岁到四十岁之间，在这样一帮人中负点责任也是挺有面子的。那时我又穿着校官服，做什么事模范带头作用还不错，所以我的话同学们一般都挺当回事儿。

    有一回，我把我的暑假实习作业（一部中篇小说稿）交给某刊编辑部了，他们看后决定重点推出，并要同期加评论文章。编辑部叫我自己找个最理解我作品的人来写评论文章。当时我正忙别的事儿，听说另一位同学有事要去编辑部，我托付他见到责任编辑后将我的稿子带回，他是我的战友，当时我们作家班一共五个军人，同学们戏称“五朵金花”，我们开玩笑说是五位解放军叔叔。我们俩都是解放军叔叔了，相互更没什么隔膜，我托付他时说得就比较随便：“一定别忘了带回，下周就发稿了，忘了就来不及了。”我嘱咐他的是带回。因为责任编辑也是老熟人，资历比我老。而且当时正因别人的讹传误解我获了两次奖后看不起责编了。如果说得不好更让他误解了，可是这位战友回来后我管他要稿子，他说没看见那位责编，但留了条子说我叫他们快点把稿子送来。这正是我担心的，他却偏偏这样说了。我一股气顿生出来冲战友说：“我不是说让你带回来吗？你怎么说让他送来？你老伙计用心不良！用心不良！”当时一伙同学正在场聊天，我当他们的面说完出气的话就干别的事儿走了。等我回来时听战友正当同学的面骂什么。到跟前一听原来是在骂我：“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有什么权力让我这样那样？都是一样的作者，半斤八两谁不知谁呀！”我本想战友嘛，没什么隔膜，怎么想就怎么说了，没想到对他刺激竟那么重。震惊之后马上意识到自己话说过分了，而且不该当众说得那么随意，是有点忘乎所以了。于是我当即上前道歉：“我错了，请大家作证，我正式向你道歉！”他更加大声地骂：“我不用你道歉，你算干什么吃的，你有什么权力让我这样那样！”我说：“我错了，我是没权力叫你咋样，寻思咱不是战友嘛！”他骂：“谁跟你是战友？我不接受你的道歉，你有什么权力指责我？”我又说我确实错了，他还是不听，同学把我推回宿舍。

    过了一会儿，那战友还在时断时续骂，我又出来向他道歉，他仍是那些不接受我道歉的话，但声调低多了，软多了。

    那一宿我没睡好，想了好多。我们确实是没什么隔膜的战友，经常互相开玩笑，在玩笑当中体现着友谊。有次我们集体上街，快到中午了，走着走着他忽然对我说：“上次XX婚礼钱你还没交呢！”他指的是我们作家班一个同志结婚，我们五个解放军叔叔每人出一份钱共同买一件礼物，由他先垫钱承办，然后分头将钱交他。我记得我已交过了。但我这人有时马虎，以前出过类似的事，所以有些犹豫说：“我记得好像交你了？”他说没交，肯定没交，我这记性没错。我想那就是我又马虎了，当场掏出钱来要交。他说算了，算了，中午也饿了，你就用这钱请我们吃中午饭吧。我说那也是你请我们哪。他说别计较那么清楚了，反正用这笔钱吃。我们几个就一同进了饭馆。点菜时我还故意多点，不让他把这笔钱省下一点儿。我们几个吃得非常愉快，回校后他才告诉我们，那钱我确实交过了，等于捉弄我请了次客。我也想法捉弄他。有次我们作家班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搞联欢，有个女文学爱好者对他挺崇拜的，和他说了不少话。我们乘机恶作剧，制造了一封外国语学院女学生写给他的信，约他某天晚饭后在我们学校大门口等她。他接信@真的如约在大门口等起来。那时正值深冬，路边积雪很厚，那晚又刮北风，他就那么虔诚地等着。我们假装路过问他干啥，他说等一个亲戚小孩。我们才开心地大笑着走开了。我们这一笑，他才猛然醒悟是上了当，打着喷嚏回到宿舍，一时成了笑柄。这样的友谊关系，却一下子因我过分的话破坏了，实在不该，实在可惜。我又进一步反思，我当了学委会胃副主任，大家尊重我，常了我就有些忘乎所以了，说话好伤人了。

    第二天卓上一起床，我又到那战友屋里当其他同学面向他道歉，而且我说，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反正我认为我错了，我必须向你道歉。他虽然没说接受，却没再骂。以后我主动和他说话，涉及到他的事我格外关照几句，我们关系又逐渐正常了。有回一块去广州参加笔会，我俩的车票号正好是面对面。坐下来后他终于说：“你是好人！”我说：“我错了！”同学们都说：“别假谦虚了，兆林你确实是好人！”

    这件事使我认识了道歉的力量。

    1995年7月

    女性的阳刚

    沉闷的午睡中正做着水深火热的梦，忽被电话的手揪住耳朵扯起来。“我有个事不知你肯不肯帮忙。”马秋芬的声音，比往常庄重。我立即清醒了许多。我最怕谁求我办事了，求到我的事往往和当兵有关，我又不掌权，求我就等于我求人。而让我弯腰求人还不如打我一顿好受。我不禁紧张着说：“沈阳市作协主席求我帮忙，我敢不帮？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她说：“这事儿只要你不拒绝，肯定力也有余。”

    我惊慌着问她什么事。她说：“我又出本小说集，想让你给写个序！”我顿时啊了一声，连忙申诉：“怎能轮到我写序呢？我还没混到给人写序的份儿上。人家不笑掉大牙说这小子自己小说还没写咋样，倒充大个儿给别人写起序来了，知不知道天高地厚？”

    她嘿一声道：“我就预料到你非拐弯抹角不肯做，你们就是这套号的，嘴上嘻嘻哈哈说自己不行，心里却狂得可以！”我继续抵赖：“配写序的人很多，怎么偏找我这不配写的？”“咱们不是鲁迅文学院校友吗？咱们不是省作协青委会同事吗？咱们不都在沈阳而我又急着下稿吗？我总得找个既能认真写又能快点交稿的呀！”

    我再无可抵赖。认下了这个不自量力的事，阿0那样一想，占了马秋芬的便宜呢，不叫她这个电话，说不上还得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几小时。

    于是我就认真拜读了《雪梦》、《还阳草》、《二十九代人杰》、《狼爷‘狗奶‘杂串儿》、《那刘哥》、《张望鼓楼》几个中篇。边读边暗暗惊奇，怪不得评论家彭定安同志称马秋芬的作品为“关车文化一枝花”，原来她早已不是先前的她了。马秋芬紧跟着文学大队伍的先头部队在刻苦地急行军，每篇作品都弥透着前进的脚步声，并且都带有浓厚的文化色泽。她写出了东北地域文化意味，写出了自己独特的带有阳刚之气的女性风格，写出了一个好作家应有的创新意识，写得潇洒活泼，写得新鲜奇特，写得雅俗共赏，有较强的可读性……再联想她的积极接受新事物，如在辽宁青年作家群中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等，便可理解她这些新作何以时有魔幻、夸张、变形、新写实主义等新流行手法出现，也可理解辽宁第二届优秀青年作家称号何以授给她。

    马秋芬不是黑龙江人，下乡插队也没到那里，那片领地不是属于她的，她却忽然闯了进去，巧取豪夺回这么多小说，成果是令人吃惊的。对这批作品的特点细一想，概括出这样一个感觉不知对不对，即：女性的阳刚，逃避的收获。女性的阳刚就是，由原来女作家婉约纤柔的笔调一变而为热情中充溢着豪爽的阳刚之气。而逃避的收获呢？

    我认为东北文化不是光指黑土边地农、猎民的粗犷、豪放、野性，甚至鲁烈的习性。东北的普通市民生活和风习也在其中，尤其当代，这还应是极重要的部分。可是却往往反映前者的作品见多，而忽视了后者。马秋芬是大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除了下过两年乡，一直生活在大城市，她影响较大的作品却属前者。她避开了都市的嘈杂和喧闹，避开大都市错综复杂的生活矛盾，而跑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去写较单纯的农猎民或边民生活，却取得了成功的收获，所以我说是逃避的收获（当然也可以说是有意追求另辟蹊径的结果）。

    马秋芬逃避开都市了（逃避也要付出许多血汗，，这自不必说了她在省作协理事会的发言就有这样的话：“……我曾三次游历过黑龙江。每次出发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叫做采访，玩，散心，旅游，猎奇，逃避都市，寻觅原始蛮荒，其实也都可以。”这其中就说了逃避的意思。逃避也好，追求也好，总之她跑到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去了，并且巧取豪夺回一批带有逃避和寻觅双重痕迹的小说来。小说中的猝、熊、鹿、狍子、狼、野猪、人参、鹿茸、还阳草、猴头、木耳、野兽果、淘金沟、玛瑙矿无边的塔头甸子、深远肃杀的林涛、宽阔神秘的黑水、严酷奇特的大雪、少数民族猎男农女前悲美故事，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新鲜气息。她所到的地方，对于厌倦都市生活的作家来说无疑是太新鲜太丰富了，“仿佛每迈一步都会踩出一个坑，从坑里咕嘟嘟地往外冒东西”。她贪婪地把咕嘟嘟冒出来的东西拣运回城市，用城市人的审美眼光一加工，便成了新奇的艺术作品（也与她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后文学观发生变化有关），这些作品自然也就改变了她过去婉约纤柔的气质，而贯注着一股铿锵、悲凉并带有粗犷和宽容悲色的阳刚之气。

    每看中国当代女作家，尤其是东北女作家的作品，我总好用萧红这把尺子去量比，所以又把马秋芬这组女性的阳刚之作放在萧红这把尺下了。萧红是把大尺子，量到谁时有显短的地方也就难免了。

    萧红写东北人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马秋芬也写这些，马秋芬笔下的女性都是坚强的，有生的韧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又都是不幸的。《雪梦》的女主人昕辉，四个孩子三个爸，三个爸又是两个民族，同民族那俩丈夫又是亲兄弟，最后还得同第三个丈夫假离婚，暗同居，费了千般周折和力气，最后仍得留在严酷环境中默默生存下去；《还阳草》中女主人公彩子，被骗奸后不得已嫁给外村一个生疏的男人，当她婚后与这男人有了爱情时，把被骗奸的事告诉了男人，不想男人不容，心胸狭窄地施行报复，报复的目的达到了，女人的爱情也消逝了，以至最后离走；《二十九代人杰》中的女人谷满，带着两个亲生的私生女，自己却压根儿没有丈夫，最后嫁给落魄的跑腿子男人，她有了丈夫却再也生育不出孩子；《狼爷‘狗奶杂串儿》中的狗子，嫁给很丑的男人狼老大，说什么也生育不出儿女来，直至被狼咬死，死后埋在坟中的尸体也被丈夫扒出，让狼吃光了事。这几个女人都有被奸污或侮辱的经历，但又都在艰难中顽强地生活下去。作者对她们既有强烈的同情心又有歌颂。而那些男性，大多是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角色。《那刘哥》中的刘哥，《二十九代人杰》中的杨白灯，《还阳草》中的春林子、宝仓子，《张望鼓楼》中的金木土，都写得活脱脱的，都是活脱脱的不争气的角色，但它们又随遇而安地生存。萧红笔下也有无可奈何的角色。如《马伯乐》中的马伯乐就是吧。

    萧红是逃开生养自己的乡野后，在大城市写自己的乡野。马秋芬是躲开自己的大城市，到乡野走一阵之后再回到城市写别人的乡野，所以作品有气质的不同。不同在，萧红字字句句都透溢着自己的乡亲乡情，而马秋芬的却能看出是别人的乡野乡情。还不同在，她们从小接受的文化营养不一样，因而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也不一样。胃红语言是雅的，描写多么粗俗的生活也使用极文雅的语言，并且语法句法太特别。马秋芬则是雅俗共赏的，流畅的文雅之中又夹带了诸如“狗起狹子”、“屙泡屎撒泡尿”之类的东北民言俚语。两人虽然都有非女性的雄迈胸境；但萧红的是外在看去平淡雅致，内里却野性越轨，马秋芬的则外在泼野阳刚，内里火热温情。萧红是散文化带了点儿诗化的，马秋芬是小说化兼点儿散文化的。萧红大多体现悲哀和孤寂，马秋芬多奇崛和跌宕。虽都形成了女性的细致和非女性的雄迈兼而有之的风格，但马秋芬的语言有野风扑面的气势感，萧红的则在扑面的风中还夹有沙石，让人时有沙粒击面的刺激感。萧红大多白描，马秋芬变形、魔幻，甚至说书人的夸张也用。

    光作为小说作家，马秋芬比萧红的见长处在于，写人物的活脱，和对于方言俚语的使用而产生的生动效果。当然换一个角度，如作为散文家或文学家，萧红的大手笔处就较之明显。马秋芬的小说是易变的。当然萧红也变，《小城三月》、《旷野的呼喊》及后来的《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就变得更潇洒、自如、流畅，不过她英年早逝，而马秋芬毕竟比萧红有充裕的时间来得及变，她的性格是宽容、随和的，她的变化也是兼收并蓄的，有的篇章语句有文白间杂处，手法也有文野间杂处，显出风格还不如萧红炉火纯青。这已属吹毛求疵了。她语言韵律的明快，语汇意象的丰富已很难能。

    （原载《芒种》1992年2乃号）

    现实主义的浪漫诗情

    我曾妒嫉过天舒。她从小就有令人羡慕的文化艺术氛围和营养，而且十分浓厚。她家的每间屋子都堆满摆不开的文学艺术书籍真让人炫目。她沐浴在充足的阳光里，这就注定了从起步始她的作品的意境和格调就同高雅连在一起，直到现在她还深切地厌恶着粗俗。她从十五岁起就开始发表作品，十八岁就已出版了《大海对我说》、《星彩蓝宝石》两本小说集，并显出清纯、明丽和高雅的艺术风格。她不顺利的童年与当歌舞团舞蹈队小女兵的生活都被优美地描写在里面。虽然描写的都是平凡的现实生活，使用的也是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但已透出诗意的浪漫来。在同龄人中，她无疑已是很耀眼的文学精灵了。

    1984年，十九岁的天舒主动要求参加作家代表团去了老山前线。再后来又考入培养出莫言等一群文学新星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我觉得，似乎天舒从前线回来以后，她的作品才与天真烂漫之美告别了。于是有了《少女眼中的战争》这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问世。这第三本集子是她第二创作阶段的小结。这以前，尽管她的血统和心灵中已播下了满民族文化的种子，但她的心田还不具有足够的青春热度和肥沃的土层去催生它们，早开的那些小花都是随时落入心田的当年生草本软壳小籽长成，展示的只是小景小情。

    《少女眼中的战争》中收入的三部中篇小说，分别发表于《中国》、《中国作家》和《女作家》上，都是写战场生活的，涉及了生死、爱情和人性。无论从题材、主题、篇幅还是从作品达到的层次来看，作为文学部队中一员的天舒已从士兵晋升为尉官了，说是少尉更贴切些。士兵只能管自己，少尉却能率领和指挥一排兵士了。她这一组南疆战场小说里描写了一群青年军官和士兵在战争中生离死别英勇献身的特殊生活和复杂的精神世界。两国战士的鲜血和生命以及夺去这些生命和鲜血的枪声战火，使十九岁的天舒忽然步入了成熟的青春。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感到自己的躯体骤然强壮起来，心脏在强有力地搏动着，仿佛刹那间注入了一种新的力量。我不再流泪……带着同龄人给我的启示步入即将到来的我人生的第二十个春秋，并在这个年龄里为社会做出点什么。”战场使天舒的视野一下开阔了许多，情感也热烈了许多，文字和思考也都跟着大气了许多，使我这样和她不是同一年龄段的读者看后也能生出感动来。这使她那看去娇弱的女性形象着实从内里渗透出一层英彩。《秋天总有落叶》写得美而深沉，《祝一路平安》写得深沉且缠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谁热切地怀恋过》，读过六七年了还记得其中描写的情境。战场血淋淋的现实被她写得深切感人，还弥透着浓烈的浪漫情调。两个异国士兵在生死攸关时刻都放下屠刀，并互相祝愿对方生还的场面，明显地涂上了她主观的浪漫油彩。这本小说集既是她唱给同龄人的赞歌，又是献给祖国和时代的画册，既歌颂了中国青年的牺牲精神，又寄托了作者不要再发生残酷战争的愿望。

    南疆前线的经历使天舒增添了熟悉陌生生活的勇气和兴趣。此后，她曾去过冰天雪地的北大荒，遥远的新疆大戈壁和大海深处的岛屿，还令我难以置信地爬越过黄山。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然我不清楚，但这些阅历使她作品的诗意更浓重了。集体的北大荒之我目睹了她的吃苦精神。回来后每人都写了一部中篇。她写的是《少女的白桦林》，篇幅不比我们短，交稿也不比我们晚，发表在《中国作家》上。她对大自然似乎有一种灵感，对品格不俗的人也有特殊的敏感，这样就构成了她作品从不缺少的两大部分：从大自然获取的画的意境和从人获得的诗的深情。此后我总能从她的小说和散文中读到诗意。

    1987年她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同中国的文学新星和文学巨匠们近距离频繁接触和碰撞后，开始设计自己独特的文学楼厦。在她还没明确设计出这楼厦是西洋建筑还是中式风格，一时也没有明摆着的建筑材料的那一段时间里，她又被身边几位有才气的诗人诱发了诗的灵感，竟很快写出可以编成一集的诗来。那不是凑成的诗，是写战神，写北方情感，写爱情的真正意义的诗。这些诗虽没超出《少女眼中的战争》、《少女的白桦林》所涉及的主题和题材，伹对战争、对爱情的体味、思索和抒发却明显地深刻了。印象较深的有《北方义《战神》等。这些诗还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她的小说何以总有诗意。

    那几年的军艺文学系有点像军事文学的老山前线，每个人都在真枪实弹地作战，每天都在集团冲锋。战火的热量把那块不大的地方变成阳光充足、营养丰富的温床，天舒自身埋藏着的饱满的文学种子开始在这张温床上膨胀。那膨胀是她真正的文学觉醒。1989年深秋，二十四岁的天舒在这膨胀的觉醒中，随着我们的文学集体爬越了黄山"可以向垒世界骄傲的雄奇伟美之山。也许这位文弱女子在伟大的黄山上思考了自己、自己的满民族血统、自己的国家，或许还有自己所置身的军事文学小氛围和中国民族文学的大氛围……总之她在黄山上或是爬越黄山前后产生了一个大灵感她的满族祖先中一位镶蓝旗勇士巴图鲁忽然在她心中复活了，并很快酿成她的创作冲动和实践，呕心沥血半年多，一部既空灵雄美又悲壮凝重，既纵情赞颂又无情批判，既是民族文学的一朵奇葩又是军事文学的一枝鲜花，既是历史现实主义的又是充满诗意和浪漫色彩的中篇小说——《蓝旗兵巴图鲁》诞生了。这是一部关于古代满族英雄的浪漫传奇，该作以精当的结构和手法容纳了对整个满民族兴衰的宏大思考。是天舒从她自己这株青春之树上摘下的一颗最成熟、最有重量、最耐咀嚼的果子。从此，她有了亲人、朋友和同志不加任何解释便可称道的代表作。她带领着巴图鲁那一大群蓝旗兵干得很不错，她可以被视为文学少校了吧？

    《蓝旗兵巴图鲁》因之被《新华文摘》转载，因之入选当年优秀中篇小说选集，因之被开讨论会，因之获“首届东北文学佳作奖”。

    目前天舒正为成熟的文学觉醒和初胜所鼓舞，潜心创作与《蓝旗兵巴图鲁》有一脉相承血缘关系的长篇小说《北方神像》。长篇当然比中篇规模宏大，也要多耗心血，但她已完成了二十万字，而且据说比较顺利。她这样不为嘈杂的八面来风所动，执著拼搏下去，塑造出越来越多的人马供自己指挥，也许会成为将军的吧。

    （原载《芒种》1993年6月号）

    军营一遭不白走

    文如其人这句不知早自何时的老话，我至今坚信仍具有真理性。尽管可以举出不少例子说某某作品写得很现代，一见其人却不是那么回事了，便以为文并不一定如其人。我说这是只知其文还没真正了解其人的缘故。读了《军营走一遭》、《张教员其人》等三篇小说后，我就想，当兵出身，在军校学的日语，又在军队当翻译的李明怎么三篇小说主人公都是极富有军人个性又总被众人随时随地挂在嘴头议论，而本人又丝毫不被众人的议论所左右，我行我素的军人？从军事意义讲，这种人素质不高，从文学意义讲，却可说是大写的人。不讲名利，遇事不强争也不发怒也不违心低头弯腰，一切顺其自然，这不是优秀军人的品性，却是一种大的人生态度，人生境界。作者本人若没有与老庄贴近的人生哲学是不会总写这类人物的吧？通过电话和李明聊了几句，才知道他妻子教英语。会着三国语言的夫妇俩为儿子起的名字是“浩达”。噢，浩达。人名心理学告诉我们的，儿子的名最能体现父亲的人生理想。果然还是文如其人。不管李明有意还是无意，潜意识驱使他的笔把浩达这一主旨流露在纸上了。

    被李明通过三个人物流露在纸上的这一主题新吗？不新。旧吗？也不旧。低吗？也不低。说它不新是早有人写过了，而且不少，印象最深的要算《棋王》。那个在火热得令冷血动物都躁动不安的上山下乡狂潮催动的列车上仍能着迷下棋的棋手活得多从容豁达啊。那前后，文学圈中一股老庄哲学热刮出不少这类作品。说它不旧是军旅文学画廊里这种人物至今并不多见。多的是牺牲奉献，胸怀大志，在争强好胜的革命英雄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鼓舞下想当将军元帅式的，还有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式的。最显旧的莫过于让军外人同情理解的诉苦文学主题了。真正的强悍者不必总向他人诉说自己苦处而求得同情和怜惘，诉说自己是怎样在错综复杂的新生活面前执著而顽强地生活的。说《军营走一遭》三篇小说主题境界不低，是说作者既没写军人职业如何辛苦可敬，又没写军人学雷锋帮助别人，而是写军人自身的人生态度。卑卑琐琐，蝇营狗苟地提上两瓶酒为一己私事低三下四有毬毛意思！浩达大度，充满宽厚的爱心到啥时也不失为高尚。但又不是革命理想主义式的崇高，只是社会人的不低俗不卑鄙的品性。

    目前，小说流派上，以难于表现崇高的“新写实”小说占领衔地位，不知道李明知不知道“新写实”小说是个什么概念，也不知他对现代派小说有什么研究没有，我想以此比一下李明这三篇小说的手法。手法新吗？不新。旧吗？也不旧。俗吗？一点儿也不俗。说手法不新在于，三篇都是用第一人称叙述，而且每篇都是立传式地叙述一个人的命运故事全过程，结局又都是潇洒又遗憾地离开了部队。叙述时侧重情节细节和人物性格的真实，而丰富、细致、复杂的内心世界却不怎么注意，也不怎么强化作者自己的主观感觉，这都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特点。现代小说手法如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等等的意味均没有。新写实小说虽不同于上述几种主义小说，但也多少吸收了它们的某些因子。而李明的小说就没怎么有，尤其在语言方面，特色和味道是有的，如叙述的沉着自如、口语化，多少还有些幽默感，但现代小说的魔幻神秘、夸张变形，强调主观感觉，语调调侃和赤裸等语言特点就一点不具备了，这就减弱了小说的感染力和深度。现代小说语言的深刻性是值得学习的。一个小说作者的水平如何第一是看语言功夫，作品写得深不深厚，很大程度体现在语言上。一篇小说只把过程和结局叙述出来了，而无多大的信息量和主观判断力、穿透力，哪会有分量有感染力。莫言、朱苏进、简嘉他们，把语言方面的才能去掉，他们还会成为一流的小说家吗？一篇小说就应是一股语言的浪潮，将读者的感官刺激起来，感觉到语言的声、色、味来。好小说写手都是语言的弄潮儿，每篇必似一瓢凉水或热水泼你面上，使你不能无动于衷。李明的小说语言还是不错的，但还缺乏出奇出众的地方，只能说有才华但没有横溢的部分。说手法也不旧在于，他虽然都用第一人称立传或叙述的，都吸收了先锋派小说家们的某些影响，比如第一人称的我是跳进跳出的，和被叙述者一会儿有直接关系，一会儿又没直接关系，叙述者不作为小说关系中的人物出现，叙述过程中的时序颠倒，时空交错，随心所欲信口道来，结构看似无心，却在不经意中顺嘴丢下一句话变成了悬念。这些方面虽不强烈，毕竟是每篇都有些加上作品所表达的观念不旧，就使人觉得手法还是不旧的，起码能随得上大流儿。说手法也不俗是指不低俗、不庸俗。不是靠编织离奇情节，制造故弄玄虚的悬念，用低级下流语言剌激读者。

    写这篇读后时正好赶上看电影《秋菊打官司》。这电影写一个人应该维护自己的尊严，人的尊严比什么都重要。只用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因丈夫被踢后她非要个“说法”而再三告状的事，就把这一主题表达深刻了。写得细，写得透。这使我想到《军营走一遭》等写得为什么不透呢？涉及事多，有些事是罗列上去的。罗列只能看到外在，一点一点剖析才能深透。

    李明是学日语搞翻译工作的，翻译并发表过一些短小说。他有许多事可做，却非把业余时间用来写小说，可见他不是以此谋生而纯粹出于爱好。这点同我自己一样，当年有许多工作可供选择，偏偏非费许多劲走到文学创作这条窄路上来，不就是一个爱字吗？不管李明小说达没达到多高水准，毕竟是靠着自己的爱心努力到列入军旅文学的“九〇方队”了，同队列里的他握手时，我心情竟有些激动，抑制不住想说些什么。多么巧合啊，李明写的三个人物都是军营走一遭后离去的，虽然很潇洒，却都带着深重的遗憾。我恰好也在这时，在军营走了二十五年这长长的一遭后决定离去了。我就是从一个士兵、干事写过来的，写到了今天又转移了写场。不是为了谋生，仍是因为爱好。有些事是说不清的。有时爱之越深反而痛之越切，必得躲离开才能心静。我对军旅文学是深爱的，可是这几年却越来越爱而不能由是之了。即将向全军读者告别时，也想向全军作者朋友留下一两句互勉之言。像《军营走一遭》的作者李明那样吧，“仍要跟文学这朋友长久交往下去”。没有文学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不搞商品经济的国家是傻瓜蛋做主的国家，所有作家都成为商人的国家大概也是白痴当家的国家。

    1992年11月草于沈阳

    （原载《解放军文艺》1993年1月号）

    一首畸形而沉重的诗

    畸形人也是人，但他们的生活是变了形的。有谁能最细致地体味并写出畸形人比常人要敏感许多倍却变了的心灵呢？《多索》的作者做到了。大概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畸形人同时又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文学的觉醒吧？

    我是坐在自比残石的作者面前一字一字读完《多索》的。作者的形象和这篇小说熔成一体流进我的血管里，使我产生一股沉重的激动。《多索》是一杯酒，一杯五味酒，酸苦多于咸甜。《多索》又是一首诗，一首沉重的诗，真实的流露（甚至有点“脏”的真实也流露了）大大多于浪漫的抒情。

    我读完了，残石几近听候判决那样紧张地望着我问：“行吗？”“不错！”我以读者的口吻说。“不是安慰和怜悯吧？”“不是！”

    “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没？”“结尾是不是太残酷了？”我以朋友的口吻问。

    “我的部分生活就是这么残酷的。不过这是‘之一’，还要接着写不残酷的！”

    我想想他的经历，默默点了头。

    生活是不可能公平的。我们这些比残石幸运得多的人怎能理直气壮地要求被生活异样对待了的作者有与我们同样的感觉呢？看他那不足七十斤重的畸形身体，是无力挥大枪，举长剑，声震寰宇地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壮歌的。”

    严格说，这不能算是作者的处女作（此前还发表过一篇比小小说长一点的小说），但他却是对待处女作那样用全身心的精力和情感来完成的。

    小说没有一点生编的痕迹，完全是靠活生生、细微微的心灵深处的感觉和记忆来写的，语言也既讲究又不雕琢酸涩，把普普通通的生活语言提炼得很利索，有韵味，有力量，挺耐读的。有不少看似平常但细品却很有深度的句子。如写多索从童年到成熟那一段——“长大了，闷熟了，就像一个被封闭的柿子，个没变大，可果却熟了……长大和成熟，使多索越来越看见自己走路太歪斜了……就像一个正常人故意走的，目的在于惹人笑，……成熟和长大，使女人在多索心里不分美丑地产生一种哆哆嗦嗦的畏惧感……背上女人的眼睛，就像背上一座山。”这一段话里，哪有一个惊人的字句呢？却说得那么贴切，准确。“多索恨这个小院，就像恨自己这条残腿，他想咬这个小院，就像咬自己这条残腿。把它抱在怀里，深深咬上一口血印……”多索恨这所小院是因为这小院也是残废的，少了人间的一半，女人！对自己残疾的腿和自己生活的残疾小院，他纵然恨也无力拳打脚踢，只能用嘴咬。而小院怎么能咬呢？这就是多索。又如，“早晨的阳光爬上窗，吻上东墙的镜，摔回西墙一个亮影。多索觉得屋里又接生了一个太阳。”只有多索才会产生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多奪就是多索。

    多索自己畸形，怕人看，他便觉得谁都愿自己长得美，美就想让人看，非强制不让人看，那心上就像被满压一块石头，心在石头底下，叽喱咕噜翻个，喊爹叫妈的不好受。多索多么渴望美啊。

    可没有女人的角落，生活就已是畸形的了，又生活着一个畸形的小伙子，那生活畸形得够厉害了，想到美有多难。忽然有女孩像一缕阳光照进去，畸形的生活生了灵气，多索自己也开始爱整洁、爱美，亲自去晒被子了。虽然残疾但已成熟并读过《红楼梦》、《今古奇观》和《蚀》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的多索，也由猥琐渐而为勇敢起来。他以为自己在女孩心里也有了理解、有了位置、有了重量，便在一个特殊场合鼓起勇气，近似哀鸣地倾吐出“我喜欢你，喜欢你一啊啊。”

    多索也是坚强的。当他鼓起勇气倾吐出来的感情突然连同自己的身体一块被推倒时，摔得他整个魂体都是一片空白。他那细微得连一点灰尘也吹不起的轻风都会掀起波澜的心受了风暴摧毁般的击打，伤得该会多重呵，太惨重了！原来女人在他面前出现只不过是因为没有去处并且因为跟他玩安全。生活还有什么意思？但是多索是坚强的。他在冰凉的地道下面躺了许久，重新感觉到真正属于他的重量时，仰望洞口那根光柱里的梯子，又坚强地坐起来，他仍要顺着梯子爬回到光明里去。多素就是多索。畏葸的多索，勇敢的多索，可怜的多索，坚强的多索噢！

    作者是坚强的。他说他还要写多索。

    盼他笔下的多索快点爬出洞口，站起来，走出那个畸形的小院，开始新生活。我相信，生活的阳光和残石的笔会把多索引出那个小院的。

    （原载《鸭绿江》1986年11月号）

    走进《窑地》

    按照“辽宁曹雪芹长篇小说奖”设立的宗旨，评奖委员会因丹东作家张涛《窑地》一书的成就，决定将1996年度该奖颁给他。值此颁奖会张涛即将获得庄重的奖状和郑重的奖金之际，我有必要代表评委会叙述一下他获奖的理由。

    优秀的作家总是注意从不同角度关注时代变化过程中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境况和文化心理的深层变化，并在描写这些变化的过程中显示作家自己的理想。

    《窑地》这部描写辽东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没有像有些平庸的写手那样浅层地描写农民生活的表面变化，也没像有些乡恋情节作家那样浪漫地表现农村的诗意情调，而是注重挖掘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为农民的生存境况寻找心理文化根源。这是一个在上百年的时间背景上，以现实和历史两条线索交错讲述的几代人的大故事；这是一部既描写农村改革的现实生活又有很深历史感和文化意蕴，对现实和历史同等重视的佳作；这是一方水土养育的儿子用心血和面用汗水酿酒而置办成的一大盘献给这方土地母亲的供品。凡有深厚文化道德之根的作家，不可能不为养育他的一方土献上这样的供品。大作家福克纳一生描写他的一张邮票大小的故乡，他那些名篇大作都是献给故乡和先祖的供品。张涛以他象乡巴掌大的地方为舞台，让七代窑主在上面演出，节目是生动的。

    一部好作品应该是让不想活了的人看后又想继续顽强地活下去，或使昏昏噩噩地活着的人读后活得清醒些，振奋些，有希望些。如果让本来活得好好的人看后不想活了，或感到生活没意思了，悲观厌世了的作品，是不应该受奖的。《窑地》显然属于前者。张涛讲述的故事，让人沉痛，让人震惊，让人感动，让人顽强，让人思索与回味，也让人充满开拓新生活的期望和信心。他所描写的人@是那么艰辛而热切地生活着，追求着，读后给人以生的坚强。

    《窑地》除了从文化心理的深层饱满地塑造了七代窑主之外，还丰满地塑造出与窑地有关的一系列人物。作者试图通过众多人物的塑造，揭示这样的问题：人的命运来自自身的心理文化结构，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又是他的生存环境制约的结果。窑地并不只是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它更象征一个具有引力的文化磁场，一代代生活其间的人都受着它的磁化。同时，《窑地》还通过沉稳的叙述体现了对这文化磁场的强烈批判精神，这其实是对民族传统心理缺陷和小生产传统意识的批判’正表现出作者对传统中的消极因素改革的愿望。当我们把几代窑主联系起来看待时，便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后代人与前代人相比，其文化心理结构中都潜生暗长出某些新的因素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实这条线索中的主要人物孟天开，他作为新的时代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代表人物，其心理结构中，消极文化积淀的成分比他的前辈已经少得多了。而更重要的是，作者为聶天开剔出心理上的消极文化积淀展示了过程，并且还为他的进一步剔除留下了希望，使他又有了超越自己走出封闭的契机。这就让我们在看到传统文化积淀消极一面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的积极一面。这种辩证地看待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窑地》塑造人物的能力是值得一提的。七代窑主及一系列男性人物之外，张涛还成功地塑造出不少北方妇女的形象。其中最具震撼人心力量的是冯三巧。她太多坎坷太多不幸的一生中实在蕴含了太多的坚韧、不屈、善良、追求美好又能忍辱负重的惊人毅力。当她最后失去几十年苦苦等待的恋人之后，仍为子孙顽强地生活下去。她在苦恋与等待中表现的生命的坚韧和情感的真挚，显示了我们全民族的高度耐久力和发展力。

    《窑地》的结构也值得一提。张涛采用历史与现实双线索交替进行的结构方式，单章那一条写历史，双章那一華写现实，有助于将历史、现实、理想交织起来表现，具有立体声双声道的音乐效果。

    还有，在目前粗制滥造的写作泛滥，以及众多作品媚俗与逐利的炒作声中，能够读到《窑地》这样极其注意一字一句推敲叙述语言的长篇小说，属实是令人高兴的事。

    张涛能在自己的短篇与中篇小说取得可观成绩的时候，埋下头来，不图虚名，甘于寂寞，几乎用了十年工夫写出了《窑地》，这是符合规律的艺术创作。

    一个作家，无论他写什么，怎么写，都是更高意义上的自传。读者可以把作品当镜子去洞照作家的灵魂形象。张涛的《窑地》无疑是一部在文坛和读者中树立良好形象的自传。

    当然，《窑地》也不可能没有缺欠，如作者在文化上的立意过强，而对文化深层内涵的把握还不特别准确，有些语言稍有雕琢之感，等等。期望张涛能在接受祝贺的同时，也能够在下一步的创作中对此缺欠加以思考。

    1997年7月25日于辽阳

    （原载鸭绿江》1997午10月号）

    苦爰的呻吟

    我朦胧地感到，这是一个被爱的皮鞭抽伤了心灵的少女舔着自己的伤口在诉说酸苦的、病态的、真诚的而又失望的恋情及其思考和抉择。痛楚、神伤、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断来继去、倒去颠来的呻吟声连缀成这篇情绪心理小说。因其都是真情的流露而使我觉得动听。编辑部让写写读后感。朦朦胧胧地感受一下是容易的，把朦朦胧胧的感奪写清楚就难了。我又一次感到人的感情是最复杂最微妙最难辨析也最不易作出正确与否答案的，尤其是爱的感情。爱是难得的，幸福的，因而也就与恨和痛苦孪生着。人生不就是为着一个爱字嘛，因而爱便成了一个漩涡。谁能说得清哪些爱是值得的，哪些爱是应该的，哪些爱是悲伤的，哪些爱是错误的。我只是糊涂地笨想，真诚的爱都该是没有罪过的。

    她是少女。少女的初爱无疑是纯真的。纯真的爱能不美好嘛。她爱上的却是别人的丈夫。是他把她的爱挑起来抓过去的。爱的砝码并不平衡。但也创造出令她无法忘却的诗意来；两人独处时常常笑得像稚气的孩子；有人时就用眼睛默默地注视；雨也变得美丽了；他们心里都多了一个世界……

    爱是难得的，因为条得才幸福。被所爱的人爱更难得，因为更难得才更幸福。她只为爱和被爱的幸福而欢乐，并没想让他承担什么责任，并没想到从他妻子那儿把他夺走，也并没记着谁欠着谁的什么债，也没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别的什么。爱使她充实就够了，别的她都没想。当他的妻儿因缺少他的爱而痛苦地出现在她和他的眼前时，她自责，忏悔，怀恋，心在隐隐作痛。她理解他在妻儿面前离她而去的恕罪般的弥偿行为，因为她知道自己也因惧怕别人把一顶重重的帽子抛给她便不敢承受重压而正大光明地爱他。可她无论如何忍受不了他在那种时候对她说的一声对不起。真诚的爱是能用简单的对不起来回答的吗？她失望，爱心深深地沉下去了。痛苦的思考之后她决计离开这个苦爱的漩涡，到远远的小镇上去当合同工人。更使她失望的是他对她的要走竟报以不经意，不相信的一笑。这不经意不相信的一笑使她明白了，他只是把她看一只属于他的不会飞出他那温馨又冰冷窝巢的小-鸟。她什么都不希求，惟一希求的那个真诚的爱字原来是不曾存在过的，她怎能不心如被皮鞭抽碎了似的想大哭而无泪啊。她相信自己的爱是纯真的，因而没有去做一般人所要求的道德上的自我谴责，却是对那个如此不珍重少女爱情的卑俗男人示以无情的鄙视。对的，应该鄙视的是他。他得到了那么多、那么深、那么真的爱，竟只轻轻地回报了一句对不起和不经意的笑。

    她并不计较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也不需要别人来回答她是对是错，她也不后悔，她是真诚的，并不自私，所以不可恶。

    这篇小说虽然不足四千字，结构上却有现实和以往两条交错的线索，而过去那条线索又并不顺序地分成“我和你”、“你和她”等细碎的线段，时空也是杂乱的。表现的完全是心态，人的衣着、形象、性格、表情几乎滴墨未着，这就是篇幅虽短容量却不小的原因，另外，杂错着的段落里间或能有不错的句子逗引你读下去。

    我还朦胧地感觉到，是不是实的细节稍多一点，叙述稍深沉一点会更好？我读过一个短篇，写一个二三岁的女学生对一个四十多岁的有妇之夫的依恋之情，分寸把握得相当好，很好读。不过那是苏联一位著名作家写的，篇幅也近万字，以此来苛求不足四千字《请不要回答》的青年作者，肯定不妥。

    不矮的一棵刺槐树

    《善良的一棵矮树》是本挺厚的散文随笔集，所以作者鲍尔吉-原野肯定是个散文随笔写家无疑了。见到这本书前我只知有个散文写得不错的原野，并没听说这个鲍尔吉‘原野。待送给我书的编辑说这两个名是一个人时，心里曾暗暗闪念了一丝什么东西。还不及弄清那一丝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又捧着书认真端详了下。原野前边多了鲍尔吉，二者之间有个圆圆的点隔着，揣摩肯定与他的民族有关。一打听的确有关，就是他的蒙古族姓。他从小就叫原野，父亲当了兵战友多是汉人，就识了许多汉字，且当的又是骑兵，给儿子起名原野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不管原野本人理想不理想，反正从小到大一直这么叫过来了，也许这名儿好（是挺好，原野又辽阔又自由又舒心，多有诗意。），所以起的也比较多。原来在家乡的时候没觉得什么，等使用这名写文章而且越写越多时才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出书时，站得高看得远的北京编辑提醒说怎么能与别的原野区别一下才好，省得以后闹麻烦。原野说他是姓鲍尔吉的原野，跟别的不一样！就这么着他才把自己一个囫囵名字印在自己的第三本书上了。过程就这么简单，并没有我等心里暗暗闪念的那一丝什么微妙东西。名前边加上自己的姓，天经地义。

    我对散文随笔没有什么研究，也没写过像样的篇什，只知道这东西许多人都能照量照量，但真正写好的不多，真正能称上散文随笔家的就更不多。就如诗歌，许多人都能写一首两首，但真正叫守，真正叫诗人的实不多一样。我不想说鲍尔吉"原野够不够散文随笔家，说这个不重要也很没意思。反正通读完《善良是一棵矮树》后，我敢说，我很喜欢他的散文随笔。我常常很不自信。我知道不自信一般都缘于学识浅薄。我对原野散文喜欢得对不对或说有没有道理呀？又想他的文集被编入《游心者笔丛》第一集了，主编楼肇明先生的总序写得极有见地极有学问，我是极服气的。这么有见地的人编选的一套书，第一辑总共才五本，原野就在其中，大概不会太错的吧？于是才敢安下心来写写喜欢他散文的什么了。

    我喜欢他于极普通的琐事中捕捉到的清白优美而又带点怪味的哲思形象。譬如说《善良是一棵矮树》吧，读完了，善良这个戴了隐身草似的抽象家伙立刻活树一般站在你的眼前。《精神边疆》、《水流我》、《春天喊我》、《月光手帕》、《水晶风铃在我窗前琳琅》……一个个隐含的意思都是由鲜活的形象让人记住的。这是艺术，不这样就不艺术了。原野喜欢栽树，《栽树吧》说的，还说尤其喜欢栽白杨树。所以弄得我感觉了每篇散文随笔都是一棵树，整本书就像一大片树林。不过看去树林里不都是白杨树，而大多是开着白花的刺槐。细琢磨吧，哪篇不是既开花又带刺的呢。由此我想到了鲁迅笔法：“……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娜去比比看……”看看原野的《雪地篝火》：“我想起以前在雪地燃起一堆篝火。那时节，在做什么事情已经忘记了。燃篝火是在事情的开始，也许是结束之后或中间，但这与雪和火无关。……中间是极拟人化极优美的雪和火的描写）……雪最后把灰烬覆盖，一切归于平静。抬眼，身后不冻的茫古林郭勒河在夹雪的两岸流成了黑色，它沉缓涌流，间或浮溢白雾，仍有广大的悲凉。许多年之后，在办公桌前填什么表时，面对‘业绩、贡献’一栏，我真想填上‘在雪地里点起一堆篝火’”。这篇不足千字的小散文真如一株繁花上落着雪的小槐树，细一摸时也有一两根小剌儿。别的篇刺儿就更多些，甚至有许多刺儿。

    他的刺儿是讽刺，准确适度的讽剌我很喜欢。而对于幽默我则是偏爱了。我说读原野时能想到鲁迅笔法，并且产生喜欢感就是由他带刺的幽默引起的。虽然原野在《蜚语》中说过“多么感谢李白不像绍兴师爷般老辣，也不似孔明那么擅逞谋略，不然文学史黯然矣”，也否定不了他吸收了不少鲁迅的文血。原野在《性幽默种种》中既论及了幽默也再次提到了鲁迅就是个证明。我觉得鲁迅是大幽默家。他是残酷的幽默，冷静透骨的幽默，让你伪君子及无赖恼火和憎恨的幽默。一点不幽默的作品我就难于自觉自愿读很多。就像喜辣的湖南人和四川，人，离了辣椒就吃不下多少饭差不多。原野的幽默不残酷，不辛辣，但有点薄荷糖、花椒面儿和山西醋似的味道，时不时给你点可回味的刺激。例句信手可拈。就从开篇《男根》中随便扯出一句吧。“大人的虚伪所造成的后果，未尝没有阴毒。几年前，我见到一个同事的孩子对一个试图‘揪个鸡儿吃’的大人说‘你咋不吃你自己的呢？’此人大惭，众人哄堂。小孩的母亲也在场，低头努力抑制笑声。我想这小男孩若通文言，则更激壮地宣称：‘胡不啖己之阳具耶？’闻之有梁任公的豪迈。”

    原野常常使用自嘲来弄幽默。自信的人才敢自嘲，有力量的人才敢自嘲，所以自嘲是很有力量的。带有自嘲的幽默就既有力量又有意味。不经意者会以为他的自嘲很老实。其实是貌似老实，背后藏着狡黯的带有宽容意味的大嘲讽，他在嘲讽许多人呢。他肯定知道鲁迅老实是无用的代名词那句话。对不良的人和事干嘛要老实呢！嘲讽嘲弄嘲笑都应该。但他的自嘲的确不是那种调侃扯淡油嘴滑舌，目的只在嘲讽别人其实不包括自己的假自嘲。他的自嘲里带着真诚的自审。如《栽树吧》中他说，“也许是因为细数平生，并无点滴创造。我吃着喝着用着兼以眼睛看着世上的一切，维持自己可有可无的生命。我惭愧了也许是害怕了，想补偿一些什么。于是想做一件普通人所能做的事，又是富于创造意味的事栽树……我们为过去的破坏或污染感到卑鄙吧，然后做一点事，譬如栽树。”还如《拽住妈妈的衣襟》说：“人长大了真不知有什么用处，特别是我，对社会和别人无所供益，只是徒然闯入了中年……但童年已被岁月的砖石密密麻麻地砌死了……在我老了而母亲更老的时候，她上台阶时，我应不失时机地扶一把。我所能做的，大约只是这些了。”他还不回避自己的出身和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小地方人的经历，不时把生他养他那个“小地方”的故乡的东西拿出来透视，既不是愚昧地炫耀，也不是与已无关的嘲笑，是透视，连同透视自己的心肺血质。这也还是自审，但决不是自卑，恰恰是含着自谦的自尊自重自强之心。他珍重故乡和自己民族的历史，更珍重故乡和自己同胞的真善之美和朴素自然之美：“在时间的流逝之中，我已将故乡由异地慢慢迁到心里”，所以他特别善于从偏远的故乡那亲切的普通中发现高贵。他真情地歌颂平民、贫民或说卑贱者的高贵和纯情。这种真情的歌颂很多，我有些偏爱，不免想多摘引几段。《雅歌六章》这样写一株高粱：“山坡上，有一棵孤独的高粱，它的身边什么也没有，山坡后面是几团秋云。高粱脚下的刈迹证明，伙伴们被农人割下，用牲口运走了。那么，农人你为什么留下这卜棵高粱？……高粱很高，兀自站在秋天的田野，样子也高傲。他的叶子像折纸一样自腰垂下来，又如披挂繁复罗带的古人。叶子在风中哗哗商量不定。我想可能是一位髙粱王。……我站在它身旁，拉着它腰间的叶子握了握，想到它的主人，那个割地的农人……我想，我若是一个有钱的雕塑家，就在路旁买下一块地，什么也不种，只雕塑一棵兀立的高粱。不久，就会有许多人来观看。”还用什么有钱啊，这不已经雕塑出一尊高贵的高粱了吗！紧接着他又雕塑了一只高贵的农家公鸡：“我很久没见过鸡了，城里不许养鸡，菜市场一排排倒悬的白条鸡，不是我想看的那种。……公鸡永远高着头…一副王侯之相。它在观察时极郑重，颈子一顿一挫，也是大人物做派。公鸡走路是真正的开步走，像舞台上的京剧演员，抬腿、落下一板一眼，仿佛在检阅什么。当调处无物时，人家公鸡也这么走路，此为慎独。……我……发现了一只大公鸡，漂亮极了，体形也大于同类，羽毛映霞，这公鸡毫无惧色地看着我，颌下的红肉坠一颤一颤。高贵呀，同志们！这是一只高贵的公鸡。估计此鸡早已入镬，被人啖掉了。它主人卖它的原因，大概不是妒忌它贵族的气质，而是它不下蛋。人类对于鸡类的逻辑是重女轻男。”

    原野带点狡黯和自嘲的斜眼好像总在暗暗撒目什么。撒目是东北话，动词，是带有目的性地用眼光搜寻的意思。撒目到了就叫发现。美呀高贵呀都在那儿存在着，就看你发现的才能了。当然这才能最关键在于你自心有没有美。我想原野是有的，不然他文中那些美他是怎么发现的呢。一旦发现了他就用他优美而幽默的笔记下来。这又需要勤奋。勤奋当然也是一种美质了。大概他就是勤奋地发现着，记着。可以说这都是作为作家的一般才能。只有一般才能的作家只能发现一般的美或表面的美。特殊和深层的美就不行了，就看不透了。这个透字很了不得。你发现了金子，你只看见了金光，可能不能透视出分析出金子是由什么元素组成的，主族元素是什么副族元素是什么，分子式怎么写呢？我喜欢原野散文随笔的另一原因，就是他“乘美以游心”，一旦发现了什么，便盯住它透视。透就是深刻，就是淋漓尽致。现在的许多读物，文字是不透的，写的是表面现象。现象之外，之内的什么也没有了，那叫什么作品呢。

    原野的作品虽都很短，可许多篇都将他的幽默、自嘲、自审、，发现、美……与透凝于一炉。“我的泪水是一批高贵的客人，他们常在我听音乐或读书的时候悄然来临…后来我渐渐明白了，一点。泪水，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些高贵的客人手执素洁的鲜花，早早就等候在这里，等着与音乐、诗和世道人心中美好之物见面。我是一位司仪吗？不，我是一位被这种情景感动孓的路人，是感叹者。……我理应早早读一些真诚的好书，听朴素单纯的音乐，让高贵与高贵见面。”泪水在原野眼里成了高贵的客人，他愿经常介绍它与音乐等其他高贵的客人相见。说的透彻。《月光手帕》，眼先真是美丽而透彻，审视一位小姑娘误把投在地上的一片月光当成一块手帕去拣时的纯美心境，同时反思因自己的一双俗眼能看出月光的破绽而失去了审美的愉悦，没了孩子的纯美之心。他的斜眼竟然这等天真无邪。《小米真小》！原野对小米的发现可算是淋漓尽致了。小米真小小米为王一小米的哲学一这是原野的发现。“忽然发现灰漆的窗台散落一些小米……小米真小，我仔细看了半天也看不清它们的模样。拈些放在手心里观察，真是可爱，像小鸡崽羽毛那种颜色，掌一动，它们几乎无重量地跑动着。小米的样子有点像中国的玉，温润和瑞，半透明，没有火气……其味也如玉的性质，得乎中庸。、一种朴素气实际也是大家气，能养活亿万斯民活下去的味道，不可能是卓越而不群的海参鲍鱼之味，大约就是像小米这样没什么味道的味道……小米历经商镑周鼎之后还是这么小？在吃物纷繁吃法百般的今天，也还这么小？它真是历沧海桑田了。这种悠远，使它定型于永久；不想改变也顺应万变了。得道了，小米。可以致广大而尽精微。小米的优良还在不酿酒。谷物正道是养人，旁门才酿酒。此事小米不为也。粮食里头玉米个头最大，如兵卒，常被碾碎。其次高粱，美艳而粗厉，其豪气化杯中物。大米是城里娘们，阴柔绵软。麦子乃正房法妻，温良和顺。小米为王，不文不火，静观万物，以小制大，是中国的王…再往下引已有想拿别人的东西赚稿费之嫌了，但我还是宁可再引一段，实在喜欢，把这几元稿费还原野买一斤小米是了。美文一读就知味了，还用饶舌去评吗。请往下读：我的梦中曾有园圃之愿，譬如种点菜和向日葵，现在加以修正，加几垄谷子。秋天，碾好的小米用簸箕飞泻装入白市布口袋，我像农人一样竖掌插入米中，攥一把让它顺拳眼泻流，黄澄澄如细砂的小米摩挲着掌心流下，再抓一把，让它流。嘴里学农民的口吻说，啧！多实成。心里想，操，小米咋这么小呢？这时手与眼同时享受着一种比较开阔的喜悦，与天地关联起来……”此篇我觉得是上上品，它与《精神的边疆》、《蜚语》、《雅歌六章》、《善良是一棵矮树》、《我妈的娘家亲戚》、《雪地篝火》、《水流我》、《黄土》等，我视为原野的代表作不知对不对。

    也有些不喜欢的篇什，譬如卷三及另几篇，觉着有些贫嘴了。贫嘴不是幽默，不美，也不会有感染力。不是乘美以游心吗？还是不能放松乘美那根弦为好。

    原野的语言文字水平很不低，用典不少，但举重若轻，顺其自然，已形成了风格，其厚实的底蕴令我佩服。我当引以为鞭，时而策之。何况这鞭就在身旁，鞭长莫及之说于我们不适用。

    1995年12月16日写于沈阳家中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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