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舒

    从鲁迅文学院结业后回到上海写的第一个小说，就是《那时花香》。

    小说起因于故乡旧友的一次例行聚会。我常常为我的那些老朋友感到骄傲，岁过而立，他们都在各自的事业领域里颇有建树，亦是借因浦东的开发开放，他们拥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当然，并不是全部，比如Z朋友，一位因三镇合一而被合并掉的派出所所长。在老朋友依然纷纷叫他“Z所长”的时候，他坦诚相告：现在不是所长了。

    这使在场的所有人甚觉尴尬，然后，我们就在他平静而简洁的叙述中，知道他只是众多牺牲者中的其一。我确信，在他得知自己将从派出所所长变成一名普通民警时，内心一定有过不甘和痛苦。而我看到的，却是时过境迁后，他安定、平和、凡俗，但不失进取的生活态度。他说：收入没降低就好，现在我努力工作，为儿子将来念高中、念大学打好基础。

    自然，这只是小说的灵感起因。一个多月后，《那时花香》打下最后的句号。彼时，我在想，中国的老百姓，真的是世上最善良，最好心眼的百姓。他们的理想实在是不太远大，微小的满足便能让他们充满了幸福感和成就感。而对发自一个正常人身上的正常的对情爱的追求，对荣誉的追求，对社会地位的追求，他们都认为，那是一种贬义的“欲望”，他们是从小听着“孔融让梨”的故事长大的。然而，为自己选择一只更大的梨，有什么不对呢？一个正常的人，生发一点欲望，有什么过错吗？

    在写“姚所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跳出一个老民警的身影，他的名字叫“马天明”，五十年前的一部电影《今天我休息》中的男主角，一个雷锋式的民警。摆在今天，马天明一定能得到上海市公安系统的表彰。我确信他会如姚所长一样安于现状，然而，高大全人物“马天明”的脸谱背后，果真没有“欲望”吗？

    21世纪的姚所长是有欲望的，他喜欢一种被隐身街居民们所尊崇、所需要的感觉，而我们通常把这种感觉叫做“虚荣心”；他从一个与他关系微妙的女人身上需索某种情感的满足，我们总是把这种状况叫做“出轨”；他无时无刻不在竭尽所能地保住他小小的官位，我们一般认为这个人是在追求“名利”。一个有着强烈的虚荣心，同时感情出轨，对家庭不忠，并且不断追求名利的人，这个人，无疑是个“坏人”。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姚所长是个好人，甚至我想说，他就是“马天明”，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完整的马天明。

    把高大的马天明和渺小的姚所长放在一起，我们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好人。他们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世上最善良的，最好心眼的老百姓。

    当然，《那时花香》究竟不是《今天我休息》。更重要的是，我还想说，在喧嚣的经济大发展中，许多成功人士的背后，有更多的人，只是渺小而卑微的牺牲者。而令我担忧的是，隐身街消失了，隐声街上古朴温情的生活也随之消失，那些如同隐声街居民一样甘愿牺牲的人，是否也将消失？

    很多年前，隐身老街上的院子里，总是有腊梅抑或丹桂的香气飘逸而出。那时的花香，如今，也将不复再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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