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教授访谈录

    海力波

    海力波（以下简称海）：徐老师。您好！您能够接受我的访谈让我十分荣幸。今天，恰逢您被中央民族大学聘任为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之时。趁此机会请您对自己数十年来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经历做一个回顾，让人类学专业的后学对您有更多的了解，也请您不吝将自己宝贵的治学与人生经验惠赐给大家。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好的，我今年（2003年）恰好60岁，祖籍浙江余姚，可以说是“河姆渡人”的后代，在1943年抗战期间出生在湖南零陵，生长在武汉。20岁从武汉的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毕业，这20年是我的成长期。毕业后按当时的政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回到祖籍浙江，我被分配到浙江一个偏僻的山区县教中学。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20年是酸甜苦辣麻的磨难，使我在逆境中成长起来。1985年，经过很多曲折调到广西民族学院从事民族学研究，1995年起主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工作，从此才进入学术和人生的丰收期。六十而知天命，回顾自己的一生，觉得人生如白驹过隙过得太快，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我40年来对民族研究、人类学研究的热情始终不改，付出的努力也终于有了回报。

    海：据我所知，您是汉族，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走上从事民族研究的道路呢？

    徐：这其中既有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有我本人自觉选择的因素，我想更多的是因为本人的志趣使然吧。我读书较早，17岁高考时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我也确实很喜欢哲学，读了很多哲学著作。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要培养汉族青年搞民族研究，所以我最后被调配到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也就是后来的中南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南民族大学。我读的是历史系，当时班上汉族学生占一半，其他是苗、瑶、壮、回等少数民族学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学在大陆已经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取消，不过少数民族研究还是得到保留甚至是重视的，但搞民族研究的也大多被划归到历史系中，我走上人类学道路就与我当时的导师岑家梧先生有关，大一时岑先生就给我们上原始社会史。说实话，当时只听懂了一些皮毛，但岑先生的确不愧为大学者，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早就有南岑（岑家梧）北费（费孝通）之说，在当时那样受限制的学术环境下，他仍然将人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观点和研究方法贯通在原始社会史的讲课中，给我打开了一个通向人类学（民族研究）的窗口，马上引起我对民族研究的强烈兴趣，一股脑地钻了进去，直到现在还恋恋不舍地待在里头。当时民族研究领域最火的是民族概念的大讨论，20世纪50年代苏联民族学者叶菲莫夫曾经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形成四要素理论把汉民族的形成界定在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这样的观点与中国实际的历史发展历程不符，也是中国学者在民族自尊心和情感上无法接受的，可是政治上的束缚又让中国学者不能直接对此发表反驳批评，党内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巧妙地利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提出汉民族是一个特殊民族的观点，体现了中国学者处世上和学术上的双重智慧。但是汉民族为什么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支持。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牙含章先生在《人民日报》上提出，恩格斯曾经提出“从部落到民族”发展过程的理论，给汉民族形成问题提供了一个学术创新的契机。我从中得到启发，萌生了根据原始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具体研究汉族从部落发展为民族的过程。岑先生对我的想法很支持，在他的指导下，我与比我高一年级的师兄，后来的中南民族学院院长彭英明教授合作撰写了《试论从部落到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一文。大一开始写，写了大半年，到二年级时才定稿，1963年发表在当时的《江汉论坛》上，这是我的处女作，也是我走上民族研究道路的第一步。以后我一直关注对“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大三时又与彭英明合作写了《试论部族与民族的区别》，发表在云南的《学术研究》上。可以说这两篇文章中的观点与那时在中国大陆占权威地位的苏联民族学界的观点不大一样，既借鉴了岑先生传授的人类学理论，也包含了我本人对汉民族形成过程的思考，我后来提出的“雪球”理论在当时那两篇文章中就已经有了某些雏形和影子。

    海：您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应该说有了40多年的历史了，不过您本人是汉族，而做人类学的学者都必须有对异文化的田野调查的经历，扎实的田野调查被认为是人类学家的成年礼，也是学者的理论得到承认的基础。您刚才谈到了您在理论学习上的准备。请问您有哪些主要的田野经历，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思想灵感呢？

    徐：我很赞同费先生的一句话：“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当然了，学科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还是必不可少的，我有两个主要的田野，在这两处田野中都经历了强烈的文化震撼，也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术甚至是人生的走向。

    第一处是广西三江侗族地区，大四时正逢“四清”运动搞得如火如荼，我们班级由中央统战部下派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在著名的程阳桥边的平寨工作生活了8个月。虽说是到当地协助“四清”运动的展开，其实却是抱着让我们这些大学里的学生与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向少数民族群众学习的目的去的。8个月里我们住到侗族群众的家中，学会了说侗语，与当地侗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从刚开始时的怕吃酸肉到后来能吃“鱼生”，真正体验到了侗族人民当时仍保留得较完整的传统风俗。此外，我还与他们一起经历了当时的政治运动，一起按上级的指示在寨里建厕所、建小水电站，亲身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发展对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上造成的改变、冲击。当时还不知道何谓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但所作所为却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精神暗合。8个月的侗寨生活，对我这个在武汉长大的汉族学生是第一次“异文化体验”，也是第一次强烈的“文化震撼”，我深深地为少数民族丰富多彩、原始质朴的文化所吸引，使我切身体验到中国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魅力无穷，为我走上人类学道路打下了基础。我后来专业归队时之所以选择了广西民族学院，这8个月的生活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原因。后来1985年我又回访当地，一起与报告人合作写《程阳桥风俗》，至今这仍然是国内对侗族风俗记载较为详细的民族志材料之一。毕业时，曾主动要求到三江搞民族工作，也好进一步研究侗族历史文化，却意外地被分配到浙江武义县，在这个浙江比较贫穷的山区县里当了20年的中学教师，这也是我的第二次为时20年的田野经历。武义是汉族地区，当时不通火车，距最近的城市金华有40公里，虽然同是汉族地区，但是当地的生活与城市中的生活完全不同，很多汉族文化传统的东西仍然沉淀在当地的日常生活中，让我认识到汉族文化其实是存在于县城以下的乡村社会里，比如农村结婚挑担送嫁妆，箱、鞋、镜是必备的，一定要在黄昏接新娘，与《礼记》中的婚俗相同。生活上保持很多传统习俗，春节前两三个月家家做“米花糖”，很早将糯米蒸熟晒干，叫做阴米，用来做糖。春节前两周，家家户户的妇女都在煮糖切糖，民俗气息扑面而至。家家养狗，晚上行人经过，一家家的狗儿都叫起来，真如同唐诗中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中的意境，仿佛又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时空中。

    海：可以说您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武汉到了武义，虽然仍在汉族社会中，却也进入了另一个异文化环境中了。在其中是否也经历了第二次的“文化震撼”呢？

    徐：是的。我在武义才真正地深入到汉族传统的原汁原味的民俗生活中。乡村生活虽苦，但让我不安的却是在那里没法进行我视之为安身立命根本的民族研究，当然后来对汉族民俗文化的观察让我认识到汉族地区同样有丰富的民俗传统文化，甚至与少数民族文化有暗合之处。比如武义有一座熟溪桥，建于宋代，但它的造桥方式、工艺、形貌几乎与三江侗族建的程阳桥一样，两座桥乃至两种文化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联系呢？这对我震撼很大，也让我安下心来，决定对汉族的传统民俗文化进行研究，将这方面的工作作为我教书之外真正的事业。一旦下了决心，过去学过的民族的东西也就用得上了，心情也安定了。随着工作、生活慢慢稳定下来，我也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分子，与老百姓关系融洽，我课余、放假时主动到生产队下田劳动，车水割稻，乡农也不把我当作城里来的老师，生孩子、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等等活动都请我参加，我也真正地融入当地的民俗世界中。我这时主要是有意识地参与观察，慢慢地积累资料，这些都成为我后来搞汉族民俗研究、汉民族形成研究的重要的资料来源。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做这些事很不容易，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个中甘苦一言难尽。但是学人类学的人看事物、想问题的角度是与平常人不一样的，现在想来，对我来说，在浙江山区汉族乡村的20年生活也未尝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让我真正体验了汉族民间生活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一直待在大学或研究所的书斋里，我想是绝不会有对汉族文化的深刻体悟的。

    海：您从汉族地区到三江侗寨。又从现代都市武汉到武义山区乡村，可以说经历了两次文化上的转换，当时虽无人类学田野调查之名却有田野调查之实，其深度与时间跨度可以说都是少见的。

    徐：1985年到广西民族学院工作后，我还在广西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多次的田野调查，当然这一阶段的调查就与学科规范更为名实相符了，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92年在广西贺州南乡镇对当地壮族所做的田野调查。贺州是汉族地区，但是南乡镇居民却有99％是壮族，是400多年前奉调到当地镇守的壮族狼兵后裔，他们形成了一个汉族地区的壮族文化、语言岛，我前后4次共在当地调查了一年多的时间，比较深入地了解当地社会文化，从社会变迁的视角研究了南乡壮族400多年社会文化变迁，尤其是近40年来的文化经济的激变，后来出版了《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一书，应该说其中对壮族的族群认同、文化特色的保持与壮汉经济文化交流等文化变迁问题进行了研究。人类学要出成果，就必须要到田野中，田野有两个，一是现实社会，一是文献资料。在中国搞人类学，两者不可偏废，最后应在调查的基础上把资料综合、分析、概括、提炼、升华，而非单纯地描述，这也是所有人类学理论的基础。

    海：当然。您在人类学、民族学界最有影响的还是对汉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感觉到您是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结合在一起加以运用的。从中可以体现出您的两个田野的主张。此外，您在研究中也较多运用了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而且研究越深入人类学的味道就越浓厚。

    徐：这正好反映了我学习和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我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主要是收集田野资料，也整理了一些汉民族民俗方面的东西，到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形势日益地宽松，我对汉民族历史发展的思路也基本形成，大致上还是遵循我的处女作中从部落到民族的思路。从1978年开始准备撰写，到处找书看。浙江人文渊薮，图书馆、单位乃至社会上藏书也很多，我看了武义的，又看了永康、金华等地方的中学、图书馆、艺术馆的藏书，假期就跑到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图书馆查资料，平时白天工作，晚上写《汉民族发展史》。到1980年代初，完成《汉民族发展史》的初稿，当时还是以民族理论为指导，用传统的民族研究方法主要是民族史方法来思考汉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前后研究6年，三易其稿，从6万字写到20万字。1985年调到广西民族学院，1986年终于以50万字定稿。可以说《汉民族发展史》是我第一个学术平台，汉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对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做系统完整的梳理的，这本书算是第一部。但不知为什么，这本书虽然获得不少赞誉，却审稿好几年，几经权威学者评审，才终于在1992年出版，也说得上是好事多磨吧。

    海：我插一句，当年我还是一名民族学专业的本科学生，我那时就有一个疑问。为何一提起民族研究总是指少数民族研究呢，难道汉族就不是民族吗。或者说研究汉族就不能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吗？这个疑问好长时间都没得到解决。您的书是开汉族的民族学研究风气之先。却也与学术界某些学者的成见相诘抗，大概这就是好事多磨的原因吧？

    徐：也许如此，但是书出版时，我的思路却又开始有新的变化，就是从传统的民族研究路径向人类学研究路径转向。1980年代中后期，人类学在国内已开始慢慢恢复。我的同事也是学长、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张有隽教授到香港参加国际瑶学研究会第一次年会时，乔健先生在会上提倡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瑶族的历史与文化，这对张兄有很大启发。他回到广西民族学院后极力推广人类学研究方法，并从香港带回一批人类学著作。我是最早赞同他的主张的同仁，当时，愿意下工夫读海外引进的人类学的书的人不多，这些书被我收揽一空，拿回去好好地读，这一次感到了与前两次的文化震撼相媲美的理论上的震撼。与国内惯用的民族史方法和民族理论研究方法大为不同，人类学方法让我豁然开朗。人类学的一个术语就可以说出很多过去想说又说不清的内容，比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广西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很快，但同时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为什么先进的技术引进了，经济发展了，生活也好过了，却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呢？人类学文化适应的观点可以让我们少费很多口舌就把问题说清楚，确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从那时起，我开始系统地学习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学术理念与国际人类学的发展接轨，我坚信人类学是很好的理论武器，用人类学的眼光观察社会一定会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

    在我的汉族形成问题研究上，人类学给我最大的收益就是族群理论。1990年代初，族群理论刚开始盛行，乔健先生到台湾东华大学建立了族群与族群文化研究所，还与我联系，希望在广西开族群文化研讨会。我从他那里第一次接触到“族群”这个概念，感觉很奇妙，认为用“族群”这个概念可以去碰民族研究中说不清、不能碰的问题。尽管族群定义讨论很多，但有一条大家共认，那就是族群与文化有关，我认为而且也一直主张族群是文化的概念，而民族主要是政治性概念。由于政策上的原因使“民族识别”成为禁区，但族群是以文化为边界的人们共同体，它不会要求增设自治区，增设官员和人大代表的位置，用族群概念不会引起别人的误解。当时我正在研究汉族的历史文化，这个传统题目如何新做呢？过去我对汉族发展历史、汉族风俗志等的研究，大多是将汉族作为一个静态的对象来研究，而族群理论给我很大启发，我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心得，在《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这本书中提出汉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应该是滚雪球式的，结构和形成过程十分复杂，那么对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能否进行结构性解剖？能，族群就是很好的理论武器：我按华南、华中、华北、东南、东北、西北、西南七大区对汉族加以划分，在每一区中找出若干主体族群，再研究这些主体族群是如何形成文化区的，然后从七大文化区相互交融共生的过程解释汉民族的历史结构。逐渐的海内外学者对《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一书认识评论越来越高，复旦大学一位教授主动与我联系，他对我说，过去向学生讲授汉族的历史总是说不清说不全，用《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理论来讲，把汉族形成发展的主线说清楚了，同时又没有忽略各地方文化和少数民族的作用。在打开了人类学的汉族研究或者说汉族人类学研究的大门后，我又在贺州八步镇做了较长时间的田野，结合我对少数民族和汉族研究的心得，在我的《从磨合到整合——贺州族群关系研究》一书中从族群理论升华为从多元磨合到整合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观，将各族先民族群融合为汉族；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及其文化特征做了一个梳理。现在我更尝试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交叉的方法做国家社科基金2000年度的项目《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现在大致完成，考察报告2003年出版，研究报告2004年出版，力争再创新意。“仰俯天地，贯穿古今，融会中西”的视野只有人类学才能提供。

    海：您对人类学研究的热诚令人感动，您不仅搞研究，还办刊物、出丛书、开会议，说起您主持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界都会有一种亲切感，您和您的刊物为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的兴旺发展贡献良多，不过这些工作可以说大多是为他人作嫁衣。会耗费一位学者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研究的进展，您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将自己投身到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上来的呢？

    徐：说来话长。简言之，是因为我感到人类学声音在中国还很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人类学值得在中国大力推广、普及、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学仍处于边缘地位，声音很小，我感到最遗憾的是堂堂人类学居然没有一份专业期刊。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批人类学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这是很好的机遇，国内人类学界慢慢活跃起来，我本人也刚好奉调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主持工作，决心另辟新路将学报办出特色，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来讲，这才能吸引别人的眼球。怎样才能既办出特色同时又保持高水平的学术品位呢？根据我对人类学的理解、对当时学术走向的观察，我认为，人类学一定会火起来，把人类学的旗子举起来，就能使我们的学报与中国其他学报办得不问，办出特色。这时刚好遇到一个契机，乔健先生1994年10月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讲座教授，作《中国人类学的困境与前景》的就职演讲，这是乔先生多年研究人类学后，对中国人类学发展深思远虑的看法，内容尖锐，但我认为他确实洞察了中国人类学，在征求他本人意见后，我在1995年1月将这篇文章发表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一期的头条，引起中国人类学者的热烈讨论，尤其在中青年学者中反响很激烈，纷纷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形成1995年中国学术热点之一，学报马上吸引了中国人类学者的眼球，在中国人类学界放了个大炮仗。

    这时正逢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到了一个重要时期，费孝通先生在1995年6月举办中国人类学第一届高级研讨班，我赶印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当年的第2、第3期带到会场，宣布学报以人类学研究为特色、为主要内容，人类学方面的文章优先发表，还给每一位参加研讨班的学员、讲员免费赠送学报三年，从此相关的人类学稿件开始不断寄来，学报也始终把人类学定为最主要的栏目，学术质量也随之提高。周大鸣教授提出可作中国人类学家的系列访谈，在世纪之交把中国人类学学者的所做、所说、所想立此存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于是我从1999年开始，对相关学者进行了访谈。现已对30多位学者做了访谈。因为访谈语言不受限制，思路开放，把不能放入文章但却可在沙龙中讲的发挥出来，让学者们有了灵性抒发的空间，不再必须做那些四平八稳的“规范文章”，很多学术灵感就是在访谈时“碰撞”出来的，常常让访者和谈者都意犹未尽，欲罢不能，也很受读者欢迎。最近我用庄孔韶教授的《人类学世纪坦言》为题，将已有的访谈约50万字，结集出版，贡献给大家。当然，人类学访谈的栏目不会停，我打算做到2008年，做108个学者的访谈，汇编成书，到2008年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在昆明召开时呈现给世界各国的学者，在世界面前一展中国人类学家的风采。随着人类学本土化等学科发展的热点问题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中的争论越来越宽、越来越广、越来越深，我开始从2003年推出主打栏目，以便将人类学界学者们思想灵感进一步聚焦，让同仁更好地了解最新的理论发展走向！最热的公共话语是什么？比如2003年第一期的《海外华人研究》，第二期的依山依水族群研究，第三期的口述史研究，第四期的走向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第五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以及2004年第一期由庄孔韶教授主持的乡村人类学等主打栏目，都很有分量。以后还会陆续推出景军教授主持的医学人类学，周大鸣教授主持的都市人类学，滕星教授主持的教育人类学，邓启耀教授主持的视觉人类学等栏目，都是将西方理论与本土田野资料相结合走向国际人类学前沿的尝试，也是国内人类学最新研究结果的总结。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继续吸引大家的眼球。学术要发展，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资源共享，我们的稿源越来越丰富，学术质量越来越高，但光靠一本刊物，提供的信息量总是有限，能否把蛋糕做大呢？于是我在1999年与周大鸣教授合作主编了《人类学文库》，由广西民族出版社推出，为学者提供了又一个交流的平台。现在已出9本书，最后一本关于巫术的人类学研究的《蛊：财富与权力的幻觉》也即将出版。我为了给刊物和文库组稿，为了更好地联络学界的同仁而尝试着组织学术会议，在1999年举办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第一次研讨会，这是大陆第一次讨论这一问题。英国的王斯福，法国的勒穆，美国、日本等国学者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出版了《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一书，反响不错。开学术会议在中国不容易，要钱、要关系、要时间、精力、人手，但是多开高质量的学术会议确实是很必要的，于是在中国台湾、香港和内地学者的支持下又筹划组织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第一届在2002年以“人类学与中国社会”为主题召开，2003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第二届“人类学与中国经验”论坛，2004年5月在银川召开第三届“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论坛，被媒体称之为“中国人类学的一个新平台”。我还推出了“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其中台湾林美容研究员的《汉人社会与妈祖信仰》已出版，周大鸣教授的《当代华南的宗族社会研究》已出版，还有《人类学世纪坦言》、《金羊毛的寻找者——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学家》等在2004年都可望出版。我今后的任务除了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继续办好外，还要把人类学高级论坛做好，争取一年开一次，每开一次就出一本文集。所以说研究、办刊、办会、出书都是我学术历程的内容，学者不能仅仅自己写文章出书，还应为学科发展出力，把中国人类学向前推进，我的希望是通过自己和其他同仁的努力，为中国人类学开拓阵地，只要有好文章、好书就能尽快发表、出版，如此就心愿足矣。

    海：您从青年时代就对民族研究、对人类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即使在以后艰苦的环境中也没有放弃对人类学研究的追求，屈指算来，您的这份人类学情怀已经有40年了，可以说是“几经风雨痴心不改”。是什么让您对人类学怀有这样的深情呢？

    徐：为什么我把人类学作为终生事业，为什么我要努力推进中国人类学？还是那句话，因为人类学有“仰俯天地，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眼光，这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做人类学，可以了解人类文化、生活方式的多种多样性，给你带来的思想上的震撼、冲击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它可以刺激你的神经，给你带来思想上的乐趣。其他学科只要与人类学结合就会有新的眼光、新的成果，比如用人类学方法做文学评论，则可出现文学人类学的流派。历史学本来走到死胡同，但口述史的出现，对历史文本有了新的解读，都受益于人类学。打个可能不大恰当的比方学人类学可以让人上瘾，学了就丢不开了，不管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你都会用人类学的视角和理念来看问题、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需要人类学，人类学对中国的社会转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类学对我们做人、做事的意义在价值取向的“以人为本”上、其次是对他者的尊重、尤其是对处于社会文化弱势地位的他者的关怀，第三是批判的眼光，今天特别使人类学家兴奋的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众所周知，“以人为本”本身就是人类学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如果人类学“以人为本”，尊重他者的取向在广大官员、政策执行者、乃至群众中广为推行，我们相信将会极大地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以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很远大的。我多次说过，人类学是基础学科，受过人类学训练的人懂得如何做人，人类学有濡化、人格培养的问题，教会你怎么做人然后才会知道如何做事，像人类学的“和而不同”的主张、文化多样性、对话等概念如果能推而广之，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在国外，人类学已经是人文社会学科群落中的基础学科，而在国内，人类学即使在学科范围内也还需要大力推广。我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愿意为人类学的发展俯首甘为孺子牛，我相信人类学之树常青，这就是我的人类学情怀。

    海：时间不早了，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海力波：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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