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的产生是这个时期西方社会的重要思想成果。这一哲学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人类历史意识的成熟。在自然科学有长足进步的时代里，人们认为，历史发展与自然科学一样存在着普遍规律，历史学家能通过经验研究去发现它。人们反对对历史作纯思辨的思考，主张从对经验史实的经验研究中总结出规律来。人们觉得可以利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历史学家能客观地描述历史事实，如同事实所发生的那样去再现和描述过去。
人们在探索历史的规律性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自由问题面临着两种准则，一种是科学的决定论的准则，一种是伦理学的自由的准则。前者要求把一切事件都看成是它们的前件决定的，以便一旦认识了前件就可以确定无疑地预计事件；后一个准则则要求我们在行动时，尽管有各种诱惑，还要使人成为一个理性的行动者，成为一个负责和主动的社会成员，对行为作出有意义的选择。这样人们就面临一种两难的问题，如果事件的进程完全是决定的，那么一切蕴涵着非决定的观念和说法就都是以幻想为基础的，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曲折和偶然以及可能的问题了，所谓选择、条件、假设只不过是我们无知的表现。反之，如果事件的进程不是决定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预见任何发展，历史就会呈现为一团混乱。这就是历史学中关于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和重复性的长期争论。
然而在那自然科学已十分发达的年代里，人们相信人的大脑是十分稳健和可靠的。事实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在一切实际目的上彼此相处得十分和睦。如笛卡儿在专心致志怀疑每一件存在的事物的同时，决不会变更他的正餐的时间。培根对人类的理性也充满信心，他认为，人类的知识和力量会融合成一种合力去探索因果关系而成为一切发展的主人。人的理性认识了规律，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在这理性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人们对理性的力量是充满信心的。
十七世纪教学方法被应用到广泛的领域。这种方法从自明的公理出发进行演绎，对知识进行内在一致性的检验。对这种方法的狂热和盲目，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也有过引人注目的失败。十八世纪被到处模仿的是牛顿的力学理论体系。自然的机械论模型被到处运用。数学和物理学的空前发展，使人们对认识世界有充分的信心。人们认为：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在黑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万物俱成光明。同样，历史的真理也是躲藏在黑暗中，得人们去探索。
这种认识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认为人类对自己的认识也跨入了新的阶段。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说，一个又一个哲学家写过心灵的传奇，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位贤哲，他更朴实地写出了心灵的历史。洛克对人类心智的分析在人们面前逐步展现出人类的理性，就像一个出色的解剖学家逐步展现人体的机构一样。人们认为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对人的心灵的局限性以及我们探索的局限性，第一次进行了阐述。理性主义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设想，即认为完善的知识终将是可以获取的，人们设想对心灵的知识也是如此。
历史哲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提出来的。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号召人们从封建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使人认识到人本身的价值，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颂扬人的尊严和潜力，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自由，追求个人的现实的世俗幸福。他们主张：1、用古希腊的史学传统来改造中世纪的史学；2、重视古籍的整理和考证；3、放弃以教会为中心的史学观；4、历史应以人和人的事业为中心；5、在历史解释中开始放弃神话和传说的作用，引入地理、文化和人性的因素。然而，他们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还无力直接否定宗教的教义，仍把眼光集中在个别帝王将相身上，而且过分强调修辞的重要性。然而正是这种历史学的发展背景呼唤着历史哲学的诞生。历史哲学正是在近代人类的历史观念得到极大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人们要问：自然界有规律，为什么历史没有呢？自然界的规律能够认识，为什么历史的规律不能认识呢？
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到了十八世纪，人们才真正对历史进行了解，才知道以固有的标准去测量过去。这种历史主义的思想，由于进化论的出现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当然，历史哲学的出现并没有消除人们的意见分歧。人们直到现在，对历史学是个什么样的学科，什么是历史哲学等问题还没有一致的看法，还在争论。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是沃尔什的看法，即把历史哲学分成批判的历史哲学和思辨的历史哲学。他认为，历史哲学实际上是由这两部分的哲学问题组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就是对客观的历史事实进行批判的考察，并力求作出概括性的结论来。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则是要探索历史过程的真正的意义和本质的合理性。所以，历史哲学必然会包括历史发展的模式和历史解释的模式这些内容。而且，有几点大家是没有异议的。在近代历史哲学的发展上，是伏尔泰最先提出历史哲学这个概念，黑格尔被认为是为历史哲学奠定最为系统的理论形态的思想家，其他如维柯、伏尔泰、康德、赫尔德等思想家都为近代历史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于历史哲学的争论一般认为是由于人们对历史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加德纳在《历史解释的性质》一书的序言中认为，历史哲学一词可以从不同的联系中去理解。也许有人认为历史哲学是从十九世纪形而上学深潭中挖掘出来的一种水下怪兽，它不时地张开嘴，用一种黑格尔辩证法的呆板语言作出某种预言。也许有人把历史哲学看作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它不怎么像历史，又不怎么像哲学，而是哲学和历史的某种模糊且名声不佳的混合。也许历史哲学被某些人理解为创造历史的手册。加德纳认为这些都是受了对历史一词的歧义性的误导。因为历史可以是指过去的事件、活动和思想，也可以指历史学家写出来的书、小册子和讲义。如果是前一种理解，那么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研究和追求的东西是同一层次上的东西。只不过历史学家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历史哲学家是研究整个历史过程，而且告诉人们将来会是什么样。因而，历史哲学家要回答的问题是历史过程的意义、宗旨、人类命运的本质、人类历史的过程和人类的将来等。因此，历史之内的问题由历史学家来回答，关于历史的问题由历史哲学家去回答，要把历史学和历史哲学区分清楚。总之，在这些问题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历史哲学的兴起和发展说明了人类对自己认识的深化。下面，我们介绍对历史哲学的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几位思想家的思想。
维柯的历史思想
维柯（Gr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是意大利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论普通法的唯一原理》（1720）、《新科学》（1725）等。卡西勒认为历史的概念是在维柯和赫尔德的著作中才第一次臻于成熟的。可以说维柯是近代历史主义思想的创始人。维柯在《新科学》中对创建一种人类社会科学进行了首次成功的尝试。在他看来，历史就是这个种群的进化，这一进化受到天意的立法力量的支配，由于天意，人类通过自己的自由逐渐达到关于他们自己本性的观念。他将人类的历史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或神话时代、英雄时代、人性的或文明时代，在最后一个阶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应该说，历史主义的思想就是从维柯开始的。虽然维柯和近代西方早期的思想家一样还不能完全摆脱宗教文化的影响，然而他关于历史使人的激情服从于人所不知的一定目标的观点却在后来康德、黑格尔和其他人的历史概念中一再出现，在西方形成了一股历史主义思潮。
维柯的贡献还在于指出历史过程的特殊性。在他看来，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不同，历史是人创造的，而自然界的事物不是由人创造的。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各种制度进化和复演的历史。历史过程就像没有获得公道，要向一种更高的法庭申诉、求复审，而这个最高法庭乃是凭天神意旨安排的整部历史。这种历史具有一定法则的思想，正如黑格尔把席勒在《退让》诗中的名言“世界史就是世界法庭”改为“世界史就是世界审判”一样深刻。他认为古埃及人把整个以往的世界分成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性的时代。维柯的贡献就在于为我们论证了各个民族为什么是按照这样三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的。他认为，这三个时代有三种不同的自然本性，从这三种本性就产生三种习俗；由于这三种习俗，人们就遵守三种自然法；作为这三种法的后果，就创建出三种民事政体。在这三种政体中，人们为了交流就形成三种语言和三种字母；为着便于辩护，就产生了三种法律，佐以三种权威（所有制）、三种理性和三种裁判。这些是诸民族在他们的生命过程中都要遵守的。有预见的天意，就是形成和赋予民族世界以什么样的精神整体。显然，这种三三制的模式在西方近代许多思想家那里是屡见不鲜的。因为从古希腊、中世纪到近代，的确是三个十分不同的时期，社会经济形态和人类生活的面貌都有各自的特点。除了宗教化的天神意旨的语言外，维柯关于自然法的研究确实有不少好的见解，如把过去神话中模糊不清的时间概念变成具体的、制度的、法律的历史内容。这是维柯对推进历史观念的贡献。
伏尔泰的历史思想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思想家，主要著作有《哲学通信》、小说以及两部历史学巨著《路易十四时代》和《论通史及各国习俗和精神》。他反对中世纪的神学历史学和狭隘的政治编年史，认为历史应写文化史和世俗史，要描绘每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后人认为他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上并没有什么成就，然而在历史的具体写作上却有巨大贡献。首先，他是第一位把历史作为整体来观察的学者；其次，他把文化放到历史的显要地位，把历史理解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如艺术、学术、科学、风俗、习惯、食物、技术、娱乐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记录。在他看来，历史的进步就是人们精神面貌中善和恶、理性和愚昧斗争的结果。他写道，有三件东西不停地影响人类的精神，这就是道德、政体和宗教。他认为，在建设理性社会的过程中，历史学能起大的作用，人类史上的宗教时代已经结束，人类正在开创一个非宗教的理性时代，人类将比以前任何时代得到更多的光明。新的世纪虽然距离理性的理想仍很遥远，但人类总是在向完善的理性和幸福不断迈进。克罗齐认为，作为史学家的伏尔泰是值得保卫的，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有把历史从研究外在的东西拉回到研究内在事物的必要，并竭力去满足这种需要。因此，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把历史内在化和精神化，扩大了历史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视野，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等都列入了历史考察的范围。在他看来，对付宗教迷信和愚昧无知的唯一武器是理性，阻止人们成为荒谬和执拗的唯一办法是教导他们；为了揭露那种可恶的信仰狂，我们只有描绘它们。伏尔泰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正因为如此，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朝着生气勃勃的方向前进。
赫尔德的历史思想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年）是德国启蒙思想家，其代表作为《人类历史哲学要义》。他将历史分成“诗的时代”、“散文时代”和“哲学时代”三个阶段。他强调历史独特的品格，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总是基于该地方的环境和需要，基于该时代的条件和原因，基于该民族的先天的或后天的性格，而不是人性的晋遍特征的显现。因此，不能以当前的道德标准去评判过去。在他看来，历史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文化的链条以跳跃不定的曲线贯穿着所有教化了的民族。关于历史的动力，他还停留在天意和命运的认识上，认为人只是匍匐在命运的巨轮之上，历史是一种按指导性意图在地上舞台的表演。在他看来，天意的作品是按照普遍的重大规律在其永恒进程中向前发展的，而天意的意志又是由善和恶的动力促成的，所以这种不知其所以然的力量只不过是贯穿于人的活动中的必然性而已。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的各种活力是人类历史的动力，而且地区的状况和需要，时代的情势和机遇，民族的特性和天赋，会与人类的活力共同作用，决定人类历史的一切事件。
赫尔德把历史进程看作是外部环境和内部精神相互作用的产物，摈弃启蒙运动的单纯理性原则，提倡在历史研究中注入情感、感受等非理性因素。正如沃尔什所指出的，历史对赫尔德来说，乃是两组力量的合成。他认为要领悟一个民族的愿望和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要找到描述一个民族的感受和愿望的最恰当的词句，就必须同时感受这些感受和行动，否则人们读到的仅是词句而已。柯林伍德认为，赫尔德是第一个为新的历史态度带来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想家。
赫尔德并不是一位地理决定论者，然而重视自然条件的作用。他认为如果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算得上名副其实，就必须从天体开始，地球也要置于宇宙的诸多世界的大合唱中来考察；人无非就是地球上有机组织的顶峰，自然最优选的总和，也是大自然的宠儿，被造就的最高造物。他认为，从植物到动物、从动物到人，是有机组织形式的上升。柯林伍德认为，赫尔德的自然观是目的论的，自然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理性的生命，人性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体系正在不断的发展，而它的充分发展则有待于未来。在赫尔德看来，人形成的奇特手段就是语言，人的所思所做的一切、人性的东西都取决于语言，只有通过语言，人才获得理性。语言不仅是理性的工具，而且是人们之间的纽带。只是有了语言，认知、思维才成为可能，然后科学和艺术才逐渐发展起来。
赫尔德不同意启蒙运动思想家把人类的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对立的看法，认为自然状态就是社会状态，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之中。这种制度他称为治权，第一治权是家庭关系，第二治权是需要服从的领导，第三治权是世袭治权。
赫尔德重视宗教的作用，把宗教、理性和人道称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三位美惠的女神，认为没有宗教是一个民族处于极端野蛮状态的证据。在他看来，只有宗教才给各民族带来最初的文化和科学，甚至文化和科学最初也无非是一种宗教传统而已。
赫尔德抛弃文化发展中的欧洲中心论，认为文化和历史的进程提供了证明，人类产生于亚洲。在亚洲可以发现最古老的人类文化萌芽，如古老的文字和驯养动物。他指出，如果我们以欧洲的文化概念为基础，那么文化就只存在欧洲，如果我们看到文化的多样性，那么就会看到任一形式的人类幸福和生活方式的教育传统。
赫尔德把人类一切高贵教养的成果，如理性和自由、精细的感觉、强壮的体魄都包括在人道这个范畴中，认为人道不过是人性的目的，上帝借助这一目的把人类的命运交给我们自己。因此，人道的形成需要人类自己发扬、改造、培养自己身上固有的自然禀赋。梅林指出，如果想把赫尔德的功过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他在一个把往昔留下来的历史瓦砾废墟推倒的时代，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原则。他充分考虑到历史的复杂性。在他看来，历史上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她的石碑的铭文瞬息泯灭、腐朽；我们踩在我们祖先的尘灰上，踩在人类制度和王朝的废墟上，阔步前进。而单纯的奇迹和重复不是历史，“历史的审察者必须尽其所有敏感和细致来考察每一历史事件，就如考察自然现象一般。这样，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它就会寻求最严格的真理；在形成概念和判断时寻求最完整的联系；而不是企图以不存在的事物去解释存在和发生的事物。按照这种严格的原则，所有理想的事物，所有神奇的受造物都将消逝”。
赫尔德认为，如果历史只有传统，将是一潭死水，表现为永恒的重复；历史只有活力，将是一团乱麻，表现为毫无规律的变化。他强调人类的活力和创造性，传统不应成为人类发展的桎梏。
他相信人类的统一性，认为地球上的人类只能是同一个物种，人性永远保持为同一种本性。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造物主塑造艺术的规律，各民族的身体结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礼仪宗教都会以色彩斑斓的多样性令外人惊讶万分。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是人类整体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他把人类比作是有上进心的人，处于前后相继的追求之中，每个年龄之间都有表面上的停滞、革命和变革。
这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用理性来衡量一切，但是他们却忘记人类的理性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
康德的历史思想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他除了有哲学方面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外，还有历史方面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和《人类历史起源臆测》（1785）等论文。其历史哲学的中心观点是历史既是必然的、有规律的，又是自由的、合乎目的的。
如果说，在维柯那里，历史创造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是诗意的冲动，那么在康德那里，历史则是人类自觉根据至善目标完善自己的过程。康德认为，历史过程是由人的理性构造的，所以它不会超出经验的范畴。他把理性分成构造历史经验的构造理性和构成历史调整性的理想理性。他认为，是理想理性引导着历史发挥调整性的功能，而构造性理性仅是历史现象的形式。康德认为，人有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因为他有能力根据自己所采取的目的来完善自己。人不仅是天赋有理性能力的动物，而且是自己把自己造成一个理性的动物。人本质上是被罚成为历史存在的，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人必须通过试验、错误、痛苦才能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历史性体现的是人类的有限性，理性则体现着无限和自由。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是不能有自由的，如果说人是自由的，那只是因为人有一种超感觉的能力，能够认识和把握因果作用的规律。在康德的历史哲学中，真实地存在着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
在他看来，人是大地上唯一有理性的被创造物，与一切被创造物一样，他们的自然禀赋都是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自然把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赋给了人类。所以人类的对抗性必然会合乎规律地发展成合法秩序。人类要解决的大问题，是要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这种由兽性向人性的发展是必然的。这种道德律不像技术和咨询的命令本性上是假设的，真正的道德命令是绝对的。这种命令之所以是绝对命令，是因为它对所有人都适用，而且是一种本身不需要涉及其他目的的，自身就是必然的命令。所以，绝对命令的表述是仅当你的行为本性上能按照那个准则去做，同时你能将这种行为变成一种普遍法规去做时的行为准则。康德认为，与生活中一切相对价值相反，人唯一的绝对价值便是道德上的善的意愿，它毫无保留地接受道德律的约束，接受这种绝对命令。无论何时何地，道德上是善的事，不可能后起地由经验衍生，而必须先起地决定于一普遍有效的原则。康德强调，你应如此行动，使你的意愿的规律，始终可以同时作为普遍立法之原则。如果你的行为动机并非自律而是他律，即使你的行为符合绝对命令，这种道德仅能称为合法的。仅当他律性从自制的法则中排除，由他律转为自律，合法性才会构成真正的道德。善的意愿永远是纯粹的意愿，它在构成行为的规范或动机时，并不留意自己的私利和爱好，而只以道德律为标准。康德伦理思想的突出之点，在于反复强调道德的特殊性，强调职责、义务、意愿之类的东西的绝对性，强调内在动机优于外在行为，强调坚强的道德人格的发展。但他对绝对命令的客观必然性缺乏必要的说明，对道德至上所要求的各种动机之间的分析也缺少进一步的论述。他就是这样从他的伦理理念出发来理解历史的进程。
康德认为历史既是合规律性的又是合目的性的，而且统一在他的“普遍的历史观念”之中，人类应当走向永久和平。他还认为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使人类得以充分发展其全部禀赋，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人类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来加以处理，也是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从善走向恶，而是从坏逐步地发展到好；对于这一进步，每一个人都受到大自然本身的召唤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他对人类走向和平充满信心，认为在人类的全部艺术中最有裨益的就是社会性和公民安全的艺术。他为人类描写了一幅光辉的前景，那就是立宪共和和永久和平。显然，康德除了认为历史应服从自然律、道德律外，还为历史增添上点点浪漫主义的色彩。人是有理性的生物，必须有一个他能生活在其中的历史进程，因此历史是朝着合理性的方向发展的。这就是康德的基本信念，也是他的历史哲学。
所以说，历史哲学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他的目的论的一个必要补充。至善论的目的论是他历史哲学展开的出发点，也是他历史哲学整个理论的归宿。在他看来，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物只能从不够完善的低级阶段逐步发展到高级阶段，这必然是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而且只有在整个人类整体和全部历史过程中才能达到。人类历史可以看成是自然的一种隐秘的计划。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维柯的“天意”和黑格尔的“理性的诡秘”以及康德的“自然的隐秘计划”，都是认为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人类的历史。人类要忍耐和克服自然所给予社会的种种对抗和苦难，把人类的自然感情纳入到道德的整体之中。康德认为人类的普遍意志是善的，但其实现却是困难重重，只有通过世界主义地结合起来的类的系统，并走向这个系统的地球公民的进步组织，才能有希望实现。总之，康德历史哲学的至善主义的浪漫色彩是很突出的。
黑格尔的历史思想
黑格尔（Georg Wilhlem Friedfrich Hegel，1770～1831年）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在1807年出版的《精神现象学》中有了初步的萌芽，在《历史哲学》中构成了明确的体系。历史哲学只是他庞大的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
黑格尔的哲学渗透着一种浓厚的历史感，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全部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真正的历史是思想发展的历史，只有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才是真正的历史。在黑格尔那里，生动的历史被抽象化和逻辑化成为概念的辩证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的思想发展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在他看来，历史的基础是理性，历史是理性的产物，因而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合理的过程，历史的合理性为人们以思想的形式来认识历史的哲学方法提供了可能。哲学的历史是一种带有合理性的一般方法，但这并不否定经验历史存在的价值。
按黑格尔的观点，世界史就是民族史，是一个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历史的动力的展开代表着自由意识的进步，历史的辩证过程寓于国家的对立之中，每一国家表现着一民族精神和世界精神自己的集体意识，每一民族精神代表着世界精神发展中的某一历史时期，而各民族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代表着历史中的辩证法。
在历史的决定时刻，具体的世界历史人物就会作为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出现。这些人物会将国家提高到一个发展和完善的新水平。这些人物的价值在于他们对自由理念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反应。
黑格尔认为，精神文明从亚洲开始，然后移到西方，希腊、罗马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而世界历史在普鲁士国家达到高峰，是世界历史的终结，至于俄国、印度、中国均被排斥于世界精神之外。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欧洲中心论。黑格尔有一句比较典型的话：东方直至今日只知道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则知道某些人是自由的，而德国则知道所有人是自由的。这说明黑格尔当时完全是站在普鲁士国家的立场上说话，是武断和高傲的欧洲中心论，这个中心的中心是德国。尽管如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仍是理论上最完整的。
黑格尔把观察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1、原始的历史。这就是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斯写的历史。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只是把历史学家所熟悉的行动、事件和情况，改变成一种观念的作品，只是将生动的描述留给后人。2、反省的历史。这种历史能超越现时代的限制，是作者用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是一种历史的重构，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唯一的联系。当人们阅读它的时候，会有一种“现在”意兴在他的心头，会给人以道德的教训，成为达到哲学的世界历史的过渡。3、哲学的历史。由于哲学观察历史的唯一思想是理性，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性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个人的一切热情、个性、兴趣和才能都只是绝对精神实现其自身的工具和手段。伟大人物也不例外，他们的伟大只是因为体现了绝对精神的意志，成为绝对精神的代理人。就连国家也只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形态。在国家中，自由获得了客观性，表现为法律。总之，历史上的一切都是绝对精神在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的外化，世界历史就是绝对精神朝着它的终极目标不断实现。历史哲学的作用就是要在一个特殊的经验中来追踪理性的行踪。世界历史展现了精神的自由意识以及那种自由随之而实现的发展过程。所谓批判的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是理性支配着世界，上帝便是这种理性、这种善的具体形式，世界历史不过是上帝计划的实施，理性是人们用来领会上帝这项神圣计划的手段。而且，历史是一个从不自由到自由的发展过程，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而这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他强调历史的重大变迁不能看作是偶然的机会，而是必然的，发展的原则是一个内在决定了的必然的过程。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他不同意把人类历史上的更替比喻为不死鸟从余烬中再生出来的循环论观点。
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动力来自人的热情和人的意志，没有热情，世界上的一切重要事情和事业都是不会成功的，而所谓的热情就是人从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的活动。黑格尔看到了恶的作用，在历史朝着理性方向前进时，恶成了历史的杠杆。理性是利用热情来作为实现它目的的工具。他还把个人分为再生产的个人和世界历史个人，鼓吹英雄史观。
黑格尔关于民族精神和世界历史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进程的分析也是深刻的。恩格斯认为，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然而，黑格尔虽然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有人对黑格尔的这一套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提出了批评，如布莱德雷认为这是“没有血肉的范畴在跳的一场鬼魂芭蕾舞”。由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任何历史形式纳入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的必然地位之中，这样任何历史形式都有了超时间的有效性，同时也就取消了历史事实的独特性。
实证主义对历史哲学的影响和进一步发展
后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决定论的思想、实证主义的思想、理性主义的思想对历史学的影响日益深入。如巴克尔（H.T.Buckle，1821～1861年）就主张把自然科学的因果决定论引入历史学。在他看来，人的行为动机必有前因，可以用统计方法展示历史中的铁的因果关系的主宰作用。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有自然规律、道德规律和知识规律，但自然环境只有通过人的思想才能发生作用，人的智力和知识才是决定性的因素，知识是支配文明的唯一力量。他反对把历史看作是偶然现象的堆积和超自然力量的干预。他不同意兰克学派注重历史事实的个别性、变动性、不可重复性，认为历史现象无法归纳和概括，科学的历史学是让史料自己说话。他强调科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建立规律，历史学家应对史料进行处理和概括，以便发现规律，使历史从孤立的个别现象成为可理解的东西。孔多塞甚至认为他已经发现了一种常见而普遍有效的新的社会数学，可以为制定民主和理性的社会政策提供依据。社会历史中的罪恶、荒诞的行动，与其说是邪恶情绪的冲动，不如说是人们对其利益进行错误计算的结果。
在西方学术界，多数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古代希腊人尽管建立了西方哲学和历史学，但他们没有建立起本来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的真正兴起，是近代人类的历史意识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历史哲学的形成，是与维柯、伏尔泰、赫尔德以及康德、黑格尔等诸多思想家、哲学家的工作分不开的。到了现代，文化史的研究引起了不少思想家、哲学家的关注，其中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斯宾格勒对世界各种文化进行了比较形态学的研究。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单元，如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精神和灵魂，然而，这些文化结构像任何有机体一样，有它们不能跨越的生命跨度，会经历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大致相同的生命周期。他坚信，每一文明都有自己朝气蓬勃的青年期、强壮有力的壮年期和渐趋崩溃的老年期。
尔后，在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激动人心的著作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34～1961）。他的研究是综合的，在空间上包括全球存在过的文明，也就是他所说的历史研究的社会单元。他认为投有好奇心的鼓舞，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就是要解开“这个怎么从那个产生出来”的“历史之谜”。他认为，文明的起源既不是由于种族的因素，也不是由于地理环境，而是由于两个条件的一种特定结合造成的：一个条件是在这个社会里要有一个具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另一个条件是那里的环境既不太有利也不太不利。他把人类的创造力放在文明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地位看待。文明的兴衰就是通过互相交替的“挑战与应战”机制来进行的。环境不断向社会提出挑战，而这个社会则通过它的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对这个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从而解决了问题，造成了进步。接着又会出现新的挑战和新的应战的胜利。汤因比完全突破了文明欧洲中心论的种族主义偏见。他强调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他认为，文明的衰落性质可以归纳为三点：少数人丧失了创造力，多数人也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模仿行为，继之而出现的就是社会丧失了它的统一性。因此，文明的衰落不是什么宇宙的必然性造成的，不是地理的因素，也不是由于种族退化，更不是由于外敌的攻击，因为这些因素反而毫无例外地使文明生长能力增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