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酉年毛福轩又是本命年，三十六岁的他在外已经过了第六个春节了。想想十二年前自己才二十四岁，也是鸡年本命年。那时候一腔热血跑到长沙追随毛泽东参加革命，这光阴转瞬之间不觉一轮岁月就这么过去了。虽然时间流逝，但是毛福轩觉得心里很充实，这十二年来的革命路程虽然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无论是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还是回乡组织农民运动，后来在省委工作以及转战沪上，这一路在毛泽东、毛泽民等人的带领之下，他一步一步稳健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虽然凶险无处不在，但是他因为心里充满光明，所以从来不曾选择退却，环境越复杂他觉得自己越是充满了斗争的决心。如果说之前参加各种运动是在黑暗的形势下寻找道路，现在自己身在国民党的警营，那就是在光明之下与对手开展着暗斗，他依旧是一个执着前行的夜行者。
春节的时候，他作为局长却领队值班。作为外乡人反正是没有地方可去，那些本地的警官们都回家团聚去了。以前在上海的时候，他和毛泽民以及一帮老乡一起过年还搞些湖南的风俗来解一下思乡之情，喝点小酒谈谈这些年在外的酸甜苦辣。革命形势不断地变化，而且他自己也改姓更名，各处的联络也隐秘起来。为了不节外生枝，他便也不再讲究，就和平时一样，正常地上班值班。
除夕这天下午，只剩下几个值班的，警局里安静下来也冷清起来。毛福轩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等着天黑下来那伙夫送饭来。这伙夫老朱是个有心人，特意帮毛福轩准备点朱泾镇的特色菜，其中就有他最喜欢的丁蹄。丁蹄是什么？毛福轩第一次吃的时候特地问当地人，这与该镇“丁义兴酒店”有些渊源，清咸丰二年（1852年），有丁氏兄弟两人在镇南张家桥开设“丁义兴酒店”，但生意难见起色，丁氏兄弟另辟蹊径，取枫径猪后蹄，用嘉善三套特邑酱油、绍兴老窖花雕、苏州冰糖以及丁香、桂皮和生姜等调味料，经柴火“三文三旺”烹制菜色暗红，泛幽微光亮，肉冻色如琥珀，肉皮状如寿山。久而久之大家就将“丁义兴”的红烧猪蹄呼作“丁蹄”。
这老朱为什么这么用心给毛福轩准备晚饭？不仅仅因为是除夕，也不是为了拍毛福轩局长的马屁——他一个伙夫还能指望升官发财不成？他就是感激毛福轩对自己的好。他原来在镇上聚丰楼里做大厨，一回失手将一道菜放多了盐，上去之后哪知道是一位据说来头不小的人吃了。吃完皱了眉头扔下了筷子，请客的人吓得赶紧叫来老板和厨师，这人骄横跋扈端一碗滚烫的菜泼在了老朱的身上。这事情在朱泾镇闹得风生水起，个个都传说老朱得罪了大老板，看来是命不保矣。那大佬走的时候还留下一句话：以后这朱泾镇哪个饭店要是敢收你，我就一把火把他的店给烧了。这话一说，哪里还有酒楼敢收留老朱？他的手艺就是再好也没有人敢冒死来收留他，而老朱这手艺营生就上了绝路了。那天毛福轩也在聚丰楼吃酒，见到那客人跋扈的样子，几乎血气上涌想上去给说句公道话。可那时他才做了分局长，一起来的两个兄弟了解情况劝他不要冲动，这人究竟什么情况也摸不清楚，这世道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过了一些时日风头过去，老朱也知道他人好便来求他在警局谋差，他和下属一合计就同意他在警局做伙夫了。毛福轩就是这样的性格，他和这些地主恶霸斗惯了，现在做了国民党的警察依旧不吃那欺软怕硬的一套。
这老朱能到警局做事，毛福轩的这份恩情他岂能不报答？所以除夕这天怎么着也要帮着毛局长准备几道下酒的菜，还专门买来一坛枫泾黄酒。饭菜弄好了，毛福轩和几个值班的兄弟喝起酒来，他还特地喊老朱一起。五个喝酒的人当中有和他一起调来的葛小秋，这个人毛福轩平日里就有点提防他，他也知道施鹏程调他来的用意。葛小秋入职的时候是经上级介绍到公安局的，但是毛福轩一直有些怀疑，因为他一直没有搞清楚究竟是哪位上司有这个曾经当过兵的亲戚。但是对这样的人，毛福轩不敢怠慢一点，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只要出一点点纰漏，都会给组织带来巨大的损失，这个已经有过血的教训了。
他表面上对这葛小秋很客气，毕竟自己也是领导，得有点风范。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毛福轩的豪爽大家是了解的，那一坛子黄酒哪里够数？他在湖南喝的都是酱香的白酒，那喝起来才热辣带劲。这江南地段都喝黄酒，总归让毛福轩这种汉子觉得淡薄了一点。说是淡薄可毕竟也是酒，几碗下肚也让人放松了。
一碗酒也让人想起家来。大家喝着酒，葛小秋领头谈起自己的家乡来，毛福轩意识到他起的这个头有点别有用心。大家说的时候，他举起杯子岔开话题：“我们这些人像是浮萍，人到哪里那里就是家乡，也没有什么好怀念的，家乡要是好的话还能逃难到这千里之外来混饭吃？”这话一说大家更有些伤心，便都端起碗来喝酒，不再说这个话题。
饭吃完就到了换班的时候，毛福轩有些微醺出了门往他在镇上的住处去了。走在街上一片寂静，比往常多的是窗户里透出的光亮和香味所酝酿出来的温暖气息。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也难得有这么一点温暖来安慰人心。
走到木器店门口，他停了下来。看了看门口的灯笼，竟然只挂一只。这是他们接头的暗号，他心里一惊：这除夕之夜能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朝周边看了看，见四下无人便敲了三下门——这也是他们的暗号，里面有人咳嗽了一声。他又敲了三下门，门打开了正是徐秋林。进得门后毛福轩连忙问：“有什么情况，这除夕之夜出了什么事情？”毛福轩一边说一边递给他烟，徐秋林的妻子在后厨忙着洗刷收拾的事情。
徐秋林面色凝重地告诉毛福轩，金山的党组织受到了重创，松江中心县委书记吴国治被捕叛变，金山县委成员王承昭、夏寿生亦被捕变节。现在党组织已经暴露在反动派的名单上，目前还不知道这些败类究竟招供了多少人，也不知道下一步的工作如何去做。如果有的同志已经被掌握了情况，而反动派来个欲擒故纵的话，那就会有可能牵扯到更多的人。这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现在等于是敌人在暗处，我们地下工作却到了明处。
毛福轩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哎，这都是那该死的《共产党人自首法》害人不浅，把那些意志不坚定的败类给拉下了水了！”他所说的《共产党人自首法》是国民党在一段时间的滥杀之后，对付共产党人采用怀柔政策，不再一经抓获即行处决，而是想方设法软化之。同时，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决定在各地设立反省院，专供犯有“反革命罪”者反省与悔改。《共产党人自首法》与《反省院条例》实施后，干部党员牺牲的不计其数，自首叛变的情况也到处发生，往往有时候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人变节相关的党组织就同时受重创。这种情况在城市更为严重，中共许多重要机关相继被毁。
徐秋林和他一时间陷入沉默。他们知道危险已经就在他们身边，此时他们可能已经成了反动派贪婪目光下那张名单上的一员。就在这个时候，沉默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所打破。毛福轩一下子站起来，他知道这声音很不正常，徐秋林一边应声问：“是谁？”一面给毛福轩递了个眼色，毛福轩心领神会往后院去。木器店是个住家店，后面是他们的住处，中间有个庭院。虽然没有后门出去，但是院子旁边设计了一个木架，看起来是放花盆的，但是非常方便爬上去，实际上是个便梯，以备不时之需的。毛福轩人高马大一下子就登上那梯子，到了墙头缓缓地跳下去，沿着后面的小路走了。
他的住处与木器店离得不远。他一路小跑回去，心里想的却是徐秋林的安危。这个除夕以这样一种场景草率结束让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四处响起“接天地”的炮仗没有了任何祥瑞的意思，倒满是局促与不安。他回到住处马上关了灯，脱了衣服上床。没有一会门外便有人敲门，毛福轩问是谁？他其实已经从声音中听出来是葛小秋，这个人方言口音很重，有浓重的淮北口音。葛小秋在外面说：“毛局长你在家吗，正好巡查经过你这，想要给您拜个早年呢！”
毛福轩说：“谢谢了，今天酒喝多了，早就睡觉了，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毛福轩没有开门，他心里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徐秋林是不是出事了？但是他知道这个时候只有等待消息，不管出没有出事，都不能贸然行动。也许这时候的冒失反而会帮了反动派的忙。这一夜毛福轩睡得都很不踏实，那爆竹声也是此起彼伏，他心里全是各种可能情况的猜测和疑虑。
第二天一早，毛福轩就起来上街。大年初一的街头比较冷清，大家都在家里休息，只有一两个顽皮的孩子上街来转悠，熟人们见到了也相互作揖祝福。走到木器店的时候，毛福轩扯开嗓子喊了一声：“徐老板，开开门，给你来拜年啦。”可是里面并没有回音。他想既然没有回音，自己也不能贸然再去敲门，他便继续往前走到了警局去。警局里同事们互相拜年，等着局长给发个红包喜气一下。毛福轩其时心不在焉，他为徐秋林的事情正在担心着，便让葛小秋去安排大家每人一个红包，他自己打算找个借口带两个人以巡查的名义回木器店看一看。
正准备走，县公安局局长施鹏程竟然带人进了门来。大家连忙上前去给大局长拜年，尤其是那葛小秋满脸写着谄媚。施鹏程和大家打完招呼，将毛福轩单独叫进了一件办公室。进去之后施鹏程一扫脸上的笑容，立马满脸的阴云，对毛福轩说：“这年过得不安生，据说你们辖区发现了共党的行迹，已经在这朱泾镇活动了很久，这次县里面下决心要把这五个人一锅端！”
毛福轩听了心里一惊。他不知道施鹏程嘴里说的五个人是他掌握的准确数字，还是他故意说这么个貌似准确的数字来试探自己的。他努力镇静着自己的情绪说：“这年头风声这么紧，这帮人也真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施鹏程冷笑了一声说：“正是因为这年头兵荒马乱，人心不稳，谁知道那一条路是黑的呢？上峰这些天可能要进驻到枫泾来，我们做好准备就是，抓共产党是特工们的绝活！”
毛福轩连连说是。可是他心里没有底，说来说去施鹏程却总是没有个要点。他怀疑自己大概确实如徐秋林所说也暴露了，但他这时候依旧只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也许施鹏程只是试探自己，这时候不能自乱阵脚。想到这他觉得木器店暂时也不能去，不管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时候去也于事无补，万一要是被发现又是节外生枝。
他从施鹏程坐的办公室一出来，就叫来邹祖培商量。邹祖培是在毛福轩介绍和掩护下进的警局，目前他们的党支部五个人除了徐秋林之外都在警局工作。毛福轩从来不轻易在警局和邹祖培商量地下工作，但眼下已经迫在眉睫，不得不果断地采取措施了。邹祖培进了毛福轩的办公室，做了一个示意毛福轩轻声的动作，看来他也知道情况紧急。邹祖培低声地说：“狼咬人了，昨天晚上徐秋林夫妇被捕了，情况糟糕了，早上我接到通知让我们先按兵不动，先打听徐秋林的情况，再作打算！”
两人正在说话，毛福轩听外面有人说话，他故意抬高了声音说：“局长有命令，你们立刻准备分组上街巡查，有可疑分子立即捉住审问，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邹祖培知道这门外一定是葛小秋那鬼头鬼脑的家伙。听得脚步声远了，邹祖培又压下声音说：“他们最近还传来消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统室的特务头子秦邦业早到了我们这。看来他们对这里是严阵以待，估计目前并没有掌握全部情况，不然的话他们早就动手！”邹祖培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毛福轩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他心理清楚不管怎么样，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而眼下，也只有小心地等待了。
大概过了十多天，徐秋林突然出现了。这是邹祖培在街上巡查的时候发现的，他的门上挂出了紧急的信号。邹祖培左右扫视看看没有情况，一脚进了木货店的门想去看个究竟。进了门就见徐秋林呆若木鸡坐着，一见面他带着哭腔告诉邹祖培，他的妻子在狱中不堪他们的凌辱被打死了。他自己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说半个“不”字，最后特务们也没有办法，只有将他释放了。邹祖培一听心里知道此事不妙，这或许是敌人欲擒故纵的把戏，一定是要放长线钓大鱼。他也不多说什么，他怕徐秋林已经变节，只让徐秋林赶快离开这里，此地不宜久留。
毛福轩和邹祖培他们分析眼下的形势，看来徐秋林现在也不能轻易相信，他们怎么就轻易把他放出来呢？他的妻子到底有没有死？现在支部的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尤其是对于徐秋林大家都提高了戒心。毛福轩越过木货店的联络站，单独与上级组织联系，以免再生枝节。
又过了几日，2月27日的晚上，毛福轩收到信息，次日早上在聚丰楼二楼茶馆接头，组织上有重要的任务要交接。这个时候他们对于任何信息都是小心翼翼。毛福轩把这个情况告诉邹祖培之后，邹祖培毅然地阻止他去接头，他觉得这很有可能是徐秋林设计的或者被他得知告密而成为的一个陷阱。毛福轩觉得这个时候是当机立断的时候了，不能再含糊，一定要把组织内部有没有问题的事情弄清楚了。他把自己身上的一个小包交给他：“这是三十五块钱，是我所有的积蓄，如果我出事的话，你帮我把它带回湖南去给我的堂客，让她一定好生伺候父母，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父母妻子！”他让邹祖培赶紧走，连夜将潜伏在局里和周边的几名同志都带走，回老家去也好，去其他地方也好，金山这个地方是不能再呆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毛福轩就带了枪去聚丰楼。为了安全起见，邹祖培把自己的枪也给毛福轩，让他装在棉袄里面的衣服中。到了聚丰楼他并没有发现情况不对，和他一起来的庞荣庭也不时警惕地看着周围。他们上了楼见到来接头的人说完事情，得知他们已经查明徐秋林确实有很大嫌疑。这时，他们听见下面似乎有什么动静，毛福轩立马暗示联络员下楼，自己依旧和庞荣庭坐着不动喝茶。他知道这时候他要是也下楼，势必会让联络员无法脱身了。就在这转眼之间，毛福轩从二楼的窗户看见联络员走入人群中，而下面施鹏程已经带着一干人马来了，看来县里警局是倾巢而动。队伍中还有不熟悉的人，特别奇怪的是那伙夫老朱也在其中。
毛福轩知道现在没有任何退路。他们一干人上楼来，老朱竟然走在了最前面。施鹏程拿着枪指手画脚地让食客们赶紧离开，这里马上要抓共党分子。看客们并不愿散去，都退在下面大厅围观。毛福轩知道这架势自己是在劫难逃了，他索性也就安静地等着他们走到面前。人都站定了，毛福轩才知道，今天这架势可是了得：县长涂开舆亲自出马，国民党中央党部调统室派遣专门的特务，会同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人，县警察局的所有警察，分局的所有警察，后面还押着徐秋林。
毛福轩笑笑道：“这么大阵势，这是要抓谁呢？”
枪都指向了毛福轩。施鹏程示意下了他的枪，那伙夫老朱走上前来说：“毛福轩你隐藏得够深的，大家都知道你叫毛恩灏，其实你是毛福轩，是共产党头目毛泽东的亲戚，你们一干人等隐藏在上海多久了？”
毛福轩心里还是狐疑，回问道：“这世道也是奇怪了，你个伙夫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的？”
这老朱笑笑说：“哈哈哈，我是烧了一手好菜，也还得感谢你给了我这份工作，我秦邦业也是忍辱负重为了党国！”毛福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眼前这个老鬼就是特务头子秦邦业。他也是隐藏得够深的，处心积虑地伪装成个厨子潜伏到警察局，也真是机关算尽。毛福轩镇定地说：“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一切，那就动手吧！”
秦邦业说：“想死还不容易，但是今天不要你的命。大家谁也不准开枪，他是条‘大鱼’，肚子里还有好多的情报大有用处！”毛福轩知道他们也没有全部摸清情况，他一瞬间从自己贴身衣服里掏出枪，照着秦邦业脑门就是一枪，这特务应声倒地。涂开舆见此情况连忙叫道：“不准开枪！不准开枪！”施鹏程一下子冲上去夺了毛福轩的枪，几个人拥上来将他围住按下。
毛福轩和徐秋林、庞荣庭一起被关进了上海监狱。
作为毛泽东的亲族，又长期在毛泽民身边工作，毛福轩被反动派认定了是掌握重要机密的重要人物，因此在狱中受尽了严刑拷打的“特殊待遇”。敌人始终不死心在他嘴里什么也问不出来，总是想尽办法想要突破他的防线。有一次，特务利用同案中一个叛徒诱毛福轩写“悔过书”，他顺手拿起茶壶就砸向这个叛徒的脑袋；还有人假装同情革命者，和他套近乎拉家常，毛福轩自然知道其中有诈，拿起门杠就追打他，至于老虎凳、十字架这些酷刑反动派也是用尽了，可是毛福轩依然不为所动。
问来问去只有一句话：“要杀就杀，叫我叛党办不到。”
到监狱里探视他的同志，见他被打得血迹斑斑，不禁泪流满面。他却反过来劝说他们：“不要难过，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要好好保重，任务还很重啊！”探监的同志问他有何吩咐，他从容地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遗书，嘱他们转给苦难中的妻子。遗书中写道：“余为革命奋斗而牺牲，对于己身毫无挂虑。对于家庭，上不能侍父母，下不能蓄妻儿，此乃终身遗憾。”
几个月后，毛福轩又被作为要犯押至南京。面对各种残忍的手段，毛福轩始终坚守如一。同乡来看望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却依旧视死如归。对于来者他总是这么一句干脆而响亮的话：“要死就死罢。”
5月18日清晨，大雨滂沱。毛福轩和另外四名同志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这年正是他的本命年，十二年前的本命年他参加了革命，十二年后的今天把绚烂的生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光辉的事业，献给了伟大的祖国。
他心怀光明地走在那条漆黑的路上，是执着前行的夜行者。他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用自己倒下的身躯，支撑起共和国大厦巍然矗立，他们永远屹立在光明无限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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